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广化寺，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持律严谨，生活朴素，并发心致力于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成就僧众修行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想发心修复祖庭，建设广化寺。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他的身上。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座传统、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寺院修建完成了，很多人可能会争取对外开放，并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而清净，成就僧众学习修行，避免外人打扰。
很多道场，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一般都要卖门票，广化寺却不卖门票；许多寺院都有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方便，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在生活条件上，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 比如在饮食方面，吃饱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菜就比较简单了，通常以咸菜、剩菜居多。苦瓜成熟的季节，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我当时胃不太好，经常吃完饭，在走回小南山的路上就边走边吐，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穿的衣服是墨染衣，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模范人物。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墨染衣，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本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穿着这种衣服，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常住每月发给僧人很少的单资，印象中是5元还是10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住得下；要享受、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
“文革”之后，佛经几乎不太容易见到。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大量印刷经论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才有机会读到佛书。他又在广化寺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培育佛学人才。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对想修行的人，寺院设有念佛堂，成就僧众念佛修行。寺院终日佛号音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修行氛围。
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成就了五位青年法师学律。这五个人是性光法师、界诠法师、毅然法师、演莲法师和我。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前后大概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就从别处借来抄写。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开始研究。大体上是靠自学，每天读五页，细嚼慢咽，花了数年时间，才把三大部读下来。我1985年才到广化寺，那时候三大部已经有好几套，根本不用抄了。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相对学得比较粗，更为惭愧的是，没有认真去实践，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来我们几个人中，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大概会是最大的。 圆老对我们很慈悲、很关照，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地藏殿，又称小南山。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附带着12个房间，以及相应的卫生设备，四周还有围墙，避免外人闯入，干扰法师们的清修。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种了很多树木花草。当时，住在小南山的法师，有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这么大的地方，只住了三个人，有一种很宽松的感觉。
1985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俱舍》，1986年福建佛学院教师、管理人才告缺，我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我们经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观音殿，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散步到小南山。观音殿的旁边有一棵大橄榄树，生橄榄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有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学会放松。
八十年代末期，朴老到广化寺，以“一入山门长道心”的诗句赞叹广化寺。的确，任何人只要进入广化寺，就会感受到庄严、清净的氛围。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过堂吃饭，感受更为深刻。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定妙法师，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他老人家几乎都要表堂，指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对僧人的威仪进行严格的规范，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上殿也一样，念佛堂、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整整齐齐地鱼贯而入，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
我在广化寺住了4年，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4年，学习戒律、研究俱舍，同时也在福建佛学院担任唯识课程的教学。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界诠法师当教务长。我在广化寺的生活，只管上课，不必干其它杂务。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思想很简单，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上课、吃饭、散步、禅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这才离开了广化寺。
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在圆拙老法师手上改为十方丛林，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奠定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24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丈，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一种风气的开创、形成固然不易，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 本帖最后由 nmskqmw 于 2012/5/13 21:32 编辑
南普陀寺
普陀，是一个和观音菩萨有关系的名称。四大名山中有普陀山，又称北普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南普陀寺的地理环境与北普陀很像，都在海岛上，可能是因为在北普陀以南，所以叫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的崛起，是因为闽南佛学院的创办。南普陀寺原是子孙道场，在转逢和尚任住持期间改为十方丛林。会泉和尚住持时期创办了闽南佛学院，礼请近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来主持，一时海内外佛教精英都云集于此。弘一律师晚年长住闽南，有许多时间都住在南普陀寺。我现在住的阿兰若处，便是当年弘公静修的场所。弘一律师在闽院担任过课程，还为闽院增设了养正院，亲自设置课程，并为学员上课。
