砒霜养猪
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13/3/19 22:47 编辑一种新型污染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产自养殖业，流到环境中，游离于各国现有污染物排放清单之外，却给人类带来真实的威胁。
一个中美联合研究团队调查了三个年产肉猪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分别位于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研究结果显示：国内一些养猪场药物滥用情况严重，以致养猪场成为耐药细菌的选拔场。通过猪的粪便，这些耐药细菌流入外界环境，可能产生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具有多重耐药性的细菌。
耐药细菌，是那些发生基因突变后，从而进化出耐药性的细菌。大量、长期使用抗生素，会加速细菌的耐药性。
这个研究团队以三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其中，有63种的浓度比原始森林的土壤检出量高出上百倍，甚至有的高达近3万倍。这意味着，这些养猪场在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上严重滥用。《财经》记者的调查也显示，同样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养殖业也普遍存在。由此带来的公众健康风险的攀升，亟须充分评估与应对。
危险的添加物
袁亮(化名)在北京东郊经营一个小养猪场。四年前，他刚入行的时候，对养殖知识一窍不通，本该半个月给猪打一次的药，为了见效快，每星期打一次，“结果间隔时间太短，猪不吃食，还发高烧”。焦头烂额的袁亮问询兽医后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药物。
在国内养殖业，相当多的从业人员像袁亮一样，缺乏科学养殖知识。江西省宜丰县的一名兽医告诉《财经》记者，当地养殖户在使用抗生素时，不考虑毒副作用，只考虑疗效，为了见效快，还会把几种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剂量使用。
袁亮场里的猪，最常见的发病就是腹泻、伤寒和气喘，“跟人一样，天冷天热的时候，就容易得病”。过去，大肠杆菌、葡萄球菌感染属于容易治疗的细菌性疾病，现在却变得不易治疗，成为猪的主要传染病。
因为，一种方法正在养殖业盛行——相比治疗性用药，饲料中被添加了更多的抗生素，继而进入猪的体内。
早在70年前，科学家就发现，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或者其发酵残渣，可以促进畜禽生长。1950年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从此，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在全球广泛使用。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介绍，国外近来研究表明，抗生素不能促进动物生长。这种错觉主要来源于几十年前，动物养殖条件差，容易患病，那时添加抗生素可能减少动物患病，生长加快，但并非抗生素的直接作用。
袁亮的猪场，近200平方米的地方，饲养了200多头猪。每个猪圈只有六七平方米大，里面挤着七八头猪，在石灰铺的地面上，猪的排泄物随处可见。袁亮每天都要清理两次粪便。在这样拥挤的养猪场里，细菌滋生。
那些在猪体内抵抗住抗生素的绞杀、而侥幸存活的细菌会进化出耐药性，这些带有耐药细菌的猪肉在烹饪时，如果没有被充分加热，杀死全部耐药细菌，耐药性就可能“移植”给人体，使部分抗生素对人失效，严重时导致无药可医。
农业部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要求药物饲料添加剂和兽药都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即畜禽在屠宰前或乳、蛋产品上市前，应与最后一次用药间隔一定的时间。经过休药期，暂时残留在动物体内的药物，可以被分解至完全消失，或对人体无害的浓度。
然而，这一食品安全防范措施在基层并未得到有力执行。前述基层兽医说，“检疫部门检测不认真，一头猪交几块钱，就给开一个检疫证。”袁亮们基本不会管休药期的要求，屠宰前也会超量用药。
另一种风险近年也从养殖业显现出来。国内养猪场的猪，普遍存在体内重金属超标的现象。往饲料中添加一些稀有元素和重金属元素，可以为动物生长提供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肉猪中，最常见的超量重金属是铜。
铜、锌等重金属元素很难被猪完全吸收利用，一部分超标的重金属会在猪的内脏中聚集，很多中国人有吃动物内脏的习惯，更易摄入这部分重金属。
