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法门寺被揭每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
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天价的供养标价。清净之地成叫卖之所，其间充斥诳语与骗局。法门寺景区明码标价背后，是建立“世界佛都”的宏大计划。这个计划将地方政府、曲江系、法门寺捆绑在一起，合力将梦想变成了闹剧。
在法的门前，佛的存在并未被如愿昭示，围绕钱的斗法正在上演。
人走近“佛”的法门到底在哪里？
这在佛学界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法门寺景区给了一个答案：钱。以千万甚至亿为单位的钱。
这里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景区。过去的几年间，这里成为了闻名海内的销金之所。这里的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供养的明码标价。佛光大道两侧十大菩萨的价格是1000万，合十舍利塔内释迦牟尼的化身、报身、法身三尊佛像的供养价格分别是3000万、4000万、5000万。比这些都贵的，是整个装载着佛指舍利的舍利宝塔，标价一亿。
释迦牟尼的中指骨，是此间荣耀的来源。1987年，舍利从这座有着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古寺中出土，名震天下。
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下称法门寺集团)的银行账户，是上述巨款的最终去处。法门寺集团的背后，是陕西建立“世界佛都”的巨大梦想(尽管“佛都”的提法即使在佛学界也有巨大争议)。在这个梦想中，这里将成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继兵马俑之后的第二张名片”。这个梦想由陕西省方面提出，落在西安曲江系的肩上，由法门寺所提供的佛指舍利作为核心驱动。
在这场雄心勃勃的旅程中，地方政府、曲江新区背景的法门寺集团、法门寺三者被捆绑在一起，宛若一场三人四足的游戏。
平日的景区经幡飘飘，香火缭绕，颇为宁静悠远。很难想象的是，自2009年5月9日开园后，4年时间过去了，那个宏伟计划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参与游戏的三方在出发不久后就摔倒在地，在法的门前扭作一团。
劝募与回扣
景区所有人工作人员的收入都和劝募回扣挂钩，包括临时工。回扣点从0.5%到7%不等。
从西安西去120公里，即可抵达传说中的“佛都”，陕西法门寺景区。景区布局宛若一条鱼骨：穿过山门，是一条长达1.2公里长的“佛光大道”，大道旁有普贤、文殊、观音等十尊菩萨的塑像，尽头是高耸入云的合十舍利塔。它高达148米，有着明显的菱形几何结构。
西安大慈恩寺方丈、西安佛教协会会长增勤笑谈：这座耗资巨大的舍利塔却被网评为2012年十大最丑建筑中的第一名。
景区结构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深远的寓意：佛光、般若、菩提、圆融四重山门象征着此岸与现世，舍利塔象征着彼岸与佛国，连接两处的佛光大道及周围的菩萨，则象征着轮回时所需经历的“五时判教”。
从走进法门寺景区的大门开始，罗汉、菩萨与佛的身影无处不在。而每一尊罗汉、菩萨或佛的身前，都摆着一个硕大的功德箱，每一个功德箱上，都写着“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字样，投进这些功德箱的香火钱，最终都会汇集进入法门寺集团的“资金流入”。
2013年4月24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进法门寺景区，粗略清点功德箱计21个。在法门寺慈善基金会2013年的“2013年主要考核指标与目标任务”中，景区功德箱的“目标任务”被定在800万元，是2011年法门寺景区经营性利润的两倍。
除了菩萨身前的功德箱可以赢利，菩萨本身也会带来收益。在景区，每一个菩萨、佛像都是可以“供养”的。供养价从一千万到五千万不等。“供养”本是一个佛教用语，出自梵文，又作供、供施、供给、打供。意指供食物、衣服等予佛法僧三宝，亦包含纯粹的精神供养。
目前，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捐赠记录由雅居乐地产集团主席陈卓林保持。2011年，他本打算向基金会捐赠500万元，在基金会的悉心接待下，临时追加600万，共捐赠1100万元。这个事迹被写入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解颖的“2011年年终总结”，被归纳为“接待也是生产力”。
当然，更多的游客，并没有一掷千金的能力，他们更多的选择花20元在“爱心即时贴”和“功德簿”上留名，或者花100元到数千元，让自己的名字刻在功德碑上。细水长流，功德碑目前已刻了63块，按每块刻420个名字计算，也有多达26460人参与。
总之，这些心意佛祖或可领受，但钱财大部分都进入了法门寺基金会及法门寺集团的口袋，少部分则成了劝募人员的回扣。
法门寺基金会，除了刻碑的工作人员，其余所有人的收入都和劝募回扣挂钩，包括临聘人员。按照基金会在2011年9月制定的标准，根据“劝募任务”完成的比例，劝募员工、主管和中层都能各得到0.5%到7%不等的奖励。
导游及外部人员拉来的善款，则按照5%到15%不等的金额进行奖励。甚至提供信息者也可获奖。“凡提供有效劝募信息，但非本人实现劝募者，在实现劝募后，介绍人占奖励总奖金的30%，实际劝募人占奖励总奖金的70%。”
上述“奖励标准”，明文载于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公开文件上。尽管，2009年5月颁布实施的《民政部关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得提供公益捐赠回扣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社会组织不得在接受的公益捐赠中提取回扣。
这些拿着回扣的劝募者是如何工作的呢？秦皇岛的赵烨女士对此有过深刻体验。
2012年7月18日，赵烨一家来到法门寺。当她“走过佛光大道，看着两旁的经幢及菩萨像，无比的激动，似乎感受到了佛的加持”。
走到舍利塔前，听到法门寺建造十八罗汉在募捐时，赵烨掏出300元。随后，收银员将赵烨带到了一位“藏传佛教大师”面前。“大师”说赵烨佛缘深，要其在舍利殿里供养一尊佛像，世代供养的费用是10万元。赵烨回忆，这瞬间抓住了她虔诚的心，“我想能够让佛祖保佑平安，挺好的，是欢喜的事情。”
见到赵烨痛快应允之后，“大师”又劝其捐20万的地宫佛，这一次，因为经济原因赵烨谢绝了。随后，赵烨被索取“佛教大师念经加持经费”9999元，又在“大师”的暗示下供奉999元“香火钱”，一共刷卡110998元。
2012年7月25日，“大师”给她发去彩信，称基金会已经兑现承诺，在地宫建造了其供养的佛像，并用彩信发去一尊菩萨的照片。赵烨大跌眼镜。上面有她的名字，却写着“2012年7月3日”的日期。
“看后我感觉特别可笑，我是2012年7月18日才去的法门寺，难道是佛祖显灵？”赵烨查阅法门寺基金会的相关信息，发现网上骂声一片。“我一直抵御着社会上打着各种幌子的行骗，但是不曾想到那个让我倍感亲切与虔诚的佛教圣地会让我的心落入深渊。”
愤怒之余，赵烨向中国佛教协会、陕西省佛教协会、各媒体打电话投诉。最后，法门寺的监院智超告诉她，法门寺慈善基金会与法门寺并无关系，是两家机构。
赵烨立即电话报警。2012年7月27日晚，她得到基金会工作人员退款的承诺。
在景区的免费项目中，也暗藏玄机。
2011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王天定带领朋友去法门寺景区游玩，在经历了一长串劝募洗礼后，他终于碰到景区传说中的唯一的一个免费项目——抄经。
“他给你一句经文，让你坐在那抄。”王天定出身佛缘家庭，知道这是佛家正经的传统，一下感觉非常好。但王天定抄完后起身后，却发现免费的抄经项目，变成了收费的算命。
一个和尚打扮的中年人告诉王天定，看你抄的经和你的面相，你在未来两三个月里说不定会“碰到点什么”。但如果把王天定抄的经文放在他们塔后的柜子里，每天念经，便可避祸。然后就开始开价了……
出了门，王天定和朋友们一对口风，发现每个人听到的都是同一套词。
“这几乎就是算命的行为了，佛教是严禁算命的。”王天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慈恩寺方丈、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增勤法师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家人一不看相，二不算命，三不抽签，四不占卜。这些民间把戏佛教中叫‘妄说祸福’，戒律里明确禁止。”
增勤法师自己甚至也在陕西省的两会上“投诉”过法门寺景区的乱象。“(景区)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雇了一帮子从湖北来的人，做假和尚。”增勤法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后来，在两会时，作为陕西省政协委员的增勤把这件事写进了提案中，得到了省委常委的批示。
政府搭台，但唱戏的没来
曲江系介入之前，由于寺方的不合作，法门寺景区项目得不到寺方香火钱的支持，成为一个停滞两年的大坑。
本应是清净之地的法门寺成为明码标价叫卖之所，不仅如此，据宝鸡市旅游管理部门统计，2009年5月开业到2011年5月的两年期间，法门寺景区的旅游投诉次数占全市95%，在全省的主要旅游景点中名列首位。
这个坑是何时挖的？又是谁挖的呢？大肆圈钱的“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事情得从地方政府开发法门寺风景区的想法说起。
2007年3月，时任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兵受邀来到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的郊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坑。这个坑周围的土地一片荒芜。它紧邻法门寺，1987年，佛指舍利从那里的唐朝地宫遗迹中出土。
当时，地方政府希望这个大坑里面生长一棵名为“世界佛都”的大树来。于是，刘兵代表的曲江系被邀请来大坑考察。那个深达二十余米的坑，是佛都计划中的核心区域，新的地宫和宝塔将建在这里，供奉舍利。
