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商业革命：一个传统产业觉醒时刻
中医商业革命 一个传统产业的觉醒时刻 采访/刘扬 杨柳 张珂 编辑统筹/刘扬 石海芹 摄影/车庆久 王旭华 静谧的北大红楼对面，树荫下的正安堂有古朴的风格，却充盈着现代设计的质感。梁冬，这位曾经的凤凰卫视(微博)主持人、百度(微博)前高管，带着来自奔驰和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才创立了这家中医堂。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穿着极富质感的长衫，厅堂有个玻璃窗顶，来这里看医生的人们，宁愿自带水杯，在这里多坐一会儿聊聊天，体味慢下来的感觉。 在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京朋会里，小桥流水，古诗画韵，创办者邱琳出身投资银行，如今却成为中医大师的入室弟子。 当下的时代，中医正在也势必经历一场变革。一群有识之士正在从各行各业投身中医。他们认为，“中医不只是医，而是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规律的理论体系，而且特别美”。 “现在，不缺有人把钱砸到中医身上，也不缺媒体的宣传，还差什么？差的是人。”出身中医世家的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如此评价目前民营中医行业的发展态势。这位日本岩手医科大学访问研究员、科班出身的中医人才，对目前中医行业发展的顽疾深有感触。 中医行业多年来在这种怪圈中循环：年轻中医道行不够赚不到钱，越来越少有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中医诊所收益不好，没钱雇优秀的管理人才，没有好的管理人才，中医诊所更难良好运营。 梁冬、邱琳、李永明、涂志亮，这些中医外行人正在用跨界的思路，把中医和会所、养生机构建立链接；孔令谦以及徐文兵、徐文波兄妹正在以中医世家的扎实底蕴，传播和拓展中医所有可能的商业模式。 无论来自何种背景，至少他们的共识是，中医必须找到更多更有效的商业模式才能够将中医本身的智慧和能量发挥出来，也才能成就他们自己。中医不革新不成活 周杰伦唱一首歌，让很多人都知道了《本草纲目》和几味药材，靠传统思路已经不能推动中医的发展了。 撰文/刘扬 姚遥恐怕是中医行业的第一个六西格玛黑带，这位曾经在惠普(微博)工作了十余年的IT精英，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事中医行业的工作。 在当归中医学堂上过几节中医育儿课程后，姚遥开始对多年的工作产生了动摇，在忍痛告别多年一同奋战的同事们、花了数月说服自己的家人后，她开始了和当归学堂的发起人李永明一同艰苦创业的日子。后者同样是从IT行业转行的。 像姚遥、李永明这样的“跨界”人才，在几年间的中医行业已经屡见不鲜。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百度高管梁冬，他不仅自己投身中医，组建的创业团队也极尽“混搭”之能事：有在奔驰中国做了九年客户体验及经销商培训的经理、在西医院从业超过十年的公司骨干，更有精通药材的中药饮片行业某知名公司的高管。而从事投资银行多年的京朋汇(原三艾堂)创始人邱琳，则因中医给了她第二个儿子，也开始不遗余力地发展中医事业。 “现在，不缺有人把钱砸到中医身上，也不缺媒体的宣传，还差什么？差的是人。”出身中医世家的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如此评价目前民营中医行业的发展。这位日本岩手医科大学访问研究员、科班出身的中医人才，对目前中医行业发展的顽疾深有感触。中医行业多年来在这种怪圈中循环：年轻中医道行不够赚不到钱，越来越少有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中医诊所收益不好，没钱雇优秀的管理人才，没有好的管理人才，中医诊所更难良好运营。 同样出身中医世家的孔令谦，年轻时就是因为“坐不住”，赚不到钱，而选择弃医从商的。近几年，因为“只有从医才能看到爸爸的笑脸”，才再度投身中医行业。 这个时代，中医势必需要经历一场改革。多年来，我们用西医的体制发展医学，而中医这一传统的智慧却在这种体制下日渐式微。中医需要在职业属性、商业模式、传播模式，甚至技术上，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才能符合这个时代对于中医这一古老智慧的要求。只有解决了中医的商业化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中医的发展。 “周杰伦唱一首歌，让许多人都知道了《本草纲目》和几味药材，靠传统思路已经不能推动中医的发展了。”徐文波说。她的哥哥、著名医师徐文兵，也在寻求多方面的探索，这是值得期待的。毕竟，他在企业和娱乐名人中有着很高的声誉，报名参加他课程的人，已经排到了明年。 被中医救过“命”的 来救中医的命 近年兴起的民营中医堂的创始人，除了中医世家出身外，多半是被中医救过“命”的外行人。 2009年，李永明感觉容易疲惫，晚上盗汗并且偶有胸闷的感觉，，但他当时去医院检查时，无论挂什么科，都被告知身体没问题，被称为亚健康。于是，他通过朋友找到中医名家徐文兵。徐说李永明算是病的不算轻了，满肚子都是结。经过徐文兵和罗大伦两位医师的调整，李永明不光肚子里的结没有了，连的腰围也小了两寸，但是体重却没有明显变化。 兆麟堂的韩洁也是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被老中医鲁兆麟的几味药下去，挽救了生命。从此，她当起了鲁老的跟班，并“弃商从医”开办了诊所。梁冬是体味到中医的博大精深后，解决了自己的痛风问题。姚遥则是通过中医“拯救”了自己双胞胎儿子的健康。 “为什么一个说我没问题，一个说我病得很严重？”李永明被西医和中医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困惑了。于是，他看《黄帝内经》，看徐文兵等专家的各种书籍。看了很多中医的书之后，李永明突然意识到：中医不只是医，而是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规律的理论体系，而且特别美。李永明对中医的痴迷，一如他说这句话时脸上的陶醉。他当时想做与中医相关的事，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股中医热潮，在梁冬看来非常符合常理。“在中国古代，是个知识分子都学医，苏东坡、欧阳修、张之洞、李鸿章都是懂医的。”他告诉我们，来正安上课的学生中，一半都是传媒工作者。 “现在最悲哀的是，传统中医是什么样，大家都不清楚”。徐文波觉得，现在把传统中医弄明白八九分的人都不多，更别谈传承了。