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称过去10年北京新增60%肺癌患者
“不知道怎么的，我得了肺癌。”49岁的琴妈，面黄消瘦，躺在北京望京医院的病床上，说话的声音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清。女儿彤彤坐在病床旁，紧紧抓住妈妈的手，眼睛直直地盯着吊瓶里缓缓下滴的药水。
病房里熙熙攘攘，探望病人的亲友络绎不绝，只有琴妈的床位是安静的。她的床边没有鲜花也没有果篮，只有一个饭盒和一碗冰糖梨水。
巡视的护士将半掩的窗帘拉开。可是，没有阳光。
雾霾笼罩的北京，阴沉沉的，站在十八楼的病房窗前，透过玻璃俯瞰下面，已是白茫茫的一片。2013年1月的北京，已经有25天在这样的空气中度过。
撑起眼皮看了窗外一眼，琴妈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从天而降的癌
琴妈本来就是个普通的北京人，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每天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家、单位、菜市场和超市。
她住得离单位很近，步行只需要十分钟。她在收发室工作，负责派发报纸、文件等简单工作。每天中午休息时，她都会到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些当天新鲜的蔬菜，回家做饭吃，基本不在外用餐。
“我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没有太高的学历，没有很高的情商，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普通家庭主妇一个。”女儿彤彤说。琴妈也没什么特别爱好，最大的爱好就是逛超市，她可以骑着自行车一天跑三四家超市买不同的东西。
每天吃完晚饭，只要不下雨下雪，她都会下楼散会儿步，锻炼身体，这个习惯她坚持了将近十年。这十年，也是北京肺癌患者快速增长的十年。
从2011年开始，全国多家媒体轮番报道空气污染的新闻，北京空气污染指数位居全国前茅，首都慢慢变成了雾都。越来越多的天数，空气污染严重超标，可那时候无论PM2.5还是空气污染指数，都还没有纳入法定播报的标准。琴妈出门散步，也从来不关心空气好不好。
琴妈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平时在家都是看看电视剧什么的，很少会去关注新闻。出去遛弯儿的时候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的措施，没有人晚上出门还戴个口罩。”
从2012年开始，琴妈时常感觉胸部有些刺痛，喘不上气来，但也没放在心上。2012年3月初的一天，琴妈正在收发室派发报纸，突然感觉胸闷，呼吸困难，仿佛一个重物压在背后。这种感觉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后，彤彤看到妈妈身体不适，便带她到家附近的医院看病。此时她的血压已经跳到了110、180。夜里十点多，医院的门诊已经下班，琴妈没法做全面的检查，只能先控制住血压。
第二天，彤彤带着琴妈到医院拍了胸部的CT，医生诊断胸腔有大量积液，左右肺都有，必须立刻做肺部穿刺抽除胸腔积液。医生要求琴妈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排查病症。
三四月份的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就诊医院的病房早已人满为患，根本排不到床位。几经周转，琴妈最终托关系，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住院后，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对琴妈做了一遍详细的检查，最终在琴妈的胸腔积液中找到了癌细胞。趁琴妈上厕所的时间，医生告诉了彤彤确诊的结果——腺癌，而且是晚期。癌细胞已经由肺部扩散到胸膜壁。
“跑不掉”的一个
彤彤傻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妈妈会得肺癌。她知道的得肺癌的最重要的致病原因是抽烟，但琴妈从来不抽烟，而且她所患的腺癌也是与吸烟关系最小的一种肺癌。
琴妈的主治医师王芳，是北京望京医院肿瘤科的专家。对于琴妈为什么患上癌症，她解释说：“病人没有吸烟史，也没有二手烟环境。没有不良生活嗜好，也没有遗传史。引发肺癌的因素有很多，虽不能明确断定病人得病的具体病因，但空气污染与病人的病因是有重大关系的。”
王芳认为，“癌症的成因源于基因的缺陷，从中医的角度，叫做内气虚弱。一些潜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内虚、心肺功能较弱，吸入有污染的空气，长期处于空气的刺激，肯定是要发病。这种空气的刺激也有可能转化为癌变，琴妈就属于这类患者，从一个癌细胞长成肿瘤，可能需要5-10年，在这5-10年内环境发生改变的同时，长期吸入有害气体，最终导致癌变。所以空气污染可以说是她致癌的催化剂。”
大夫王芳常常建议病情稳定的患者，到郊区或者到外地的亲戚朋友家长期居住。避免在北京呼吸污染严重的空气。这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期，对他们的病情有很大帮助。她有两个同事，也患有肺癌。病情发现时已是晚期，当病情得到控制后，她们迅速逃离了北京城区，在郊区顺义租了一个农家院生活，至今情况依然非常稳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经说过：“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60%，雾霾天气对呼吸系统有重要影响，因为大气污染跟整个环境，跟外环境、内环境都是相关的，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要是灰霾从25个微克增加到200个微克，日均的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这个比非典可怕的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