彼时，关于世界佛都的梦想已酝酿多年，但进展并不顺利，一直停留在务虚层面。早在1995年，宝鸡市就做了第一轮风景区规划，但由于缺乏旅游经营价值而没有付诸执行，景区开发也因政策风险和操作难度大而一度搁置。
2002年7月，地方政府在调研后认为，法门寺文化景区的建成将对陕西乃至西部建设起到战略性推动作用，决定以大手笔、高标准进行项目的规划和征地工作，并准备赴港招商。
“世界佛都”的概念被很快提出，继而打算将法门寺景区打造成“继兵马俑之后的第二张名片”。
当时，“曲江模式”与“曲江系”尚未出现。操刀的，是2003年11月宝鸡市政府出资3000万元组建的宝鸡市法门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为了符合“佛都”的地位，政府不仅规划出5平方公里的土地，还邀请台湾设计师李祖原担纲景区的设计工作。当时，李刚设计完当时的第一高楼台湾101大厦，声望如日中天，并且有佛教建筑的设计经验——他设计的中台禅寺被公认为是杰作。2004年，李祖原设计的合十舍利塔及佛光大道项目通过审批。
但在宗教界看来，“佛都”这个远大梦想却面临着一个理论陷阱：在佛教世界里，是不存在“佛都”这个概念的。
“佛都这个词，绝对是外行的想法。”中国宗教协会理事、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利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佛教并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圣地朝拜的传统，并且自近代以来，以太虚大师、星云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本身就是以“去魅”、“淡化神圣化”为特征的。
李利安认为政府过高估计了法门寺景区项目的资源基础，并为政府在此项目的调研中没有充分参考学界意见而感到遗憾。“法门寺项目上马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我国目前流行的一种文化心理疾病：把资源无限放大，信以为真。”
2005年5月15日，合十舍利塔奠基仪式举行。参加仪式的有时任地方领导、设计师李祖原——但没有法门寺的代表。
项目甫一开始，法门寺方就表现出不合作态度。佛祖舍利虽然出土于并属于法门寺，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一直辗转保存于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金库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中。寺方的心愿，一直是将舍利迎回寺庙供奉。他们对于在寺外另修灵塔供奉舍利一事不感兴趣。
参与景区战略规划的王志纲工作室，在《王志纲工作室战略策划10年实录》一书中，回忆了寺方当时的态度——
“寺方认为，舍利是佛门圣物，放在哪里应该由高僧集体来研究。但现在舍利却放在中国人民银行陕西分行的金库里，这是所有佛教徒心中的隐痛，没有供奉，没有香火，对他们是很大的伤害。”
“此时工作室才发现，法门寺风景区的开发只是政府单方面的想法(包括重修舍利塔安放佛骨)，由于跟寺方沟通不畅，佛教界对这个项目非常抵触，一直是冷眼旁观的态度。结果，工作室第一次与寺方的沟通与其说是访谈，不如说是被教训了一顿，两个刚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小和尚竟一口气数落了工作室的策划人员几个小时……”
法门寺方面在奠基仪式上的缺席，并不只是仪式上少一份热闹那么简单，寺方的不合作，间接扼住项目的经济命脉——这意味着传统的、社会信众给寺庙的捐赠布施(即所谓的香火钱)，将无法用于景区的开发。
在2005年一份名为《陕西宝鸡法门寺发展战略策划纲要》中，合十舍利塔及佛光大道总预算约6亿元，已被认为“远大于合理的商业投资规模”，而5平方公里景区的总投入，经计算将达到12亿。
经过计算，在不计利息的情况下，12亿投资需要13年才能收回。战略策划纲要对此下结论道，“舍利塔投资成本过大，以招商引资的融资模式吸引商业投资，将使得项目的开发无利可图。”
纲要建议“项目开发必须优化投资结构，降低商业性投资在建设资金中的比例，应尽量借助佛教界向社会和广大信众募集无回报的捐赠资金”。
而在寺方不合作的时候，政府显然募集不到这笔“无回报的捐赠资金”。故此，在2005年奠基仪式后，项目挖下一个大坑，亦停滞于此，长达两年。
曲江模式玩不转了
“我们出32个亿，但周边的土地一分钱也没升值”；“现在我们想撤，却撤不出来”。
在法门寺项目出台到陷入僵局的时候，同一时间里，“曲江模式”出现了，并且疯狂生长。最终，二者于2006年走到一起。
提到曲江模式，则不得不提段先念。2002年6月，段先念兼任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西安曲江新区发展公司总经理。此前，他是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段先念履新后，将曲江新区定位为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从2003年开始，曲江新区着手大雁塔景区、大唐芙蓉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的开发。
而所谓“曲江模式”，段先念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如此解释：“曲江模式是文化资源加旅游，然后再加城市。文化资源经过整理，提炼、创意以后变成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带来人气、商气，周边的城市升值，有钱了，再返回来投到文化，这样一个循环。”
短短数年内，曲江新区房价飙升，一气从低洼地带，跃升成为西安市的顶点。而曲江新区也成为了西安市的江南区。
有此骁将，曲江系被认为是泥潭中的法门寺景区项目最合理的操盘者。
2006年10月1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由西安曲江新区派出经营建设团队，全面负责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
2007年3月，曲江新区组建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团队，由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兵带队，任公司董事长，以“外援”的姿态奔赴宝鸡，法门寺文化景区工程再次启动。
2009年5月9日，法门寺景区建设完毕，顺利开园。但曲江系的建设团队却并未功成身退，而是留下来成为了景区的经营者。
2012年6月，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唐喆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当初曲江介入是政府的决策，现在我们是想撤，却撤不出来”。
曲江不愿久留，是因为曲江模式此前的玩法，在法门寺玩不转了。
曲江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圈地→文化艺术炒作→全球招标搞规划→贷款→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其中，“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是这个游戏得以循环下去的胜负手所在。在此之前，都是投入，在此之后，才有产出。显然，法门寺景区工程并不是“曲江模式”的菜。
段先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法门寺我们出32个亿，周边的土地也没升值，一分钱也没有，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原因是什么？远离城市。法门寺不错，文化资源也不错，我们来旅游可以，但是你让我们住在这，把家搬到这，不可能。”
活人的钱一时半会赚不了，在二期开发项目中，曲江系盯上了死人的钱袋子。灵境项目名为人文纪念性观光园，实际上是利用当地土葬用地名额建设的祭祀用墓地。禅修林则是曲江文投计划在合十舍利塔周边东、西、北三侧，建设四个禅修主题的类似房地产项目。虽然景区的房价没有升温，但禅修林项目以产权式酒店的形式向银行抵押，得到数亿的贷款。
事实上，曲江系建设团队的介入，虽然让法门寺景区的建设问题迎刃而解，顺利完工，但之前所面临的资金问题并未解决，这颗炸弹只是被延后了而已。
2007年4月16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时，总注册资金11亿。其中，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占股份的27.27%，资金的其余部分，在政府的协调下，由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随着曲江的介入，法门寺景区的投入一再拔高。首先，法门寺景区所辖范围成立“法门寺管委会”，由宝鸡市副市长兼任，取代了原有的“扶风县法门寺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其次，法门寺景区成为陕西省“十一五”十大旅游重点项目之一，规划面积也上升到12.5平方公里。
2007年，宝鸡市发改委向陕西省发改委打报告，提出投资总额已由2003年的6.8亿提高到15.2亿，省发改委同意了投资额的变化，并提出新增加的投资由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自行筹措。
资金的开销不停增长，2009年景区建成时，数字定格在32亿。
景区建成后，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从当初的建设者，成为了景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者。而此前参股的公司纷纷撤资，所有的债务全部落在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头上。
曲江文投2011年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投资控股的法门寺集团截至201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4.2亿元，负债总额23.2亿元。
