王世保(网名:净面尊者) 青年思想家，现代道家学派的开拓者，中医非科学派的创始人。1975年2月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98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和西方文化的批判，至今已完成《哲书》、《训道书》、《治极篇》、《玉诗编》（第一、第二辑）和《新诗篇》等著作，已出版《当代天空飘过一缕古风》。个人联系方式: wsb020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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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国广大民间中医同仁书 *
2007-06-16 09:38:36
告全国广大民间中医同仁书
——中国民间中医争取解放宣言
作者：王世保
全国广大的民间中医同仁们：
我们是中医，来自于民间，依靠师徒相授，传承着中医理论和治病的经验，并在医疗实践中积累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知识。
我们是中医，来自于民间，我们热爱传统文化，但我们更加热爱中医，我们愿意为了维护他人的生命健 康奉献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自学了中医，由于能够较好地领悟中医理论，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奏效更加显著。
我们虽然是民间中医，对于病人，却有足够的信心、知识和经验让他们远离疾病折磨的痛苦！但是，我们这些民间中医，现在对于那些受着疾病折磨的病人，只能望病而叹，我们已经丧失了往日行医的权利，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帮助他们！
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我们只有看着那些病人被西医折磨得倾家荡产，最终家破人亡，但是我们不敢出手施救，因为我们不愿背着非法行医的罪名！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我们只有看着那些可怜的病人被那些不中不西的洋中医进行着种种化验检查，最后背着承重的经济负担，却是收效甚微，我们仍然不敢出手施救，我们还是不愿背着非法行医的罪名！
但是我们悲怜，那可是我们只让这些病人花费很少就能治愈的！
以前，我们是中医的主体，我们推动着中医的发展；如今，我们却成了医疗队伍的流浪汉，只能望着我们心爱的中医日益消亡，却是无力回天！
我们被那些学院派的中医决策者和法律制定者剥夺了行医的权利！就是他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中医南郭先生，却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来给我们设定行医的门槛！他们要求我们同他们一样有着学院教育的专业学历文凭，他们要求我们同他们一样掌握大量的西医知识和操作技能！然而这些东西对我们治病有什么用？仅仅是摆设而已，他们却因此把我们排除在医疗队伍之外！
他们掌握着培养他们学院派队伍的国家教育资源，他们掌握着制定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决策的权力资源，他们彻底垄断了这个行业！
他们日益西化，日益丧失了中医的特征，然而他们却牢牢地阻拦在中医队伍的大门外，使我们不得进入！
他们让中医日益走向消亡，他们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因病返贫，因贫破亡！
他们正披着科学的合法的外衣，干着着异化中医、葬送中医的罪恶行径！
广大的民间中医同仁们！中医的希望过去靠着我们，现在靠着我们，将来还是要靠着我们！为了中医的振兴，为了能够用我们的智慧救治那些可怜的病人，我们应当争取我们应有的合法的行医权利！
广大的民间中医同仁们！相对于那些学院派中医，我们是被压迫者，我们需要打破他们制定的行规，打破他们禁锢中医发展的桎梏！我们应当争取我们应有的合法的行医权利！
广大的民间中医同仁们！砸碎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中医学院派制定的中医执业医师制度这个枷锁吧！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中医知识、经验和热情，我们就能够行医，这是我们的自由，这个自由需要我们共同去争取！
广大的民间中医同仁们！我们不仅要和那些堕落的中医学院派进行斗争，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更需要和那些江湖的中医骗子作斗争，净化我们的队伍，维护我们自己的荣誉！
广大的民间中医同仁们，为了中医的振兴，为了维护国人的生命健康，我们团结起来，一起为争取我们的权利和自由而奋斗吧！
中医学院派扼杀了我们，也就等于彻底扼杀了中医！我们解放了自己，也就等于彻底解放了中医！
历史将会再次证明，我们这些民间中医，只有我们，才是振兴中医的主体，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这就是我们广大民间中医争取解放的宣言！
附：广而告之，望广大的民间中医和支持民间中医发展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中国网络民间中医维权协会”（ http://q.blog.sina.com.cn/zgmjzywqxh ），打破学院派垄断行业,争取行医权利,彻底解放民间中医!
[ 本帖最后由 净面尊者 于 2007/6/16 09:34 编辑 ] -
王世保国医馆简介
2007-06-16 08:20:57
苍龙怒跃抚琴续 重奏炎黄万古德国医会馆欢迎海内外各位学者、朋友前来切磋论道!
身居净园 心怀天下
一、园主简介
王世保(网名:净面尊者) 青年思想家，现代道家学派的开拓者，中医非科学派的创始人。1975年2月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98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和西方文化的批判，至今已完成《哲书》、《训道书》、《治极篇》、《玉诗编》（第一、第二辑）和《新诗篇》等著作，已出版《当代天空飘过一缕古风》。
二、道家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道家新书》包括三个部分，即《净玄篇》、《哲书》和《训道书》，这三个部分对道家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包括内容上的和形式上的。
三、创立中医非科学派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科学,就不能用这种科学的路线来发展中医,中医的复兴需要其赖以存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复兴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乃是中医学界的历史使命！
中医非科学论思想的网络阵地：中国中医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网
地址: http://hexun.com/jingxiuyuan/default.html
邮箱:wsb0209@126.com
四、静修园系列
博客中国王世保专栏：http://jingxiuyuan.vip.bokee.com/
中华静修圆（新华网）：http://blog.xinhuanet.com/u/wsb0209
中国第一伦理博园（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33815054
中国中医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和讯博客）：http://hexun.com/jingxiuyuan/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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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驳房书亭:中医是科学？中医学界不需要撒谎！ *
2007-06-16 09:20:56
三驳房书亭:中医是科学？中医学界不需要撒谎！
作者：王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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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医论者：中医是伪科学！
中医学界：中医就是科学！
面对来自中医外部的指责与攻击，中医学界回应的主流声音就是坚称中医是科学。无论是废医论者还是中医学界，都把科学当成了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当下生存的合法性与认识自然事物的正当性的判定标准。
那么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科学能否成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具有决定其他学科是否具有生存合法性与认识事物的正当性的唯一判定标准？
一、划定文化边界是有效地区分中医与科学的办法
废医论者指责中医是伪科学具备了两个条件：
第一，中医自称自己是科学，这显然是中医学界自己认定的。如果中医学界不认为中医是科学，那么指责中医是伪科学的前提就不存在。
第二，科学有自己的判定标准，换句话说科学的特征是什么？
显然，指责中医是伪科学的废医论者所持的判定标准就是中国在五四时期从西方文化中传入的“赛先生”，严格讲来就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
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四元素学说，成型于十六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人在泰勒斯等哲人提出的四元素说基础上构造出了自然哲学体系，这是近代科学的雏形，但它由于没有与数学和实验进一步融合，并没有成熟起来。科学从哲学中完全脱离出来是欧洲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作出的，它的标志就是用实验来建构抽象的实体模型，用数学来表达一个孤立的可控系统。
自然科学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彻底影响了西方文化中的各个人文学科。这些人文学科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典范，效仿并吸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进而把自己转化成了第二层级的科学体系。
因此，总的说来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抽象孤立的实体进行理性建构（实验）；
（二）用一种数学式或者抽象的概念语言进行逻辑性的表达（公式）。
在近代，西方人为了区别开科学与形而上学，不少科学哲学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判定标准，如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范式理论等。这些理论虽然对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效用，但是它们仍然不能把二者完全有效的区别开，对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模糊边界正好说明了形而上学是科学的根基，它们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正象科学的内在的原理恰是形而上学中的原子主义一样。
那么如何区别开中医与科学之间的区别？
我个人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撇开西方的科学哲学家提出的那些科学区别于形而上学的判定标准。中医与科学分属两种文化体系，那么我们只要把划定中医与科学之间的文化边界就可以把二者截然区别开。
中医是在以六经、儒家和道家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中土生土长的，而科学是在西方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属于东方文化，科学属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显然没有西方文化那样的理性特征。
东方人认识自然事物是把认识对象放在自然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这种认识路径所常用的思维方式就是直觉体悟、取象比类，它不同于西方的那种破坏性的理性建构。东方的这种整体认识路径往往能够深刻地体悟到自然万物之间的紧密的自然关系，而这是在实验室里靠理性建构的模型所永远认识不到的；另外，这种自然关系由于不是来自于独立的抽象模型，它也是不能被数学公式所表达的。
因此，东方文化以及中医区别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医不是理性主义文化。这就是中医与科学的本质区别。
二、科学不能作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唯一判定标准
人类社会地域的融合导致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对于我们中国而言，我们有自己的固有文化，也有从西方传进来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各自有各自的发生史，各自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二者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社会里，本应该相互包容，互相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
但是，恃强凌弱的现象也存在于多种文化并存的文化领域里。中国在近代受尽了西方的凌辱之后，便基本遗弃了自己的固有文化，大肆发展西方文化，尤其是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建设的科学。
为了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国政府在广大民众之中极力宣扬推崇科学的理念。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全程教育逐渐促成了一种狭隘的唯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把科学上升为真理的代名词，以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判定东方文化相关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认识事物的正当性。
用西方文化内在的认知标准去作为东方文化体系的认知判定标准是荒谬的，它突显了唯科学主义的霸权意识。“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相同的自然事物，不同的文化体系下，人们会采取不同的认知途径，得出的结果也必然会不一样。东方以中医为代表的认识自然的方法本与西方的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认识自然方法是并列存在的，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发生过程，绝不能错误的把中医放进西方文化的发生史中进行考察，然后得出一个先进与落后的结论，既而要求用科学代替中医。这就象黄色人种有黄色人种的演化史，而白色人种有白色人种的演化史，决不能把二者混淆在一起进行考察。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应当持着一种共生的态度，让科学与中医互相包容对方的存在，进而相互借鉴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
三、中医学界不需要撒谎
中医不是科学，但是中医学界为了在那种狭隘的时代精神面前获得自己存在的权力，硬是把自己装扮成科学，以便获得自己当下生存的合法性与认识自然事物的正当性。
于是中医学界硬是撒谎道：中医就是科学！不信，我就证明中医的科学性给你们看看！
为了证明自己的所谓的科学性，中医学界一部分人士对西方科学的明显特征置之不顾，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随意扩大科学的定义，弄出一个所谓的广义的科学定义，然后把中医塞进去，然后自欺欺人地把中医变成了科学；一部分人士则在力图用西方的科学来阐释中医理论，企求证明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的一致性与有效性，进而证明
中医的科学性，然而那些阐释的理论所指与中医理论的所指明显是驴头不对马嘴，科学在中医理论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面孔，而不是什么中医理论的本质和科学内涵；还有一部分人士则在科学的理论形态的示范下，扭曲中医的外在理论形态，搞什么中医理论的标准化、量化和客观化。然而标准化的中医理论成了毫无用处的教条，而量化的和客观化的中医理论也无非是西医理论的替代。
谎言终归是谎言，中医学界持着的“中医是科学”的观点也让中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方面中医备受伪科学的指责，一方面正在被科学异化走向消亡。
中医学界这种毫无主体意识的做法最终葬送的是中医的存在。
那么中医学界有必要撒这个谎吗？
没有必要！
既然中医与科学代表着两种并列的认识自然事物的方式，我们就没有必要把中医自欺欺人地归属于科学的名下！
我们需要批判当前的这种狭隘的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医作为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争取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争取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与认识自然事物的合理性。
我们需要挺立中医作为东方文化所具有的合理的非科学性，为中医的发展培育固有文化的土壤，进而让中医走向合乎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
这才是正道！
那些善意的撒谎者必将受到自然无情的惩罚！ -
发展中医：不要把钱学森的谬论当指导 *
2009-12-08 11:10:59
发展中医：不要把钱学森的谬论当指导
作者：王世保
《中国中医药报》在12月7日刊登了《钱学森：中医现代化是地道的尖端科学》一文，该文通过原国家科委医药卫生处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中药质量司司长丛众与钱学森在1986年11月就“中医药发展和研究”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形式再次突显钱学森对中医药发展的个人之见。就在中医遭受近百年科学化的异化而日益衰败的今天，作为指导中医药发展的国家级报纸再次刊载这样一篇对中医的发展充满唯科学主义谬论的文章，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中医的发展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是针对中医科学化的批判，而不是继续去强化它。
写这篇文章丝毫不会贬低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功绩，也不是要对已经逝去的钱学森老人进行毫无理智地人身攻击以哗众取宠。我个人认为中医学界可以以其他形式去怀恋这位功勋卓著的逝去的老人，但绝不能因对其进行盲目地个人崇拜而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以致于毫无选择地用其误导中医发展的言论继续去强化这种误导。在中医药领域里，我暂且认为自己还能辨别一些是非，所以我就本篇文章来剖析钱学森在生前基于唯科学主义的信仰而做出的关于中医发展战略的一些谬论，以免其进一步对中医的发展做出异化性的误导。
一、谬论之一：中医理论的阐述是思辩性的自然哲学
真理就是真理，谬论就是谬论，它们不会依附于哪个伟人而发生质的转变。无疑，钱学森是中国科技界的巨擘，但他在与西方科学文化有着质的区别的中医文化领域里却是一位无知者。
“大家都说用多学科来发展中医，也就是让中医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发展中医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钱学森语）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钱学森把中医归属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范畴里，这是必然的。凡是具有唯科学主义狭隘意识的现代科技工作者都会不顾东西方两种文化并列发生的历史事实，荒谬地把中医纳入现代自然科学发生的逻辑序列里。现代自然科学是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它们同属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是中医的发生却是独立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之外的，它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现代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差别。
我们知道古希腊自然哲学始于四元素说，而四元素说只是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简单地理性认识，属于思辨性的构成论。四元素说虽然内容直观贫乏，却内涵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原子主义的萌芽，成为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起源。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利用理性主义的建构实验和原子主义的还原思维建构出了现代自然科学。总之，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是还原性的逻辑思维，其理论形态则是一种建构性的理性思想。与现代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中医理论始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阴阳五行理论不像古希腊的四元素说是一种简单的宇宙构成论，而是中国古人在基于长期的天文物候观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的总规律。它把天、地和万物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一句话，阴阳五行理论内涵的思维就是直觉类比思维，其理论形态则是直描的唯象学说。正是因为阴阳五行理论是对日月五星运行对地表生物影响的规律的高度总结，而日月五星运行具有不易的重复性（这是由太阳系的结构决定的），所以阴阳五行理论自从其建立起就没有再发生变易和更替，具有永恒的真理性。
现代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概念是从还原性的逻辑思维中衍生出来的，它根本不具有唯象的表述功能。要具有唯象的表述功能，就必须建立在对自然事物进行整体的直觉类比思维基础之上，这正是中医理论区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独特之处。钱学森一开始错误地把原本就是唯象的中医理论曲解为思辨性的自然哲学，而后又要用根本不具有表象功能的现代科学技术去将其曲解的中医理论改造成“唯象理论”，其认识充满了混乱和错误。
二、谬论之二： 把中医纳入到科学技术体系里带来一次科学革命
现代科技有现代科技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中医有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它们本是两种异质文化各自的重要组成部分，驴头非要戴在马嘴上，这样捣鼓出来的只能是一无是处的怪物。
“更深一步的工作是把中医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钱学森语）