当铜的摄入量比需要量高出几十倍时，猪的粪便呈现黑色。不少养殖者错误地认为，猪粪便越黑，就说明饲料消化越完全。许多饲料商迎合这种心理，主动在饲料中添加高铜制剂来保证猪排泄黑色粪便。前述基层兽医表示，饲料消化率与粪便颜色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铜、锌和有机砷制剂的超量添加，在饲料业较为普遍，重金属具有富集性和累积性，潜在危害不容忽视。研究人员发现，用高铜添加制剂饲喂动物，用其产生的粪便做牧草肥料，可使绵羊发生中毒。欧盟将铜的添加量限制在160毫克/千克以内。
袁亮说，猪贩子上门收猪时，卖相好的猪卖价会高一些，打蔫的猪就得降点价。为了让猪长得“皮红毛亮”，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给猪喂食一定量的有机砷制剂，就会带来“健康”。现在，添加砷制剂在养猪业已经不是秘密。砷是国际肿瘤研究机构(IARC)确认的人类致癌物之一。
污染外溢
中国大约饲养了全球一半的猪。庞大的规模，放大了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和重金属带来的环境“后遗症”。
究竟从养殖业中转移出多少的耐药基因，无法统计。但从中国在抗生素生产和使用上都是第一大国可窥见隐藏的危害。肖永红在2007年调查推算，中国抗生素原料的年产量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2%。此后，随着中国的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和牛奶产量逐年递增，养殖业的抗生素使用量也水涨船高。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有可能直接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在动物粪便中残留高浓度的抗生素。抗生素进入猪的体内，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内脏器官吸收利用，约60%-90%以原药或者其代谢产物的形式，通过尿液和粪便排泄出来。
粪便施肥也是抗生素进入环境的主要途径。国内将猪粪作为有机肥料，广泛用于土壤施肥。残留其中的抗生素通过这个链条，进入土壤，逐渐污染周边的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源。最终，通过这些渠道与人类的食物链交会，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危害。
耐药细菌也与残留抗生素一起，进入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这些地方随之成为耐药基因的天然储存库。在细菌中产生耐药性突变的基因，被称为耐药基因。动物肠道细菌中的耐药基因可以扩散到环境中的微生物中。耐药细菌死亡后，其携带的耐药基因的遗传物质仍可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并能通过直接接触或污染食物链等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增加人体的耐药性。
早在2006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土木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艾米·普鲁登(Amy Pruden)等首次提出，将抗生素耐药基因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物，并指出其可能对动植物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生态风险。
中国的养猪场每年会产生6.18亿吨猪粪，由此引发的安全风险难以评估。前述中美研究团队选定的三个养猪场，通过饲料添加和用于治疗的抗生素，涵盖了除万古霉素之外的所有主流抗生素。其中，嘉兴和莆田的养猪场使用了13种抗生素。
研究显示，随猪粪尿排出体外的重金属比例达到95%以上。含有大量重金属的粪便作为有机肥，施入土壤，被农作物吸收，农作物收获后端上餐桌，至此，又有相当一部分重金属进入人体。而锌、铜等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复合污染，会加剧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扩散。
这些被添入饲料的重金属来源也存在安全隐患。饲料行业中添加的微量元素，其原料一般来自工业生产中的副产物、废弃物。江西华丰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熊凌向《财经》记者透露，“从矿产中提炼出来的矿铜几乎没有用于饲料生产的，饲料中用的铜都是垃圾铜。”比如电路板工业的蚀刻废液，或铜镉渣。
目前，饲料中重金属的来源处于监管盲区，没有明确要求。而且，现有饲料级微量元素的国家标准很宽松，只有主要元素含量和重金属指标等几项，没有其他杂质的控制指标。熊凌说，“饲料标准跟工业标准几乎没什么差别。”
以饲料级硫酸锌的国标为例，对硫酸锌的含量要求与工业级标准相当，不同的是，工业级硫酸锌还有对不溶物、PH值、氯化物、铁和锰含量的要求，饲料级硫酸锌则没有这些要求。