债务并未到此为止。以2011年为例，当年景区接待游客135万人次，实现营收1.4亿元，利润400万元，但来年集团所需偿还的借款利息高达1.07亿元，是利润的26.75倍之多。同时，2012年集团还需偿还本金3.2亿，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与之对应的，景区不得不从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2亿。
计算下来，等于运营一年下来，景区所背负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2个亿。
随着债务雪球的越滚越大，法门寺景区疲于奔命的步伐也必须越来越快。如果说2007年时，曲江系作为建设者面临的是一个“政治任务”，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的则是一个生存难题。在此背景下，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
慈善基金还是还贷款？
“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现在看来，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是一个魔术。它是在寺方不合作、景区项目得不到“香火钱”支持后的变通之法。
在招商引资、银行贷款的路纷纷遇险前，法门寺集团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香火钱——在2007年的调研当中，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现浙江某寺，半年的香火钱就高达4.5亿。
尴尬的是，法门寺景区如果以企业的身份收取功德箱的香火钱，难免名不正言不顺。此时，参与法门寺景区运营规划的视袭国际文化投资集团将“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概念抛出。
“由法门寺住持担任基金会的会长或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并聘请佛教界知名的高僧大德为名誉会长。”在2007年编订的“法门寺旅游经济区战略定位与总体运营规划”中：寺方配合的重要性被再一次提及：“宗教特殊产品因具有宗教性，因此在经营商是否将其作为商品赢利，得取决于景区的开发管理模式。需处理与寺庙、博物馆等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寺庙方的态度。”
学诚法师率先进入基金会负责人的人选名单。他是法门寺的住持，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在宗教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学诚法师拒绝了这项提议。
随后法门寺的两位监院智超法师和贤空法师也被邀请担任基金会副理事长，同样被拒绝。
基金会的理事长最终由增勤法师担任。增勤是西安市大慈恩寺的方丈，当时还担任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西安佛教协会的会长。
增勤目前已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成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他笑称自己是“不理事长”。
增勤法师表示，基金会实际的运作由解颖负责，他对基金会的事务了解不多，本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理由，曾经在2012年提交过一次辞呈，但没有被批准。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解颖，系2011年3月自法门寺景区集团招商推广部副部长一职调至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工作，担任基金会副秘书长一职，后升任秘书长，并继续兼任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招商推广部副部长。解颖的前任邢培芬，则同时是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集团下属灵境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证，2011年，基金会全年完成劝募收入5420余万元，其中货币募捐2456万元；翌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7219万元和3612万元。相较于景区经营性收入的缓慢增长与低利润率，基金会的劝募收入是景区收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012年6月，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唐喆曾表示：“基金会人员是由曲江文投向其推荐。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而唐喆所称的“慈善事业”，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指的是法门寺文化景区十八罗汉金身铸造项目，根据基金会拟定的项目计划书，该项目从2010年9月30日启动，计划在一年内铸造18尊罗汉，按每尊造价127万元计，整个项目共花费2286万元。
持续不合作的法门寺
这一封一让之间，并非一条车道那么简单，而是关乎财路。
法门寺方面和景区的冲突，并不少见。但很难说是为了守护佛门的清净。
2009年3月20日，因为法门寺景区在寺院门口砌墙，僧人愤怒，他们手执木棍，冲出庙门，将近4米高的围墙推倒，同时关闭寺院山门，并在法门寺官网上发表公告以示抗议。
此时已值法门寺景区开业前夕，事件影响巨大，法门寺官网旋即被关闭两天。法门寺景区亦做出让步，保留法门寺门口车行通道。
这一封一让之间，并非一条车道那么简单，而是关乎财路。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门寺监院贤空法师的秘书福报居士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法门寺景区被开发之前，寺庙的香火钱高达近两千万，而2009年以来，一路暴跌。“只有以前的七分之一。以前我们每天开一次功德箱，五万块；现在一个星期开一次，还是五万。就是这样的差距。”
原因非常简单，这与景区的路线规划有着直接的关系。法门寺寺院和法门寺景区呈“卜”字形结构。寺院位于景区东侧，是官方旅游路线上的终点站，游客们在经过21个功德箱及数位“大师”、“灵砖”的洗礼后，囊中往往已经羞涩。
“所有的游客从那走过来走一圈之后，这划点那划点，真正到法门寺的时候，想捐的时候兜里已经没钱了，因为他们那边功德箱太多了。”福报居士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法门寺景区成立以后，每年付给法门寺两千多万元。福报居士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被兼并之前，收入就接近千万。说我们收入增长了是无稽之谈。2009年，我们和景区签3年合同，合同每年的金额，是在我们2008年门票基数上上浮3%。2008年我们的收入1600万，从2009年开始，他们每个月给我们141万。不管他们赚了多少，给寺庙是固定的。”
2012年5月份，二者合同到期，法门寺不愿续签，监院智超法师对此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事关法门寺的名声与僧人的名誉。
寺庙更为不满的，是和法门寺景区捆绑以后，给寺方名声上带来的污点。
“本来佛教是让人向善的东西，现在搞得让人提起法门寺就想起不痛快的事。这是对佛法的一种亵渎。本来这个僧人很清静，那些假和尚一弄，给人心目中这些和尚就是为了赚钱，毁坏了僧人的荣誉。法门寺的品牌声誉损坏，到头来会导致更多的人不相信佛法。”福报居士说。
法门寺的策略，是持续不合作态度。“福报居士称，2009年5月9日舍利供奉大典，学诚法师本来是不愿意去的，是作为任务硬压下来，学诚法师才去给景区端盘子，给景区的法像开光。”
法门寺景区项目启动之初，王志纲工作室在战略策划中表示，项目要坚持四老满意原则，四老即老头子(政府)、老和尚(寺庙)、老板(投资商)、老百姓(信众和游客)。
从目前来看，老百姓多有不满，法门寺景区因为经济账焦头烂额，法门寺则延续不合作方针，网上沸天的争议让地方政府也如坐针毡，这场3人4足的游戏，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而“3人”的步伐显然已不在同一个点上。寺庙指责景区的工作人员不懂宗教，只顾追求利益最大化；景区的工作人员不停地申明他们来到这里都是被逼的，平白无故亏得要死已经很冤枉了，并表示寺庙只顾死守院墙内的一小片净土，没有菩萨的格局，没有去墙外那个更大的道场去普度众生，导致他们只好请假和尚；至于地方政府，“佛都”这个宏大计划让谁来接盘已是最紧要的问题。
李利安直言，这个局面应该越早结束越好。“我觉得这种模式存在一天，我就揪心一天，每一年来上百万人都是传声筒，一个人看到这场闹剧回去就告诉十个人，这种负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福报居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3月29日，当时的地方政府曾向寺院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
而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要把这个“坑”，交给法门寺。
“领导说，能不能商量一下把这个景区交给你们寺院，当时我们没有接。我们寺院背不起景区这个包袱，因为他们要移交，有几十亿的贷款。就算没有这些外债，接过来我们也负担不起。2010年法门寺管委会主任张敬原给我们做汇报，说每天开门，水电费加上员工工资，运营费就是二十五万。”
“这个钱我们赚不来。”福报居士最后总结说。
记者：曾鸣 实习生 黄一磬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发表于 2013/5/12 13:4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天价的供养标价。清净之地成叫卖之所，其间充斥诳语与骗局。
...