她认为这是现代人的悲哀，而不是古人的悲哀，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一个大师，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的人，哪门都很精，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在“望闻问切”上我们的感觉都在退化。 中医需要各路人士用智慧解决发展的问题。 到企业去 “治未病”更符合中医逻辑 孔令谦的故事，特别能够反映中医职业兴衰的变迁。他是四大名医孔伯华嫡孙，是孔伯华中医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但孔令谦从小对中医的兴趣完全在于虚荣：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在一起玩，别的孩子会说“你爷爷见过毛主席”、“你爷爷跟主席合影了”。但是父亲让孔令谦读医书，他却是百般推辞。因为天生坐不住的性格，父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孔令谦到宣武中医院跟着四伯父学习。但是实在是太清贫了，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习，孔令谦比一般的同学都要大，成家也早，总要跟家里要生活费，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当有一个去那时的王牌IT公司上班的机会时，孔令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中医。 如果不能解决中医人才的吃饭和发展问题，中医的人才和发展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李永明觉得，现在一部分人自觉自愿地来做一些事情，但是一定要用商业的手段，否则就无法维持下去。“不管难不难，我就先踏出一只脚来做。”李说。 中医要想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必须走出象牙塔，中医不止能解决疑难杂症，更是治“未病”，解决亚健康的法宝。而这正是中医最擅长的领域，也是 “二两拨千金”解决中医商业化的问题。 事实上，已经有更多的受众愈发体味到中医的妙处。民间中医太极正骨陈启锋的工作室常有很多企业家来拜访。他们对陈说：“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最大的资产就是员工。我一个月给他们薪水少的开一两万、多的开四五万，如果他病倒了，我损失太大了。”陈启锋被各路企业家们请到公司讲课、教授正骨操，最远的地方到过新疆。这使得陈启锋这样的民间中医也能够找到商业模式。 受到陈启锋影响的还有《给你一个亿》主持人樊登，看到家人因中医调养好身体后，他开始大力推广陈启锋的正骨操。身为博士的樊登，还是IBM(微博)领导力讲师，也是多所大学的老师，在企业讲课结束后，都会教学生们练习这套操。 京朋汇(原三艾堂)创始人邱琳，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联想在印度的总裁，在京朋汇接受按摩师的治疗后，在联想印度3000人的大会上，花20分钟讲述了这种“神奇”的中医疗法。他告诉联想员工们，谁干出了成绩，他就带谁“去中国体验”。 事实上，在国外，中医的市场价值早已高过西医了。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告诉我们，在美国、日本，很多人的病西医的方法治不了，看中医的话都要自费，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是愿意看中医？因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在国外，一个针灸师施针，一次约为200美元，而在中国，扎一次4块钱，对于医生来说感觉完全不一样。很多中国医生在国外没办法做西医，只能想尽办法用中医提高疗效，会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加之商业利益的刺激，他们的水平往往会比国内的中医高。 如今这些民营的中医机构，因为圈子小，都互相认识，也是很好的关系。他们认为应该重新站出来、联合起来，真正按中医学科的特性去探索一个适合学科发展的管理模式和形式。 虽然在各个中医馆跳槽的情况时有出现，但大家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紧张。 徐文波认为进入中医行业的人能够发挥各自特长，大家应该联手起来为中医行业做一些事情。就如同她与哥哥徐文兵在同一屋檐下，一个管理着御源堂，治疗病人、研究中医专业，一个开办厚朴中医学堂，将更多精力倾注在中医文化的传授和传播上。两人各自为政，也不时互相交流、互相扶持一把，所做的都是为中医发展添砖加瓦的事情。 对于中医商业模式的发展，徐文波有一套自己的总结：用职业培训传承中医、用现代科技带动中医、用连锁管理发展中医、用国际推广弘扬中医。她认为，中医最符合现在的“5P医学模式”。“5P”即预防性(Preventive)、预测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y)和健康促进(Promotion)。 现在，京朋汇有11项专利技术，都是在治疗方法上面，所以他们现在属于高科技企业。邱琳认为，作为一个医疗机构，他们就是凭中医里面一个一个的方法和成果在运营。“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不可能走得长、走得久。” 新中医 不改革就不能振兴 “我希望投入中医事业的年轻人都是很时尚的，他们出身中医科班、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写写小楷、喝喝茶、精通外语、父母健在、劫富济贫、收入可观。”徐文波好像是在按照她的模子来制定“新中医”的要求，但她说她还远未达到，比如说写小楷、天文、地理。 当我们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求父母健在时，徐文波说，如果自己没有学透的话，父母身体能好吗？我们觉得这样的人一定难找，但她认为，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其实，说得一口流利的外语、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真的没有绝对的必要，这些都过于理想化，徐文波觉得中医大夫最主要的是会看病，而且要乐于普及中医，还要会看化验单。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徐文波在思想上走在时代前沿，她觉得中医作为一种职业必须要重新定义。