劣质原料导致很难在生产中去除杂质，最终产品中杂质，比如镉的含量相当高，有的甚至达1%以上。镉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可能致癌物质。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降低成本。
利润博弈安全
由于迅速可见的好处，滥用抗生素，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提亚杰(James M. Tiedje)表示，“耐药菌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也存在耐药菌严重的情况。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有1.36万吨的抗生素用于畜禽生产，是其国内人口治疗用量的近4倍。
WHO已将耐药细菌作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并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控制抗生素抗性基因进行战略部署。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的团队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了上述三个养猪场的调查项目。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保护主流抗生素的有效性非常迫切，因为目前开发新型抗生素极其困难。”
耐药细菌的大量出现，急剧消减了抗生素带来的好处，即使在执行严厉措施的欧洲，也得忍受抗生素的耐药性造成的巨大损失。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估计，欧盟每年发生耐药菌感染病例40万例，由耐药性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卫生健康费用支出，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下降的成本高达15亿欧元。
为对抗日益严重的耐药性，瑞典早在1986年迈出第一步，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在禁用的最初两年，出栏的800万头肉猪由于饲料利用率的下降，至少多消耗了7万吨饲料。
丹麦也陆续禁止了多种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停用之初，丹麦生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600%，治疗性抗生素使用量呈比例增加，同时由于饲料转化率降低所致，养猪生产成本提高了8%－15%。
不过，几年后情况有所改观。2008年，丹麦国内养猪生产中抗生素的使用量比最高时减少近50%，而养殖效益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实际上包括母猪、仔猪和育肥猪的生产性能均略有提高。
WHO发布一篇报告指出，抗生素禁止用作饲料添加剂并未造成动物疾病的蔓延。2006年，欧盟成员国全面停止使用所有抗生素生长促进剂。通过改善营养供给、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营造良好养殖环境等，缓解抗生素禁用带来的一系列生产压力。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虽未禁止抗生素在养殖业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为控制其被滥用，也在1996年，联合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农业部成立了国家抗生素耐药性检控体系。一旦发现耐药菌产生，该机构便会启动相应法律，包括收回药物使用许可证。另外，美国猪肉生产者协会会给养猪场提供详细指南，尽力使耐药菌问题最小化。
身在美国的提亚杰，更赞成欧洲的做法。他认为，不应该允许出于增产目的，把抗生素添加进饲料的做法，“尽管可能会提高肉类价格，更多的国家会选择在商业化养猪场中禁止使用抗生素。长期滥用抗生素，会使风险不断提高，人类正在丧失有效的抗生素”。
肖永红乐观地认为，中国也完全能够禁止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推广时间长短主要依赖管理部门的决心大小”。
记者：李虹雨 贺涛 许竞
来源：财经网 嘉兴死猪“砷论”调查：潜伏在养殖端的“幽灵”
生猪养殖环节的滥用抗生素现象，被专家指出是“毫无作用且危害巨大”
距离第一次发现大量死猪现身上海黄浦江上游已半月有余，然而嘉兴大量死猪事件的原因依然扑朔迷离，并在持续发酵。
3月15日22点32分，浙江省嘉兴市在深夜就“死猪事件”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将死猪的主要原因总结为两点：1.嘉兴生猪总体养殖量大，规模小，密度高，小规模户饲养管理水平差，全程成活率相对管理水平高的养殖场低，正常死亡绝对量大。2.去冬今春气温较低，小猪抗冻力弱，易发病死亡，仔猪死亡率更高。