披販如來之事，寧可餓死也不能做，來世果報可怖啊。
法门寺妇科胎前产后良方注评.pdf分享者：sunnyarts 上传时间：2010-07-27 07:39:18 下载：79
文件名大小下载量
http://www.sinaimg.cn/pfp/ishare/Z1/image/PDF.gif法门寺妇科胎前产后良方注评.pdf 保存 下载
宗教一旦世俗化，就变味了——那些“劝募者”读过宗教经典吗？——还是这石刻良方好-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1.17MB79
西安即是佛舍利所在地，也是魔鬼所在地。 西安兴教寺拆迁事件解读:拆迁方与政府政商不分
4月的兴教寺拆迁事件引起全球关注。事发后西安市宗教系统召开会议，观点是对兴教寺不进行拆迁。目前，兴教寺坚持退出申遗立场。兴教寺拆迁事件折射出曲江系此前的商业计划。
曲江系即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及旗下文化产业集群。曲江系的领导者曲江新区管委会政商一体，并在商业进程中随意变身，“在情况不利的时候是政府，有利的时候变企业。”
生长在国内城市饥渴症的大背景下，曲江系充当了政府主导市场开发机制的先锋，其一手缔造的“曲江模式”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文化产业运营模式，曲江新区一度成为文化产业界的样板。但“曲江模式”让城市、景区急速美容的同时，也尽显其沉疴：腐蚀历史遗址的原真性，榨干宗教信仰的虔诚性，精心包装的“道场”也往往成为商业欺诈的渊薮。正因如此，将兴教寺打造成第二个法门寺的设想甫一曝光，舆论哗然。而公众更深一层的疑问是：从法门寺到兴教寺，曲江系对历史、宗教题材的持续追逐，到底是什么机制和价值观在驱动？
近期，南都记者持续走访多个大项目，多层面解析曲江系这个著名文化产业集群的运作机理。
著名佛刹如何演变成一笔危机重重的生意？
《逐利法门寺》和“曲江模式”下其他大手笔一样，法门寺景区依靠巨额贷款支撑。内部人士透露景区目前欠外债近30亿。巨大压力下劝募成了创收渠道，更具“钱景”的墓园生意正在运营。AⅢ02-03
生地如何“炒”成熟地？假庙如何“绑架”真庙？
《解码曲江系》通过提炼曲江系的政商架构、包装技巧和克隆模式，全方位解读曲江系圈地造景扩张之路。AⅢ0 4 - 0 5
1500年古城为何遭遇大规模拆迁？
《韩城古城“大手术”》详解曲江系克隆模式的个案，“曲江模式”对文化、民生的剧烈干预特点在个案中清晰呈现。AⅢ06-07
AⅢ01-07
采写：南都记者 高龙
逐利法门寺
曲江系接盘景区后巨债缠身，宗教供养沦为商业劝募，计划以“佛文化”墓地生意突围
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景区高大的廊柱式大门进入，一直要在宽阔的佛光大道上行进半小时，才能到达合十舍利塔下方。那里面供奉着佛教界至高圣物佛指舍利。但这个大手笔景区并非一个寺庙，而是业界知名的曲江系公司的生意。寻找真正的法门寺，要从景区侧面穿过一条陕西小吃街才能看到。信仰为何会被生意包围？
南都记者通过大量未公开的企业档案、会议纪要和内部人士访谈等，来披露法门寺景区这一商业“怪胎”形成的政策背景，剖析曲江系运营法门寺景区的深层矛盾，并挖掘景区在“曲江模式”下的商业新指向——— 庞大的墓园生意。
舍利之利
高层推动寺庙开发
1987年，当佛指舍利在法门寺地宫出土时，没有人料到围绕它会演变出一笔庞大的生意。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陈锋仪告诉南都记者，“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震撼了全世界，20世纪后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并形成了一个管理体系和商业分配模式。但那时候法门寺客流不大，也相安无事，经典文物归文物系统，佛指舍利归宗教系统。对于这么一个地方，陕西省政府一直不甘心，想通过曲江的商业模式，撬动整个陕西西边的旅游市场，带动整个关中西部城市群的快速发展。”
2002年，这枚佛指舍利到台湾环岛37天，供民众朝拜，引起举岛轰动。“佛指舍利的商业价值这时候凸显出来了。”艺术策展人岳路平告诉南都记者。岳路平为开发法门寺景区的曲江系的知名批评者。
2006年10月1日，时任陕西省代省长的袁纯清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关问题。这次会议奠定了陕西省高层介入的格局。《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问题会议纪要》记载，会议特别提到佛指舍利，“法门寺有世界唯一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而享誉海内外，佛指舍利既是宗教圣物，同时又是国宝级文物。……早日把法门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景区。”会议设立了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陕西省一名高层担任。会议成立了法门寺文化景区管理委员会。会议称，“合十舍利塔是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的核心项目，由政府和有关企业出资兴建，资产不属于法门寺，合十舍利塔项目建成后，交由法门寺文化景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
会议决定以宝鸡市法门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为基础，由宝鸡市、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陕西有色金属集团、陕西煤业集团和西安曲江新区出资组成建设公司，作为法门寺文化景区的开发建设主体。景区开发建设由陕西省财政补助1亿元，宝鸡市出资1亿元(含前期已投入的资金)。会议指出，上述三大能源公司和曲江新区从项目收益中收回投资，“陕西省财政和宝鸡市的出资作为资本金，不参与利益分配。”会议纪要显示，包括此次会议在内，高层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都有曲江新区负责人参加。
法门寺一位高层说，上述三大能源公司并没有投资意愿，是在高层推动下出的钱，并不打算获利。2007年4月10日，三大能源公司先行出资4亿，使得公司启动。
陕西省全力介入还体现在征地上。2006年10月16日上午的《法门寺文化景区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提出，征地拆迁工作，合十舍利塔、佛光大道和广场所需征用的土地，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协调。
2007年4月16日，景区开发建设主体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7亿元，其中宝鸡市法门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亿元，28.57%，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文投”)，1亿元，14.29%，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亿元，28 .57%，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1.5亿元，21.43%，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000万元，7.14%。
2009年3月19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注册全资子公司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法门寺文化景区的经营管理服务等。2009年，宝鸡法门寺文化景区管理委员会给宝鸡市工商局的证明文件中，同意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使用‘法门寺’作为企业字号”。记者在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法门寺”这一商标的申请人为“佛教法门寺院”。
工商资料显示，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娱乐业”。
推墙之后
曲江系接盘法门寺景区
法门寺景区开发伊始，世俗的景区生意就和法门寺宗教场所形成尖锐矛盾。曲江系正是在尖锐的矛盾下接盘法门寺景区的。
2009年3月20日，法门寺僧侣合力推倒法门寺景区在南门建起的围墙，并关闭山门，两天后才重启山门。此前法门寺被划入景区统一管理，寺庙很不情愿，情绪发酵已久。南门实心墙被推倒后，后来变成铁栅栏，并设有出口。法门寺高层告诉南都记者，推墙事件后，政府方面来法门寺反复做工作，重复的话是“要顾全大局，要和谐，要发展经济”。
“法门寺的僧人们都约定俗成，凡是景区的法事活动一律不参与。但有个别寺院僧人出于某种考虑会参加景区的一些活动。”一位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门寺集团”)前员工说。
2009年5月9日，佛教圣地法门寺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在法门寺景区举行。多名高层参加了典礼。法门寺的僧人们在雨中参加了这次典礼。知情者介绍，“许多僧人哭了，泪水和雨水混在了一起。”
周边过度商业化使法门寺僧人锐减。法门寺以前有230多人，目前剩150多人。作为商业开发的景区，并非宗教活动场所。但2009年7月15日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法门寺景区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称，“景区门票收入按照宗教场所门票收入界定，予以免税……景区管委会商宗教部门，研究支持、鼓励法门寺院适当增加僧人的措施，营造有利于经营的景区宗教文化氛围。”
2009年7月15日，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姚引良主持召开法门寺文化景区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开始，曲江系逐渐主导了法门寺景区运作。《关于进一步加快法门寺景区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指出，会议将“曲文投”垫付的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资金一部分转为股本金，“提高其在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确立其第一大股东地位。”
根据2009年8月21日第三次全体股东会决议事项，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名称修改为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此次会议股东出资额发生变动，曲文投所占股份最大，出资3亿，占股33.33%。会议决定，公司董事长由宝鸡市法门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推荐，变为由“曲文投”推荐。