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希望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同时满足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中医职业必须满足他们的需要，才能在人才输入上有更多的保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么是“没出路”人的选择，要么是“贵族”的选择。 而对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和李永明的思路多少有点异曲同工，他们都想培养妈妈们对中医的了解和热情。“只有妈妈看到中医大夫很牛、挺滋润的、茶也懂、车也有、老去国外旅游、病也看得好，才会培养孩子当中医全科医生。如果像现在这样很多中医诊所都哆哆嗦嗦的、诊所又小又脏、药房也那么破、指甲也不剪，你愿意让他当吗？”徐文波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兆麟堂的韩韩洁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经营人才，这样她就可以有时间帮鲁兆麟老师抄抄方子，在协助鲁老师工作的同时，学习一些知识，当好跟班。她觉得真正的师传，就是鞍前马后地伺候着，从老师的一言一行中体会全然的精髓。现在，她的儿子在中医大学读大二，将来有望传承中医衣钵。 徐文波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想着弘扬中医。她认为，中医是一种能量，生生灭灭，却不会完全消亡。徐文波的哥哥徐文兵告诉她，人有愿望、有能力，就多做一点，没有能力就少做一点。徐文波自己的理想，是做御源堂的学术交流会，她希望大家联手起来，发挥各自的特长，借助科技的力量，包括网络教学等等。 什么样的东西能获得追捧？就是要把传统中医用大家理解的语言阐述出来。徐文波很推崇歌手周杰伦宣传传统文化的方式，一首《本草纲目》让多少年轻人记住了那么多专业的药名？她觉得这就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医传播方式，这样的传播者越多越好。梁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曾说，他不会当大夫，但是会更多地推广中医。 要懂得最民族的东西，同时要具备与世界交流的能力，这就是对国学、中医顶尖人才的评判标准。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去传承，并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发扬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时代的要求。 “看我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周杰伦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唱到。
谁来为中医埋单？ 中医要想发展好，核心在于要首先解决“谁来埋单”的问题。 撰文/张珂 中医要能挣钱，会养家糊口再说别的。如果中医不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这个行业注定是要萎缩的。”诚如御源堂负责人、知名中医医师徐文波女士所说，传统中医诊所的发展，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能活的阶段。 孔医堂创始人孔令谦存在同样的困惑。孔医堂位于望京的中医诊所，有3200平方米，即便加上夜诊，每天能够接待的患者也不过300人左右。孔令谦说，这家诊所按照最大负荷运转，每年也不过4000万元左右的营收。即便不说利润微薄，规模上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小企业。 一家从事中医行业的民营企业，只能创造这么大的能量吗？这并不是孔医堂一家民营中医诊所面临的尴尬。 “适合中医学科的模式还没有找到，现在中医的发展状况已经证明：这个学科不适合医院模式，同仁堂(15.52,0.59,3.95%)的药店模式也过时了，适合不适合医馆模式呢？还不确定。”徐文波的思考很具代表性。在固生堂的涂志亮看来，中医要想发展好，核心在于要首先解决“谁来埋单”的问题。 京朋汇董事长邱琳在投资界(微博)盛会——“里昂全球资本论坛”上，听到的全球性医疗企业和睦家的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居然是政府补贴和商业保险补助。若没有数年后拿到政府补贴，并与商业保险绑定，和睦家即使进入中国后，各项收费标准一直超出医保范围100倍，也根本难以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的生存只能靠什么？我觉得是需要靠技术，以及自己找准市场定位。对我们来讲，能够活下去并且走出来都不容易。”京朋汇董事长邱琳坦言。 这一次英雄所见略同，不管是IT出身的孔令谦、投资金融行业出身的邱琳、西医健康管理出身的涂志亮，还是媒体出身的梁冬，中医诊所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诊所作为根基和平台，在诊所之外，由企业来为大多数亚健康人群的健康埋单。他们试图利用中医擅长“治未病”的优势，用健康管理的思路来探寻让中医能够健康成长的新商业模式。 医疗是根基 养生为盈利 几家新生诊所，不约而同选择同样的发展模式，必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传统民营中医诊所一直势弱，固然是起因于一些历史、文化的复杂纠葛。但眼下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传统诊所的模式已经无法解决“谁来埋单”这一根本性的生存问题。 大多数人的医疗消费预期，都寄托于医保和社保，而中国医保资金使用的现状是：在中西医的配比上，中医得到的医保分配资金，只占到百分之零点几，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意味着，传统中医诊所甚至国立的中医医院，都是在和社保和医保分配比高的西医医院“抢病人”。且不说正处于病痛中的病患，有多少人信任中医疗法，只在社保医保埋单，还是个人掏腰包这一件事上，中医就大大落了下风。 公开数据表明：70%的医保资金是给了50岁以上的人，其中又有50%是给50岁以上的人做手术。中国人80%的健康投资，用于临终前的一场大病。但早在两年前的调查数据就显示：中国有97%的人，愿意把健康投资用于对疾病的预防，而不是临终前的一场大病。 