就像钱学森在前面不着边际地要用根本不具有唯象表达功能的现代科技理论去把本是唯象的中医理论改造成“唯象理论”一样，这里钱学森又要用被改造后的新中医去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创新，继而发动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认识的边界，这个边界是由其内在的思维划定的。科学有科学的认识边界，这是由理性的逻辑思维划定的。那么科学认识的边界是什么呢？它的认识的对象只能是通过还原思维被建构出来的非自然事物。当然，中医有中医的认识边界，这是由直觉的类比思维界定的。那么中医认识的边界是什么呢？它的认识对象就是不加任何主观干扰和建构的自然事物。这就是说现代科学认识的对象是非自然的次生态的人工造物，而中医认识的对象就是自然的原生态的自然物。
不同层面的事物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进而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现代自然科学只能利用还原的逻辑思维在被建构出来的次生态的人工造物中去发展自己，而中医只能利用整体的类比思维在自然的原生态事物中去丰富自己。这两个本是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的学科体系，又如何象钱学森那样想当然地互相改造呢？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改造只能带来中医的异化性消亡，而中医理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改造恐怕带来的也将是现代科技理论的异化性消亡。这就是为何在现实中不仅没有产生现代科技革命，就连那种推动现代科技革命的新中医的影子也没有出现，有的只是不伦不类的中西杂合的理论怪胎。
中医有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当钱学森用现代科技的那套逻辑思维和理论框架去认识中医时，必然是扭曲和浅薄的。如果把钱学森基于唯科学主义信仰而对中医发展产生的扭曲和浅薄的认识去作为中医发展的指导，那么这种不辨是非的个人迷信必然会毁掉中医事业。不是吗，中医正沿着钱学森指导的中医科学化的路线日趋衰败和边缘化。我们的科技团队上马的一个又一个的中医现代化项目，有的只是基于唯科学主义的曲解和贬低，带给中医的只是更加严重的异化和衰败。
为何我们的中医学界总是一年又一年的重复那些唯科学主义的谬论，即使是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回头，哪怕进行有效的反思？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对科技工作者的迷信，中医学界只有彻底抛弃这些文化自卑和无知，重新摆正自己的文化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复兴！ -
祸害中医的“中医院”不应该继续存在 *
2009-10-17 09:41:45
祸害中医的“中医院”不应该继续存在
作者：王世保
据《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10月16日报道，在中国科协于北京举行的第三十六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中医药专家，就中医院收费过低而出现生存危机问题进行了热议，一些所谓的专家就拯救中医院继续老调重弹。
就我个人看来，中医学界还在为怪胎“中医院”的生存出谋划策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比如本次会上那些专家们提出的拯救中医院的“良方”无非就是提高中医院诊疗服务价格、给予那些伪中医们财政补贴、继续保持西化倾向之类的危害中医和人民利益的白痴建议。近代中医发展史说明，中医院的产生不仅推动了中医的西化性消亡，而且也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利益。对于一个纯粹是效仿西医而违背了中医自身发生规律和本质特征的“伪中医诊疗服务场所”，还有必要继续浪费国家财政资金让其苟延残喘下去吗？
一、“中医院”的形态不符合中医本质特征
我们知道中医自古就是在民间以个体家庭诊所的生存形态发挥着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象西医院那样的规模化存在形态根本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在科学主义的主导下效仿西医兴建了大量的中医院，并从国家财政和法规上给予大力支持，使其成为中医目前发挥社会功能的主要终端形态。纵观中国的中医史，不难发现中医院的存在形态完全是中国政府在科学主义的主导下愚蠢地强加给中医的，它注定是一个不能存活的畸形儿，因为它违背了中医自身的生存形态和发生规律。
“医院”这种规模化的医疗服务场所本是西医在近代发展的产物，它是从西医的内在衍生出来的。就像规模化的工厂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一样，规模化的医疗服务场所“医院”也是建立在医疗分工和诊疗程序复杂化的基础上的。诊疗分工和程序复杂化本是西医内涵的还原思维所产生的固有特征，割裂的还原思维把一个完整的医疗服务分成若干个环节，每一个环节作为一个治疗工序，比如初检、化验、仪器诊断、诊断处方、施药等环节在西医那里都是由不同的医疗人员进行的，它们既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分工化的诊疗形态必然会使得西医的诊疗服务趋向规模化。同时，这种诊疗服务的分工化和场所的规模化又是与其高成本、高利润一起共生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不同的医疗人员，每一个环节都会因其不同的诊疗服务而向病人收费，这样不仅医院的诊疗成本高昂，而且在高成本上同时能够取得高利润。这就是为何西医导致各个国家出现医疗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与西医的诊疗特征相比，中医就显得简单的多。中医家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辨证施治，再从处方到给药的全部诊疗过程。而且中医的诊疗过程是不可分割的，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医那种分工化和规模化的“简便廉验”的特征。“简便廉验”的特征决定了中医只能以个体家庭诊所的存在形态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因此，中医不适合以规模化的诊疗服务场所出现，中医院本身就不应该存在，它的存在只能导致中医的西化。中医的诊疗形态还是家庭化的个体诊所，我们的国家本应该放开对中医诊所开办的“规划性”的限制，让其恢复自己的原生态。
二、“中医院利益共同体”正在危害中医事业
中医院是一个违背中医发生规律的政治性产物，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畸形儿。中医院本应该被淘汰掉的，但中国政府对其近半个世纪盲目地、愚蠢地扶持，仍然使得大量的中医院得以存在。这些中医院里面的“伪中医”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依靠着国家政权不惜通过对中医进行西化性的异化和进一步损害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利益，去维持自己苟延残喘的存在。
规模化的医疗服务场所必须能够获得与其相适应的高额利润，但是中医的“简便廉验”固有诊疗服务特征与这种规模化的要求根本不相适应，这就使得各个中医院发育不良。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存在，“中医院利益共同体”就不可避免地对中医进行西化，以此获得高额利润。比如在中医诊断上，抛弃“望闻问切”四诊，使用西医的各种诊断设备和仪器，美其名曰“辨证与辨病结合”；在治疗上，抛弃简单的针灸和汤剂，使用科学化的中医治疗仪器，或者开具西药和中成药；除此之外，还像西医院那样让患者住院，通过住院治疗进一步从病人身上获利。中医院的西化倾向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批判和抨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中医院的利益和生存。
当中医院的西化倾向遭到质疑和诟病之后，一些所谓的中医专家们为了继续让这个怪胎苟延残喘下去，又开始撰文在社会上散布歪理邪说，说什么中医院诊疗服务收费太低，国家要么大幅度提高中医的诊疗服务价格，要么对其给予财政补贴。对于这两个要求，前者显然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它没有可以肆意提高诊疗服务价格的物质基础，中医“简便廉验”的特征明显地阻碍着中医诊疗服务的提价，而且中医院肆意提价会加剧中国目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危机；对于后者，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措施，因为这个怪胎本身就是依靠国家财政扶持起来的，中国政府要想让这个危害中医和人民利益的怪胎继续存在，就必须继续浪费全国纳税人的钱财往里面进行补贴，白养着一群打着中医的旗号却不为广大人民提供“简便廉验”的中医诊疗服务的“伪中医”们。
综上可以看出，中医院这个政治怪胎为了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只能走西化、提价和财政补贴三条路。然而，西化最终会导致中医走向异化性的消亡，提价却会加剧中国目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危机，财政补贴则让这个怪胎继续阻碍中医按着自身的发生规律发展。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继续让“中医院”这个政治怪胎继续存在下去。
中医院必须被解散，家庭化的个体中医诊所必须被放开。只有遵循中医自身的发生规律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医的发展，促进中医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的健康服务。因此，愿意不愿意解散中医院，这也是考验国务院能否按着中医自身发生规律发展中医的第一步！ -
破解现代中医院西化的生存困惑 *
2008-09-10 11:27:47
破解现代中医院西化的生存困惑
作者：王世保
问题一：您认为目前中医院管理方面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王世保：目前中医院管理方面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以西律中，导致中医院西化倾向严重，给就医者带来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医院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具有中医自身特色的有效治疗，中医院在这种西化的管理体制下不能充分发挥中医自身的治疗优势，呈现给患者的实质上是三流的中西医诊疗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中国人民健康的一种间接损害。
造成这种管理弊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现代的中医院组织模式不太适合中医的诊疗形态。
中医自古都是以个体诊所的形式存在着，中医家往往就在家为周围的乡邻看病，既能开具汤药，又能根据患者的病情自制丸散膏丹指导其服用，充分发挥了中医的简便廉验的优势。中医院却是在近代由国家效仿西医院建设而成的，各级政府在组建中医院时，并没有弄清医院这种规模化的集中诊疗形态事实上是由西医自身的诊疗特征决定的。首先，西医完成对病人的诊疗需要多个专业相互配合，其诊断和治疗是分开的，开处方的临床医师不做检验，而做检验的不能开处方，各个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配合才能完成对病人的诊疗；其次，西医因疾病分科太细，需要综合多个专科才能便于治病。西医的这种分工合作的诊疗方式和严格分科的特征自然成就了医院这种规模化的集中诊疗形态，而在中医那里诊断和治疗是由中医家独自一人来完成的，而且中医家往往是集内科、外科和妇科等一身，便于单独进行诊疗。当中医效仿西医也以集中的医院式的诊疗形态存在时，就为中医院的西医化倾向提供了基础。
第二，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之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医院既是一种医疗机构，也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否则它就难以继续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中医院与中医诊所相比，具有规模化和经济实力优势，它能够购置那些昂贵的西医诊断仪器，引进相应的西医专业技术人员，然而这种高成本的投入必然需要高利润的回报，于是中医的那种简便廉验的优势就不能继续保持，否则这些引入西医诊断仪器的中医院就会入不敷出。因此中医院必然要求中医师要象西医那样对病人进行仪器诊断，放弃毫无利润可言的望闻问切四诊；开具价格较高的西药和中成药，弃中药汤剂而不用。这就导致了中医院走向西医化的结果。
总之，由于中医诊所的数量受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的限制，而作为目前中医诊疗的主要组织形态的中医院日趋西化，只能让中国人难以得到西医所没有的具有中医特色的诊疗服务，这是中国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对中国人健康的一种间接损害。
中医院的西化对于整个国民健康而言是得不偿失的。
问题二：不少人认为，中医院管理应该跟企业管理一样，聘用职业管理者担任院长，而不再沿用医院技术骨干提升为院长的方式。您怎样看待这个观点？这两种院长之间各有什么优势和短处？
王世保：提倡聘用职业院长是目前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这既是适应中国国内医疗市场化的需要，也是对国外医院管理经验的借鉴。
一般说来，西医的专业分化的比较细，由西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知识面比较狭窄，对其他非医疗领域的管理、营销和法律等知识比较缺乏。所以中国西医院传统上任用的技术型院长与现代的职业型院长相比，多是医疗技术领域的专家，能够强化对外学术交流，能够在本院有效地组织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创新和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是他们却疏于医院的具体运营，比如在医院的企业文化建设、医院品牌的塑造、医疗服务的营销以及熟练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等方面却相形见拙。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国有医院受到政府的扶持，技术型的院长可以不用过多地考虑医院的长期生存与发展，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各种医疗机构竞争日趋激烈，医院的运营就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时那些技术型的院长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医院，必然会在竞争中趋于劣势，甚至被残酷地淘汰掉。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当前提倡职业型院长是合乎时势的，也是医院发展的必然趋向。
当然，现代的职业型院长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尽善尽美，他们也有一定的弊端，这就是他们的医疗专业知识相对缺乏，对相关专业技术的最新进展不太熟悉，这就会导致他们在主导医院发展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决策和医院的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处于劣势，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同时职业型院长由于过分地注重医院的效益，不能有效地集中医院的技术资源推动本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讨论技术型院长和职业型院长时，只是对院长进行理论上的简单分类，管理是一门艺术，它与个人的天赋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现实当中也有不少技术和管理兼而有之的，他们既是医疗领域里的专家，又能有效地经营医院，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复合型医院院长。所以，如果某个医院的院长有所偏向的话，还是要组建一支互补的团队，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推动医院的发展。
上述仅是从西医院长的角度而言的，技术型的中医院院长与西医院院长却有着一定的区别，这是由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医不像西医那样学科独立性比较强，中医是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发生出来的，一个合格的中医家不仅仅需要掌握中医药理论，还应精通儒家和道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本身就含有治理社会和国家的内容，正如古人所言“上医医国”，所以一位合格的技术型中医院院长不仅中医诊疗技术和水平要高，而且也应熟谙医院的管理，能够把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中医院的管理之中，继而为中医院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工作。
问题三：您怎么看待目前大部分中医院的西医药收入远高于中医药收入的现象？
王世保：中医院虽然担负着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但它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存在与西医院一样是以获得利润为支撑的，众多的医疗机构激烈竞争的环境强化了盈利对于每一个医疗机构能够生存下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为中医院主要的诊疗手段，中医远没有西医具有获取高额利润的优势。比如在诊断上西医通过使用各种类型的诊断仪器获取诊断费而得利，但中医只有简单的望闻问切四诊，就不具有通过这种途径获利的条件；在治疗上西医通过手术或者是开具价格昂贵的西药来获利，而中医一般都是开具便宜的汤药，多数患者拿药后在家服用而不用住院。因此在获利上，中医相对于西医的“简便廉验”的技术优势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劣势。这样，在国家没有出台相关的法规禁止中医院使用西医的诊断仪器和西药的前提下，那些中医院必然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购置各类西医诊断仪器、引进西医人才、强化本院中医师的西医培训工作，继而通过西医的诊疗途径来获取利润。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相关的国家法规约束，中医院完全变成了一个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哪种医疗手段能够赚得高额利润，中医院的管理者就采用哪种方式，不管它是中还是西。
因此这种现象是在国家关于中医院的管理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由医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像一股直前的水流，只要阻拦一下它就可以改变流向。韩国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通过法规约束中医院，禁止中医家向病人开西药，那么韩国的中医院就不会产生上述现象。
问题四：对于中医院的管理者而言，应该如何突出中医药特色以及扩大中医药的收入比例？
王世保：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国家运用法规对中医院进行干预，强制性地约束其西化行为，要想让中医院突出中医药特色以及扩大中医药的收入比例是很困难的，但是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这需要中医院管理者对中医院的组织形态进行转型，我提出一种“院包所”的中医院组织模式，它类似于过去的国医馆，就是一个中医院内包含多个独立的中医诊所，处在中医院里的中医诊所既能保持行医上的独立性，也能保持管理上的统一性。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中医院不再象西医院那样按着科室划分，而是按着聘请的中医家个人进行划分，比如“王某某诊疗室”、“李某某中医馆”等等；
第二，改变过去一个科室几个中医家轮流看病的状况，每个诊所内的中医家要始终在里面看病，不是全日制的，而是全周制的，这样便于患者能够就某一位医家连续就医；
第三，中医家在诊所内行医是独立的，但是配药、所有中医家医疗服务对外的宣传以及院内的管理是统一的，施行按劳分配的薪金机制；
第四，强调中医家的中医医疗水平，不再购置西医的诊断仪器和西药，对入住各个诊所的中医家施行淘汰制，定期清理那些中医技术水平低下、病人不愿就医的中医家。
只有中医院能够显著地突出中医文化的特征和自己的特色，把中医家的诊疗水平提上去了，使得那些倾向于中医治疗的患者就医后没有受到欺骗和愚弄的感觉，确确实实地享受到了中医“简便廉验”的恩惠，那么来此就诊的患者必然就会增加，而患者数量的增加带动的就是中医院收入的比例相应的增加。有了自己的高水平的中医医疗服务，那么就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
多数中医院在当前之所以不景气，恰是它们的西化行为所致，这就是应了俗话“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西化中医院既不能为患者提供一流的西医医疗服务，也不能名副其实地提供中医诊疗服务，那些倾向于就诊中医的患者在此就医后，会有一种受到欺骗和愚弄的感觉，那么他们下一次生病后就不会再来此就医。这就导致了大量患者的流失，因为他们情愿到一流的西医院里去接受西医师的治疗，而不愿再到具有三流中医水平的中医院那里去接受只有三流水平的西医技术的中医家的治疗。疗效水平下降、名不副实最终导致的是患者的减少，而患者的减少必然导致中医院的收益大大地下降，没有了收益，其生存必然成了问题。这是所有中医院的管理者需要警醒的。
问题五：请您详细谈谈您对中医院管理者的建议。
王世保：中医院同西医院一样肩负着维护国民健康的社会功能，但由于诊疗技术的本质不同，中医院提供的是西医所不能具备的“简便廉验”的医疗服务，因此它就应该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名副其实的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以充分发挥中医的社会功能，解决当前国内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作为中医院的主要经营者，中医院的管理者既有维护中医院生存的责任，也有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名副其实的中医医疗服务的义务。因此，针对国内的各级中医院的管理者，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扭转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观念，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
中医院同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首先维持住自己的生存，才能谈得上为病人提供有效的中医诊疗服务。但医药本是一种济世救人的仁德之业，对于中医院的管理者而言，必须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我是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简便廉验”的中医诊疗服务来获得自己的存在地位的，而不是为了盈利可以随意利用任何能够用的中西医诊疗途径，因为我姓“中”，而不是姓“西”或者是“中西医结合”；如果我仅仅是为了去赚钱而开办这个医院，那么我又何必不去开办更具有“钱途”的西医院或者中西医结合医院呢？
“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来获得中医院的存在地位”应是每一位中医院管理者所应具有的信念，没有这个信念，必然会滑向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深渊，继而不择手段地去西化中医院。
因此，广大中医院的管理者应该扭转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观念，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坚定自己的信念。