2009年11月8日，法门寺集团第五次全体股东会议召开，公司注册资本由9亿增加为11亿。其中曲江系的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文投”)出资2亿元作为出资股本金。在股权结构中，曲文投出资3亿，占股27.27%；陕文投出资2亿，占股18.18%。
接盘后，法门寺景区项目为曲江系重点项目。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兵任法门寺集团董事长。
2012年，法门寺和景区统一售票的三年合同到期后，没有再续约。“当初双方的合同主要内容是统一售票，法门寺获得提成。法门寺提成的基数是根据2008年法门寺的收入定的，每月能拿提成100多万。目前，虽然没有签约，但是景区还是按照这个标准给寺庙。”法门寺一位高层告诉南都记者。
当初参加统一售票的还有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旅游局人事教育科科长魏晓龙说，宝鸡市文物局管理的法门寺博物馆参与分成制，根据年票基数，分成每年按10%上浮，和景区三年一签。法门寺博物馆去年合同到期后和景区第二次签约了。
“抵制景区”
艺术家发起“舍利还寺”行动
法门寺景区从建立初就广受质疑和批评。其中批评最激烈的是西安美术学院教师、艺术策展人岳路平。
2012年，岳路平写了多篇博客来批评法门寺景区问题，并在2012年5月30日发起“抵制法门寺景区舍利归还寺院”公民联署行动。该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吸引400多人署名。活动获得了王天定、江雪、马鸣谦、道坚法师等人支持。
岳路平称，当地警方曾到西安美院调他的档案。2012年11月10日晚，岳路平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时，门口来了几个人找他，其中包括一名西安美院校保卫处警力。第二天，院长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希望岳路平立即回西安“讨论上课的事情”。岳路平此后担忧安全问题，没有回过西安。今年1月份，岳路平的工资被冻结。
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钟国昌答复南都记者，“岳路平是学校以前的老师，现在停薪了，但这事和曲江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上班，我亲自去找他，没有找到。保卫处的人刚好去北京办事，顺便找到了。让他回来他不回来。”
巨债缠身
景区已成“烫手山芋”
和“曲江模式”下其他的大手笔一样，法门寺景区依靠巨额贷款支撑。今年3月28日，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调研法门寺景区的经营状况。会议上，法门寺集团董事长刘兵宣布了集团公司经营状况。一位参会的法门寺高层向南都记者透露了会议公布的数据。国家审计局审计过的法门寺集团的固定资产是28.8亿。当初修建景区时共投入40亿，其中曲江系投入6个多亿，欠外债近30亿。法门寺景区二期工程需要投入35亿。
因为有庞大的债务，法门寺景区没有盈利。一位前员工说：“法门寺集团一个月就需要偿还贷款利息2000万。一年1.2亿的负债，还利息都很吃力了。这个数字还不算这几年给电视台的广告费8000万。”
2012年，债务缠身的法门寺集团酝酿上市未果。
前员工介绍，“按照规划，法门寺景区原来的规划包括佛、法、僧三个区，是一个‘品’字，但现在就是一个‘口’字，迟迟没有推进。二期许多项目停滞着，公司很头疼。”该前员工回忆，“每次开会，法门寺集团的领导说，‘怎么办呢？怎么交代呢？’法门寺集团每年要向曲江述职的。曲江公司别的板块也不愿意把钱放在法门寺景区，这是个无底洞。”
法门寺集团内部文件称，“最终由公司的所有募集款、土地出让金、景区部分门票收入以及建成项目的销售、经营收入偿还银行贷款。”
法门寺景区目前已成“烫手山芋”。法门寺集团有意向将景区转让给寺庙或宝鸡市，但双方都没有接。“政府目前没有明确表态，省政府要作决定。”法门寺一位高层告诉南都记者。
劝募乱象
“慈善基金会”悬疑
2009年5月9日，迎奉佛指舍利到合十舍利塔的那天，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成立。法门寺景区并非宗教活动场所，但漫步景区佛光大道，可以看到沿途坐落着十尊菩萨像。每尊菩萨像前方都有一个大功德箱，功德箱上面写着“陕西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字样。
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网站基金会子站查询，发现陕西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属于陕西省民政厅和陕西省宗教事务局。基金会类型属于公募基金会。此外没有详细内容。
早在2006年10月1日的《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问题会议纪要》提到，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要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可以考虑成立募集资金委员会，在国内外佛教界进行适当宣传动员，取得佛教信众在资金上的支持。2006年10月16日的《法门寺文化景区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提到，“省宗教局负责，商省佛教协会，筹划提出在佛教信众中开展投资募捐活动的具体办法。”
法门寺景区的募捐活动并非宗教行为。但《关于进一步加快法门寺景区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称，“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所有募捐收入属宗教界财产，除日常管理运营费用外，优先用于收购景区建设公司投入建设形成的资产，逐步完成实物资产从景区建设公司向法门寺院的转移。”
该会议纪要称，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募捐收入，功德箱善款收入要建立收入、使用、管理制度，宗教界人士参与监督管理。而参与监督管理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宗教界人士即为增勤法师。增勤为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增勤在慈善基金会没有实际权力，一度想辞掉理事长职务。
除了在非宗教活动场所以宗教活动的名义敛财，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资金去向存疑。一位前员工说，“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本来想借助开发墓园的钱来偿还景区建设的贷款。但是墓园项目迟迟没有动工。于是公司就将负担押给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唐喆回答媒体时称：“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慈善基金会被挪作他用，本属宗教活动的劝募在法门寺景区变成了彻底的商业活动。慈善基金会内部有《陕西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劝募奖励实施办法》，工作人员对景区圣像的劝募，奖励标准为劝募金额的3%。劝募数额成了商业目的。公司内部文件谈及，2012年目标任务是劝募供养收入约0 .5亿元，力争7000万元。“深入研究细分劝募供养人群及心理活动分析，做好募捐人群的‘回向’工作。”该文件还提到，“降低公司资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填补资金缺口的包括“基金会募捐供养收入”。
法门寺景区的劝募乱象存在已久。一位前员工介绍，“法门寺景区里面的僧人是穿着居士服的劝募人员。我在职的时候受理过一些投诉，涉及数目有20万元的。造成这种情况是募捐主体不明，资金去向不明。信众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完成募捐供养之后产生追悔心理。”该前员工说，“法门寺景区一开业，合十舍利塔里面的营业分片已经划好了。合十舍利塔二楼的各项业务承包给各个公司。这些公司让游客抄经、认捐等。一开始公司人员给纸让信众抄经。抄经后领到一边来让捐钱，有时给你具体数额，比如几百元，也是看人下菜。这些收入直接流到外面的公司了。大殿里有很多披着佛法外衣的人，巧妙地这样折腾。这是披着佛法外衣的金融行为。”
墓园生意
佛文化陵区更具“钱景”
景区债务已成曲江系重负，但其远景生意在景区之外。一位法门寺集团前员工告诉南都记者，“曲江模式”在法门寺景区就是“宗教+旅游+墓地地产”。法门寺集团正运营着更具盈利前景的墓地生意，其重要性引起了高层重视。3月28日，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来法门灵境园调研项目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2009年7月15日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法门寺景区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指出，原则同意依托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中观山“法门灵境”墓园项目，由景区管委会按程序申报，扶风县要予以支持。
2009年9月17日，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注册成立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灵境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宗旨为“实施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中部分项目的开发、建设”。部分项目即指墓地生意。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基金会和墓地生意在一份文件中完成了合一。2009年7月24日，《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邢培芬等职务聘任的通知》提议，法门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聘任邢培芬任西安曲江法门寺基金会秘书长、墓园公司总经理。2011年，邢培芬的灵境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职务被解聘。
2011年，法门寺集团收购“陕西凤泉生态陵园”，变更为“陕西法门灵境园”，但墓园迟迟没有动工。“《法门》杂志(一本公司内部刊物)关于墓园破土动工的报道都有五六次了。公司让内部认捐，但推进不力，”一位法门寺集团前员工告诉南都记者，“这是因为土地证没有批下来。土地证没有批下来，是因为景区一期项目欠农民的安置款没有给付到位，二期项目的土地证怎么给你？这里牵扯和宝鸡市的矛盾。宝鸡没有接景区，是因为接收景区，景区建设的贷款也要一并接收。”