嘉兴官方将大量生猪死亡的原因归于“正常死”和“冻死”，但是目前这一结论并未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本报记者在近日发现，针对嘉兴地方的调查结果，大量来自社会化媒体的言论表示出各种质疑，而在之中，民间描述“嘉兴生猪死于喂砷”的说法甚嚣尘上，转载极广，本报记者也就此展开追踪调查。
“砷论”称，根据猪农说法，有种制剂叫有机砷，用在四月肥之类的猪饲料添加剂里，可以促进猪性腺发育和毛皮亮，改进卖相有利于卖个好价钱。但副作用是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喂食四五个月后会大幅增加猪的内脏腐蚀和死亡率。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国内，有机砷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于生猪养殖前端，而它的危害性以及与此事件的关联度，仍待相关部门作深入调查。
双面砷制剂
《财经》杂志曾刊发报道过“砷”在生猪养殖中的作用：猪贩子上门收猪时，卖相好的猪卖价会高一些，打蔫的猪就得降点价。为了让猪长得“皮红毛亮”，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给猪喂食一定量的有机砷制剂，就会带来“健康”。现在，添加砷制剂在养猪业已经不是秘密。而砷是国际肿瘤研究机构(IARC)确认的人类致癌物之一。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其实在猪饲料中，本身是允许添加一定量的有机砷的，但是量如果加得大，就会造成危害。
来自坊间的“砷论”称，嘉兴当地的养殖户一般会在预备出栏前三四个月开始使用砷制剂，但是并没有指出是否过量的问题。
3月18日，嘉兴市委宣传部一位官方人士向记者回应称，官方目前并不清楚这一论调，因此无法回应。记者也就此话题向嘉兴及其他地区的生猪养殖企业抛出采访邀请，但均遭到拒绝。
“砷论”中提出，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而后者是剧毒物质，俗称砒霜。
上述来自扬州大学的专家表示：“从理论上讲，有机材料到体内确实存在分解成无机的可能性，比如说铁、铜等成分经过体内代谢会变成无机的成分。但是砷是否也遵循这样的变换逻辑仍需要严谨的实验来做支撑。”
不过记者找到一篇来自云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重点实验室郭效中和刘天余的论文，这篇题为《有机砷制剂对畜禽营养作用的研究进展》的文章指出，微量元素砷已被确认为畜禽营养所必需，在组织器官以及物质代谢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砷化物对各种动物均有毒性。进入体内的过量砷与细胞中酶系统的SH-基结合，使细胞代谢所需要的SH-基酶系统发生障碍，造成许多器官组织功能紊乱和器质性病变。但是砷的毒性除与剂量有关外，与它的价态和形态也密切相关，无机砷的毒性作用大，有机砷的毒性作用小。
文章指出，家畜“砷中毒”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麻痹，便秘和腹泻，并有时出现各种类型的皮炎，甚至有可能使部分家畜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砷列为致癌因子。砷能毒杀细菌和寄生虫，但对宿主也有毒害作用。
更多的威胁
来自民间的论调其实正折射出，来自生猪养殖产业链前端的担忧。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对本报记者表示，自己不了解砷，因而不敢妄言它的作用和危害。但是对于生猪养殖环节的滥用抗生素现象，他坦言毫无作用且危害巨大。
此前《财经》报道称，一个中美研究团队对三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在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上严重滥用。
肖永红说：“国内传统观念认为，提前摄入抗生素使得猪对疾病有很好的免疫力，但已有大量的研究事实证明，引发很多猪疫病的根本不是细菌而是动物病毒，比如猪瘟、猪流感。靠抗菌药根本起不到任何预防的作用，有效的预防方式应该是让企业改善猪的养殖条件，同时接种疫苗。”
在养猪时长期滥用抗生素药物的直接后果是：猪体内的细菌发生基因突变后，进化出耐药性的细菌，那些带有耐药细菌的猪肉在烹饪时，如果没有被充分加热，杀死全部耐药细菌，耐药性就可能“移植”给人体，使部分抗生素对人失效，严重时导致无药可医。
为此，瑞典早在1986年迈出第一步，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丹麦也陆续禁止了多种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