第二，要能挖掘人才、任用人才和培养人才
人才是任何一个企业的第一要素，是决定着每一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才的重要性对于中医院而言同样如此，这就要求任何一位中医院的管理者都要能挖掘人才、任用人才以及培养人才。
我们知道现代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多已西化，临证水平非常低下，而真正具有一技之长或者中医诊疗水平高的多在民间。就是那些民间医生，有的是师承的，有的是自学的，对于这些人他们一般在乡邻里都具有较高的声誉，也容易找到，我们的中医院管理者没有对他们进行歧视的任何理由，应充当慧眼伯乐，去挖掘他们，请他们到医院工作，开办具有特色专科的个人诊所，去为病人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同时，要为他们配好徒弟，传承他们宝贵的医疗经验，储备医院的后备力量。
事实上，我们的中医院管理者只有充分地挖掘中医人才、创造性地使用中医人才，才能大大地提高本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而只有高水平的不失中医特色的医疗服务，才能赢得广大患者的信任，处得市场经济大潮下百舸争流之中的不败地位。
第三，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地开拓中医院生存的新途径
现代中医院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态都是在近代效仿西医院而成的，它们并不适合中医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导致了中医院的西化，因此现行的中医院管理体制和组织形态还很不成熟，这就为我们的中医院管理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地方。
作为一个向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中医诊疗机构，如何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简便廉验”的优势，又能获得足够的经营效益，这是每一个中医院管理者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求中医院管理者具有一定开拓创新精神的。比如如何打破中医院采取的一贯的西医院的组织模式，使其具有中医文化的特征；如何依据中医的文化特征，去开拓中医院新的服务领域，例如向病人提供保健、养生的服务；如何依据便民的需求，在大中小城市的社区或者乡镇设立附属的小型的医疗站所等等。
我要强调的是中医院的管理者开拓创新的方向绝不能迷失在西医领域里，要在中医领域里，要能体现中医的文化特征。
第四，要做一个中医文化的宣传者
中医与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中国当前的国民教育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教育，加上在近代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传统，这样的文化环境已经塑造出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中医的现代中国人，他们患病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到西医院去就诊。这种状况使得中医院与西医院在受众的竞争上处于劣势，不利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既然西医的赖以存在的文化氛围由国家通过各种教育资源来强有力地塑造的，那么中医赖以存在的文化氛围就要由中医家自己来进行有限地营建。为了增加受众的数量，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中医院的管理者不能仅仅埋头于医院的管理工作，还应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些未来的受众，即做一个中医药文化的宣传者。
相对于个体中医诊所而言，中医院具有人财物集中的规模优势，因此中医院的管理者应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时常组织本院的中医家到社区或者以其他有效地形式宣传中医药文化，转变那些已经完全西化了的市民，增加他们对中医的了解和信任。
每转化一个不信任中医的老百姓，也就至少增加了一个就诊于中医的潜在患者。中医院的管理者宣传中医文化也就是在宣传自己，也就是在为自己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
总之，当中医院成为中医存在的主要诊疗组织形态时，中医院的兴衰就直接决定着中医的兴衰，因此，中医的振兴需要千千万万个中医院的振兴，而中医院的振兴却需要千千万万个能够坚守中医信念，不断地为中医院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创新的中医院管理者。我们期待着这样的管理群体的出现！ -
复兴中国古典文化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须 *
2008-08-09 12:32:10
复兴中国古典文化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须
作者：王世保
中医是在上古六经、儒家和道家为主流的中国固有文化环境里发生发展的，这种文化环境为中医生存的合法性和认识事物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医在经历过20世纪的衰落之后要在21世纪走向全面复兴，那么这些支撑中医理论存在的中国固有文化全面走向复兴必然是基础。没有这些中国固有文化强有力地支撑，中医在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里只能继续接受科学的肢解和西医的异化，而中医的复兴就只能成为空谈。
要复兴中医就必须复兴中国古典文化，这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即我们在未来能不能再次复兴已经衰微至极的中国古典文化？我们知道，任何文化的复兴运动都要符合历史的发展潮流，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复兴中医而去复兴中国古典文化，如果这个文化复兴运动不符合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那么我们进行的这种文化复兴的工作就会成为个人或者少许人士的一厢情愿的活动，也必然会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因此在论述复兴中国古典文化之前，首先得论述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关涉到中医能否真的在21世纪得到有效地复兴与发展。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国内最近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中古典文化复兴的热潮，我们从这种现实就可以大致地看出为了振兴中医而进行的中国古典文化复兴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这就为我们中医学界和关注中医发展的人士振兴中医和复兴中国古典文化提供了动力和信心。
一、中国的固有文化并不是落后
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纪的衰落，中国国内的大多数人士都是认为那是中国古典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所致，这种认识几乎成为了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较性认识的常识。但是我们只要深究这个说法的来源，就不难发现它本是源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推崇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遮蔽了人们对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深层次的剖析与比较。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如果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果真是落后的，那么它就永远会被替代掉，永远没有实现复兴的可能。但是只要我们对这两种文化及其塑造的文明进行公正的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并没有落后，而是在诸多的领域具有西方文化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中国在近代之所以遭受被动挨打，本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造成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各自塑造的人类生存的文明形态也是迥然相异，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可比性。东方文化的终极目标追求的是整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整体和谐的追求，导致中国人在自己长期的生存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关于自然万物之间微妙的整体联系，并通过对各种自然联系的利用，使得自己在生存过程中趋吉避凶，达到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深度和谐，进而更好地生存。整体和谐的价值追求拟制了每一个社会个体内在的欲望，继而阻止了中国人对自然的掠夺，而建立在整体和谐价值追求基础上的中国文化最终塑造出来的就是具有宁静和精神性特质的文明。
西方文化则是以理性思维和分裂的原子主义来认识社会和周围的自然事物。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建立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基础上的科学文化体系以一种理性的还原思维探索的是自然事物之间抽象的非自然关系，进而构造出了一个抽象的理性知识世界，人类可以从这个主观建构的理性世界之中衍生出众多的能够加以物化的实用技术，进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提供了无限种可能的制造人工造物的技术路径；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源于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传统的政治哲学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这种以实现个人利益为至上目标的个人主义思潮以理性的权利主义文化形态推进了社会个体欲望的放纵。科学主义和权利主义在相互推动的状态下造成了对自然的巨大破坏，这就必然造就了西方强大的具有侵略和破坏特质的物质文明。
西方物质文明的不断强大，必然会导致西方社会有着足够的工具和条件对东方社会进行疯狂地侵略和掠夺，进而破坏掉东方社会的宁静和东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因此，中国的被动挨打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是它们所塑造的人类生存形态的差异导致的。随着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时中国古典文化以自己内涵的整体和谐的精神又具有了普适的现实意义，这就为中国古典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提供了契机。
二、西方文化带来的世界性人文危机需要儒家文化的复兴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化随着欧洲的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四处侵略在二十世纪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通过上升为各国的国家意识而占据了世界文化的主流，由西方文化所塑造出来的西方工业文明也随之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随着西方文化的普及和西方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泛滥开来，它带来了人类的集体纵欲和堕落，进而导致了整个人类生存的人文危机。
我们知道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以个人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本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而产生的，它把整个人类社会解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原子，然后将这些个体原子放在终极的地位上，于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就成为了整个社会需要为其服务的至上目标。这种个人欲望的诉求又以理性的权利概念加以伪饰起来，通过各种法律体系的合法规定进一步申张出来。从西方社会的近现代史可以看出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带来了三种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第一种，个人主义所内涵的唯我原则带来了极端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使得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掠夺、剥削和奴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出冷漠，缺少应有的社会关怀；
第二种，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里充满了竞争，包括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这两个领域里的竞争带来的是社会财富和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垄断进一步造成了压迫和争取权利的斗争，因此这种社会不断地通过竞争在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仇恨。
第三种，个人主义的个人至上原则刺激了一种本能的纵欲主义，它以权利的形式瓦解了漫长的古代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存在层次的各种道德，使得人类几乎堕入一种赤裸裸的放纵的畜生境地。个人主义带来的是个性的申张，而个性的申张最终带来的是反文明的野蛮化，继而推动了人类整体的堕落。
个人主义推动的是社会个体欲望的放纵，欲望的放纵消解了个人的人生意义，因为人生的意义是在社会之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它最终造成的就是社会个体心灵的普遍空虚的状态，这就是西方思想家常常对自己文化进行批判所谈到的精神危机或者说是人文危机。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国内泛滥，那些学舌的社会精英们不断地宣扬个体至上的价值，瓦解社会集体主义思想，突出个人原始本能欲望的重要性，不断地破坏着尚存的原有道德观念，进而推动着中国社会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堕落。抛弃了固有文化，我们没有了自己文化的路标，只能跟着西方文化前进的步伐，拼命地在后面奔跑，随着西方一起堕落。一股又一股的西方文化思潮不停地冲击着这个古老而又智慧的中华民族，抓住那些脆弱的生命把他们无情地扔向欲望的海洋。当西方的思想家们在大力批判其文化的弊端以寻求解决现代人文危机的出路的时候，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又在东方社会开始酝酿。
人类的文化是多元性的，在起源于古希腊文化的现代西方文化将人类带入前所未有的人文困境的时候，在他们的思想家们正在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投向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固有文化，一个具有五千年生存智慧的民族创造出来的曾经智慧地指导过该民族宁静而又和谐地生存了五千余年的文化。无疑，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固有文化中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儒家文化对于解决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世界性精神危机的希望。
要想扭转这种人类堕落的趋势，必须重新在人类社会中立起以社会为目标的非个人主义的思想，即把从实现个人欲望的最大化满足的目标转归到以成全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上来，而这种人生观就蕴含在儒家文化里。依据儒家思想的经典《大学》里的论述，儒家的主要人生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化里，个人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元素，其人格是在社会中得到规定的，即在家族、国家和天下这几个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里得到完善和展现的。儒家思想体现出来的个人存在的意义指向的正是社会，要把促进社会的完善（即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和谐状态）作为个人所要追寻的最终目标。
在儒家思想看来，个人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还是要做好准备的，也就是要通过修身完善自己。何谓修身？修身就是指一个社会个体要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践习在自己的社会演变中长期形成的各种社会秩序的规定，继而保证自己进入社会以后，能够严格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并在这种社会秩序维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其得到改善。一个人通过不断地完善自己进而完善社会的同时，这个逐渐走向完善的社会也在同步地塑造其他社会个体，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格就是在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与社会整体一起走向完善的。
个人修身最终要实现的就是社会的和谐。个人修身是起点，而社会和谐是最终目标，那么一个社会个体是如何从这个起点达到社会和谐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展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呢？这有三个途径，即文化、政治两种途径。
在文化上，一个人要实现社会和谐，就是通过自己修身已经达到的比较完善的人格状态去教育和感化其他尚待完善的社会个体。这个教化的对象是普遍的，不仅仅是自己家族的亲属们。比如在一个家庭中，每一个人都处在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和女儿等不同的位置，在不同的位置有着不同的道德规定，那么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上都需要恪守自己的道德规定，继而做好他人的表率。
在政治上，一个人要实现社会和谐，就是要利用自己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践行民本政治，在已经克制自己私欲的基础上，做到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儒家思想看来，那种利用公权去损害社会的行为本身是对自己的人生意义的一种损害，它没有达到自己人生的既定目标，即依靠自己的德行和智慧去为人民谋福祉。
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状态正呼唤着儒家文化的复兴，而儒家文化的复兴也必将会给整个人类带来伦理上的重新塑造，继而引导人类社会脱离西方文化不断地提高自己存在的层次。
三、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需要道家文化的复兴
近代的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的，而古希腊自然哲学是从四元素说开始的。四元素说内含了一种原子主义的基本原理，当近代的自然科学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为基础时，原子主义也就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内在的灵魂。原子主义导致了一种不健全的认识事物的思路，那就是在认识自然现象时把任何对象都要机械地割裂成更加微小的单元，并不断地分割下去，认为通过认识这些割裂出来的微小单元就能认识对象本身。虽然科学史已经证明这种研究方法根本不能认识自然现象，但它却给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福利后果，即它能为人类提供制造源源不断的人工造物的技术。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事物在自然中都是唯一的，当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单元以后，这些被割裂出来的单元质料就能无限地自由地参与与其他质料的建构，也就是说源于古希腊原子的论现代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万物浑然的统一性，为人类按着自己的欲望来塑造这个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生的。
自从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就在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自然科学理论的快速增殖也为西方人从中衍生出大量的技术提供了可能，于是大量的能够满足人们欲望的技术从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中衍生出来，并被用于经济活动之中。于是在18世纪末，欧洲首先从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随即推动了世界性的工业化浪潮。随着工业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大量的自然资源被消耗。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新的人工造物的泛滥导致了自然万物的秩序被破坏，而这些自然物的自然分布秩序正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生存秩序，我们人类在无节制地扰乱自然物的分布秩序时，也就是在无节制地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
科学只是一种理性地认识自然事物的途径，它给我们构造了一个精微的自我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在物化为能够满足我们欲望放纵的形体世界的同时，也破坏了我们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我们中国也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各种自然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灾难：我们在未来将会遭受更多的旱涝、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我们也会在未来遭受更多的资源枯竭带来的社会混乱和生存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在西方文化的指导下无节制地纵欲消费而导致的恶果。各种因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灾难已经和正在降临人间，并在整个大地上肆虐。面对这些毁灭性的灾难，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该如何面对呢？继续依靠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来解决吗？