墓园原拟在法门寺景区附近。内部人士告诉南都记者，由于土地证等问题，现在的墓园在距离法门寺10公里的中观山上。墓园属于法门寺文化景区二期工程，规划面积1000亩，一期加上综合服务区有190多亩，1万多个墓位。墓园建好一部分，5月中旬开园，墓位有十几种类型，一般价位是几万元。
墓地生意并非是压力下的奇招，而是法门寺景区“曲江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墓地生意正利用了法门寺景区宣传的宗教文化概念。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灵境置业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介绍，“凭借曲江新区文化产业成功运营的丰富经验，将佛法弘法利生得往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打造‘法门净土，与佛同在’的世界一流佛文化生态陵区”。
曲江系对墓园的包装最后又回归到了那枚景区掌握的佛指舍利，“倾力打造全球唯一在佛指舍利护佑下的佛文化主题大型人文纪念园”。
解码“曲江系”
垄断土地和文化资源获利，向陕西省内多地输出“曲江模式”
公众熟知的曲江系，由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及旗下庞大的文化产业集群构成。近年来，曲江系以一系列大策划、大融资、大手笔，创造了大雁塔北广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法门寺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全国关注的旅游项目。 2007年，曲江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后，有多批外省官员前来西安“取经”。2012年9月，非洲法语国家主流媒体团到曲江新区采访考察曲江发展模式。
但随着项目推进暴露出的问题，人们对曲江系的批评声渐多。201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陕西曲江模式：曲径通“优”还是通“忧”》，公开批评“曲江模式”。一系列对曲江系的疑问也逐渐产生：曲江新区管委会是什么属性的机构？其文化产业集群以什么方式实现了做大做强？曲江系的核心价值观“曲江模式”，其实质是什么？
政商关系
1995年，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区设立，2003年改为现名曲江新区。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陈锋仪，长期担任西安市旅游高级顾问，他介绍道：“曲江新区是从雁塔区剥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有别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板块。西安市政府初衷是通过建立这个新区，利用这个地方文化旅游潜在的优势，塑造一个全新的城市会客厅。可是，这个地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期投入的很多地产公司都赔钱了。这充分说明不是有资源就能赚钱，需要合适的商业运作模式。”
官方资料显示，曲江新区管委会拥有教育卫生局、旅游发展局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但是没有人大、政协等部门。《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介绍，“曲江新区管委会属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局级建制。”“在辖区范围内履行市级管理权限，具有区域内建设项目审批、规划定点、建设管理等职责。”西安市某官员对媒体谈到，曲江新区管委会是“市政府派出机构，事业编制，企业管理。”“各部门把权都授到我们这个地方了，我们是一栋楼办公，一个章子管到底，就是曲江管委会的章子把所有的章子都代替了。”
作为曲江新区管委会最重要的战略运营平台，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文投”)在1998年注册成立，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它是曲江新区区域运营开发主体，融资平台，在曲江系公司格局中具有核心地位。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介绍，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来控制曲文投。曲江新区管委会持有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99.83%的股份，而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曲文投100%的股份。
曲江新区管委会和曲文投，在管理层那里完成了政商一体的对接。工商资料显示，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李元，同时是曲文投董事长、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曲江新区和曲文投合一，巨额资产可以直接划拨。《募集说明书》提到，2009年，曲文投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15亿，其来源即为曲江新区管委会向曲文投划拨对大明宫投资集团和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法门寺一位高层告诉南都记者，“曲江公司在情况不利的时候是政府，有利的时候变成了企业。”最典型的即高尔夫球场事件。2012年，曲文投以“渭河城市运动公园”的名义违建高尔夫球场项目，后被曝光。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纪委曾派员调查。此事在曲江系内部引起强烈震动。而正是在这样的危机背景下，当年10月22日，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注册，控股曲文投，在形式上切割了曲江新区管委会与曲文投之间的政商合一形态。工商资料显示，10月23日，曲文投的性质由“国有独资”变为“法人独资”。
曲江系的高尔夫球场计划并不罕见。2012年，陕西省环保厅《关于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印证了曲江系在韩城的商业计划，“规划区内禁止新建别墅、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等项目，湿地保护区内禁止开展旅游活动。”而此前陕文投与延安当地合资的陕西文化产业(安塞)投资有限公司，曾有建设山地高尔夫练习场的规划。
《募集说明书》显示，在政策方面，曲文投具有垄断地位，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取得文化产业资源和城市建设资源、地产资源”，而且“还享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曲江管委会通过提供文化产业扶持资金、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和贷款担保的方式，为文化集团及下属公司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瓶颈。”
曲文投在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工程项目上也具有垄断地位，该部分业务均由曲江新区管委会委托曲文投承建。
忽然崛起
在经历近10年的摸索之后，曲江新区快速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当时西安高新区有个厉害的人段先念。他做的‘田园都市’是个典型的景观式社区，做得漂亮，卖得火爆。于是，西安市政府将段先念直接调到曲江新区，开始了一系列商业化运作，有了今天非凡的变化。”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陈锋仪说。
曲江系的成名作为大雁塔北广场。2003年12月31日，曲江新区的作品大雁塔北广场建成开放，点睛之作为亚洲最大的矩阵式八级叠水音乐喷泉。大雁塔北广场从旅游角度而言很成功，开放当天即吸引10余万市民游览。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王天定认为，“大雁塔北广场迎合了陕西人的文化焦虑。以前大雁塔北广场一带是城市‘伤疤’。但是这个广场声光电的现代化，把大雁塔和周围社区的关系完全切断了。老百姓喜欢去大雁塔北广场，只能说他们需要一个喷泉广场。但这个广场是否建在大雁塔边，是一个问题。”
陈锋仪说：“音乐喷泉一出世，确实震撼人心，不但让到西安旅游的人眼睛一亮，而且让市民有城市归宿感与自豪感。但我当时认为，应该按佛教文化的空间来塑造大雁塔空间。用很现代的手法会破坏这个神圣的佛门空间，没了禅的意境。我提出可以建水面，但不宜搞音乐喷泉广场。但那时西安太落后了，需要一个很震撼的大手笔的东西，这种时尚包装思想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紧接着大雁塔北广场的，是在2005年开园的大唐芙蓉园，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陈锋仪说，大唐芙蓉园确立了曲江“高起点、大手笔”的做事风格。
“大唐芙蓉园与大雁塔北广场项目做完后，曲江新区的土地快速升值。原来曲江没开发、待开发、待拆迁的土地，迅速由生地变成熟地，潜在的价值成为现实的生意。我印象中，那段时间曲江新区每天的土地价格在翻番，今天不签合同，明天价格就变了。”陈锋仪回忆。在两大项目做完后，“文化+景观+地产”的‘曲江模式’逐渐成型。曲江池(南湖)遗址公园崛起后，曲江景观地产开发商与资本高手的形象在海内外成功确立。”
圈地，造景，炒地，卖地
“曲江模式”，即曲江系运作文化旅游业的核心模式。
《西安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纲要》介绍，“文化旅游业在整个文化产业体系中居于先导和核心地位，是曲江文化产业的龙头和引擎。”“曲江模式”在各项目中基本特征相同，即先在著名文化遗址周围大片圈地，然后进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并炒作文化概念，抬高周边地价。待地价升值后，再高价卖出。其地产的变种即墓地生意。(详见《逐利法门寺》一文)《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一书将“曲江模式”的具体操作手法归纳为“倒序法”：“先一次把城市做足，再让产业进来，资本进来”。
“这种经营模式(曲江模式)的支撑点是可以置换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土地。曲江新区靠政策低价拿地，曲文投高价卖地。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土地储备。于是，圈地、囤地成为必然，这种示范效应的恶果就是大规模的圈地造景运动。”陈锋仪认为，“(曲江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资源足够有魅力，能够产生文化垄断。西安独不缺这样的文化资源。”