肖永红说：“美国2005年以后就将喂猪时添加抗生素完全禁止。而欧盟、澳大利亚严禁抗生素，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猪是不允许吃这些药物的。”
对于这一来自生猪养殖端的威胁，农业部也曾出过文件禁止了一些抗菌药，但仍保留了很大部分。而且其在基层的执行力度仍然很小，很多规定形同虚设。有基层兽医对媒体说，“检疫部门检测不认真，一头猪交几块钱，就给开一个检疫证。”
肖永红评价说：“外国猪和中国猪有多大的不同呢？为什么别人都不加而我们要加？科学面前是没有国界的。但是除了观念的问题外，卖抗生素药物的经济利益链条或许也是阻碍进步的重大因素。”
记者：张汉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善哉，吃素的路过，大悲同体。 一切向钱看的后果！ 只认钱财，能赚到钱，不管别人死活，现在有毒的东西太多了，都不知道吃什么了 猪喜欢拱红土、吃红土，红土就是最好的良药，猪如果野外放养，让其自由自在地拱红土，吃红土，哪来的疾病呀？可惜现在养猪人都不细心观察猪的生活习性，仅仅会象赌徒一样地只会“投资”与投机，结果只能生产出毒品猪祸害社会！
猪饲料里的秘密：锌、铬、镉、铅、砷都有添加
原标题：“砷猪”传说——猪饲料中的“元素周期表”
编者按:自从中国的养猪业从传统养殖转向工业化养殖以来，这个杂食性的偶蹄类动物几乎吃下了包含锌、铁、铜、铬、镉、铅等在内的小半张元素周期表，砷只是其一。从营养学角度而言，动物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是必需的，但在饲料中滥用相关元素的制剂，则将会对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西南师范大学环境化学所原所长黄志桂算了一笔账：以国内猪饲料年产量6000多万吨计，如果按农业部2001年颁布的《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以每吨饲料添加100g阿散酸（有机砷的一种）计，则每年将排放阿散酸6000吨。
近十年间，学界、业界一直呼吁禁用有机砷，但农业部称，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明规范、合理使用有机砷饲料添加剂会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南方周末记者 蒋昕捷 实习记者 方芳
“有机砷若因死猪被禁，那是死猪的荣光”
如果想知道黄浦江上漂流的上万头猪是怎么死的，政府部门选择了最严谨的解答方法——排除法。
2013年3月20日，农业部网站公告称，在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打捞的漂浮死猪组织样品中，未检出砷。
这是该网站唯一一份与漂流死猪相关的公告。此前微博上传言，这些猪死于有机砷饲料添加剂的过量使用。
尽管“砷致死论”过于夸张，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学界和业界禁用有机砷的声音已经喊了十余年。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发现，业界一直有种观点认为猪粪中有机砷会转化成无机砷，污染自然环境，继而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健康。
在动物营养学中，砷既是必需微量元素，又是有毒有害元素。有机砷（又称有机胂）制剂属低毒，研究表明80%-90%有机砷几乎是以原形从家禽和猪的体内快速排出。所以，猪肉残留有机砷的可能性不大，但有机砷制剂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研究表明，长期饮用砷含量50μg/L以上的水，会引发肺癌、皮肤癌、肾癌和肌肉萎缩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因此规定饮用水中的砷含量应低于50μg/L，美国环保部将饮用水中的砷含量标准降低到10μg/L。
西南师范大学环境化学所原所长黄志桂算了一笔账：以国内猪饲料年产量六千多万吨计，如果按农业部2001年颁布的《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以每吨饲料添加100g阿散酸（有机砷的一种）计，则每年将排放阿散酸6000吨。假设这些有机砷最终都转化为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这个量大约是2662吨。
“猪不是因有机砷而死，但如果有机砷因为漂流死猪被禁，那是死猪的荣光。”朱毅说。
砷是元素周期表上排名第33的类金属元素，其实，一个懂行的养殖业者能很轻易地在这个元素的周围找到饲料中常被过量添加的元素锌、铁、铜，监管者也会发现在猪肉检测时严控的重金属元素铬、镉、铅等。
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中国的养猪业从传统养殖转向工业化养殖以来，这个杂食性的偶蹄类动物几乎吃下了包括砷在内的小半张元素周期表。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猪版传说