不能！我们决不可能再依靠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我们必须打破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万能的神话！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正是科学在制造我们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这是科学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因为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并没有帮助我们人类认识自然万物的广泛联系，而是在割裂自然万物之间广泛联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抽象的理性知识，这些知识本身就是在破坏自然整体的过程中得到的，它也必然在指导我们人类生存的过程中依法去破坏我们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用科学来解决目前生态灾难问题的幻想。
要想解决当前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灾难的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正确的环境哲学观，它的建立不能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去寻找，而是要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去探索，分析一下中国的固有文化，就不难看出这个任务是需要道家文化的复兴来完成的，其核心内容就是道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我们必须把自然物的自然分布秩序看作是不能破坏的，因为它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秩序。同时我们还要立足于道家的寡欲知足的精神来批判当前整个人类社会已经失控的极度消费主义观念和对经济增长盲目的崇拜。这两种观念已经导致人类的消费远远地超过了满足其生存的限度，成为了典型的破坏性的浪费。人类在当前浪费掉的自然资源都是我们后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因此我们必须倡导一种寡欲知足的消费方式，从源头上阻止人类过渡地消耗自然资源。
道家的自然整体主义可以帮助人类塑造一种全新的环境生态理念，进而和儒家文明一起塑造出一种以和谐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取代那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不可逆的破坏性的工业文明，这是人类未来可持续生存的希望之所在。由此不难看出，道家文化在未来的复兴是必要的，而且还是紧迫的。
四、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为国人认识中医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框架
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明显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目标，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复兴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乃至中医文化是前提。中国民间最近这几年出现的古典文化热正是对国家提出的这两大目标的自发的回应，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可以翘首以待，在此基础上的中医文化复兴就能让人看到希望了。
事实上，中医在近代之所以遇到各种生存问题，乃至不断地走向衰落，其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衰落。如今，中国人从小到大受到的都是西方文化的教育，这种西方文化的教育给中国人塑造的是以原子论为元理论框架的自我意识，所以只有西方文化意识的现代中国人是难以理解和接受中医文化的。
当前的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医，所以他们要求中医接受科学的阐释，并要融于现代科学理论知识，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时俱进；当前的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医，所以他们更愿意相信西医、接受西医的治疗，因为西医理论与他们的自我意识是具有相同元理论框架的；当前的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医，所以中医的生存合法性和认识事物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也就必然地走向了西化和异化性的衰败。失去了中国固有文化的支撑，中医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将会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重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医和其他中国古典文化具有共同的元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任何一个人在学习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同时，也是在间接地在学习和接受中医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信任与信仰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对中医的信任与信仰。目前全国各地兴起了学习中国固有文化经典的热潮，大量的青少年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和掌握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内容，这必然会使得他们的自我意识中拥有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内容，这样他们就无意识地具备了接受中医和信任中医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中医在民间就会自发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主管中医的医政官员们对中医的发展政策也将会随之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向中医传统回归。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像中国古典文化在近代经历衰落之后将会重新得到伟大复兴一样，我们的中医文化也将会随着中国其他古典文化的复兴再一次走向繁荣，走出国门，为整个人类的健康进行服务，为整个人类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中国现代中医院的“四宗罪” *
2008-08-07 12:17:45
中国现代中医院的“四宗罪”
——拯救中医，就请从解散现代中医院开始
作者：王世保
中医作为一种医疗体系发挥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一定的诊疗组织形态来实现的，历史上的中医诊疗组织形态主要就是个体诊所，中医家往往就是在自己的家中完成对病人的诊治。自从西医在近代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国家最高的医政管理部门卫生部多由那些信奉西医的官员把持，西医就成为了中医发展的参照标准。不仅中医的教育形态一改过去自发的师承或者自学，模仿西医走向计划性的规模化院校教育；中医的诊疗组织形态也要模仿西医的医院形态，通过限制全国各地中医个体诊所的开办数量，由各级政府利用公共资源有计划地发展中医院。
中医院校的西化教育为中医培养了大量的信奉西医和现代科技的“伪中医”，导致中医队伍的严重异化；相应的是由这些中医院校培养的“伪中医”进入中医院后，利用资源集中、经济实力雄厚的优势，不断地通过西医的诊断仪器和向病人开具中成药、西药等手段，一方面为中医院聚敛钱财，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中医西化的形态，引导中医走向异化性的消亡。
如今全国各地的中医院在打着求生存的幌子下，不断地引进西医的诊断技术、采用西医的诊疗方法，俨然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三等的西医医院。中医院是错误的中医西化政策的产物，它又通过自身的不断壮大来加重这种西化中医的政策对中医的危害性，继而成为了导致中医进一步走向西化和异化的毒瘤。下面我就具体地阐述中医院对中医发展所产生的几种危害性。
一、中医院推进了中医的西化，使得回归中医更加困难
中医院成为了现代中医诊疗组织的主要形态本不是中医按着自身的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自然形成的，完全是由于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按着西医的标准来制定西化中医的政策所导致的，它是国家公共行政机关利用公共资源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计划出来的一个畸形的怪胎。
由于民间中医一部分被执业医师法淘汰掉了而不能行医，一部分仍然是以个体诊所的形式存在着，所以全国各地中医院里的中医师基本上都是从中医院校毕业出来的。受国家意识的影响，现代的中医院校教育向学生灌输的仍然是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大量的西医知识引导他们崇尚西医和现代科技，因此现代中医院校培养的多是不会中医思维和不信任中医理论的“伪中医”，他们的内心是把西医和现代科技当着标准的。这些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伪中医”由于在校期间接受了大量的西医理论和临床知识的教育，这就为他们日后引导中医院走向西化提供了基础。当他们进入中医院后，乘着中医院提供的西医医疗资源，便很容易利用已经学过的西医知识去对病人按着西医的诊疗思路进行治疗，继而在中医院里蜕变成不折不扣的三流西医师。
无论是抛弃中医四诊去使用西医的诊断仪器，还是向病人开具大量的中成药甚至西药，都可以为中医院带来大量的收入。受这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他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地开始依赖那些西医诊断仪器、中成药和西药。一旦长期如此，他们也就彻底荒废了中医的诊疗理论和技术，更谈不上提高自己的中医临证水平。
依靠西医去从病人身上获取暴利的需要和已经完全西医化了自我意识，促进了这些伪中医们通过打着发展中医的幌子不断地撰写大量的从西医或者现代科技的角度去要求中医科学化的文章，并美化中医科学化，进一步向世人强化西化中医会给中医带来美好前景的幻觉，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和西化中医的行为进行辩护。这些鼓吹中医西化的言论又被吸收进那些掌权的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医政官僚们所制定的西化中医的具体措施中，继而推动着中医的进一步西化与科学化。
由于这些盘踞在中医院里的“伪中医”散布的言论代表着完全西化了的中医官方意见，所以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媒体掌握着如何发展中医的话语权，谎称他们就代表着中医发展的潮流，欺骗和蒙蔽那些无明的民众，误导他们对中医科学化的认同。此外，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断地攻击那些要求中医按着自身的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发展的中医人士，把中医在近现代的衰落原因归根与他们，诬陷他们守旧不思进取、反科学，这些无耻的言论严重阻碍了那些要求中医按着自身的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发展的人士拯救中医的努力，进而加剧了中医的西化和异化性的消亡。
二、中医院抛弃了简便廉验的优势，加剧了民生疾苦
我们知道治病不仅是一种医疗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一个病人能否治好自己的疾病，除了与自己选择的医生的技术水平有关，而且还与自己的经济状况有关。哪怕一种治疗手段百分之百的有效，如果病人无钱治病，那么该病人的疾病也是治不了的，只能活活地在家等死。因此，那些经济且有效的治疗手段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福音，在这方面中医有着西医不可比拟的适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医的诊断和治疗上。
在疾病的诊断方面，中医采用“司外揣内”的整体诊断原理，通过中医家的“望闻问切”四诊直接从病人身上收集辨证信息，这就避免了象西医那样通过各式各样的先进的现代化诊疗仪器间接地从病人身上采集和制作诊断指标。没有诊断仪器和相关的检测项目，病人经过中医家的诊断往往不需要花费象西医那样的昂贵的诊断费，继而减轻了病家的经济负担。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家大多是直接开具汤药，而汤药只是由那些从自然界中采收的通过简单处理的中药材组成的，其成本非常低廉。对于西医而言，治病使用的是化药或者生物制品，这些药物是经过那些专业的药物研究人员长期在实验室进行工艺、质量、药理和毒理研究以及大量的医疗人员在临床上进行长期反复的验证而开发出来的，昂贵的开发费用造成了昂贵的药价，而昂贵的药价往往让那些贫穷的病人望而却步，有的甚至被弄得一贫如洗或者家破人亡。西药的高昂的造价并没有为中医学界所反思，而是在国家发展医药工业经济的刺激下，不断地引进西药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大搞“中药西制”，那些象西药那样开发出来的现代中成药与西药相比，已经没有任何价格优势了。因此，与西药和“中药西制”的现代中成药相比，中药材不仅来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而且成本低廉，大大地方便了那些穷苦人家。
中医与西医相比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具有“简便廉验”的优势，也正是这样的优势，中医才能在古代得以普及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但是现代中医院在那些“伪中医”的操持和争取医院创收的经济利益刺激下，已经完全抛弃了 “简便廉验”的优势。现代中医院里的“伪中医”们不仅在临床上大量使用西医诊断仪器，而且在临床上主观故意地开具“中药西制”的现代中成药和西药。
于是，诊断仪器在西医院里是西医们必须使用的诊断手段，但在中医院里却成了那些“伪中医”们手中必要的经济创收工具，因为中医家只通过四诊就可以诊断疾病；西药在西医那里是必须使用的治疗手段，但中医院里的伪中医们更愿用价格昂贵的西药或者“中药西制”的现代中成药来代替廉价的汤剂。
总之，西医所必要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在中医院里却成为了那些“伪中医”们从病人身上获取暴力的必要手段，它给中医院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却加重了广大人民群众看病的经济负担。中医的“简便廉验”的优势本可以消除西医昂贵的诊疗费用带来的弊端，但现代中医院的彻底西化却完全断送了中医的这种社会功能，徒增了一些压榨广大人民群众钱财的三流西医院。
三、中医院的“伪中医”医疗水平低下，加重了中医的信任危机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中医家要想提高自己的临床诊疗水平，必须通过不断地强化自己的中医理论思维、提高自己的中医理论素养、总结和反思诊疗的临床案例，形成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诊疗体系。但是现代中医院里的那些“伪中医”们自我意识已经西医化，长期的依赖西医诊断仪器和使用西药使得他们荒废了自己的中医四诊，他们既不具有中医理论思维，更没有把握中医理论。这种既不精于中医也不精于西医的半中半西的状态使得他们的临床诊疗水平无法与那些真正的中医家相比拟。
我们知道受国家错误的中医西化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影响，农村的中医已经很少，有的地区已经绝迹，城市里的个体中医受到地方医政管理部门的压制，也是数量有限，所以中医院里的“伪中医”们就成了当今中医家队伍的主流。中医在历史上一直是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也是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们在西医难以治愈或者因贫不愿意找西医治疗的时候，往往想找真正的中医治疗，可是他们在本地难以找到个体行医的中医，只能到各地的中医院里去找那些“伪中医”。当他们来到中医院，却发现这些“伪中医”的治疗手段和治疗费用与西医不相上下，而疗效却还不如那些正规的西医院的西医的时候，这些对中医具有深厚感情的广大人民群众该是多么的失望啊！就像那些民众说的：那些不用切脉只用西医仪器进行检查的中医还是中医吗？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代表当今中医主流的现代中医院的“伪中医”们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医既定的声誉，他们极其低下的医疗水平正在打击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所具有的尚存的深厚感情，导致中医在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更加严重。
四、中医院垄断了医疗资源，阻碍了中医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医发展史上看，中医一直是以个体诊所的医疗组织形态存在着，它们自发地产生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维护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由于这些个体诊所是自发产生的，它们相互竞争，共同经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那些疗效甚好的中医家维持了自己的生存地位，并在不断地提高自己临床疗效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影响，有的成为了世代相传的中医世家，有的成为了名震九州的名医，有的成为了推动中医发展的中医学家。中医就是在这种自发自由的状态下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的。
但是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国家的卫生管理部门便根据西医的诊疗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来发展中医，如今不仅全国各地那些没有取得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被禁止开办诊所，即使那些已经通过了西化的中医资格认定的民间中医，也在地方医政管理部门的“依据地域的情况进行规划”之下，被限制开办诊所，有的地方则直接就停止了中医诊所开办的申请。限制民间中医的发展，维护了那些学院派中医的既得利益；限制中医个体诊所的开办数量，也就维护了由那些“伪中医”把持的中医院的既得利益。中医个体诊所难以形成与中医院的有效竞争，而中医院的垄断地位就进一步限制了中医个体诊所的开办，这样中医在历史上的有利于推动自身发展的自由竞争的局面就完全被国家医政管理部门西化的政策给阉割了！
中医院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已经走向西化，而与这些西化的中医院相比，那些个体中医诊所难以购置昂贵的西医诊断仪器，所以他们在经济上被限制了走向西化的路途，所以他们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中医诊疗水平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医的希望过去在于那些个体中医诊所的发展，现在依然需要个体中医诊所的发展。但是中医院在国家行政的支持下完全垄断了医疗资源，限制了中医个体诊所的发展，也就彻底堵死了中医发展的途径。
中医院岂止是在压制个体中医诊所的发展，而且它还完全堵死了大量的从中医院校毕业的中医学生的就业门路。由于这些中医院的数量有限，而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每年都在增加，所以他们的大多数都是进不了中医院的。那么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如果进不了中医院，让他们自行开办诊所也好，但是愚蠢的西化管理体制却断送了这些中医学生的最后希望。按着相关的法规要求，这些中医学生必须取得执业医师证才能开办诊所，他们刚毕业却不说连执业医师证都不能考，就是连参与临床实践的处方权也没有。要有处方权，这些中医学生必须到中医院工作一段时间，但是那些中医院只能容纳少量的学生，于是大量的学生就根本没有拿到处方权的希望，也就彻底丧失了进一步参与临床实践的可能。这种愚蠢的以中医院为服务对象的中医管理体制正在浪费大量的中医教育资源，使得那些从中医院校毕业的中医学生被迫该行另寻谋生之路，这种法规简直就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中医院的垄断地位不仅限制了中医个体诊所的发展，也浪费了大量的中医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医的发展。
从以上的四点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医院就是一个在错误的中医发展政策主导下制造出来的消灭中医的毒瘤，它不仅给中医学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而且也给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大大地加剧了民生的疾苦。
在当今的振兴中医之际，当我们在大力呼吁中医的教育和研究回归中医的传统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呼吁中医的诊疗组织形态也要回到中医的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塑造中医已经摸索出了适合自己存在的诊疗组织形态，那就是个体诊所。因此，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如果真的从中医的复兴着想，真的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着想，就应该解散现在已经西化的中医院，扶持中医个体诊所在全国各地的开办，取消相关数量的限制，引入古已有之的自由竞争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去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适合自己的诊疗资源，而不是强制性地把所有的病人都赶到医院里，让他们接受那些“伪中医”和医德败坏的庸医们的宰割。
可以这样断言：当中医个体诊所自由地开遍中华大地与西医院进行强力竞争之时，也正是中医繁荣和中国医疗改革成功之时，更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得福之时！
为了对中医和中华民族负责，就请卫生部解散全国各地的中医院吧！ -
醒世恒言：科学对人类的危害性源于科学自身 *
2008-04-23 12:52:52
醒世恒言：科学对人类的危害性源于科学自身
作者：王世保