像邱琳这样从投资金融行业进入中医的“外行人士”，得益于他们曾经不同的背景，开始把目光瞄准了另一群人——在中国的比例已高达70%的亚健康人群。 邱琳验敏锐地观察到，国家在医保资金使用效率上的改变、中医医疗机构得到扶持的态势逐渐显露、商业医疗保险开始接纳养生和理疗项目成为保险范围。 这是一个进入中医行业的好时机。 因此，投入中医行业时，邱琳的京朋汇和固生堂、御源堂、孔医堂等，虽然都以中医医馆起家，但一开始就有不一样的思路。从邱琳的京朋汇医馆，布局的设计就可见一斑：医馆入门左侧是诊疗区，右侧是会员养生区，两个区域各行其是，在后堂又浑然一体。这与固生堂将诊所分为门诊区和VIP区的格局大同小异。 虽然是外行人，邱琳却因为自小热爱中医而对此有深刻研究。甚至已经拜师在国医大师李济仁长子张其成的门下，成为其入室弟子。所以，邱琳的医疗加养生两只手的思路，背后有她个人对中医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在她看来，中医不仅治病，更能鼓励人的身心调养，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健康是每个人先天的资源，如同每人的财产，跟我们的车一样，需要后期去妥善维护和管理。而中医颐养天年的一些办法和理念，是管理自己健康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京朋汇成立之初，邱琳的理念就是用中医的自然疗法和颐养天年的理念，去管理现代人的健康。 “健康管理”在西方提出来不过20年，这个命题至今未得到妥善解答。 曾在爱康国宾从事多年西医健康管理工作的固生堂董事长涂志亮，对此深有体会。本来，西医体检被各大企事业单位作为福利，提供给员工是件好事，但却造成了大多数职员的“恐检症”：每当体检完，各项不正常指标会让企业士气大减。许多企业甚至在体检报告发放后一两周之内，再也没有员工加班。 在病症显现之前，用一张写满各种不正常数据的体检结果，宣告身体的亚健康状态，西医的作用仅止于此。如何使不正常指标恢复正常，这正是治未病的中医所擅长的。 因此，不只是京朋汇、固生堂和孔医堂，在以医疗为根本、健康管理为创新模式的理念上，不谋而合。 他们首先集结了一批优秀的中医医生，坐镇医馆，提供日常的问诊看病业务。然后，通过派驻医生的形式，把诊所开到了企业的办公现场。 中医体检 企业埋单 其实，把医馆开到企业办公现场，深入企业做员工的健康管理，并非邱琳他们的首创。早在四年前，正安中医馆创始人之一的陈晓岚，当时所服务的英智健康管理中心就为普华永道北京公司提供员工健康咨询服务。 四年前，在普华永道北京公司所在的财富中心写字楼内，英智健康管理中心使用了四十多平方米的场地提供健康咨询服务。他们根据普华永道北京公司三千多员工的年龄段、性别、工作强度，做出了年度体检项目建议，并帮助其员工组织、预约每年的疫苗接种。而员工一旦生病，英智的健康咨询医师会先进行病情判断，常见病症则告知简单的治疗方法，或者告知选择适合治疗的医院及科别，并帮助预约。除此之外，每个月还开设一期针对性的健康讲座，为员工做健康答疑。 孔医堂，如今的企业员工健康顾问的思路，与当时英智健康管理中心的健康咨询服务的思路异曲同工。唯一不同的是，孔令谦曾经的IT背景，让他在这件事上的思维更系统和IT化：孔医堂已经进驻数家大型央企，根据企业人员的年龄结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流程，来分辨未来哪几大类疾病高发。然后，根据现有几类的预防措施，给企业提供一些流程干预的建议。而企业，只需要为此给每个员工付出几十元钱。 “我等于给企业做ERP，做一个流程再造，我们做的是企业员工健康规划，最多为员工做一做中医体质辨析，不看病。”孔令谦说，“因为中医有一个信条，叫医不自荐。” 孔令谦甚至请来用友软件(15.00,0.04,0.27%)副总裁高作义，希望能将孔医堂以现代科技手段去做放大，基于中医诊所平台来做增值业务，比如健康咨询、客户端等盈利性服务。不仅如此，孔医堂还计划搭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因为孔令谦的IT行业背景，孔医堂在公司最初的骨架设计上，已经显现出IT企业的模样。 也正因为创始人背景的不同，京朋汇和固生堂则希望能深入企业的不只是健康咨询，而是更像一个小型的社区医院，会从诊所派驻医生，在办公现场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治疗、理疗等服务。京朋汇已经开始在联想集团(微博)内部实现这个想法。 固生堂则在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上，往前多走了一步。除了在一些国企内部派驻医疗团队成立企业保健室，还会把诊所里的名中医，以出诊的方式去企业内随诊，给员工看病、配药、煎药。煎好的药放在保健室冰箱内，员工按需按时服用。而且，员工还可以在工作间歇，花15～20分钟时间，在保健室做理疗。 此举在企业内大受欢迎。不只员工获取了应有的健康管理福利，企业也间接收益，用三五百元就赢得了人心和士气。而对固生堂这样的医馆来说，进驻企业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对我来讲没成本，场地是企业的，人力成本企业埋单了。比我自己开店简单，我自己开店还有房租。” 涂志亮一语道破天机。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市场，之所以被固生堂、京朋汇、孔医堂等，当作核心市场来经营，是因为在根本上解决了“谁来埋单”的问题。不愿自掏腰包的员工，和本就有体检预算的企业，以及希望以此解决生计问题的中医诊所，皆大欢喜。 相比一年以前，涂志亮主打礼品和高端路线的思路，如今让企业来为员工和客户埋单，进驻国企、航空公司和银行等VIP室服务的想法，显然更加清晰、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中西医融合 是长远之计 虽然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新盈利模式，但模式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中医要想长久发展，也要解决其诊疗手法和理念上一些与时代发展不再吻合的问题。 “中医已经失去了很多市场，现在来诊所看病的少，调理之类的多，大病的、急诊的在中医诊所内几乎绝迹。一个是因为我们技术力量不够，再一个政策和大家的认识有问题。”在邱琳看来，“中医现在的确是叫好不叫座，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接受中医的，认为中医是忽悠，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看不到中医的优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很重要因素，在于原来中西医结合出了问题。” 中医和西医，原本是两个理论基础完全不同的体系。