和公众一样，大多数养殖户并不了解有机砷。作为饲料添加剂，其主要用于促进生长及改善动物外观与畜产品颜色。
“我家的饲料里似乎没添加过这些东西。”来自山西的养殖户王勇（化名）说，“除非厂家已经提前混在饲料预混料中。”
所谓饲料预混料指的是，将一种或多种微量组分（包括各种微量矿物元素、各种维生素、合成氨基酸、某些药物等添加剂）与稀释剂等按要求配比，混合后制成的中间配合饲料产品。养殖户一般考虑成本，大多买预混料，然后自己按比例配大豆、玉米等，配成最终饲料。
实际上，添加有机砷的过程尚在生产预混料之前。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种小比例的预混料，业界称为“核心料”。通常厂家会把有机砷混在核心料里，然后再拿去生产预混料，最终卖给养殖户。
在冯永辉看来，有机砷在中国的流行，正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那个古老传说的翻版。
1983年，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有机砷作为畜禽促生长添加剂，很快这一技术被国内科研院所和跨国饲料企业引入中国。
养殖户们发现，猪吃了含有有机砷的饲料之后，皮肤红润、毛发光亮，“就像人吃了人参之后满面红光”。这被业界慨叹为“人的审美标准被用来衡量猪”。
冯永辉透露，有机砷技术引入国内后，收猪人认定“皮红毛亮”的猪才算健康，且多给十块钱。于是养猪户就更青睐添加有机砷的饲料，饲料厂为迎合这种取向，争相添加甚至过量添加有机砷。
据冯永辉介绍，国际养殖业目前分为两大门派。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派高度集约化，推崇工业化养殖，崇尚标准。瘦肉精、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大多是美国公司的发明；以欧盟为代表的一派比较保守，致力于增加动物福利，崇尚自然，不惜提高成本以规避食品安全风险。欧盟近年来已经先后对瘦肉精、抗生素和有机砷等饲料添加剂实行禁用。
“中国面临非常困难的抉择。”冯永辉说，中国的国情跟欧洲很像，人多地少，环境压力大。如果学欧洲那样回归传统，散养10个月才长到200斤的黑猪，绝对满足不了中国人日益增长的肉蛋奶需求。
照搬美国经验，环境难堪重负
可以说，中国养殖业此举是不得已的转型。
1993年和1996年，农业部先后批准了有机砷制剂——阿散酸和洛克沙胂在饲料中使用。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在此期间相关学术论文，学界和饲料企业在谈到有机砷时，总是强调其促生长的一面，而忽视其致毒及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风险。
后来的实验表明，有机砷并不易被猪吸收，超过80%都会通过粪便排到自然界中。
“对以污染环境、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养殖技术及饲料添加剂等应坚决禁用。”最早提出反对声音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子仪说。
自1997年起，张子仪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不能照搬美国使用有机砷的经验，毕竟美国有成套的严密的卫生质量检验制度及粪便处理条件。
张子仪当时算了一笔账，后来被广为引用：一个万头猪场按美国FDA允许使用的有机砷剂量推算，若连续使用含砷加药饲料，5到8年之后将可能向猪场周边排放1吨砷。16年后土壤中砷含量就会翻一番，同时地下水中的砷含量也将相应升高。
张子仪进一步推测，如果用这些猪粪给甘薯田施肥，土壤中砷含量每升高1毫克/千克，则甘薯块根中砷含量即上升0.28毫克/千克。按此计算，不出10年，该地所产甘薯中砷含量会全部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这片耕地只能废弃或种其他作物。
实际情况比张子仪预测的还要严重。
2006年，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王付民等研究者对广东省养殖规模在万头以上、且使用阿散酸作为饲料添加剂的15个大型养猪场进行过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猪场内长期施用猪粪为肥料的甘薯根内的总砷含量为国家规定最高检出限3-6倍，猪场周围的绝大多数鱼塘水的砷含量已超过渔业水质标准，鱼的可食性组织脂肪、脑的总砷含量也远远超标。
就在学界不断呼吁饲料中限用甚至禁用有机砷制剂的同时，与此相关的有机砷农药已经明确被农业部限用。
“无机砷作为农用杀虫剂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史，后来改用低毒的有机砷农药。”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太原）主任乔雄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是人们逐渐意识到有机砷存在环境风险，转而使用替代品。乔雄梧称，有机砷农药从过去大面积喷洒转向局部用药，到目前已经很少在食用农产品中使用。
