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最坏的民主制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大明帝国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是在团结、民主的气氛下召开的，主持大会的，是明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皇帝向出席会议的帝国臣工介绍了当前的社会形势：李自成的四十万大军已经突破宣府防线，进逼京畿，国家危亡在即。随后，皇帝切入会议议题，号召帝国的大小臣工们——为守卫京城的官兵捐助军饷。
在此之前，崇祯十二年，皇帝已经在官员中搞过一次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受到官员集团的联合抵制，皇亲李国瑞竟因此庾死狱中，可谓是：宁死不捐。在这样的强烈的反对声浪里，募捐活动不了了之。
崇祯十七年，帝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不得以，崇祯皇帝再次官员们伸手求助。
这一次，皇帝的倡议得到了官员集团热烈的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踊跃——哭穷。原来掌管帝国大权的官员们，个个是清如水的丐帮子弟，很多人回家后在门外挂牌广告：“此屋急售”——帝国的官员们，已经穷得要卖房子酬国了。
在经过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和决议后，崇祯皇帝在官员集团中，募集到白银——20万两。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北京，缺粮短饷的明守军开门揖盗，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随即，李自成的军队在京城开展了一场“追赃助饷”的活动。不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军的助饷方式是：把明朝官员抓起来拷打。这样一番拷掠后，农民军从北京一地“募集”到的银两数目是：七千万两。这些银两，绝大部分掠自京城的官僚集团。而当时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400万两白银。
李自成能够从官僚集团手里取得赞助，而崇祯皇帝不能。因为，皇帝用的是“民主”的方式。
大明帝国灭亡了，亡于一种“民主制”。这一民主制度，我愿称之为：官僚民主制。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皇权是封建时代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在历代每一个王朝的衰落过程，总是一个皇权专制向官权民主制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帝国的成长成熟，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逐渐成型，最终成为左右体制命运的中坚力量。官僚集团不仅把持了帝国的政治命脉，更聚敛了足以影响帝国走向的经济势力，从而成为政权实际的主宰。存在与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就是一种畸形的民主机制。
官僚民主制，是比皇权专制更为糟糕的体制模式。它主要的特征，是把官权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时期，由皇权推动的任何改革、改良举措，都会被官僚集团消弭于无形，甚至成为新的官权聚敛的契机。官场的争斗状况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达成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官僚民主制的功能，就是迅速的把帝国的民生剥夺净尽，把体制推向崩溃。同时，在这一“民主进程”里，官员的集体品德和智商向低洼处汇集，成为一群贪婪、自私、颟顸的体制蛀虫。
官僚民主制是一种最糟糕的制度，它兼具专制与民主制的双重弊端，却不具备专制和民主制的任何一方优势。所以毫无疑问的，这是一类最坏的民主制。
当然，你可以说！那不是什么民主，那只是一枚因为熟透而腐烂的专制果实。 帮派、工会（公社）政党政府与黑社会
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必定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统领，这个政府是有组织的，所以实质就是一个帮派性质。这个国家内最大的帮派应该是为了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存在的，但是由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他们处于管理事物的地位，这就与普通民众产生了差别，所以他们有蜕变出去专谋本阶层个人利益的可能。政府与黑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谋取全体国民的利益的，为全体国民利益而存在的，他姓公有。一个是谋取个人私利益的或小团体私利益的，他姓私。如果政府不为谋取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存在，而只是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府只能被称为黑社会，也必将演变为黑社会，此时国家机器将沦落为黑社会打手的地位。这是最坏的一种黑社会。
反观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皇权总对身边大臣的豪强势力所头疼，这些豪强势力，都可以称为帮派势力。私有制中，总是产生大大小小的无数黑社会，因为不如此，在私有社会，你根本无法维护私利益，很好理解。只有在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公有社会，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有没有小帮派？有。大大小小的各个工会、公社、都是小帮派。但是为什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公有社会，产生了利益的大统一，各个大大小小的帮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都为了一个终极目的：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所以这么多的小帮派，反而成为制约、监督大帮派的力量，因为他们来自基层，来自第一位、民众。这就叫大众民主。任何一种事物如果要存在，就必定有一种力量支撑他。而这些来自民众的小帮派，就是支撑大众民主的力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是发展、壮大这种力量。反之，任何做削弱、打击这种力量的社会，无论其口号喊的有多响，其必定都是伪共产主义社会，这很好理解。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