西医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本质为对抗理论的寻证医学，而中医是建立在哲学和人文学科基础上的，本质为整体观和谐共生的辩证医学。但从前的中西医结合，是用西医的理念和方法，来管理和统领中医学科。 这对中医的伤害之深，略微懂得中医的人都能够分辨出来：整体观的中医学科，现在也如同西医般，有了妇科、儿科、心脑血管等科室的划分。优秀的中医必然应该是全科医生，一个人就是一个医院。但如今能称得上全科医生的中医，已寥寥无几。 实际上，在徐文波看来，虽然两个医学体系各自为派，但“大家都是为了患者着想，都是为了救死扶伤”。而西医有先进的技术，中医有更为适合现代人健康的治未病的理念。两者在诊疗手段上的优势互补，那一定是患者们的福音。 中医辨证，讲究望、闻、问、切，对人的感觉的依赖性很强。而现在的医生，过多依赖现代医疗技术，望诊变成了B超、核磁共振，听诊变成了心电图……五感已经完全达不到曾经没有技术辅助的医生的敏锐程度。 中医这种技术上的退化怎么解决？“用现代科技带动中医。”徐文波说，“有的时候中医代替不了西药的作用，心脏的支架之类的，在古代就是死症，必须要有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带动。中医应该知道擅长什么、到底治什么、到底干预什么。” 她认为，西医的一些手段恰恰可以为中医所用，来弥补不足。比如：西医只需简单尿检即可确诊患者是否怀孕，那中医就没有必要把精力花费在去研究怎么通过号脉确诊怀孕。 用西医的技术手段检验，配合中医的理论辨证、治疗。这种思路，被徐文波作为她的新诊所——东源文际医疗的指导思想之一，正在得以实践。 其实，并不是只有徐文波一人意识到中医“技术”的重要性。邱琳的京朋汇，把中医古法的艾灸之术，结合现代的一些设备和医疗技术，研究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艾灸疗法。曾有身患“带状疱疹”的患者，通过这套艾灸设备进行治疗，七天内便痊愈。京朋汇类似这样治疗方法上的核心技术，已经有11项申请了专利。 通过技术的配合和弥补，把中医从对人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而被解脱出来的中医大夫，则可以分出更多精力去接受治疗方法和手段的模块化培训，这也是徐文波第二步思考的前提。 对于职业医生模块化培训，周期非常短，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复制一批人才，去实现徐文波新诊所的连锁化、规模化经营。 而且，徐文波在日本有八年留学经历，显然她并不想浪费她在涉外医疗上的优势。但外国人绝大部分只接受西医，西医与中医的优势融合，不失为徐文波打开涉外诊所市场的又一法宝。
学堂加诊所 新时代中医生存法则 当归、正安、厚朴，这些以学堂起家的中医机构，建立了另外一种推动中医商业化的循环。 撰文/张珂 周六上午，当归中医学堂(以下简称：当归)的《黄帝内经与养生》讲座，“强行”来了二十几名学员。 原来，当归学堂的报名确认系统出了点小故障，本应提前一天发送给报名学员的课程确认短信，没有发送成功。但第二天上午的课，大部分学员依旧热情不减地赶到教室，其中不乏从遥远的北六环穿越整个北京城，赶到东南四环的虔诚者。 当归也许还不能算最火爆的中医学堂。著名中医徐文兵的厚朴中医学堂，每一期招60名学员，学制三年，即使每人学费高达五万元，等待报名的人也已经排到两年之后，而且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明星富豪。 显然，中医已经开始显现它的价值，有了越来越多的拥趸。这给了许多像当归中医学堂CEO李永明，这样希望中医复兴的人，另外一种机会。 他们所做的，也许与御源堂、固生堂、京朋汇、孔医堂不同——这些是在传统的中医诊疗的基础上，追求新的盈利模式去反哺中医——而李永明他们却往前走了一步：在中医诊疗为更多人所接受之前，先让人们认识中医、了解中医、爱上中医。推动中医商业化的循环：聚集一帮名医，为中医爱好者们，开设中医学堂，讲育儿、讲养生、讲《黄帝内经》……进而后续融入网络课堂、诊所模式，形成正向循环。 当归中医学堂、厚朴中医学堂、正安堂、御源堂……他们在利用各自不同的能量，共同打开一扇通往中医的大门。 用中医育儿打开商业化大门 学堂如何推动中医商业化？其实，李永明遇到的问题，和诊所起家的这些中医机构没有什么不同，关键还在于找到学堂模式的商业。而当归中医学堂显然很善于戳中要害。 那些没收到报名短信，也要“强行”来上课的学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她们都是孩子的母亲。她们正是李永明当归中医学堂最初所锁定的目标人群。 李永明用他的商业直觉，为当归中医学堂的未来，设计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在李永明看来，“其实妈妈负的责任很大，负责的是孩子的健康。而且，70、80后的这些妈妈，她们的父母60岁左右，甚至70岁，自己的先生也接近40岁，实际上各种危机都来了”。 也许还未为人父母者，不太能理解李永明把当归中医学堂的“开山”之课设定为《中医育儿》的高明之处。那么，当归的学员之一，一位曾在时尚杂志任编辑的母亲，写在博客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对此进行很好地解释：“当我自己进入‘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的年龄时，才突然警醒：必须懂点中医，养养生了，否则这样下去后果很严重！加上猪仔(其子小名)三岁入园后，不停地感冒，折腾了快一年，小脸儿都蜡黄了。很显然，猪仔的脸色比我自己的脸色更让我焦虑。学中医的念头开始强烈地撼动我。” 可怜天下慈母心。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怕他生病、怕他打针，尤其是打抗生素的妈妈。 但李永明的考虑，远不止于中医育儿层面。因此，他把中医育儿作为敲门砖和跳板，让每个到当归学堂来的人，都能通过育儿这扇大门，领略到更中医的广阔世界。 姚遥在听完中医课之后，之所以被震撼，是因为课程以育儿为线索，从育儿的基本知识到基本的经络和穴位知识，到阴阳五行的基本辩证，再到基础重要的知识、日常食疗法，甚至更加深奥的《黄帝内经》。她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拉进了中医的世界。 这些课程，由李永明邀请来的，包括知名中医罗大伦、李玉宾、刘兵、李杭洲、、李阳泉等二十多位，在中医和佛学领域，有很深修为的中医药专家、学者，来帮助当归学员实现这一规划。 姚遥惠普流程“黑带”的背景，为当归中医学堂搭建了严密的流程制度和管理体系。而李永明IT人的思维，让当归能量的发挥，不仅仅在面对面的课堂上。他把目前当归学堂的所有课程，都录制上传至官网，以网络课堂的方式扩大传播，影响更多的人。 当归学堂显然在李永明的影响下，更善于利用时下流行的传播手段和先进的技术。