琴妈就是这“跑不掉”中的一个。
善意的隐瞒
24岁的彤彤决定不告诉妈妈真相，在被告知母亲患癌后。彤彤自己在走廊里哭了好久，擦干了眼泪，转身回到病房，笑着对妈妈说：“妈，医生刚才跟我说了，您得的是肺结核，不用担心，只要咱们配合治疗，好治。”
彤彤去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她12岁那年，父亲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怕孩子没法接受失去父亲的噩耗，琴妈最初没有告诉女儿实情。
时隔12年，噩耗再次降临了这个家庭，这次选择隐瞒的，却是女儿。“小的时候是她瞒着我，现在却是我瞒着她。”
两种治疗方案摆在彤彤面前，一种是接受化学治疗，另一种是使用进口的靶向药物。化学治疗可以利用化学药物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但同时也会将正常细胞和免疫细胞一同杀灭。靶向药物是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它通过与癌症发生、肿瘤生长所必须的特定分子靶点的作用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虽然父亲去世得早，但是彤彤从小都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这是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做重大决定，这次决定却关系到母亲的性命。彤彤很无助。她没人商量，也找不到人商量。
那晚，彤彤想了整整一个晚上。考虑到化学治疗会加重母亲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她决定选择保守疗法，使用靶向药物。
医生告诉彤彤，琴妈可以在家服用靶向药物，不需要住院。如果情况恶化，再回医院接受治疗。2012年3月底，彤彤为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
从海军总医院出院后，彤彤一直在家里陪伴母亲。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琴妈心情不错，她相信自己很快会恢复健康。彤彤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她把治疗癌症的药一粒一粒地装到别的药瓶中，琴妈每天服用靶向药物，病情也渐渐好转。近半年，琴妈的状况很好，依然可以去超市买菜、做饭，有时还会下楼散散步，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常态。与以往不同的是，琴妈每次出门都会戴上口罩。
出院时，医生嘱咐琴妈，现在空气污染严重，出门要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呼吸新鲜空气。彤彤也在家中添置了空气净化器。琴妈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空气质量和有关空气污染方面的新闻。“大气污染政府都改变不了，我们更改变不了。我能做的就是怎么让我妈舒服一点儿，室外空气不好，我们只能减少出门儿呗。”
好景不长，从2012年11月开始，琴妈的病情逐渐恶化，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她感觉背部刺痛，浑身乏力，心情烦躁，吃饭也没有胃口。琴妈开始怀疑自己的病症，她经常会问彤彤，自己得的到底是不是肺结核？彤彤总会安慰妈妈，说她思想负担太重，治病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到了12月底，琴妈平时服用的药物已经控制不了病情的蔓延。一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她就会剧烈咳嗽，咳出的痰甚至带着血丝。她疼得吃不下饭，只能吃一些流食。
普通的止疼药，已经缓解不了琴妈的痛苦。12月底的一天，彤彤去医院为妈妈取回了医用止疼药。路上，她一直心慌，总感觉要发生什么。回到家，琴妈瘫坐在沙发上，头发凌乱，疼得汗水湿透了衣襟，彤彤立刻倒了一杯热水，给妈妈服药。琴妈上气不接下气，强撑起手臂，一下把彤彤手中的杯子推翻，“你告诉我，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女儿实在无法隐瞒，含着眼泪说了一声：“肺癌。”
琴妈“哇”地一声，哭了。
琴妈几次都想放弃治疗，她觉得癌症晚期已是不治之症，再做努力也是徒劳。但最终在彤彤的劝说下，她重新住进了望京医院。
一月北京的天气雾霾居多，琴妈的身体因为天气的变化反应格外敏感，空气不好时，她会咳嗽，呼吸困难，肢体酸痛的难以忍受。现在，她必须每天都服用止疼药。
靶向药物在服用后一到两年会失去控制病情的效果。琴妈身体的免疫力差，所以病情恶化迅速。
住院后，望京医院的专家对琴妈的病症进行了会诊，检查后发现，琴妈体内的癌细胞已经侵蚀淋巴，淋巴结上长了一个大疙瘩。专家们决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做最后一搏。注射入体内的西药主要控制并杀死癌细胞，中药则为琴妈扩气道化痰，补血补气，提高免疫力。现在的她，每天需要输五六个小时的液，骨瘦如柴的手背已经遍布针眼。
太晚关心的问题
琴妈接受癌症治疗，需要支付巨大的医疗费用。不算住院费，仅药物一个月就要1万多元。之前在家休养期间服用的靶向药物，购买7片需要4600元，每天服用一片，全算下来，一个月就要花费将近20000元。大多抗癌药物都没有入医保，只能自费。家里的经济状况如履薄冰。琴妈现在已经丧失工作的能力，彤彤刚刚毕业没有工作，只能花家里仅有的存款为母亲治病，而这点儿存款在巨额的医疗费用面前，实在杯水车薪。