在曲江系的圈地造景运动中，卖地盈利最大的项目是2010年开园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整个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规划面积为19.16平方公里，其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面积仅为3.2平方公里，而周边改造区域面积达12.74平方公里。“周边改造区域”即为“曲江模式”公式中的地产生意。凭借大明宫遗址这一概念，曲江系圈起的12.74平方公里巨量地块迅速升值。一位接近曲江系高层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曲江在大明宫项目上赚翻了，几十亿是有的。”
“曲江承接这个项目后，提出了一个大遗址保护理念。客观地讲，非常棒。因为如果完整地、稳健地按照这个理念去建设大明宫地区，那将是文化型城市的改造样本，”陈锋仪告诉南都记者，“这个浩大的集文化遗产保护、社区改造、未来商圈构建于一体的项目，是一种新型城市综合体建设理念，需要创新性的资本运作，才能够成功。于是，曲江的商业精英运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你帮我建景区，我给你匹配土地，这些土地个个都是黄金地段。”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是一个“献礼”工程，其全面建设时间只有一年，“确保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2010年国庆期间盛大开园”。一位接近曲江系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建大明宫遗址公园，有时候碎石渣也填进去。曲江每年光公园维修就花上千万。”南都记者在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工程附近看到，这个建成时间只有两年的工程，砖石上面有大量“伤疤”，有的砖头整个翘起了。
兴教寺“申遗”拆迁事件，透露出曲江系炒作“申遗”概念的商业计划。而其已经上马的一大“申遗”商业项目，为汉长安城遗址项目。该项目总占地75.02平方公里，其中遗址保护总面积65平方公里，其余地块为曲江系地产操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项目启动区域为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范围。2011年7月，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概念策划方案汇报会在曲江管委会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参会的国际人士不是知名文物保护专家，而是国际知名规划设计公司人员。
“‘曲江现象’并不偶然，它是一种独特的城市饥渴症所诱发的必然现象。这种政府主导市场开发的城市经营机制，和我们所处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区环境有密切关系。”陈锋仪评价，“我们反思‘曲江现象’，是因为过度商业开发会伤及文化，而西安恰恰是一座世界级的文明古城，有七大系列世界级文化资源。文化景观的重构，要慎之又慎，要走公益化建设的道路。”
假庙“绑架”真庙
除了世界文化遗产概念，曲江系打的另一张牌是宗教概念，而主要手法就是用假庙来“绑架”真庙。在曲江系建造的非宗教活动场所的景区中，最有名的是法门寺景区，而最“逼真”的是西安周至县的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显示，名称为“财神庙”的道观，地址在周至县集贤镇赵大村，负责人 叫 杜 宗 真 。号 码 为“ 宗 场 证 字(陕)D 010130004”。记者从赵大村财神庙管委会处核实到，杜宗真是真正的财神庙的道长，与财神庙景区无关。
真正的财神庙是一座院落很小的庙，庭院里有一个巨大的元宝造型香炉，正式名字叫“赵公明庙”。旁边的石碑上显示，庙始建于明清时期，为陕西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营景区的是西安曲江楼观道文化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曲江文旅的子公司，60元的门票上写着“赵公明财神庙”字样。
这个包装成寺庙的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占地约531亩，仿古建筑众多，规模远远超过真财神庙。景区正中的财神殿，气势恢宏，有34米高，分四层。景区所在地为赵大村，距离真财神庙一公里，该处地方和赵公明身世本无直接关系，但在导游图上却写着一处叫“赵公明墓”的景点。实际上这个景点修建仅两年。
一位终南山宗教界资深人士告诉南都记者，“景区公司内部有规定，员工对游客都讲是在原址修建的庙。”记者在景区的体验证实了该人士的话。在穿过景区巨大的牌坊后，遇到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庙老底子了，有年头了，赵公明就在这里生的。”在另一处卖“招财金蟾”金币的地方，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老庙以前也在这个地方，这个是重新修建的。”在景区财神殿里，第三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庙是在遗址上新建的。”
这个并非宗教活动场所的地方，却放置了不少功德箱，财神殿放置着五个，两侧的庙也都设有。记者从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官网没有查明这些功德箱捐款的去向。
在曲江系之前，财神庙蕴含的商业价值就已经被人注意了。记者获得的经营合同显示，2008年，周至县集贤镇赵大村四组与张强签订合同，授权张强独家经营管理赵公明庙、公明陵，年限15年。
2010年春天，曲江系开始打造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对外宣称这是财神庙。当年三四月份，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有人来和赵大村有关人士接触，提出把真正的财神庙关掉，作为博物馆，以后将宗教活动放到景区那里。谈了两次但都没获得应允。
一位相关人士回忆，2012年5月，曲文投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9月13日全称变更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旅游集团”)酝酿借壳ST长信(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置入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等资产上市，引起巨大争议。“后来(曲江公司)把景区的标示写上‘财神文化区’字样，里面的二三十个假道士连夜让回去了。他们当时说这是财神文化景区，盖得像庙但不是庙。”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名称变更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曲江文旅”。2012年9月28日，“曲江文旅”作为曲江旅游集团子公司正式登陆A股市场。
输出克隆产品
“如果否定曲江模式，就是否定西安市这几年来的发展路子。”2010年面对《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中，西安市某官员引用另一位官员的话说。“曲江模式”并未因质疑遭否定，获得政策层面支持，它不断向外辐射。
曲江系对外输出“曲江模式”的运营平台为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文投”)。以陕文投为核心，曲江系在陕西省内布局了文投系公司群。工商资料显示，陕文投注册资本20 .33亿元，从事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战略投资、融资和风险投资等。陕文投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是段先念。段先念也是西安市副市长、曲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股权结构表显示，陕文投具有曲江“血统”。陕文投有四大股东。其控股股东曲文投，投资11 .43亿元，股份65 .58%，入股时间为2009年6月22日。曲文投控股保证了陕文投“曲江模式”的路子。
为了拥有省内发展的便利性，陕文投在三个月后又吸收了延安和榆林的资本。2009年9月22日，延安市鼎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资1亿元，占股5.74%；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注资1亿元，占股5.74%。
为了让陕文投拥有省级国企的血统，2009年，陕西省财政厅给陕文投注资4亿。这一数字在2012年增至6.9亿，占股33.94%。陕西省财政厅的注资使得陕文投成为正厅级单位。陕文投某负责人曾对媒体记者谈道，“我们到各个地市去，人家都是地市级，假如说这个公司没有级别，你能跟市长对话吗？能跟市长谈我们怎么发展吗？没办法！”
曲江系靠巨额贷款来运营其大手笔。其多家子公司上市计划至今只有曲江文旅实现。在巨债压力下，曲江系不断寻找新的文化资源和土地，而陕西省内各地普遍缺乏曲江系的策划、运作能力，双方往往一拍即合。2012年榆林市高层称要“赴西安等地就陕文投集团已建成项目进行考察，在开阔眼界的同时要学习先进理念”。
2010年6月23日，陕西文化产业(韩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城文投”)成立。这是曲江系的典型克隆产品。韩城文投是由陕文投与韩城市政府及韩城当地6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国有文化产业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10亿元。工商资料显示，韩城文投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为韩城市民营企业家丁沛生。但韩城文投的控股方为陕文投。韩城文投正开发陕西韩城市从古城到司马迁祠这一区域。(详见下文《韩城古城：拆除式保护？》)
曲江系其他的省内克隆体包括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陕西文化产业(安塞)投资有限公司和榆林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2011年年初，陕文投成立了黄帝陵精神家园项目组，要结合声光电等高科技元素建立黄帝文化感受区。
在曲江新区官网一篇《曲江新略》的文章中，曲江系这样描述自己的扩张之路：“曲江就是要借万众之力而推城改，借城改之机惠及万千百姓，引爆一场新型城市化革命的暴风骤雨。”