当归学堂的官方微博，从去年2月份开始经营，目前已有9万多忠实粉丝，平均每天的转发量超过两千个。未来某一天，人们还可能从智能手机上，见到当归学堂的一些应用，比如：儿童家用OTC药的使用等等。连著名中医和学者徐文兵，也不禁夸赞李永明是“中医界的先锋”。 聚集稀缺资源反哺诊所 当归学堂刚刚度过其一周年庆典。但学堂的价值，远不止于传播中医知识。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断言：“当归未来一定会开诊所。”徐文波的断言乍一听觉得难以理解，细细体味，却发现这是一针见血的真理。 当归学堂从成立至今，已前后邀请过二十多位中医来开课。正如徐文波所说，好中医一个人就是一家小医院。中医行业的核心资产在于人。而如今中医行业的状态，人恰恰又是最稀缺资源。好的中医是香饽饽，各家诊所争相抢人。国家放开医生必须定点执业的政策限制，实行多点就业，也正是为了解决人才之困。 孔医堂之所以名号响亮，不外乎他庞大且团结的中医团队。这些团队，一部分来自孔令谦医学世家，比如：他的几位堂兄弟孔令诩、孔令誉，还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其爷爷、国医圣手孔伯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为其徒弟、徒孙等。 京城其他稍有名号的中医诊所，比如：正安有11位中医，或长期或定期坐诊；御源堂有18位；固生堂有20位；京朋汇有31位；孔医堂有60位。 当归的二十多名中医，即便是轮流坐诊，也显然能支撑起一间规模不算小的中医诊所了。而前来听课的学员，多少在诊疗方面有所需求，当归做诊所，看上去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当归真正的财富不在于他的课程，而在于他聚集到旗下的讲课的人。 其实，正安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正安的起点，是在其创始人之一梁冬。当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的合聚讲坛，为中欧校友提供国学和文化类课程及讲座。身为中欧校友，梁冬获得了与合聚讲坛合作的机会。再加上梁冬在传媒界的影响力，为正安聚集了相当的人气和人脉。梁冬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健康大财富》、在旅游卫视主持《国学堂》，并与吴伯凡共同主持了《冬吴相对论》，都十分受欢迎。不少中医爱好者都表示，是看过梁冬的节目才喜欢上中医的。 正安的医生资源不仅可以作为专家，通过电视、电台、出版物、网络等方式，与公众分享他的知识和理念，还可以作为老师，来为更多的人传授专业知识和理论，更加可以直接去给“客人”看病、看诊。传媒加上学堂加上诊所，正安已先行当归一步。这就是可以用学堂搭建起的、反哺中医的循环。 也正因为人是中医行业的核心资产，作为执业医师，徐文波的御源堂学堂，和李永明、梁冬这些非中医专业人士的学堂相比，更希望专注于做中医的职业培训。她希望能通过一到两年的模块化训练，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教会医生看病，掌握中医治疗的手法和方法。 对执业医师做职业培训，这是从源头上解决人才稀缺的问题。 在徐文波看来，“我培养一个中医爱好者，他可能写很多东西，影响几个人；我培养一个中医大夫，却能造福一方人。”
重构人才梯队 中医传承青黄不接 在中医的传承链条上，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出现了问题。 撰文/杨柳 陈氏太极正骨第四代传人陈启锋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医骨伤临床医生，毕业于一家正牌中医大学，全班25个人中只有他一人还在从事中医事业。关于为什么只有他没转行当西医的原因，是因为的眼睛不太好。 对于中医人才的残酷现实，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也深有感触。在参加某中医大学的校园招聘会时，徐文波发现，他们是惟一一家到来的诊所，周边都是药厂、医疗器械公司等等。御源堂自然也就成了整个招聘会上最受学生欢迎的一家。中医医院岗位吃紧，学了中医的学生们，被迫刚出校门就要选择成为医药代表或者其他职业。“中医学院每年培养那么多学生，都去做药代(医药代表)了，没几个去做临床医生的，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徐文波向我们感慨道。 这是整个中医行业所面临的尴尬。近年来，一方面中医教育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医人才却在不断萎缩，中医医院不姓“中”，中医人不姓“中”，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忧虑。在中医的传承链条上，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出现了问题。 这与社会大背景不无关系。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逐渐主导了中国医疗市场。从民国时期的《废止旧医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到20世纪初期的消灭中医言论，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甚至一度面临“活着，还是死去”，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薪酬待遇，以及社会地位的“直降”，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涉足中医领域，甚至就连从业者也出现“大逃离”的现象。 而这种动荡，以及社会的普遍“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医行业人才的衰落。就在“消灭中医”的言论甚嚣尘上的时候，2006年，《南方周末》曾发表文章称：“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而中国著名中医人数，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不足500名”。 中医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没有人，中医就“虚”了。近年来，社会大众对中医的态度有所回升，各行业的人才以及资金也开始流入，对于中医行业而言，或将是一个契机。