彤彤希望自己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生，下班逛街然后回家吃妈妈做的饭。这普通的幸福生活，已经成为泡影。“我必须坚强，哭丧着脸过一天也是一天，快乐地过一天也是一天，就让我妈高兴一点，花多少钱也是值当的，只要她好就行了。”
琴妈在医院里经常胡思乱想，她对女儿说：“闺女，你爸走得早，你从小命苦，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妈又得了这个病，妈拖累你了。”
“妈，我还年轻，我也没结婚，也没孩子，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老妈。只要你好，我就好。前几十年你养我，后几十年我养你。”
这样的对话，母女俩不知进行了多少次。
为了照顾母亲方便，彤彤借宿在医院附近的亲戚家，每天早上7点她准时到医院陪着母亲治病，一直到晚上9点才离开。这一早一晚刚好是空气质量最差的时段。每次出门，看着雾蒙蒙的天气，她都会戴上口罩。
医生也会提醒她们，“现在外面的空气质量很差，尽量不要出门，也不要开窗通风。多吸吸氧，缓解肺部的压力。”
有时候，有的病人病情稳定要出院，医生也会看看空气，让病人在空气好些的时候再走出医院。
彤彤也开始关心空气问题，她后悔关心得太晚了。“当初针对空气的问题，我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听新闻上说可吸入颗粒物多少多少多少，请市民注意。但是天气很晴朗，看不到，也摸不着。所以就没注意。现在我眼睛实实地看到，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说实话，后悔当初没让我妈早点儿注意。”
“虽然新闻天天报，但是政府不作为，不出台相应的政策，不加强监管力度，一切都做无用功。一个人再加强环保意识，他的力量也是微乎其微，更何况有环保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我妈得了这个病，我能认识到空气的严重，但是那些没有得病的人能认识到污染的重要性吗？PM2.5，普通的口罩没法过滤，只能买专业的口罩。现在是PM2.5，将来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以后我们总不把生化口罩都戴上吧。”
2013年的春节，彤彤向医生申请，想回家过年。年味儿在医院的病床上感受不到，她希望妈妈能在家过一个春节。医生观察了琴妈几天，批准了她的请求。
大年初二，电视上依旧还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亲戚们在家里团聚。琴妈戴着氧气罩，坐在床上看窗外绚丽的烟花，火药燃烧的烟雾和空气中的迷雾混在一起，琴妈的眉头皱了一下。
“唉，明天又是雾霾。”
走不通的“先污染后治理”
闫小青 北京报道
对话胡静
Q＝《中国周刊》
A ＝胡静(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
致命的环境问题
Q：我们现在似乎正处在一个敏感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
A：治理空气污染已经成了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去年PM2.5数据的公开就像是一场革命，让政府把空气治污提上日程。当然，这也正在逐渐成为市民的共识与努力。
Q：最近潘石屹在呼吁《清洁空气法案》，它和我们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有什么区别？
A：《清洁空气法》其实是美国的称呼，和我们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环境监测和管理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我更看重的一点其实是在人文方面的差异。空气的质量标准就应该以人的承受能力作为最基本的考虑因素，这被称为环境基准，也就是对环境污染人产生不良影响的最大临界值。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我们早就超出了那个临界值，甚至到了危害生命的程度。环境问题都到了致命的程度，我们就不得不去想一想现行的法律体现的是不是人民的意志。
Q： “立法”能更好解决雾霾天气？
A：现行的污染防治单行法已经有六部，体系很健全，条款也相对严苛，但是人们的生存环境却在一天一天的恶化。你说到雾霾天气，其实《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在2000年就已经修订的，据我所知，环科院也有专门的立项修改这部法律，成效微乎其微。什么原因？说明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单纯的立法，而是执法。不可否认，我国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令世界瞩目，但我们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环境违法成本非常低，导致一些污染企业肆无忌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为保证GDP的增长，纵容环境违法行为，甚至为环境违法企业保驾护航。
Q：执法的困难是什么？
A：我们国家环境法执行最终要靠地方环保部门。我们到地方去调研发现流行一种说法，不是按章办事，而是“按长办事”，环保部门根据乡长县长市长的要求制定规则、执行监管。地方环保部门抱怨执法难，有官员因为环境执法被上级领导排挤、甚至被罢免的。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成了环保部门严格执法的最大制约因素，直白地说，原本应该是看林人角色的环保部门成了环境的盗猎者。这我们就要去追问，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破坏环境以求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呢？如果这种现象仅仅是个别地方那另当别论，但是这是普遍现象，甚至成了共识。那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地方政府一个方面来考虑。