厦门是个开放、自由、舒适的城市，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南普陀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受其影响。已故的妙湛老法师很有开放的胸怀，不但恢复了闽南佛学院，还支持全国各地办学。他帮助恢复了岭东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协助创办了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广东陆丰佛学院，并支持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办学。老法师不但重视培育人才，也愿意为中青年法师创造各种条件，发挥他们的所长。像我这样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想在寺院干些事，通常是很难的，而在南普陀，妙老既能包容我的无政府主义，又能给我提供各种方便，让我干自己喜欢的事。妙老对我是这样，对其他有一定专长的法师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普陀的佛教事业百花齐放，在全国的佛教寺院中成了功能发挥最大的一座寺院。南普陀寺设有禅堂、念佛堂，想修行的僧人来到这里，可到禅堂、念佛堂安单；南普陀寺有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弘法讲堂，长期为厦门的善男信女及中青年知识分子、厦大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有慈善事业基金会，从1992年创办以来，目前已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启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寻声救苦，给失学儿童、疾病患者、受灾群众和贫困户，送去温暖和关怀。
妙老有禅者的风范，性格直爽，生活朴素，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早晚学生扫地，周末劳动，老法师无不亲自参与。干活的时候，挖土、扛石头，老法师的劲头更令年青学生敬佩。有时老法师会拿着一根木棍，发现哪个学生偷懒、不守规矩，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打得学生鸡飞狗跳的。老法师八十多岁的高龄，天天都和大众在一起生活，一起上殿、过堂。早晨打板之后，在钟鼓声中，往往伴随着老法师的叫声：“快起床了！”这叫声比板声更管用。有时老法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突击检查，或挨门叫唤。
方丈住持丛林，有教化大众的职责。妙老以斋堂为课堂，天天吃饭时都要表堂。表堂的内容很少引经据典，或纯理论的说教，而是就每天的生活，以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教导大众在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如何健康地生活，如何如法地修行。老法师有一句名言：“打不走，骂不跑，就是好宝贝。”所以，有些人犯了错误，尽管害怕老法师的棒喝，却不必担心会被赶走。
老法师早年在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门下学过天台，又在扬州高旻寺亲近过来果老和尚。解放初来到厦门，一直住南普陀寺，坚守在寺院中。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妙老马上就担负起南普陀寺的恢复工作，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同时也着手佛教人才的培养。先复办养正院，1984年正式恢复闽南佛学院，有男、女二部，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学院分设养正院、预科班的两个层次，各招三五十名学员，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随后预科班升为4年的本科班，养正院改为预科班，学院从原来的4个班级发展到6个班级，人数也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1999年在圣辉院长住持下又增设研究生班，聘请国内高等院校的著名学者、法师担任导师，正式招收了7名研究生。
我是1988年冬天到厦门的。当时刚离开广化寺准备北上，路过厦门到南普陀寺挂单。在寺中碰到在中国佛学院教过我的方兴老师，他希望我能够留下。对厦门并没有太多印象的我，也不知是什么因缘就答应留下了。当然，我那时只想暂时住一住，根本没有做长期的打算，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了。
在厦门，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刚来时讲过戒律，后来一直都讲唯识，几乎把唯识宗的一些重要经论都讲了一遍，为我唯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厦门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法师、学者，从听他们的演讲到和他们的交谈，对我日后走向弘法道路有启蒙的作用。
记得1989年的年底，台湾的游居士到南普陀寺，学院请他在普照楼为学生及常住大众开七天讲座，演讲《大智度论》中关于六度的内容。据说他是佛学博士，当时我还不清楚博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五、六天讲下来，果然不同凡响。当时我和湛如法师住在一起，我们都很好奇。讲座完的那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们设计把他请到山上，请教他博士是怎么搞到的。一直谈到新年钟声敲响，似乎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现在湛如法师都读完博士后了，我虽然没去读，但也知道了博士的含义。回头再想一想那时的举动，觉得真是有趣！
1989年春节，台湾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惠空法师，带着高度的弘法热情来到南普陀寺。当时我们对台湾佛教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有的只是神秘感和好奇心。客堂安排惠空法师住在方丈室，当时我也正好住在方丈楼，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面。惠空法师很健谈，不断向我们介绍台湾佛教界发生的一些情况。有时到我住的房间，一直讲到三更半夜。有几次我都是边听边睡，他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又担心不礼貌，赶快支吾两下，法师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结果又继续讲下去。
1991年，我和湛如法师分别在厦门的妙清寺讲《药师经》和《维摩经》，迈出了我们在厦门弘法的第一步。1992年我和湛如法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开设“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的课程，并与历史系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2年的年底，我们商量，打算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支持，于是，“佛教文化研讨班”在紧锣密鼓中开始招生了。
通过什么方式把学子们吸引到南普陀寺听佛学讲座呢？我们请了厦大美术系的老师帮忙设计广告。广告的内容，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希望写得精彩些。记得其中两句大标题是：“探讨人生真谛，叩开佛法大门”。广告的版面特别大，又是放在厦门大学最热闹的地方，所以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研讨班为期两周，安排了八、九次活动，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我们又开始办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厦大的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
能在厦门安心地从事教学和弘法，要感谢妙老对我的成就。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老法师知道我存在这许多严重的问题，于是就同意我住在后山的阿兰若处。平常没有外出弘法时，每周除担任二至四节课，其它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湛如法师和我一起同住在阿兰若，平常我们各读各的书。他讲授中国佛教史，每天备课、写讲义，总是干到三更半夜，而我通常在九点后就不太看书了。这注定了他要成为博士后，而我依然还是一个山野之人。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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