“像梁冬在传媒领域很有经验，还有的人是擅长管理的、擅长IT的……”徐文波认为，应该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大家一起合作把中医做好。 对于这些有志于弘扬并传承中医的从业者，以及社会人士而言，前路并不轻松。中医漫长的成长周期、现有医疗体制的限制，以及亟需提升的待遇、社会认知，都是他们不得不去逾越的障碍。 社会地位、财富“双不沾” 理想在现实面前“却步” “大家都说医疗质量下降了，为什么下降？七块的挂号费，这医生真的只值七块钱吗？理发的人一个月5000元，医生学了二十多年，5年大学，再加上3年的硕士生、3年的博士生，拿多少钱？”鲁兆麟曾经在台湾长庚大学授课，“那里，一个教授100万台币一个月，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他可以静下心去做研究，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 据了解，博士毕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中医，月收入大约在3000～4000元左右。而根据职友集网站上，北京2012博士毕业生工资收入水平调查，截至2012年5月26日，平均工资为6654元。中医要达到这一平均水平，大概要经过3～5年的努力。社会地位、财富“两不沾”，让中医师处境尴尬。 “年轻的医生需要静下心来去钻研，然后入到中医的门里面，但是现在这种社会收入结构和分配，真的是让人提不起这种兴趣”。成长周期长、前期收入少，成为阻碍人才进入中医行业的第一道门槛。邱琳提醒后辈们：“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中医，必须先要做好安贫乐道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没有安贫乐道的心理准备，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你肯定做不好。” 中医不像西医有量化的标准，中医强调传承和实践，成长周期长。从搭脉、问诊到处方，往往需要长期临床经验的积累，一般一个西医毕业生3～5年就可以在临床上发挥作用，中医则需要六到八年。加上市民喜欢找老中医看病的传统思想，更是延长了年轻中医师的成长周期。 “选择中医的时候就要明白，真正功成身就的时候，肯定在40岁以后了。”固生堂董事长涂志亮称，“学中医的人前20年很苦，收入很少，不要指望出来马上买车、买房、娶媳妇。”要耐得住寂寞，还要经得起诱惑。当看到身边的人大把大把赚钱的时候，要能够平衡自己。 “中医说句实在话，真的就是一个字——‘熬’，在熬的过程中再去填充。可现在的学生往往还没开始怎么“熬”，就中途放弃了！”鲁兆麟深感无奈，心态已经成为他挑选学生的首要条件。 时代变了，人心浮了。快节奏的生活、物质化的社会，让人很难潜心于学术的钻研和探究。 “刘景源老师自己都不带博士生了，他觉得没意义，带了学生把自己的招牌都毁了。”邱琳觉得很悲凉。她曾经与很多老中医交流，大家的共识都是现在好学生难找了。某中医药大学院长在与她交流时感慨：现在很多博士生，连那个学术思想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论文东抄一段、西抄一段。 兆麟堂负责人韩女士戏称，现在都是有家底儿的“贵族”子弟，才来学中医。在邱琳那里，好几个博士生家里都是三代以上的中医。当经济基础成为了中医入门的前提，它所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大批喜欢中医的人被挡在门外。 “以前一个中医可以保一方平安，包括预测流行病，那多牛、多受拥戴啊！过去，中医可是给贵族看病的。”徐文波认为，中医应该得到应有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 以西医管理中医 被体制“瓦解”的职业能力 陈启锋并没有行医执照，身为太极正骨的第四代传人、多家中医保健机构的顾问，这不能不说是他心头的一根刺：“民间医生都是在中医药管理局备案，中医药管理局认可后，给你一个村医资格证，干了几年以后，可以参加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 但是，对于民间中医而言，大多数人是没有学问的。“考试刚改了，不用考英语和西医了，原来还考英语和西医的知识，别说让民间中医考了，就是让现在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考，都不好过，听说通过率也就8%左右”。 在地方，民间中医仍是维持百姓健康的一支强大的力量。陈启锋称，民间医生当中有很多“高手”，“很多人都说民间中医保守，不愿意把自己的方子或者自己的技术外传，这是错误的。曾经有个民间的老中医跟我说，一个好的方子能治好多人，也能吃死很多人，他不敢乱传。没有悟性、没有灵性的人，他是不会给你的，宁可带到棺材里去。很多民间医生都想找到合适的传承人。” 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量的民间中医并不能进入医疗体系，甚至被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自然也就谈不上解决传承的问题了。因为整个医疗体系全是学西医的人在管理，学西医的人根本不懂中医该怎么做。 如今，在中医学院《黄帝内经》成为了选修课，而很长时间内，西医理论都是中医考试的必考题。中西“混搭”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混乱。 这让邱琳哭笑不得：“《黄帝内经》对于中医是非常重要的，李济仁(安徽省名老中医)老爷子讲《黄帝内经》是一绝，他们家到他儿子已经是第15代了，都是这样子教的。《黄帝内经》蕴含很多人生的智慧，如果把它学通了，你的德行和道行自然就在那里了。”她感慨，中医没有真正的中医教育，甚至比起以往的教育模式，还倒退了不止二三十年。 千百年来，中医一直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虽然看似效率比较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顺应了中医本身的教育规律。 “现在学中医正骨的，为什么传承不下去，因为正骨如果不从小开始练武术，手上没有刚柔结合的力量是练不成的。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师，手法很厉害，他说这种手法必须从六岁开始练，九岁开始练也有可能练成，但是几率非常小，九岁以后绝无可能练成”。陈启锋称：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一套真正适合中医的教育模式。院校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传承问题。