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它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基础上，融入基本的数学抽象空间和实验技术，进而取得了强有力地发展。西方的文艺复兴促进的是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但在当时还很不彻底，早期大多数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基本上还是宗教性的，其目的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完美性。然而科学终究只是一种世俗的认知活动，随着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等到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活动的目的就完全被世俗功利化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指向的不再是自己内心的信仰，而是为其国家经济的发展服务。
自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到现在，在短短不到300年的时间段内，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物质文明极大地繁荣的同时，给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带来了诸多灾难性的威胁，诸如全球气候变暖、化学物质过剩等等。生态环境的破坏正在加剧威胁人类生存的力度，在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灾难性问题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科学的盲目信仰，便幼稚地以为这些问题是人类滥用了科学才导致的，只要人类能够合理应用科学技术就可以避免。
对科学的信仰已经导致大多数人不能对科学技术自身进行有效地反思。事实上，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性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与人类如何利用无关，它源于科学自身的文化特征。
一、科学的还原思维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秩序的破坏
科学的还原思维带来的是一种机械的分裂思维，这种分裂思维导致科学家对研究对象采取一种破坏性的重构，既而产生的必然是见木不见林的不健全的科学理论。这些不健全的科学理论被用来满足人类放纵的欲望必然要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我们知道，科学的还原思维来源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
古希腊的哲学之父以其“水是万物的本原”开启了西方哲学的源头。接着，空气、土和火先后被认为万物的本原。恩培多克勒综合了这四种元素，形成了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也是第一个科学知识体系，即四元素说。后来，阿拉克萨哥拉放弃了这些有形的实体，以更小的微粒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德谟克里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提出了原子论。原子论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成为了近代化学和物理学开始的基点和基本理论框架。
事实上，原子论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构成论，它否定了自然物的整体性，把自然物还原成形体更小的单一的有形实体。原子论蕴涵着一种机械和分裂的还原思维，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后世的科学家为了寻找研究对象中的构成单元，就采取各种实验建构手段割裂研究对象，把这些研究对象解析成众多的物质碎片。因此，还原思维主导下的科学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
第一、还原实验破坏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并错误地把破坏后产生的物质碎片看作研究对象的本原。
第二、原研究对象被破坏后产生的物质碎片能够按着人的意志去构造新的人工造物，既而破坏了既定的自然秩序。
自然物只有在自然整体中才能是其所是，而科学家在还原思维的主导下却破坏了自然和万物的整体性，也就导致这样的科学研究彻底失真。科学家把这些自然物显现的自然层面不断降低到越来越低等的构造层级上，当这些低等的构造单元被从其母体中解析出来后，就失去了其母体的制约，而进入了一个无限可能的属于人的构造世界之中。因此，还原思维为人类按照自己的欲望来构造新的人工造物提供了无尽的技术和质料，进而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繁荣。但是，这些从自然秩序中脱离出来的物质碎片却扰乱了既存的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还原思维导致科学家陷入了一个破坏——构成——再破坏——再构成的无限循环下去的认知陷阱。在这种破坏性的认知环境下产生的那些机械的不健全的科学理论又可以衍生出众多的技术，既而去破坏自然物以满足人类日益放纵的占有欲望。
二、科学世界的抽象性和孤立性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的对抗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赖以产生的关键因素除应用了实验技术之外，就是抽象的数学空间的完善。数学空间不是自然空间，它是存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里，依靠人类的逻辑思维建构起来的，科学就是在这个抽象而虚幻的空间里去建构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
建立在数学空间基础上的科学世界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理念世界，这个世界成型于古希腊的巴曼尼德斯。巴曼尼德斯以自己的存在论否定了自然万物变化的真实性，既而构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即存在于人类自我意识中的那个不变的理性的存在世界，它把这个世界看作自然的本质。这种理念世界后来在柏拉图和欧几里德那里获得了几种构成元素，即概念、数和几何图形，既而丰富了自己。
现代自然科学使得这个属于人的理念世界变得日益精微和庞大，人类也在不断把这个理念世界加以物化，既而在自己的周围构建了一个抽象的形体世界，只要看看那些人工造物，无一不具有数学空间的特征。
人类正在依据科学技术构建的这个抽象的形体世界，是符合人的意志的。但是，这个形体世界及其构成的人工造物却与自然物和自然界格格不入，因此，这个形体世界越是庞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程度也就越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带来更多的毁灭性灾难，当人类依据科学技术走向与自然全面对抗的时候，恐怕也是人类即将消亡的时候。
科学是人类对周围的自然物采取一种破坏性的认识手段建立起来的，人类在这些机械的和不健全的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无尽的纵欲技术，既而在无知地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科学理论产生于破坏，也必将应用于破坏，既而制造新的破坏！
破坏，就是科学理论的本质。只要我们应用它，就必然要产生破坏，这种破坏既有有利于我们生活的，也有危及我们生存的。
还是我们的祖先有智慧，为了我们人类的可持续性生存，还是仍掉这些“奇技淫巧”吧！让它成为小孩子的游戏！ -
陈竺院士的研究“经典”地解释了中医配伍理论吗？ *
2008-04-22 17:02:56
陈竺院士的研究“经典”地解释了中医配伍理论吗？
作者：王世保
2008年3月14日，陈竺院士领导的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一篇关于系统分析中药方剂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分子机理的论文，该文的内容引起了中国西医学界和科学界的一阵兴奋，包括陈竺院士自己在内都声称他们的研究让中医药“明明白白”了，更有甚者认为这是对中医配伍理论“完美的经典”阐述。撇开陈竺院士所处的强势话语权地位，我们只要仔细分析这个研究的内容，就不难发现所谓的中医药已经“明明白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而已，陈竺院士的研究不但与中医理论自身无关，而且由他的研究所刺激的这股“西释中”的兴奋会进一步误导中医的发展。继续推动中医队伍的异化和中医的衰落。
一、陈竺院士的研究与中医无关
陈竺院士领导的团队所要“阐述”的对象是由著名的中医专家黄世林教授依据传统中医中药理论，以清热解毒、益气活血为治疗原则，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研制的纯中药制剂“复方青黛片”，其主要成分为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主要用于治疗表现症状为头晕、乏力、恶心、持续高烧、咳嗽、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牙龈萎缩、眼底出血、心悸、脾大、便血和贫血的热毒血虚证，西医称有这种症状的疾病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
事实上中医治病是辨证论治，而不是对病下药的。从黄世林教授的组方和所要治疗疾病的主症来看，青黛味咸性寒，入肝、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效，应是君药；雄黄味辛，性温，有毒，归肝、大肠经，能解毒，辅助青黛解邪毒，为臣药；太子参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具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功效，在本方中用于解除脾虚体倦、食欲不振、气阴不足、心悸不眠和虚热汗多等症状，为佐药；丹参味苦，微寒，归心、肝经，具有凉血、活血的功效，能够解除本证之中的血热妄行和热毒导致的瘀血肿痛，亦为佐药。医经有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证热毒炽盛，标急且实，而气血亏虚则是由热毒炽盛所致，故本证当以治标为主，兼以益气健脾为辅。黄世林教授开始给原方命名为“复方青黛片”，突出青黛，也正是方中蕴意所在。
有了从中医理论角度去对“复方青黛片”的药物组成、功效和治疗机理的了解，下面就可以用来与陈竺院士的研究进行分析比较。
第一，陈竺院士研究所用的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与“复方青黛片”所治疗的病证本质上不符。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看，中药治疗所针对的对象是气血津液、脉络和五脏六腑等，而陈竺院士研究的则是由细胞、基因和蛋白质分子等建构出来的人工环境。中医治疗对象是人体自然呈现层面的，而陈竺院士研究的对象则是经过还原思维建构出来的微观层面的，它们没有共同的实体基础。
另外，中医病症的证因在中医的处方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使用什么药物，开什么处方；但是西医药理模型只管造出来类似的症状，却全然缺失了证因。事实上，证因往往是不可造的，因为它们多数是自然环境长期作用于人体或者人体自为的结果，这是模拟不出来的。
因此，陈竺院士建构的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与人体自然呈现的热毒血虚证是完全不同质的。
第二，陈竺院士把“复方青黛片”替换为三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丧失了与原方的等效性，他的研究只是表明了三种化学物质具有协同作用这样的现象。
中药在中医临床的应用中是作为整体入药的，作为整体的中药，从中可以采取现代的化学手段解析出众多的化学物质。从中药中解析出来的化学物质是一种非自然的建构的新物类，它与原药材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比如青蒿素不是青蒿，黄连素不是黄连。但是基于现代化学的还原思维，西医往往就把从中药中解析出来的有生理活性的化学物质看作中药的有效成分，这是从西药角度对中药产生的一种错误的机械性认识。恰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却成了陈竺院士研究的自明的基础。
为了能够在西医和现代生物学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陈竺院士用四硫化四砷代替了原方的雄黄，用靛玉红代替了青黛，用丹参酮代替了丹参。我们知道本方中雄黄是矿物药，其组成要单一一些，而青黛和丹参却可以解析出众多的化学物质，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某个化学物质看作相应中药的有效成分，即雄黄不是四硫化四砷，青黛不是靛玉红，丹参也不是丹参酮。
更为有趣的是，太子参在本方中起着补气滋阴、培元固本的作用，它是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组方选药过程中选进的，并在临床实践中验证为不可或缺的。陈竺院士为了简化研究，进行削足适履，让原方符合他建构的ATI作用机理模型，就把太子参作为可有可无的成分给忽略掉了。结果经他这么一筛选，由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组成的“复方青黛片”摇身一变，就变成了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
可是，你知道由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组成的“复方青黛片”被人体口服以后，服药的患者体内会发生多少变化吗？比如青黛、雄黄、太子参以及丹参的相互作用，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与人体的相互作用以及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相互作用后与人体的相互作用。可是，这在陈竺院士的慧眼里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他建构的ATI作用机理模型。
从这个分析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陈竺院士是在要求“复方青黛片”接受他建构的ATI作用机理模型，而不是用ATI作用机理模型去阐释“复方青黛片”。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不是“复方青黛片”，陈竺院士建构的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与人体自然呈现的热毒血虚证也完全是两码事，因此，陈竺院士的研究何曾真正阐释过“复方青黛片”的组方机理？他只是证明了四硫化四砷、靛玉红和丹参酮三个化学物质在小白鼠体内具有协同效应，却没有阐释清楚“复方青黛片”在人体内的复杂作用。
陈竺院士只是对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的联合作用机理明明白白，却对“复方青黛片”在人体的作用几无所知。要想理解“复方青黛片”在人体的作用，还是要学会中医的思维、中医的研究方法和中医药理论知识，游离在中医之外的任何研究都与中医无关。
二、陈竺院士的研究重复了一句经典的废话：中医是有效的
中医有效吗？在中医“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指导下组成的复方比单味药更加有效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医在自己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作了最为准确和真实的回答：中医有效，在中医“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指导下组成的复方比单味药更加有效！
只到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家才向世人宣布任何全称陈述只有演绎为单称陈述，才能得到确证。事实上这个判断只是重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对于科学实践而言，就是那些建构出来的实验；而对于中医实践而言，就是那些中医家的临床治疗个案。因此，检验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那些建构出来的判定性实验，检验中医理论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那些临床个案。中医理论只有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才能得到证实，它无须另外一个同自己一样需要实践才能加以判决正确与否的理论的证明。
就拿中医的复方配伍理论来说吧。
中药复方配伍理论在中医处方用药之中的应用已经有好几千年历史了，它是上古医家在原来单味药的临床实践基础上，通过类比日常普遍的协同增效的现象，合理地搭配几种药物进行治疗疾病而形成的。药味的增多比原来的单味药增强了疗效和治疗病症的范围，这是仅仅应用单味药治疗所无法比拟的。中药复方配伍理论来源于中医医疗实践，又回到中医医疗实践的指导中去，在中医医疗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完善与确证。
“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采用的整体协同增效原理本是自然界中最简单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能得到很好的证明，比如我们做菜不可能只用一种原料，只有把几种原料恰倒好处地搭配起来，才能做出可口的佳肴来；我们要想抬起巨大的石头，也需要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使劲才能办到；我们打仗更需要众多的指挥官和士兵协同作战，才能取胜于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的原理，为何还需要高度发达的科学向世人再宣布一遍：中药复方配伍理论是协同增效的！？
当陈竺院士带领自己的团队经过一番艰苦的研究，最后向世人宣布：“我证明了中药复方是有效的，中医是有效的！”我觉得陈竺院士只是重复了一个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证明的判断：中医是有效的！
他只是重复了一句经典的废话！
三、陈竺院士的研究对中医发展的进一步误导
陈竺院士的研究对西医的发展所起的开创性作用自不用言，但是它对于中医又有何用呢？除了重复无须再宣的那句经典的废话“中医是有效的”之外，还能有何指导作用？有人说了：这种研究可以优化中药配方。但中医配方是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根据病人的体症和医家对药物的熟悉偏好作出的，它本身就是最优的，何须再通过与自己无关的科学实验去优化？
如果说陈竺院士仅仅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那么他的研究对中医只是说了一句肯定的话倒也没什么。但是当他作为一位卫生部长处在强势的话语权地位的时候，他的研究对中医的负面影响却很是让人担忧。
作为现任的卫生部长，如果陈竺院士把自己“以西释中”的工作作为“中医药现代化”来看待，既而去指导中医在未来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预见中国的中医队伍将会继续走向西化和异化。
为了实现陈竺院士所提出的中医药走向“明明白白”的现代化，我们的中医药队伍就会去努力掌握西医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花去更多的精力在实验室里去用成千上万的小白鼠阐释中医理论的“本质”。
为了实现陈竺院士所提出的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的“明明白白”，我们的各大中医院校就会继续加强各级中医学生的外语水平，增加西医的理论知识，强化面对各种动物模型的生理、药理实验。
可以说，陈竺院士的研究开创了西医联合用药的历史，但是它却加重了中医西化的程度；它对西医而言是一种福音，对于中医却是一场灾难的继续推进。 -
不要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科研中医 *
2008-04-15 14:03:14
不要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科研中医
作者：王世保
中国的中医在异质的西方文化氛围里日趋势微的现状引来了众多的同情与关注，甚至出现了举国议中医的壮观景象。然而，对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医，目前中医学界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部分人士从中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要求中医按着自身的发生规律回归到既有的发展道路上去复兴中医；另一部分人士则在科学主义的异化之下，要求用科学来研究中医，实现所谓的“中医现代化”。由于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医现代化”的观点受到了那些同情中医的西医人士和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响应，而且这一批人有的也打着“中医现代化”的旗号涉足中医。那么用科学去研究中医能实现“中医现代化”吗？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搞清“中医现代化”是什么？
“中医现代化”在目前并没有公认的确定内涵，只是一种口号性的托词而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中医现代化”的提出只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走向西化的时候，投射到中医上的一种无意识的幻象。在西化了的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里，既然整个中国社会都走向了现代化，为何中医不走向现代化呢？但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本质恰是对中国固有文明和文化的扬弃，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塑造。现代化就是对传统的否定，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就是对固有医疗体系中医的否定和扬弃，既而让西医成为中国的唯一医疗体系。
因此，“中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医是不能被“现代化”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是持续性的，中医的现代发展就是中医的既往形态在现代社会的继续和进一步拓展。因此，任何发展中医的行动必然要在中医理论框架内进行，它必须采用中医自身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否则，离开这条途径的任何发展中医之路必然会导致中医丧失自己的文化特征，而不再是中医。
中医的发展不存在着什么“现代化”，那么用现代科学去研究中医的目的和本质又是什么？
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用现代科学去研究中医的主体是科学，研究者使用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而中医药理论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只是一个外在的被剖析的对象，认识的结果还是归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内。因此，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是外在于中医的，它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活动，而不是中医的研究活动。比如我们用现代化学的分析技术去认识中药，解析所谓的“中药有效成分”，那么我们用的思维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还原思维，研究方法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建构性的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则是基于原子主义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学知识，这样的研究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必然是符合现代化学理论框架的化学物质，即所谓的有效成分。