资料整理：高龙
AⅢ04-05版
摄影：南都记者 高龙
韩城古城：拆除式保护？
1500年历史古城正经历“大手术”，曲江系公司将打造各类商业项目
韩城古城正遭遇大规模拆迁，其中有市级文保单位被强拆。拆迁主体是曲江系陕文投在韩城的分公司韩城文投。韩城市政府网站的官方资料显示，曲江系以保护改造的名义，计划在韩城古城拆除大批古民居，之后修建仿古建筑，布局酒店等商业项目。 有1500年历史的陕西韩城古城，为中国六个保护较好的明清古城之一，有大批元明清建筑。1985年，为了维护古城风貌，韩城市另辟新址建设新城区。2003年，韩城古城区街房建筑群、韩城古城区民居建筑群都被列入韩城市第三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韩城新闻网》报道，2012年9月，西安市副市长、陕文投董事长段先念视察韩城时指出，“要调整思路，加大拆迁力度，一次性改造到位，除古城内的庙宇、重点建筑外其余全部实施拆除，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建设一座全新的旅游景区。”
韩城古城是活的古城。至今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一、廿一，古城都有集市。今后集市是否仍在，成为悬疑。
古城保护性修复？
官方给出此次韩城古城大规模拆迁的理由是“保护改造”。韩城古城保护改造工程为“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大项目中的一个板块。
2011年9月，韩城市以韩城文投为基础，抽调政府相关局办工作人员，共同成立“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运作“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项目。陕文投官网显示，“管委会与韩城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享有相应的土地、规划、建设等经济权限，全面负责文化景区的开发建设工作。”
“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韩城古城保护改造工程涉及到5个村的搬迁。最早搬迁的是东营村。该村332户，搬迁了280多户，剩下40多户，其中有17户市级重点保护建筑不用搬。目前开始搬迁的是晨钟村，涉及165户，目前交钥匙的有130户。搬迁腾出来的大片房屋有何用途？该负责人答复说：“要进行保护性修复，用途主要是旅游。”
《文化景区改造搬迁安置补偿工作宣传手册》称，古城保护改造范围为：东起环城东路至涺阳路沿线，西至108国道并向南延伸至诚乐里巷，北起草市街至北关东街沿线，南至涺水河。该范围囊括了古城主要区域。
近日，记者来到韩城古城，在金城大街一带，发现1/3的店铺已经关门，店铺门上均贴着“公产房屋腾退指挥部”的封条。在古城东边的东营村，许多房屋已经变为废墟，大片砖头散落在地上，堆积成一座小山。有些房子顶部被挖掘机破坏，住户已经搬走。有的老房子被拆后，留下许多精美石雕，被收集文物者收集到街道的一个角落。
记者到一个韩城文投正进行“保护性修复”的院落里去，发现院子偏房整体被拆除，目前修建起的是一座仿古建筑，砖头和木头均是新的，原来的老材料不知去向。九郎庙巷26号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房并非风雨飘摇的危房，但其偏房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韩城文投宣传部部长李博海告诉南都记者，“保护、恢复风貌是工作的大前提。2011年，我们来了后，看到老城人员密度比较大，私搭乱建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建筑年久失修，自然损坏比较厉害。我们抢救性地做一些工作。我们在古城范围内对整个古城的历史风貌、古建民居做了深入走访调研。一个大原则是基于对韩城历史文化的尊敬。我们对整个古城作了拍摄记录。以前没有团体做了这么多事情。”
此次韩城古城“保护改造”涉及的建筑以两类居多。第一类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类是非文保单位，但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宅，以明清建筑居多。此外，拆迁范围内有一些修建时间不长的新房，但数量上不占多数。在此次“保护改造”之前，韩城市对新建筑的要求是“保持坡屋顶、青砖灰瓦、两层以下，砖木结构”。
据1999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城》一书的数据，韩城古城历史风貌保护区总面积62.24公顷，共有房屋5298栋，其中重点保护建筑(含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重点建筑，其中市级占多数)共计778栋。剩下的多数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宅。根据划定，该保护区都在此次“保护改造”范围之内。
市级文保房被强拆
韩城古城东营村是最早遭遇拆迁的村庄，在这里有市级文保房被强拆。
66岁的老人杨增新，原来住在韩城隍庙巷56号(原44号)陈氏祖宅四合院的后院。这座四合院的前院建于清乾隆乙卯年间，距今已258年，照墙上有“乾隆乙卯”四个字，是韩城市市级重点保护建筑。照片显示，2003年9月，该建筑被韩城市政府挂牌为韩城古城区民居建筑群第118号。《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杨增新回忆，2013年3月24日23点20分左右，他和女儿杨青正睡在后院屋内。突然10多人破门而入，迅速将他们控制。杨增新和杨青未穿好衣服就失去人身自由。两人和来人理论，一个小个子打了杨青一巴掌。之后，几个人将父女两人连架带抬赶出祖宅，塞进一辆白色面包车，那辆车的车牌被报纸遮盖。来人抢走了杨增新的手机、杨青的照相机，之后开车迅速驶离隍庙巷。40分钟后，杨增新父女被带进了韩城市古城改造指挥部一个房子内，1个小时后，一个人将手机归还，但相机迄今不知所终。第二天早上7点，两人回到家中，发现隍庙巷56号已基本变成废墟。
在残存的墙壁下，杨增新找到了他的床。一个工人支起了棍子顶住墙，防止墙倒下。接下来的几天内，杨增新疲惫了就在墙下的床上睡觉。记者看到了老房遭拆后的照片，在照片中，3月25至28日，失去居所的杨增新，晚上只能在附近点起篝火，在火旁过夜。
3月28日，杨增新的房子被彻底铲除。他告诉南都记者，“强拆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合同。”2012年年底前，杨增新第一次收到韩城文投通知，称搬走后“以房换房”，在西牌楼以西找两个地方。2013年2月，杨增新再次收到通知，说政府要用这块地方重新改造古城，并给了一张设计图纸。杨增新从图纸上看到的规划是，前边栽树，东营庙墙朝北放几米，路南北各有十个仿古小建筑。杨增新如今住在亲戚家，没有得到任何说法和补偿。
“不可能有打骨折那种事”
3月24日晚和杨增新父女一起被带到古城改造指挥部的还有两位邻居。
其中一位家住东营村隍庙巷52号，是曹海生的父亲。曹海生介绍，他担心强拆，当时在外面车上睡觉，而父亲则睡在家里。五六个人直接把大门踹坏，闯到屋里将他父亲抬了出去。后来，一台挖掘机开过来，房子便被铲倒。曹海生曾听到动静从车里跑出来，但被十几个戴安全帽的拆迁者拦住。等天明时父亲回到家中，房子已经消失，家中的大部分东西压在废墟下面。从照片可以看到，废墟下有一台空调和一台电视机。
杨增新、曹海生描述的情况得到了到过现场的贾江峰、周四六的佐证。如今，杨增新和曹海生曾经的家已经成了一片空地，上面栽上了一些槐树。
卜永亿住在东营村的涺阳路26号。他描述，1月15日晚8点，自己家中玻璃门被砸坏，20多名陌生人进入房间，其中8人把老母亲和病重的妻子拖出门。此时，还在朋友家的卜永亿听到妻子在电话里的呼喊声，赶忙奔跑回家。看到大型挖掘机正把家东墙挖开，粉尘四起，发怒的卜永亿捡了一块砖头准备砸向挖掘机，被一群陌生人控制，压倒在垃圾堆上。卜永亿说，其中一人骑坐在他身上，一手紧锁喉咙，一手挥拳击打头部。其后，受伤的卜永亿被送到韩城市人民医院法医病区，被诊断为“右腿小腿骨折”。当晚，卜永亿房子被拆掉，东西全部压在废墟下。记者看到了卜永亿本人提供的骨折C T照片，他的描述得到了当晚在现场的曹喜善、赵进福的佐证。“不可能有打骨折那种事情。”但文化景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这样回应南都记者。
文化景区管委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有些房子是在晚上拆掉，“但不是强拆”，“晚上拆是因为白天人流量大，学生上学，有交通、安全方面的考虑。”
晨钟村张变芳家的房子也面临拆迁。她说，家中7口人目前居住在215平米的房子里，韩城文投表示要给55万元补偿费用，但这笔钱很难买到供7人居住的房屋。在僵持阶段，张变芳在酒店工作的丈夫被停职了。“在相关部门的干涉下，不愿拆迁的会被工作单位停职，直到搬迁了再复职”，有拆迁户反映的这一情况未获当地政府证实。
古城将运作大批商业项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但韩城市官方资料显示，在大批居民被搬迁后，韩城文投将打造一批博物馆、影视基地、酒店等商业项目。
关中民居博物馆，官方称是“古城保护改造的破题之作”。该项目以关中民居及民俗展示为主体，同时设有民俗文物展览区、关中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和会议中心等功能。项目所在场地上原有两个老宅子，计划再移植两个四合院过来。
韩城影视基地项目，是在韩城原有的历史留存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复，“链接影视拍摄需求，阶梯补充完成基地所需没有的景观建筑。”
韩城古城二十四史特色主题酒店，占地约30亩，目前已征收了部分古建筑四合院，共将在古城范围内征收24栋保存较好的古宅，依《二十四史》为蓝本，每栋四合院选取各本史书的精彩片段，表现其特色。这些四合院将按四星级酒店标准改造保护提升。
韩城古城东营村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总占地面积约84亩，要建设古玩交易市场、文化商品展示等韩城特色文化商业街区，还要打造现代时尚、具有观众民俗特色的商业街区。
韩城古城贤人之墅项目，计划在古城西北区、西南区、东南区分片建设具有特色的72栋四合院。
在韩城古城东边区域，展出了《陕西韩城民俗老宅改造方案》的多幅照片。陕西韩城民俗老宅项目位于韩城老城区文庙侧，由三户历史老院组成，其中两户院落为历史遗留老院，一户为近年新建二层砖混院落。面对这笔历史遗产，改造方案称要“适当融入现代适宜人居的建筑手法，在建筑形象上大胆构思，结合地段的文脉特色，融入现代的材料和处理手法，以一种对话的姿态体现出对历史地段时间变迁的反应和尊重。”
4月下旬，记者在韩城古城区庙后小巷17号遇到了82岁的谢春生。韩城文投的人前年就给谢春生打过招呼，说让他搬走，给他房子每平米补偿1500元。老人说自己不愿意搬，也不知道要搬到什么地方。谢春生说，他家的房子从乾隆年间就盖好了，此后世世代代一直住在这里，目前房子完好，远没有需要改造修复的迹象。
在韩城古城，多数被迫搬迁的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记者：高龙
来源：南方都市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