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即使是在中医的管理上面，一直以来，也是以西医管理中医的局面。“中西医结合，本身是个很毁中医的事情。本来是两套体系，最后变成了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对中医没有任何推动作用，甚至是反作用。”中医西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医自身体制的建立，还极大地破坏了中医行业的发展和传承。 中医讲求整体观，一个好的中医一定是个全科的医生。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女士认为：医院模式并不利于全科中医的培养。“现在，中医里面也分妇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拆得越多、能力越小。” “现在的中医，已经没有‘大家’了。” 在孔医堂董事长孔令谦看来，真正的“大家”，他的经验、学识首先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广大民众的。他要有很好的觉悟和德行，最后再以他的聪明才智回馈给老百姓。 “现在很多医生，人都不会做了，哪儿来的‘家’？”孔令谦称：“目前的现状是：三个学医的，一个分到协和、一个分到区级医院、一个分到基层社区医院了。在评职称的时候，协和的医生可能当了正教授了，区级医院的可能就是个副教授，而基层医院的也就是个主治医生，但是可能正教授的水平还不如这个主治医生。” 甚至有一些以西医为主的医院，还出现了“轻视”中医“技术含量”的现象。 有些医院，本来是西医大夫，因为医院的安排，被调到中医科，自己看了些书以后，按照他对西药的理解，去下中医的处方。邱琳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或许，这样的案例有些极端，但是目前医院的管理体系，并不适合中医发展，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医的共识。 安堂创始人梁冬认为，中医就应该体现市场的作用，让资源自由配置。“以前，肯尼亚大象濒临灭绝。后来，国家就把1000多头大象分给不同家族养育，国家再收录。现在，肯尼亚象牙数量已经比十年前翻了五倍到十倍。如果真正放开，让所有人‘炒大夫’，就像以前民国一样，让好大夫自由执业，允许他们凭本事凭诊费立足，他敢收一万的诊费还有人来，一定是有这样的市场价值。如果一个顶尖的中医学了二十多年，一年都挣不到100万，凭什么让一个售楼小姐一年赚100万，天理何容啊！” 普遍培养到重点选拔 重新树立中医意识 徐文波一直想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医医院，尝试一套中西医融合的模式，包括中医器械的研发，但是在这里西医是为中医服务的”。 长期以来，经过多次“倡西灭中”大浪的冲击，中医人才比例越来越低。 清新国医的创办者杨志勋教授认为：现在的人普遍对中医常识知之甚少，更别提平日对自己健康的管理了。出身中医世家的杨志勋，在退休后义务开办了一个中医学习班，以《黄帝内经》为内核，将中医理论、中医思维教授给孩子们。 “他们将来并不一定非得从事中医行业，但是通过这里的学习，他们会对中医有个基础的了解，并且可以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进行管理。甚至，他们可以将中医宣扬到他们工作生活的领域中去。”杨教授自豪地对记者说，他的学生有的已经在小区内“开班授课”了。 相较于“布道者”的中医知识普及，“授业者”的道路显然更为艰难。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传承人，成为“纠结”的重点。在没有一个更加创新合理的模式出现时，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坚持“师徒”的模式，尽管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 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洁，将中医传承分为三个层次：师生、师承、师徒。“真正的中医精髓一定是师徒才可以掌握的，必须在每一天对师傅的鞍前马后中，才可以体会和领悟”。鲁兆麟现在最小的徒弟刚刚上初一，用他自己的话讲，自己最喜欢和徒弟们“聊大天儿”。或许，他的徒弟们就是在每一天的“聊大天儿”中，跟师傅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治病救人。 “中医是经验医学，如果不跟在老师身边，从做人上开始，那就很难学到他的精髓，道行比技术更重要”。邱琳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医还必须走师徒的方式，让更多热爱中医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到名家身边学习，也成为了她日常工作内容之一。“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名老中医资源，我希望这些对中医有追求的孩子，能够学习到他们的临床经验”。 作为企业的公益项目，固生堂更是将为学生和中医“结对子”，作为重点工作来进行。“我们设置了固生堂名中医传承栽培奖学金，每年从广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院的临床学院，选择20个学生，我们这边再选20个导师，导师出门诊的时候，学生去跟师抄方，导师出学术著作的时候，学生也帮忙编纂整理”。这种“师徒”学习为期一年，涂志亮称，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也有助于企业自身的人才储备。 在职业人才的培养上，徐文波的想法相对大胆，她希望能够引入日本的职业培训机制，以职业培训来促进中医的传承。 徐文波认为，中医之所以无法与世界进行交流，是因为中医没有标准化和规范化。“中医太博大精深了，包括：天文、地理、哲学、人文……当我说想研究中医的标准时，很多人都否定我，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做”。 徐文波计划近期设立中医培训这一块。当记者问及如何培养中医的职业素质时，徐文波称：“以诊脉为例，如果我摸完脉再让我带的人摸，那么他只会传承我这一派。我希望通过职业培训，让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诊脉方法。我们会设计一些模块的训练，就跟打游戏一样，升级训练。” 向弘扬中医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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