标准形同虚设
不光学界，饲料行业内部也出现了禁用有机砷的呼声，这源于各地层出不穷的生猪疑似砷中毒事件。
其实，无机砷等有毒物质属于国家严格控制的有毒有害物质。因此《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饲料总砷含量不得超过2.0mg/kg。
2009年7月，位于云南省宣威市的某“中央生猪储备基地”，先后出现数十头种猪死亡，有关部门鉴定是砷中毒。
该基地的法律顾问李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基地把饲料送检，测得饲料总砷含量为20.42mg/kg，已明显超出《饲料卫生标准》中2.0mg/kg的国家标准。
“饲料厂家却并不认账。”李杰说，当时对方同样援引《饲料卫生标准》并指出，在饲料“总砷”含量不超过2.0mg/kg的规定中，备注栏写着：“总砷”含量不包括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使用的有机砷制剂中的砷含量。这意味着，所谓总砷检验结果，必须扣除饲料中添加的有机砷中的砷含量。
问题是，这里面加了多少有机砷，以现有检测技术根本测不出来。李杰称，该案最终私了，饲料企业赔了一部分钱。
当年主持修订《饲料卫生标准》的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主任委员王随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标准备注栏中的提法是后来加上的，至于是谁加的连标准起草者都不知道。
这一“备注”客观上让那些含有有毒物质的不合格饲料免受处罚。因为在实际生产中，饲料中有机砷加了多少，只有企业最清楚。
因为有机砷的存在干扰了检测结果，《饲料卫生标准》这样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因此形同虚设。
“除了干扰标准之外，从环保的角度讲，专家和饲料工业协会也一直在呼吁禁用有机砷。”王随元说，但是直到自己2005年退休，也没能促成这件事，因为“某些生产有机砷制剂的兽药企业不愿意”。
添加剂被滥用，不止有机砷
安徽省六安市畜牧兽医局谭为军等研究者曾撰文指出，砷污染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另一方面就是由于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大量使用有机砷制剂。
实际上，除了砷之外，养殖业中还有许多作为饲料添加剂被滥用的元素，最典型的是锌和铜。
“从营养学角度考虑，动物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是必需的，但非常有限。”北京市兽药饲料监察所所长周德刚指出，参照《美国NRC猪饲养标准》，畜禽对铜的需要量低于10mg/kg，对锌的需要量为30-60mg/kg。但目前在各种因素的误导和利益的诱惑下，实际生产中铜添加量大约是标准的10倍，而锌（氧化锌）添加量更超过标准的100倍。
饲料中的铜和锌经猪体代谢后，超过90%仍随粪便排出，会继续造成土壤污染，破坏土壤质地和微生物种群平衡，影响作物产量和养分。
据此，周德刚建议，禁用有机砷，同时对铜和锌实行限用措施。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目前个别省份已实施了地方禁用。2005年，福建省即出台了《猪用饲料安全质量要求》，其中明确禁用有机砷。
“当时福建省搞”上山下海“政策，倡导可持续发展。”标准的主要起草人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教授刘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禁用主要出于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养殖安全等多方面考虑。更重要的是，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早已出现了有机砷的无公害替代品。
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中国兽药协会等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均认为，有机砷的限用是大势所趋。
但是主管部门的态度却并不明朗。在3月20日的通报中，农业部专家称：“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明规范、合理使用有机胂饲料添加剂会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一位叫“小兵”网友在看了这条消息之后评论：黄浦江上漂浮的上万头死猪表明，中国的养殖业未必会“规范、合理”地出牌。
记者：蒋昕捷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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