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的五位佛门皇帝
中国史上的五位佛门皇帝佛教传入中国，始于西汉，早期乃是在上层皇胄贵族阶层流行，并伴随特权阶层的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最终融入到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历史上信佛、好佛、倡佛的帝王将相很多，这里列举的是与佛门最有渊源的五个。
一、萧衍（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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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出生于齐皇室家族，自幼博读经书，“洞达儒玄”（《梁书》卷三）。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西邸集会名僧居士，讲经说法，当时年轻的萧衍就常游其门下，为子良门下“八友”之一。萧衍后来废齐建梁后，极力提倡佛教，且身体力行，使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达到了鼎盛。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他的带动下，梁代王公贵族纷纷仿效，捐资建寺，一时寺院剧增，仅建康（南京）一处就有五百余座，全国则有二千八百余座，较大的寺院往往周宇环绕，延袤数里，有若天宫。唐代诗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对京城建康佛教盛况的形象描写。除修建寺庙以外，萧衍还热衷铸造佛像、举办无遮大会等活动，他曾为证明自己虔诚信仰佛教，还先后四次“舍身”佛寺“为奴”，脱下皇袍，穿起法衣，为僧众执役，自愿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每次皆需群臣苦劝，并“以钱亿万奉赎”，于众僧默许后，方还皇宫（见《南史》卷七，《建康实录》卷十七）。
萧衍对于汉地佛教的又一重要影响，即明令僧众禁断一切肉食，规定破坏此戒者将以僧法、国法处置。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还身体力行，从此不吃肉、不喝酒，晚年时更是一天只吃一顿，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自此以后，素食便成为汉地佛教生活的一大特色：寺院僧尼一律素食，在家信徒也自觉素食。
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诗词歌赋，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著称，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这种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笃信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导致了他急功近利，贸然北伐，最终亡国身死。如同后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叹息之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
二、杨坚（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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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转引自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因此，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九）。
汤用彤先生曾言：“宣、静二帝之复教，疑实出丞相杨坚之意。故佛法再兴，实由隋主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中华书局，1983，393页）。由于北周武帝的禁佛政策，隋朝初期的佛教，尤其是在中原，已经面临存亡问题。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佛教复兴，他也为推进佛教在中国的正式化、国家化、制度化方面出力。此外，隋文帝在五台山大建佛寺，使其成为了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少林寺曾经一度毁于北周，经隋文帝重建，得以复兴。
三、武则天（武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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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杨坚是尼庵里长大的皇帝，武则天则可以称佛门里走出来的女皇了。她出生官宦之家，14岁那年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武则天走出唐宫，来到感业寺，削发为尼。这当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不久之后，对其爱慕已久的高宗就将她接回宫内为妃，后又册封为后，开始参与朝政，直到后来垂帘听政，以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帝，成为女主。
武则天时期佛像雕塑技艺达到了高峰，龙门石窟就是典型代表。甚至有人猜测，其中最有名的那座卢舍那佛像就是武则天本人。80卷《华严经》译本也是武则天亲自作序。武则天奉佛，更多的目的是为自己广积功德，她个人似乎更偏好道教，从其“玄元皇帝”的封号中大致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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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传说，说顺治帝因爱妃董氏的病逝而心灰意冷，认为“四大皆空”，无所依恋，便舍弃江山，跑到五台山上剃度修行。顺治是否真正是出家为僧，乃是一个疑团。不过顺治好佛，潜心于佛教则是事实。史载顺治确实曾在宫中落发，意欲出家，后被劝阻。接着，又特命近侍太监吴良辅作为替身，替他出家，到悯忠寺为僧。
顺治佛缘深厚，他曾说：“朕前生的确是僧，今生每常到寺，则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放不下，朕于财宝固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顺治算得上是一个至性的佛门皇帝。如他的诗所言“吾本西方一衲子，无奈落入帝王家。”
五、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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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和佛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雍正无疑是其中佛学功底最为扎实的。
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禛，自号“圆明居士”，另号“破尘居士”，常以出家人自居。其为雍亲王时就潜心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被封为亲王以后，更加认真，公然在王府中领导少数臣工，学佛参禅。雍正三十三岁这年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支香，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当时章嘉国师评为只是“如针破纸窗，从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于当年二月“复结制于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遂又问证于章嘉国师，章嘉国师认为这“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应该更加勇猛精进。于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1712）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于此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这一年雍正三十四岁，从此雍正自信在禅宗已经就是直透三关的禅者了。
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雍正在阅读《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后，于雍正十一年（1733）编选并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雍正御选语录》包括《正集》（附《外集》）、《前集》、《后集》等数篇，雍正帝于篇首各序其旨，谆谆提示，“专欲学人真参实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见，如象渡河，脚踏实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万行，切莫仍向此中转求口头滑利也”。《雍正御选语录》的刊行对于振兴宗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雍正帝除了编选讲经传法的语录，著书立说之外，还大力修缮古刹名寺，比如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浙江绍兴报恩寺、浙江普陀山都曾在雍正年间得到修缮。同时雍正帝还重用高僧大德，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在森严的紫禁城内为他安排了专门住所，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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