用科学去研究中医是游离于中医之外的，它既不需要中医的思维，也不需要去架构中医理论，而是在中医理论思维的启示下在现代自然科学和西医的理论框架内去建构新的西医理论。这种科学研究是为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服务的，它与中医自身的发展无关。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去用科学研究中医不但不能实现中医的发展，而且还会把人们引入一种异化中医的认识误区里。
如果把科研中医披上了一层“中医现代化”的外衣，并认为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过程，那么这种“中医现代化”必然会演变成中医的“去中医化”，也就是中医的异化。被科学理论异化的中医必然会失去中医自身的特征，而不再是中医。因此，这样的“中医现代化”过程就是用新的西医理论去代替中医理论的过程，并最终导致中医的彻底消亡。
因此，我再次呼吁，那些用科学研究中医的人士，请你们不要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你们用科学“肢解”中医的活动与中医自身的发展无关！ -
告广大中医青年学生书 *
2008-04-12 11:53:57
告广大中医青年学生书
作者：王世保
中国各大中医院校的青年中医学生们：
你们好！
首先向你们愿意从事中医这门崇高的职业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们就象我当年一样，是抱着热爱中医、学习中医和应用中医的目标迈进中医药大学这个门槛的，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中医。你们进入中医药大学是想利用自己的智慧把握中医这门学问，然后再去为病人解除痛苦，既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但是你们想错了，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根本不是在培养治病救人的中医家，而是塑造符合当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够用西医和现代自然科学阐释中医的、能为国家医药工业发展服务的异化中医的工具。在这样的教育宗旨下，你们将会被灌输各种似是而非的现代中医人士的肤浅认识，强行接受大量的西医教育，既而成为一个只能去用西医知识认识中医的、根本不会看病的、不中不西的废物！
现在国家掌控中医的当权者已经用各种手段变相地堵死了自学和师承这两种中医自古以来更新自己队伍的最主要途径，使得接受院校教育的你们成为中医目前唯一合法的来源，但是你们却被愚蠢的教育宗旨培养成了埋葬中医的工具。
你们本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复兴和发展中医的功臣，却反而被塑造成了间接消灭中医的历史罪人！这正是当今中医院校教育的悲哀！
我想这样的结局是你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中医彻底地毁在我们这一代，我们不能被动地去做消灭中医的历史罪人！为此，我们要认清当前中医的现状和教育形式，做一个自觉的中医拯救者！
我们不能把复兴中医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所谓的中医教授的身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不可救药的异化中医的工具！
我们也不能把复兴中医的希望寄托在中医管理者身上，他们只是当前错误的中医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应声虫！
我们更不能把复兴中医的希望寄托在那些中医发展决策者身上，他们是唯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异化中医的根源！
所以，只有我们这些心灵还没有受到科学主义污染和扭曲的青年中医学生们才是拯救中医的希望，才是未来复兴和发展中医的主力军。
广大的中医青年学生们，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拯救，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拯救了自己，也就是拯救了中医。
广大的中医青年学生们，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拯救，我们需要自觉地抵制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英语课程，努力学好医古文！
广大中医青年学生们，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拯救，我们需要自觉地抛弃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西医知识，努力学好中国古典文化！
广大中医青年学生们，为了实现我们自身的拯救，我们需要自觉地拒绝那些强加给我们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中医教材，努力学好中医经典！
有了浑厚的古文言和固有文化基础，我们不愁深入地掌握中医经典；掌握了中医经典，我们就会游刃有余地在临床上解除病人的痛苦；掌握了中医经典，我们必然会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实现中医的伟大复兴和创新！
广大中医青年学生们，谁能够成为有效地打破和扭转当前异化中医的教育体制的勇士，谁将成为造福于后世的中医拯救者！
广大中医青年学生们，为了实现中医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我们一起行动吧！ -
唐河县为何如此热衷取缔民间中医？ *
2008-04-08 11:15:22
唐河县为何如此热衷取缔民间中医？
唐河县为何如此热衷取缔民间中医？
作者：王世保
中国的民间中医自古就是在民间以个体诊所的形式维护着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这种形式把中医的简便廉验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卫生管理部门本应该继续弘扬传统，遵循中医自身的社会存在形态，使其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但是受西医管理体制的主导，以西律中的管理办法接连出台，如《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这些根本不顾及中医自身发生特征的管理规定给中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民间中医不能继续合理地行医。西医独大、中医逐渐被边缘化的不合理医疗体制也随之带来了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
一边是大量的民间中医不能行医，一边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强烈呼吁。基于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我们的地方公共卫生管理部门本应该从本地区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公正地允许那些已经行医多年且不能取得行医证的民间中医行医。但是，不合理的中医管理体制却成为了某些地方公共卫生管理部门捞取私利的“聚宝盆”，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惜迫害本辖区的民间中医，搜刮民脂民膏。
在这方面，河南省唐河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日前，其县的一位名为王灵素的民间中医给我发了两篇信件，详细地讲述了其家父正在遭受灾难的经过：
第一封信件（2008年3月6发）：
“王世保先生您好！在网上看到您中国中医文化复兴论坛，十分激动。中医历来受压制，你在论坛里转载的<<河南省唐河县卫生局灭绝个体医生与违法审批医疗机构谁来管>>看了深有感触，我们也是这一形势的受害者。我们就是唐河县城关人，在县里开的诊所，我父亲及两位哥哥因为与卫生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发生冲突被以妨碍公务为名抓进监狱今天是第四天了。七日内就将递交检察院，我们心急如焚，但因行医者少于外界交际而没有人帮助我们，本来就不算什么事，可是现在拉进监狱三个人啊，中医在中国算什么啊，一句话都不让说吗，我父亲六十一岁了，行医一生，现在却成无证的非法行医了。父亲在监狱里生气晕倒了，天道苍苍，怎么才能救救他们三个啊,如果在监狱有什么差错,父亲一生的经验将毁之一旦。我父亲是专门研究疑难杂证的，艾滋病，癌症，肝病，糖尿病，血管病是我们的主病，多次参加国家会议并得到证书多件。”
第二封信件（2008年3月7日发）：
“我父亲年少时曾拜我们当地两位名医为师,后自己刻苦钻研,对许多疑难症有非常好的疗效,我们哥兄妹三人一直大学毕业后一直随父亲学习。2008年3月13日,上午九点,我们一家正在诊所里看病,突然进来四个人,其中两个穿着制服,但没有明显的单位标志.其中一人拿着摄影机未作任何解释就进行拍摄,一个女士到我们药柜台上抢过处方,另一个穿制服的到诊断桌前手握证件一晃就放回口袋,我们也未看清楚是何单位,何人.他就强行将我父亲正在书写的处方抢走,并用摄像机一一拍下．我们一直都在惊讶,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就将处方收走，后我二哥上前去拿回处方，在争夺中处方被撕烂．我父亲就质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那穿制服的就说问我们有否行医证，我们就向他解释为什么没有，以及我们有什么资历，他们听不尽我们解释，在这争辩中病人在一旁等的焦急就催促我们看病，劝说他们离开，当时诊所里也涌入许多路人，我们就劝推他们出去了．隔不一会那四个人又叫来几个人，这些人中有人过来说事情，有人在后面摩拳擦掌要打我们．但是并未打起来．被拦下了．这时又进来两个警察，进屋什么都不问就要我们去派出所去，我们与其争论，病人等不急就再次催促我们看病，劝说他们离开．我们也向警察讲需要门诊不能离开，警察就说让下午去，我问他们下午几点去，去了找谁呀，让他们留个名字，警察不与理会就与那些人一起离开了．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日上午九点，警察局一行十多人到诊所里，拿出一张纸在我们面前一晃，未等我们看清楚就将收回，并告知我父亲要跟他们到派出所里去，并亮出手铐说不跟着走就铐着走，我们询问是何原因他们没有作任何解释．我父亲就这样跟他们上了警车．我随即跟到所里，见到几位去我们诊所抓人的警察，就询问其中一位我爸在哪里，他说他不知道，不见了，怎么办？旁边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我父亲送唐河县新监狱了．我又到监狱门口询问，九点四十看到关押我爸爸的警车开进监狱．过一会在监狱门口被告知要送被子．后又被告知去派出所领我父亲物品与拘留通知书．拘留通知书上只填写我父亲的名字与所关押的看守所，其它该填项全是空白．而且日期也是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父亲的皮带，名医表，钥匙 三样物品领回，手机至今未领回．２００８年４月２下午１点２０，家里接到通知去派出所作笔录，妈妈，大哥和我还有两位病人去作了笔录。２００８年４月３日大哥和二哥又被通知去，同日下午５点将我的两个哥哥也送进了监狱。今天是第六天了,我们想尽了办法,也花了不少钱,现在还在等待结果.如果将来父亲哥哥他们三人出来,我们的诊所也难以干下去了.现在私人诊所在我们这里很难拿到证.我在网上看到国内许多地方也是这样,这等于把中医在民间的医生向死胡同里逼啊.我和哥哥们可以去考试,可是我父亲六十多岁了,行医一生了,要怎么样才能算是合法行医呢.中医治病救人几千年,可在这个时代可真是痛苦啊,动则报以非法的罪名.可是我们能如何拯救中医呢,拯救这许许多多像我父亲一样的老中医呢。”
民间中医王灵素家里发生的这场灾祸也印证了以前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的一篇帖子<<河南省唐河县卫生局灭绝个体医生与违法审批医疗机构谁来管>>，内容如下：
“一、事情始未。
2005年河南省唐河县卫生局因为收取个体诊所的管理费被工商局以越权告上法庭，判决结果是卫生局不能每年收取个体诊所的管理费，取而代之的是工商局每年向个体诊所收取管理费。但县卫生局仍不甘心失掉这一大笔钱，所以在2005年年底换发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时候以《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为依据，让在县城开业的每户个体诊所每年向卫生局交纳3000－10000万的罚款，原因是所有的个体诊所都是以乡医的名誉开办的，并且都是注册在下面的乡村里的，现在却在县城开业，为异地行医，先给每家下发个责令迁回注册地行医的文书，然后又下发个罚款文书，如果你交了罚款就给你换发医疗机构许可证，如果不交就不给你换发此证。下面的村里的个体卫生所，也以各种名誉进行罚款，最后交了钱的都换发了医疗机构许可证。但一些个体诊所也不甘心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的大几千元钱就这样给了卫生局，于是就联名上告，最后唐河县卫生局被迫又把罚款退还了这几家个体诊所。在2006年年底再次换发证的时候于是卫生局一家也不给换发医疗机构许可证，从而全县城的个体诊所全成了非法行业。此时卫生局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卫生监督局来，对全县所有的诊所全部进行取缔清理。至此个体诊所在全县城全关了门。以前百姓看个感冒发烧出出门就可以很便宜的看了，现在却要坐车跑到排了好长队的县医院高价看感冒发烧了。
唐河县卫生局此举加重了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在各个诊所的强烈要求下，唐河县卫生局在2007年5月份下发了开办个体诊所的文件，按《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要求进行审批。要求国家执业医师注册后在医疗保健机构行医满五年才有资格审批，开办中医要配备国家执业药师，开办西医的要配备国家执业护士，然后要求房间四室独立，每室要粘贴一米多高的瓷砖等。按这个要求全县城也没有能达到要求的。可唐河县卫生局进行暗箱操作，违法审批了几家个体诊所。
二、违法事实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九条 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五年，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行医。唐河县卫生局审批的几家在县城开业的个体诊所，暗箱操作存在这样的违法情况：（1）本人没有国家执业医师证的找别人的医师资格证替代用；（2）本人有医师资格证的时间不足五年的，通过做假凑足五年；（3）医师法上明确规定要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五年，可唐河县卫生局不按注册后的时间算，而按医师资格证上的时间算。（4）个体医生中的国家执业医师进行个体注册在河南也就是这二年才开始注册，所以个体诊所中的国家执业医师明摆着没有一个是注册后行医满五年的。（5）所配备的辅助人员的国家执师药师和护士也是找别人的证来顶替用的。（6）一村设一医疗机构，可唐河县卫生局在一村设多个村医疗机构，并且在一村医疗机构下又分设出几个卫生站来。
2.根据《河南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九条申请在城市（含县城）设置诊所的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医师职称后，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唐河县卫生局所审批的这几家个体诊所，一直从事个体行医，根本就没有在二级医疗机构工作过一天。更不要说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工作五年了。
3.违反《河南省医疗机构审批管理若干规定》：五、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交下列材料：㈠医疗机构人员名录，卫生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职称证书、调令或劳动合同书及复印件； ㈡医疗机构拟注册人员的注册（或变更）申请表；九、实行医疗机构开业公告制度。医疗机构批准执业后，应当在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媒体刊登开业公告。公告格式见附件二。十、实行医疗机构开业复审制度。医疗机构在开业一个月、六个月后，发证机关应分别组织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对其进行复审。根据复审报告，分别做出如下处理，并向社会公示：㈠经复审，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本规定的，准予继续执业。 ㈡经复审，达不到《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本规定的，视情况给予限期整改、变更登记、或注销处理，直至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㈢有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唐河县卫生局完全没有依照上面的执行，进行暗箱操作。
4.乡村医疗机构设置是有规定的：首先是当地村里的人，然后当地村委会同意你开，然后才能再按村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进行申请，再个还有设置数量上的限定，一个村一个村医疗机构。大的村才可设二个村医疗机构。现在村里的医疗机构都有乡医在干了。就是你是国家医也不无法申请到一个村医疗机构。首先你不是农村户口，或你不是当地村里的人，再次你就是村里的人，要村委会同意你开，因为数量是有限的，而乡村医生是大量的，最后还有个乡村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那条件也不是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所以开办村医疗机构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 唐河县卫生局关闭所有的乡医诊所，使干了几十年并且只有此一技之长的乡医走上绝路，无法生活下去。
5.唐河县卫生局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强制关闭个体诊所，加重看病难看病贵，同时使从医十多年的只有一技之长的乡医走上了绝路。要按这些法来执行全国的个体诊所可能要关完了，可同是一个中国，又同是一个河南，又同是一个南阳，别的地方的个体门诊全在开业（就连南阳市区的个体诊所也在开业着），继续在为乡村医生换发医疗机构许可证，为什么唐河县卫生局要把唐河县从医十几年的个体诊所一下子全关完呢？难道就为了收不到管理费就不顾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了吗？难道就为收不到管理费就把干了一辈子的只有一技之长的乡医全部赶上绝路了吗？
既然唐河县卫生局你不按法来执行，为什么不让以前合法的干了几十年的个体诊所也批了？即然全国都没有按法来严格执行，都在让乡医干个体诊所，为什么你唐河不让乡医干了？即然按法执行你就严格的按法来办事，把全国的个体诊所你关完，一个了不要违法审批；即然你不按法来严格执行，你就让我们也干。我们乡医按《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也是合法的，也是经过国家考核并被国家认定的合法医师呀！就这样让我们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在基层干了一辈子的只有此一技之长的乡医从此走上绝路，生活无源了？
谁来救救我们河南唐河县的乡医？我们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我们只有这一技之长，别的什么也不会干，从2006年年底到现在一直不让我们干，我们都要断粮了。唐河县卫生局更不能因为你们收不到我们管理费就把我们全关闭了呀！”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地区的民间中医的处境形同河南省唐河县的民间中医！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经下发了直接取缔中医的法令，但没有实行下去，可新中国成立后却以各种变相的手段在间接地取缔中医。中医由解放前的80万锐减到现在的27万，而中国人却从解放前的4亿猛增到13亿，这种强烈的反差到底是谁的耻辱？而“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又是谁造成的？
我们殷切希望国家卫生部和各省级卫生管理部门采取明智的和务实的态度，不要再以西医的管理体制去打压和排挤民间中医，既而变相地取缔中医！
解放民间中医是解决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出路！ -
中医的科学研究不属于中医范畴 *
2008-03-19 14:24:57
中医的科学研究不属于中医范畴
作者：王世保
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医演进过程中，医疗领域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医的发展存在着一个不自知的认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对中医的科学研究就是中医自身的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会有力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事实上，这种普遍的认识混淆了不同领域的认知活动，给中医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地消极影响，导致了中医异化性的衰落。
我们知道对树的研究决不是树自身的成长，前者也不能代替后者，它们分属两种不同的领域。对树的研究应当归于人类的行为，它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是外在于树的；而树的生长则是自然物树类自身发生的现象，它应当归于自然的变化。这个例子可以用来类比对中医进行的科学研究与中医自身发展这两种现象。
对中医进行的科学研究，就是用西医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研究，它只是把中医作为外在于自己理论形态的研究对象，采用的是完全不同于中医自身研究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框架，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属于中医理论自身的范畴，它只是在研究中医理论的过程中，力求把中医理论支解后纳入自身的逻辑框架之中。因此，对中医进行的科学研究完全属于西医或者现代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它是西医或者现代自然科学认知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为西医或者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服务的，而与中医自身无关。
中医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医药理论自身的发展，一是从事于临床服务的中医队伍的不断壮大。前者是中医药理论在自身的理论框架内的进一步拓展，也是自身的进一步延伸；后者则是中医药理论进一步扩充自己的载体，以便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意义。无论是中医理论的创新还是中医队伍的壮大，都必须是在中医文化框架内进行的。中医理论的创新必然是由那些从事于中医临床、具有深厚的中国固有文化底蕴并有较强的中医理论思维的中医人士来完成的，试想：一个根本不具有中医理论思维的人能创新中医理论吗？一个根本不具有逻辑思维的人能创新科学理论吗？而中医队伍的壮大也必须依靠对广大中医后学进行坚实的中国固有文化教育，才能造就一支高水平的中医队伍。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医的科学研究是游离于中医自身发展之外的。对中医理论的把握必须要在中医理论框架内进行，只有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运用中医理论思维才能真正理解中医理论。我们如果从西医或者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运用理性的逻辑建构思维来认识中医，看到的结果必将是西医或者现代自然科学自身，它不是中医理论。如果我们把这种外在的认识看作是中医理论的本质的话，那就是一种不明智的替代与遮蔽，必然会造成中医理论的异化，即把中医理论异化成非本质的他者，青蒿素不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吗？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医发展政策和战略规划的制定者们就是因为游离于中医思维和中医理论之外，才用一种西医或者现代自然科学的自我意识错误地把对中医的科学研究看着是中医自身的发展，而中医自身的发展却少有问津。这样制定出来的发展中医的法规政策导致了中医学界喧宾夺主，西化了中医学界的思维，异化了中医理论。