中央是承认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单纯中央利益在地方的代表，既然他代表经济利益，就必须有一些经济上的激励机制。
为何难逃“先污染后治理”
Q：经济的激励为何难以推行？
A：这实际上必须要说到现代国家制度中契约意识的建立。我们国家的激励方式主要是从政绩的角度，比如城市评优，这当然是一个方面的激励，但力度不够。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就是可以借鉴的，联邦政府推进某项环保政策时要相应地给州政府财政支持和环境工程立项。简而言之，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就不仅仅是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还有经济利益和发展的联系，这种关联体现的就是契约意识。不是经济激励推行难度大，而是我们的执政方式还没有契约意识的概念。
其实，这样的经验早就有专家提交过提案，如果受到重视，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觉醒完全可以早上十年，甚至不必经历如今的雾霾天气。可以说，政策执行上的偏差让我们的环境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Q：西方社会也曾为环境付出巨大代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吗？
A：先污染后治理是有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对环境问题的了解、技术上的支持是有局限的。日本学界普遍承认“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给其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惨痛的，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资高得多。我们研究所经常会接到地方的项目研究委托，居民区因工厂污染搬迁、政府因受污染土地赔偿开发商上亿元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些钱如果用来提前预防污染效果又会是怎么呢？往好处说，我们是边污染边治理，一方面人为地不断排放污染物，另一方面又在大把的花钱在治理。实际上，有这么多国家的前车之鉴我们完全可以避开这条路。我们面对环境问题比西方国家晚了一百年，虽然有大把的经验和技术可以借鉴，但还是没能逃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那条老路。
走不通的“老路”
Q：现实证明，西方国家虽然“先污染后治理”，但现在环境问题解决得还不错。我们重走这条路，也能得到良好的效果吗？
A：在中国，若我们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付出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国家财政上的超额支付。钱的损失是可以衡量的，但是时代的差异，我们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已经脆弱到濒临崩溃。
如今的雾霾天气其实就是高污染GDP的代价，利益都被那些排污企业拿走了，而看不见的受害者就是普通公民。有很多理论推算说，在污染排放峰值到来之前，“生态泡沫”就要提前破裂了。那么生存在这个泡沫中的每一分子每时每刻都在为环境污染付出代价，今天才意识到其实已经是很晚了。
Q：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人们为何会对生存空间如此麻木？
A：症结所在说到底还是法律。过去几十年，我国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更多强调国家的职责，企业的责任。而公民的参与非常少，公民只有和污染斗争的权利，却从来没有从公民的角度宣告环境权。
为公民环境权立法最重要的是将之写入宪法，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中占有一席之地，或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改，加入公民环境权条款。
去年一年，人们对空气问题的关注和争论并不是没有成效的，今年“两会”后，环境权就有望写入《宪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公民享有健康空气的权利”这样的一句话，意义却是深远的。
Q：环境权写入《宪法》到底能给公民带来什么？
A：环境权写入《宪法》其实就是把本来属于公民的权利明确，从学理上讲，环境权属于第三代人权的范畴，已经讨论多年。而单从公民角度看，这是一种权利意识的提高。当然，在污染维权的切实操作中，环境权就是受害者维权的重要标准。15年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成立“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过去我们受理的污染受害者诉讼中有超过50% 的案件结果是未决。未决的原因很多，有的时候根本立不了案，即使立了案，不开庭不审理诉讼过期，更多情况是开了庭但是法院一直没有判。我们在为这些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时，最大难处就是没有法律可以依据。环境权一旦写入宪法，就会成为公民维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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