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医自身的研究和对中医的科学研究区分开，它们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领域。中医学界本应该努力学习中国的固有文化，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来掌握基本的中医理论、强化自己的中医思维，既而通过中医临床实践实现在中医理论框架内的基础理论的创新。
我们不反对西医或者自然科学领域对中医进行的科学研究，但是必须把这种研究还给西医和自然科学领域，对中医的任何科学研究项目都不能作为中医自身发展的研究活动来看待。
因此，国家对中医进行的科学研究必须要纳入中国科学技术研究规划的一部分，绝不能纳入中医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来，中医发展的战略规划是关于中医自身的发展。我们如果还要拿前者来代替后者，必然会继续西化中医队伍的思维和异化中医理论，也终将会导致中医彻底的异化性消亡。
这就好比我们抛弃了树，只要关于对树的认知活动和由此而产生的知识。但对于树自身来说，它需要的是自己的进一步成长，而不是外在于自己的认识活动和知识。 -
陈竺部长，您是不是要中医继续走向西化？ *
2008-03-17 19:18:42
陈竺部长，您是不是要中医继续走向西化？
作者：王世保
张功耀等人在2006年发起的新的一轮废除中医的运动在2008年年初已经进入尾声，中医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对其进行了有力地回击。但是在批判这些废医论者的同时，为了扭转中医长期以来的颓势，我们的中医管理部门和学术界有没有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进行彻底反思呢？难道仅仅是外部的批判导致中医的衰败？我们国家发展中医的政策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中医管理部门要为中医的衰败到底负多大责任？
从这些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对“张功耀现象”最应该作出反思并给一个说法的是我们国家的最高卫生管理部门卫生部。卫生部本应当以这件事为契机反思自己50余年来制定的中医发展政策失败的教训，并给出相应的纠正措施。但是，继高强部长之后，我们从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的言论中看不出任何对中医衰败现象的应有的反思。自从担任卫生部部长以来，陈竺院士对外所谈的中医发展思路仍然是不停地在重复着那些已经被实践所否定的发展路线，即要用现代科学科学化中医，既而创造出一个比中医和西医更加高级的新医学。比如陈竺部长在2008年3月9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接受中国中医药报记者专访时，继续就已经失败的科学化中医的政策作出指示，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医在卫生部的主导下难逃继续被西化的厄运。
一、“中医药科学研究”到底有何“重要意义”？
陈竺部长说，要“充分认识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加强研究”。
“中医药科学研究”到底有何“重要意义”？
“中医药科学研究”，顾名思义，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对中医药进行的研究。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对中医药进行研究，既而实现中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这是中医学界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来的发展中医的思路。真正把这种思路付诸实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就把这种思路上升为国家发展中医药的政策，由国家强力进行推行。
如今，“中医药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了，它给中医发展带来了什么成就呢？
除了得到几个象青蒿素这样的化药之外，就是成千上万的对中医临床毫无意义的科研论文。这些论文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财物力，唯一的作用就是造就了一大批拿项目从国家张口要钱的科研既得利益者。中医队伍却在这种“中医药科学研究”中日益西化，成为了一个外在于中医理论的伪中医队伍。
一句话：“中医药科学研究”不仅浪费了国家的钱财，而且异化了中医队伍，导致中医日益衰败！这就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对于这样的一个铁的事实，我们的陈竺部长为何就视而不见，还要继续加强这样的导致中医异化性衰败的“中医药科学研究”呢？况且“中医药科学研究”也是一直在大力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何还要继续加强呢？
二、“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中医”能看出什么？
陈竺部长说，不要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看中医，要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中医。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是实用的学问，离开了救死扶伤的作用，它们什么也不是。因此，中医研究必须从提高临床疗效、解决民生疾苦问题出发，这是任何医学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
我们的陈竺部长是一位院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或许其潜意识里面只对自己的科学负责，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您有没有考虑到十三亿同胞大部分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疾苦问题？这可不是从纯科学角度就能解决的！
从纯科学角度来看中医，中医的诊断就要客观化、定量化和规范化，“三化”归“一化”，就是要要象西医那样仪器化。然而，仪器化的中医诊断能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吗？还有什么样的诊断仪器有中医家自身复杂和精密、更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知道，底层民众“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西医的昂贵的诊断费用，病还没有治，诊断费就已让贫穷的老百姓吃不消。我们让中医放弃自己的简便廉验的特色，去追求所谓的“科学”特征，无疑是断绝了解决这种民生问题的最后一条希望之路。在一个“纯科学”的中医面前，我们的老百姓无钱治病，那么要这样的“科学货”还有何用？
从纯科学角度来看中医，中药就要西制。为了让中药能够西制，我们就要毫无意义地去用西医药理去把中药理论阐释一遍，就要去阐释所谓的与中药自身异质的物质基础。这样，我们不仅导致“废医存药”，更会提高中药的价格，进一步加剧“看病贵”的医疗困境。
因此，无论是从中医的简便廉验的特色来看，还是从中医自身的发展来看，我们都不能从与中医文化异质的“纯科学”角度去看中医。否则，我们带来的将是第二种“科学的”西医。
三、“优秀科学家和优秀科研机构”能创新中医吗？
陈竺部长说，现代生命科学并不姓“西”，要更好地抓住当前生命科学发展的良好机遇，不断加强中医药的教学、临床服务以及科研体系，要善于把中国生命科学界的优秀科学家和优秀科研机构，吸引到中医药现代化创新体系中来。
中医与科学分属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知体系。现代生命科学是建立西方文化中的生物学、西医学和化学等基础学科基础上的，它本身就是西方文化，这是不可改变的，所以现代生命科学难道移植到中国就改变了自己西方文化的属性而不姓“西”？
中医理论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其进一步创新必然是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这是中医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连续性的展开。因此，中医理论的创新必然是由那些从事于中医临床、具有深厚的中国固有文化底蕴并有较强的中医理论思维的中医人士来完成的。那么，那些生命科学界的优秀科学家和优秀科研机构能为中医的发展做些什么呢？
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推动中医的异化和“废医存药”的就是这些根本不具有中医文化背景和中医理论思维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打着发展中医、促进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却干着用现代科技异化中医理论、发展西医药的行径。他们只能从现代科技理论的角度去支解中医，因此，他们的研究是为他们的学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中医的发展服务的。
中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只能由中医学界内部自身来完成，包括那些民间中医人士。因此，陈竺部长“把中国生命科学界的优秀科学家和优秀科研机构，吸引到中医药现代化创新体系中来”的指示，只能进一步加剧中医的异化和“废医存药”。
四、中医和西医能苟合出一个“全新的医学”吗？
陈竺部长说，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要抓住当前有利的机遇期，为推动中医药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做出贡献，要和西医更好地汇聚、融合，使自己保持更好的特色，创造出一个高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和现代西医的全新的医学。
“创造出一个高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和现代西医的全新的医学”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虽然美好，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它没有任何可靠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这个美好的愿望却促成了中西医结合的伪学术的产生。
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过去了，我们没有弄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却造就了一大批象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这样的众多的伪学术群体，他们在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浪费着国家大量的研究资源。就是这样的一个空想，为何我们的具有科学精神的陈竺部长却钟情于此呢？
我想正是陈竺部长基于自己的系统生物医学专业的自负才会继续向世人强化中西医结合能够“产生一个高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和现代西医的全新的医学”的幻觉。那么陈竺部长的系统生物医学这个基础可靠吗？
事实上，陈竺部长所津津乐道的系统生物医学本是从西方文化中内在衍生出来的，它和系统生物学符合西方文化内在的逻辑发生秩序。因此，系统生物医学所采用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属于西方文化的，它与中医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本质的区别：
第一、中医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阴阳五行理论和气化论，而系统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则是由还原论思维认识得出的基因组、蛋白组和其他相关的系统理论共同建构起来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没有任何相融性。
第二、中医的整体思维是直觉的类比取象，而系统生物医学所用的系统思维则是建构性的逻辑思维。
仅仅基于以上的本质性区别，我们就完全可以判定西方的系统论和中医的整体观根本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认知方式，我们的陈竺部长何以看到系统论就不加区别地以为找到了沟通中医理论的桥梁？
五、中医现代化难道就是要研制出“十个、二十个甚至上百个青蒿素”吗？
陈竺部长说，我可以肯定，我们将来会出十个、二十个甚至上百个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针灸的原理也一定能够得到解析。
在这几十年的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国家花费了无数的科研资金，唯一让这些人称道的就是所谓的“青蒿素”的成就。然而，青蒿素现在是中药吗？
不是！它只是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从中药中解析出来的化药，也就是说我们科学化中医的可数的几个成就最后都归于了西医里面。青蒿素不是中医的现代化，它在丰富西药的同时，却加重了中医异化和“废医存药”的倾向，以至于不少人产生了象陈竺部长肯定的“我们将来会出十个、二十个甚至上百个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幻想。
然而，就是这个让科学化中医的人士兴奋不已的青蒿素的光环正在暗淡下去，青蒿素广泛和长时期的应用正在让人体产生相应的抗药性，它在不远的将来同样会象其他抗生素一样被淘汰掉。
我们不禁要问：陈竺部长，难道中医现代化仅仅是从纯科学的角度，获得十个、二十个甚至上百个青蒿素这样的应用一段时间就会被淘汰掉的化药？这可是以导致中医异化性消亡为代价的！
六、结束语
从陈竺部长的话里，我隐隐地看到的还是那个正在被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精神，恰是这个狭隘的时代精神是导致中医异化性衰败的根源！
可能中国人就是善于忘记，“张功耀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它就象一块石头突然掉进死寂般的水面，引起一丝反应后，随即一切又处于死寂般的平静。中医在经过“张功耀现象”的风雨之后，在西化的卫生部的领导下继续走向科学化的不归路，我们等到的恐怕将会不是中医的大发展，而是比“张功耀现象”更加猛烈的下一个“XXX现象”吧！ -
废除医疗保险：不要让其掏空了国库 *
2008-03-14 17:06:15
废除医疗保险：不要让其掏空了国库
作者：王世保
我们社会在现实中推行的一些改善民生的措施往往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这就是有的制度的实施不但达不到理论上预期的效果，有时却完全走向了消极的反面，给社会带来许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我国已经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按理民众的医疗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或者缓解，为何底层社会反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
事实上，只要我们细究，就不难发现恰是这医疗保险制度成为了导致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医疗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国实行这医疗保险制，本来是为了减轻许多国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以为通过国家医疗补贴就能让广大患者得到实惠，减轻医疗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然而，经过长期的实践却发现，医疗保险制度不但没有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助长了医院医德的败坏，成了医院把国家的医疗补贴转移给自己的工具。
进过的医院的患者可能知道，那些看病的医生只要是发现患者接受的是公费医疗，往往就会不择手段地从患者身上捞钱，他们常用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能用昂贵的仪器检查的就不用便宜的检查方法。
例如：我在上大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患了耳病，听力逐渐下降。这位同学到北京一著名耳科医院就诊，当那位应诊医生得知这位同学的医疗费由学校报销时，他就让她做赫兹共振仪检查，结果病没有治好，光两次的检查费用就花了两千多元钱。
2、能用那些利润高的贵药，就不用利润薄的便宜药物。
3、能开大处方的，就不用小处方。
4、能住院的就不让其马上离开医院。
5、能多做几次检查的，就多增加几次检查。
医院所使用的这些从患者身上掏钱的手段都是导致病人“看病贵”的最直接因素，如果说是那些富人或者贵人，那么这点医疗费用不算啥，但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即使有医疗补贴又如何？水涨船高嘛！
那些导致“看病贵”的因素同时也是带来“看病难”的原因。我们不难推理，当一个医院为了能从一个病人身上多搜刮钱财的时候，那么该患者就被迫地占据了别的患者的诊疗资源。比如一个检查科室在一天内能检查20次，每次一个病人，如果该医院要想在同一个病人身上要多检查一次，就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人的检查时间被延迟。既而带来看病比较紧张的状况；检查如此，那么住院就更不用说了。
或者有人提出质疑：这种现象本是医院的医德问题，怎么和医疗保险扯到一起了？
且慢！恰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导致了医院的放纵，败坏了医院的医德，加重了上面的局面。
一旦有了医疗保险制度，那些享受医疗补贴的患者就有着无所谓的心理：你医院想检查几次就检查几次，随便要就要吧！反正我有国家的医疗补贴，那不是我的钱。
医院的医生就想：反正这不是你患者自己的钱，你也不会太珍惜，我能从你身上刮多少就刮多少吧！
患者和医生的这种心理导致了一种肆意抬高医疗费用的恶性循环，医院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地肆意抬高医疗费用，医德不断地败坏，患者的健康不但受到损害，国家的财政也不断地蒙受着巨大的损失。
或者还有人提出质疑：国家的医疗补贴不是明明地给了病人吗？怎么会加重其经济负担？
事实上，国家的医疗补贴虽然增加了患者支付医疗费用的基数，但是医院肆意抬高公费医疗的价格反而要让大多数患者要比没有享受医疗保险时付出的更多。
那些普通老百姓一旦患上了大病，即使有了补贴，由于医疗费用甚高，该看不起的照样看不起病，医疗保险制度也起不了太多的作用。我们国家的钱财就这样白白地流向了那些无良的医院。
实践证明：实行医疗保险制，肥的是医生和医院，亏的则是国家和民众。它无异于医院借着患者之手从国库里掏钱。
与其让这种制度进一步加剧患者的医疗负担，损害国家的财政，不如废除它，让医疗进入一种良性的竞争。 -
废除医疗保险：不要让其掏空了国库 *
2008-03-14 17:05:32
废除医疗保险：不要让其掏空了国库
作者：王世保
我们社会在现实中推行的一些改善民生的措施往往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这就是有的制度的实施不但达不到理论上预期的效果，有时却完全走向了消极的反面，给社会带来许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我国已经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按理民众的医疗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或者缓解，为何底层社会反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
事实上，只要我们细究，就不难发现恰是这医疗保险制度成为了导致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医疗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国实行这医疗保险制，本来是为了减轻许多国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以为通过国家医疗补贴就能让广大患者得到实惠，减轻医疗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然而，经过长期的实践却发现，医疗保险制度不但没有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助长了医院医德的败坏，成了医院把国家的医疗补贴转移给自己的工具。
进过的医院的患者可能知道，那些看病的医生只要是发现患者接受的是公费医疗，往往就会不择手段地从患者身上捞钱，他们常用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能用昂贵的仪器检查的就不用便宜的检查方法。
例如：我在上大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患了耳病，听力逐渐下降。这位同学到北京一著名耳科医院就诊，当那位应诊医生得知这位同学的医疗费由学校报销时，他就让她做赫兹共振仪检查，结果病没有治好，光两次的检查费用就花了两千多元钱。
2、能用那些利润高的贵药，就不用利润薄的便宜药物。
3、能开大处方的，就不用小处方。
4、能住院的就不让其马上离开医院。
5、能多做几次检查的，就多增加几次检查。
医院所使用的这些从患者身上掏钱的手段都是导致病人“看病贵”的最直接因素，如果说是那些富人或者贵人，那么这点医疗费用不算啥，但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即使有医疗补贴又如何？水涨船高嘛！
那些导致“看病贵”的因素同时也是带来“看病难”的原因。我们不难推理，当一个医院为了能从一个病人身上多搜刮钱财的时候，那么该患者就被迫地占据了别的患者的诊疗资源。比如一个检查科室在一天内能检查20次，每次一个病人，如果该医院要想在同一个病人身上要多检查一次，就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人的检查时间被延迟。既而带来看病比较紧张的状况；检查如此，那么住院就更不用说了。
或者有人提出质疑：这种现象本是医院的医德问题，怎么和医疗保险扯到一起了？
且慢！恰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导致了医院的放纵，败坏了医院的医德，加重了上面的局面。
一旦有了医疗保险制度，那些享受医疗补贴的患者就有着无所谓的心理：你医院想检查几次就检查几次，随便要就要吧！反正我有国家的医疗补贴，那不是我的钱。
医院的医生就想：反正这不是你患者自己的钱，你也不会太珍惜，我能从你身上刮多少就刮多少吧！
患者和医生的这种心理导致了一种肆意抬高医疗费用的恶性循环，医院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地肆意抬高医疗费用，医德不断地败坏，患者的健康不但受到损害，国家的财政也不断地蒙受着巨大的损失。
或者还有人提出质疑：国家的医疗补贴不是明明地给了病人吗？怎么会加重其经济负担？
事实上，国家的医疗补贴虽然增加了患者支付医疗费用的基数，但是医院肆意抬高公费医疗的价格反而要让大多数患者要比没有享受医疗保险时付出的更多。
那些普通老百姓一旦患上了大病，即使有了补贴，由于医疗费用甚高，该看不起的照样看不起病，医疗保险制度也起不了太多的作用。我们国家的钱财就这样白白地流向了那些无良的医院。
实践证明：实行医疗保险制，肥的是医生和医院，亏的则是国家和民众。它无异于医院借着患者之手从国库里掏钱。
与其让这种制度进一步加剧患者的医疗负担，损害国家的财政，不如废除它，让医疗进入一种良性的竞争。 -
向两会献礼:《我为病重的中医开处方》 *
2008-03-14 09:48:20
本书是王世保先生关于发展中医的系统措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浏览.
我为病重的中医开处方.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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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国医药经济的殉葬品 *
2007-12-19 17:47:16
中医药是中国医药经济的殉葬品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二00六—二0二0年）》批判导论
作者:王世保
中医是中国人在自己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与疾病进行斗争而总结出的智慧结晶，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汲取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其他文化部门的养分，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形态，进而成为了中国固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以来，中医一直主要以民间的状态存在着，自发地起着救死扶伤的作用，维护着中华民族肌体的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作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政府加以管理和指导，于是中医就由原来的民间自发的生存形态转化为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国家不仅直接控制着中医的教育和行业准入，管理着中医队伍，而且还要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引导中医的发展战略方向。这样国家依靠着自己强大的权力资源左右着现代中医的兴衰存亡。
中医由民间自主转化为政府主导，中国政府所制定的发展中医的战略指导文件对整个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就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如果这个指导性文件能够遵循着中医自身的发生规律，那么就能有效地推动中医的发展；如果这份文件违背了中医自身的发生规律，那么中国政府的这种强有力的干扰对中医的发展就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它不但不能推进中医的发展，而且将会加剧中医异化性的消亡。
然而，事情的发展正是朝我们忧虑的方向上发展，那就是国家的中医药管理部门根据自己已经西化了的意志，完全不顾中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在1950年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上制定出了科学化中医的不合理的发展路线，自此以后，国家有关部委一而再，再而三地制定出一些贯彻这种不合理路线的指导性文件。近半个世纪的中医衰败史证明：在这种错误的方向指导下，中医逐渐进入绝境，面临在中国彻底消亡的危险。就是这样的一个严峻的现实，却仍然不能促进国家中医管理部门的反思与警醒，在经济利益和唯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驱使下，由科技部牵头又炮制出了由国家十六部委联合下发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二00六—二0二0年）》，这部指导文件并没有任何新意，只是在总结以往科学化中医的错误的经验基础上，把这个错误的路径继续深化。
这是让人痛心的，但这份旨在发展中医却能彻底毁灭中医的指导性文件被制定出来却是历史的必然，下面我就这种必然性进行分析。
一、唯科学主义是近现代国家意识的一部分
国家意识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所具有的公共意识，也就是执政机构所具有的执政理念，它是一切国家政策的来源，并以国家政策的形态表现出来，利用公共资源对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前，以六经和孔孟之学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占据着国家意识的主导地位，代表着统治阶层的意志。当清政府被推翻以后，来自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和科学文化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也逐渐地上升为国家意识。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社会，来自于外部的生存危机使得中国人更急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更是把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全民实行西化教育，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培训；一方面，在全民中树立科学知识至上的观念，以致在全社会树立起了学科学、爱科学以至唯科学的崇尚科学的科学主义时代精神。
对科学的崇尚必然导致国人普遍产生一种鄙弃自己五千年发展起来的固有文化。由于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生存形态的差异，致使近代中国人倍加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这使得中国人把一股怨恨栽赃在中国的固有文化上，并产生一种不自信的文化自卑心理，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文化，只有对其进行大肆批判和废弃，才能让中国人更好地接受科学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鄙弃加强了中国人普遍地对科学进行推崇的心理。
此外，中国政府的执政意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对科学就采取一种推崇的态度，因此，无论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还是来自于现实需求，几方面的因素导致那种体现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唯科学主义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同样体现在中国政府的执政意识上。
当国家把中医的管理纳入国家体制的建设以后，中医的管理必然要在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进行，于是中医事业就被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国家意识强行纳入中国科技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医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部分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总的指导原则下进行，这就必然会导致中医的科学化：一方面，中国政府把中医作为一种被研究的对象托付给科技工作者，一方面通过科研立项和资金投入促进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中医就被这种源于唯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指导方针完全隔离了自己的文化母体（即中国固有文化），成为了一个被异质文化群体进行任意肢解和异化的对象，这种对中医的史无前例地破坏却是在国家权力资源的强有力地推动下进行的。
国家意识的科学主义化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历年的发展中医的指导原则都是从异中医的文化角度，即科学技术的角度去对中医的发展进行设计，这导致了整个中医学界并把中医纳入了科技的单向文化链中，进而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考察中医，从科学的发展规律来为中医的发展设限。
传统文化的没落导致中医政策的制定者只能用科学意识来考虑中医的发展，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和对西方科技的推崇以及对科学化中医的弊端视而不见导致中国人只能把中医送上科学化的歧途。在这些科学主义者看来，中医只有结合现代科学才能发展，于是中医的科学化就是中医发展的终极目标，他们也丝毫不管这种现代化会不会导致中医的优势丧失殆尽，成为西医的一种附庸。
二、国家经济利益成为误导中医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指导中医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的同时，发展医药工业经济的需要却成为另外一个误导中医发展的关键因素，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就是在这种经济利益驱使下制定出来的。
我们知道治疗疾病不仅仅是一种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医疗关系，也是一种经济关系。在医生给患者治疗过程中，要涉及到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就是药品的交换行为，即医生通过施加药物完成对患者疾病的治疗。医生给患者施加的药物的来源却需要一定的程序，这就是药物的流通。
药物流通是医药工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药物的研制、生产与销售。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不断地从国外进口药品，同时把自己研制与生产的药品出口到国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药科技的进步，中国的国际医药贸易也在不断地得到快速地发展。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在生物制品和化学药品方面缺乏自主创新的医药技术，多是引进仿制西方国家的原研药品，而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之下的医药经济竞争之中，中国唯一具有优势地位的就是中医药。出于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如何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产业的竞争优势就成为了中国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决定因素，但这个问题又同时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中医药如何走向国际，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西方人对理解中国固有的中医药文化具有相当的困难，因为中医药文化是一个异质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尤其是科学）的文化认知体系。因此，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理解程度如何必然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这也必然影响着中国对外出口的中药产品的销售额度。
恰是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却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采取了破坏自己文化的急功近利的措施。国家不是积极地对外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扬中医药文化，而是采取对中医药异化的科学化政策，反主为客，把中药披上了一层西方科技知识的外衣，企图与国际的主流文化意识接轨，以便得到国际的认可，这就是中医药的所谓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为了能让那些不具有中国文化意识的西方人在短期内接受中医药，国家一方面要求用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知识来阐述中医药理论，同时还要求按着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知识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来改造中医药，即进行以中药西制为主要方向的中药现代化。
这样，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全然被扭曲为对中医药文化的全面改造，也就是异化性的西化，进而实现现代化，最终达到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这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力图使中医药在短时期内得到国际承认的愚蠢而又拙劣的做法，恰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上这种愚蠢的行为仍然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在作怪，当今的那些中医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全然不顾中国固有文化在西方开始快速传播并为其接受的现实。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西方人日益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不足，他们开始对东方文化产生一种需求，并在积极地认识。因此，与我们中国人相比，他们更需要不同于自己文化的东方文化。
然而，已经西化了的现代中国人，由于还处在对西方文化毫无怀疑和批判地狂热崇拜期，所以那些中医发展政策的制定者错判了当前的文化形势，误以为中医药要想传播到西方就必然要进行改造，按着科学的标准塑造一番。这种愚蠢的做法不仅最终受到西方人的鄙弃，也彻底败坏了自己的文化。科学化中医最终带来的是中医药的异化，也最终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因此，中医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殉葬品，那就是不惜毁灭掉中医，也要把中医药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中药工业经济。经济利益的诱惑已经导致中国人扭曲了中医药救死扶伤的终极关怀。
三、《纲要》的缺陷与危害性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二00六—二0二0年）》就是在那些中医发展政策的制定者错判国际的文化形势的前提下，在中国科学主义泛滥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主导下，由科技部连同其他相关部委制定出来的旨在全面改造中医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企求得到西方人认同的一份异化中医的战略文件。
通观这份《纲要》，我们不难发现文中并没有谈到如何去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路径。《纲要》既没有正视中医的现状并作出客观的分析，也没有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发展历程进行经验总结和反思，只是两眼紧盯着西方文化中科技的发展趋势和现状，并以此为标准来考量中医药未来发展的路径。
《纲要》也没有谈到中医教育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便进一步改善中医的自身社会组织建设，进而壮大中医队伍，拓宽中医的医疗阵地，而是一味地从理论技术角度强调阐释中医的科学内涵和改造中医的固有形态。
此外，《纲要》也完全没有顾及中医药自身的文化特征，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医之间的血肉关系，而是始终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医中的虚幻的作用，这种做法就是1950年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中医科学化政策的进一步升级与细化。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纲要》违背了中医药自身发展的特征，完全按着西医的发展模式来对中医进行削足适履。这个《纲要》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不可能引导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而且会进一步加快中医的异化性消亡。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批判这个已经颁布的继续西化中医的中医发展战略文件，指出其中的唯科学主义的本质，指出这份文件将会给中医的发展带来的悲惨结局，进而唤醒中医学界的文化主体意识，把中医从科学的意识形态桎梏下解放出来，走上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发展之路。 -
中医被“温水煮青蛙”的百年反思 *
2007-11-28 18:07:26
中医被“温水煮青蛙”的百年反思
——评张效霞博士《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一书
作者：王世保
历史总会有些事件反复发生，比如废除中医的事件就在20世纪初发生过一次，然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刚进入二十一世纪，余云岫的阴魂再现，以张功耀、方舟子和何祚庥为首的一批人在唯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控制下，打着“中医是伪科学”的旗号老调重弹，在2006年掀起了新一轮的废医风波。“告别中医药”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对中医现状已经麻木的中医学界。苏醒过来的中医人在大力批驳废医论的时候，也有一些明智之士开始了对中医近代发展史的反思：为何废医的沉渣再次泛起？摆在我们面前的由张效霞博士完成的《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一书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部反思中医近代发展史的佳作，达到了其应有的深度与广度。读罢此书后，现就本书的内容谈谈我个人的理解和一些自己的发挥。
一、百年反思，中医近现代发展史就是生存的斗争史
本书采用纵向的历史笔法，以详尽的历史资料再现了中医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也印证了我提出的“中医近现代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存的政治斗争史”的观点。
首先，张效霞博士在其书第二章《根由》中，以开阔的视野在文化的层面上详细地分析了近现代出现“废止中医”思潮的背景以及根源。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所造成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是导致中医存废之争的最根本原因。
西方诸国在经过18世纪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之后，不断地强大，既而走向了抢劫东方国家的侵略之路。中国人以另外一种自发的文明一直安静地生活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上，面对来自另外一种文明的入侵，丝毫没有准备，时逢中国又进入改朝换代的阶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近代中国受尽了凌辱。在这种大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近代的那些先烈们崇尚和传播西方文化、诋毁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在情理之中。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扫荡中国固有文化的势力，以六经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随着君主体制的废除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的作用下，退出了国家的主流意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任何运动都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往往会超出自己应有的作用范围，带来额外的效应。中医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具有救死扶伤的作用，却因为不符合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意识，自然成为早期那批传播西方文化的仁人志士们攻击与诋毁的对象，也被列在废除之列。作者在文中分析了近代历史中全盘西化运动、科玄论战、废科举、废五行和废汉字等诸多历史事件，给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当时西方文化冲击中国固有文化，并最终在中国形成了唯科学主义的近现代主流思潮的历史画面。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中医的“存废之争”延续百年的历史。
随后，作者在《方案》与《斗争》两章之中具体阐述了西化派废医的过程和中医界各位先辈争取生存与合法性的斗争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中医学界先辈们的大智大勇和对中医事业忠诚的赤胆之心。
既然以民主和科学为主流的西方文化意识成为了国家意识，那么以余云岫和汪精卫为首的废医派必然要将废除中医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政策体现出来，这样中医的存废之争就最终上升为政治斗争，并一直延续下来。中医学界的先烈们为了阻止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废医案的具体实施，相应地展开了艰巨的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活动，要求废除荒谬的毁灭中医的政策。作者在《方案》一文中列举了几位“废止中医”的著名人物，即俞樾、汪大燮、汪企张、余云岫和汪精卫，并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各自的言论和废医措施，其中汪企张提出的“同化法”最值得后世警醒，这种同化法事实上在激进的“摈绝法”被阻止后，就披着“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的外衣一直被实行到至今，这就是导致中医日趋衰微的根本所在。作者在《斗争》一文中详尽地阐述了中医学界在1913年、1929年、1943年和1946年的几次拯救中医的大请愿。这几次请愿阻止了国民政府由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医案，初步获得了建立中医的学院教育体制的权力，但是中医的自主行政管理权和与西医平等对待的权利却不了了之。
难能可贵的是张效霞博士指出了中医学界在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了中医学界自己内部的堕落。《蜕变》一文清晰地明确了中医内部的“和平演变”过程。那些废医派激进的“摈绝法”没有得逞，但是缓和的“同化法”却最终变成了现实，当时弥漫的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简直就象瘟疫一样感染了大多数的中医界人士，并最终成为慢性“和平演变”中医的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细心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医被西化的必然性：首先中医赖以生存的中国固有文化氛围已经不存在，主导国家意识的是科学主义，这必然导致中医学界斗争的不彻底性；其次，就是在那种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是中医学界也难以拟制自己对科学的崇拜，这必然导致科学主义在中医队伍里蔓延。这种“和平演变”的具体表现就是作者指出的“外部形式现代化”、“内部结构的科学化”，并最终导致“中医理论的易辙和失语”。为了存续中医，在民国时期的中医学界主张按着西医的方式创办学校，然而教学内容却受当时科学主义的主导融入了大量的西医内容；同时以陆渊雷为首的一批中医学界人士在废医派的帮助下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目标，这是废医派极为想看到的局面。然而，就是这些在当时科学主义精神控制下的愚蠢之举却一直延续至今，继续被列为中医的发展战略目标，由国家在支持中医的名义下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大力推行，这是令人痛心的。
接着，作者在《余音》一章中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中医政策上的几起几落，分析了毛泽东罢免贺诚和王斌两位部长的事件和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政策，指出了中医在建国后发展之路的曲折与艰难。
在民国政府时期，中医学界就已经被“和平演变”，众多的中医主事都已经信奉科学主义，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要发展思路，具体内容就是用西医理论阐释中医理论的原理，改造中医理论的形态，最终趋同于西医的科学性。这股主导中医异化的潮流在解放后并没有得到扭转。由于主持卫生部的官员几乎都是西医出生，因此对中医的政策性歧视一直就没有消失，有时又进一步激化成明显的“废止中医”的一些行为，这就是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在1954年被毛泽东主席撤职的事件的起因。但是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虽然被撤职，中医科学化的“和平演变”政策并没有随其一起废止，而是在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的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主导下，得到进一步深化。这种中西医结合是在权力的支配下得以实现的，以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最高目标。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背后还是科学主义在作怪，那就是中医理论“虚玄”、“落后”，不符合科学的理论形态，所以要用西医和科学知识对其进行阐释，并加以改造；而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中医队伍日益西化，成为了一个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二流医疗队伍，并在西医管理模式的限制下日益萎缩。
中医的这种苟延残喘的现状最终酿成了2006年以张功耀、方舟子和何祚庥为首的一批人在互联网上发动的新的一轮废医事件。这批人继续操持着西方自然科学的标准，指责中医是“伪科学”，并要“告别中医药”。究其本原，这一次废医事件是对中医科学化的一次反动，并直接否定了中医学界一直在往中医身上投射的“科学性”。然而，我们的中医学界不是对此作出彻底地反思，而是继续强调中医的科学性来反驳废医论者，并以占据国家权力资源的优势硬性地肯定了中医的所谓的科学性。这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国家政策中面临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承认中医的科学性，一方面又在按着西方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中医。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矛盾，称中医是科学，说的是中医是广义的科学，这样可以在西方文化中给中医谋取合法存在的地位；称要科学化中医，说的是中医理论形态不具备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形态，这里仍然是中医自己又不自觉地按着所谓的狭义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的存在形式。这是中医学界反驳废医论的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造成的。
至此，作者结束了对中医存废百年之争的历史回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科学主义一直在主导着中医存废之争，这种科学主义外化为两种表象：一种是激进的“废止中医案”，一种则是缓和的科学化的“和平演变”。对于前一种现象，中医学界作出了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后一种现象，中医学界却被慢慢地“温水煮青蛙”，没有丝毫的反应，甚至有的甘愿这样堕落下去。
二、总结教训，中医应该走符合自身文化特征的道路
对历史的反思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事件，而是从历史中寻求一些得失，以便于明白其中的道理，形成一种思路来指导未来的行动。
中医在近代经历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之后，虽然抵制住了直接废除中医的激进做法，却不自知地重新陷于了科学主义的泥沼，不仅采用了那些废医论的“和平演变”的招术，而且成为了这一招术的可悲的捍卫者。中医科学化的战略伴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正在把中医推向异化性消亡的深渊。中医从民国时期的80万大军萎缩到现在的27万，并只有3万余人能够采用纯粹的中医方式进行诊疗疾病；西化的学院式教育根本培养不出来能够独立临床的中医生，而民间中医又在急剧减少；各大中医院不断地被西化，成为了二流的西医院……面对这种种衰败的情境，我们中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张效霞博士在其书中最后的一章《出路》里，提出了自己对未来发展中医的一些建议。他在书中指出“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并在否定了近代先贤们采取的上书请愿和集会游行的办法之后，提出了回归中医的策略。对于其具体思路作者没有进行具体的展开，这或许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
就我个人认为，要想拯救中医目前的这种继续被“温水煮青蛙”的异化性消亡的局面，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对自从19世纪末就开始在中医学界内部渗透的科学主义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让中医学界认识到“水温”正在上升，不跳出来最终就要被烫死。这就需要我们中医学界消除文化自卑的心理，树立起文化主体的意识，维护中医的独立的文化地位，要求那些具有科学意识的人士承认中医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文化独立性，让中医继续走向一条不依靠现代科技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并不仅仅限于中医外部，批驳那些歧视和要求废除中医的言论，还要对内展开自我批判，消除中医内部的那些认为中医只有在西医和现代科技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发展的荒诞观点。中医在西方科学技术和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就一直在根据自己的内部演进规律不断地丰富和拓展自己的内容，为何西医一进入了中国，中医离开了西医就不能发展了呢？这到底是中医理论必须获得西医理论的支持，还是中医人士自己内心产生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毫无价值，既而产生对西医和科技的一种依赖心理，并把这种心理投射到中医的发展上呢？因此，中医学界内部必须要清楚地认识中国固有文化的智慧，树立起文化自信心，摆脱对科技和西医的依赖，放弃那种“入科为奴”的小人心态。
只有树立起了文化自信心，才能自觉纠正那种根深蒂固的中医科学化的发展思路，既而回归中医本体，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去寻求中医生存的合法性和认识事物的正当性，并以一种我自为主的态度要求那些认识中医的人士自觉地去从中医自身的文化角度去理解中医理论，最种形成“以我为准”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第二件事就是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营造中医赖以生存的文化氛围，并与儒学界、道学界等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的学术群体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共同体，结成战略联盟，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医衰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失去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强有力的支撑。中医是在以六经为主的文化土壤中长出的，并在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地得到发展的。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那么处在孤立地位的中医就必然会在异质的西方文化里遇到身份的合法性和认识事物的正当性问题。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医是一个他乡过来的陌生人。所以，恢复中医生存的文化环境是关系到中医能否振兴的一个关键要素。
随着中国现代的经济繁荣，稳定的社会局面呼唤着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而近几年的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要补救过去的偏弊。中国固有文化在国家意识的回归和民间的复兴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中医学界要抓住这个机遇，振掉累积在中医自身上的百年沉疴，恢复自己的本真面目。中医与中国固有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荣俱荣，一衰俱衰。
因此，中医学界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并在中医教育和研究上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本位上来，并积极地与儒学界和道学界等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群体共同组成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统一战线，共同实现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复兴。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医赖以发展的前提，只有在不断地改革现有的存在着诸多弊端的中医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不断地壮大中医队伍和拓宽医疗阵地，在很好地继承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去谈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而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也只有在中医临床遇到新的疾病现象时，在中医自身的理论框架内所进行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不是现在所进行的无病呻吟和毫无意义的中西医结合。
话已至此，我也希望中医学界有更多的象张效霞博士这样的明智的仁人志士不断地反思中医的近现代发展史，以史为鉴，总结其得失，自觉地更正自己的言行，既而为中医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