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西医药对照》一文引发的思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超中
去年深冬，经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赵中月、田原两位老师介绍，我第一次见到董草原医生。在此之前，赵中月老师已经把他对董医生的深度跟踪采访写成《发现大药》一书正式出版。我仔细研究了该书之后，对董医生的认识尚处于间接知识阶段，只感觉到他对物性的理解比较独特，特别是他对猫尾木的研究及其应用过程颇符合中医药传统，与现代对新药的研发路径截然不同。出于职业习惯，我对这位民间中医也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的想法。
见面之前，赵中月老师一再提醒我，说董医生来自民间且“语出惊人”，担心吓到我。不料我们初一见面，几句话自报家门之后，就如老朋友一般放开谈了起来。我前些年做博士论文时研究《黄帝内经》，心有所得，感到中医之理很实在，人们之所以认为很玄虚，根源在于人们自己把自己虚置了起来，“错把他乡当故乡”。为了验证自己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我曾经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抄方，对比之后，我感到中医临床的确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其道理非经过“渐”、“顿”二途不足以“明”。近年来，赵中月、田原两位老师不辞辛苦，深入民间，寻访原生态的中医，发现群众之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医明白人。他们通过与民间中医的对话，把活生生的医疗实践过程形诸文字，竟然使大多数人对中医之理感到越来越亲近。我深异之，看到借助于文学形式，党的群众路线在中医药的传播上又显示出新的活力，中医哲学通过民间生态也显得丰富多彩。在此经验下，近日看到董医生《中西医药对照》一文，该文以“把中医药群众化，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不好病’现象的最有效办法”作为结语，这个结论和我们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建议很一致，话虽很普通，但非常有重量，使我有百虑同归之感。细细寻绎，我发现该文也是建立在理论认识上的推理之作。在实践上绕来绕去，竟然绕不开一个“理”字。
董医生在文中比较了中西医药的多个方面，属于一家之言，在此我不能说是说非，因为做这样比较的人很多，说好说坏，背后往往来自于信仰层面，而对信仰的质疑则很容易招致文化冲突。因此，与其去质疑，不如试着去理解，且是抱着“同情的理解”。从整体上看，我们国家对民间中医尚缺乏“同情的理解”，而之所以造成理解缺失，直接原因是不愿理解也不能理解。不愿理解的背后往往是歧视，以为民间中医知识水平不高，多是一技一能，且自秘自珍，在学理上讲不清，在应用上也多所局限，所以官方惧之多事而拒之千里，宁愿多让体制内的专家做中医代表。近来一些比较优秀的乡村医生浮出水面，其受到表彰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扎根于基层，服务于基层，而不是由于他们坚守中医。不能理解的背后往往是认识路径有异，两家人说不了一家话。以前中医受西医的批评比较多，西医界认为中医不科学，“无可通之理”。既然在理论上都不通，自然中医的“气”就不能“壮”。但是近年来风向稍变，中医大着胆子批评西医的多了起来。董医生则不属于大胆一类，他是直说，而且是肯定地说，说起话来不容置疑。比如他说：“把中西医药的生命观、疾病观一对照就发现西医药远远落后在中医药后面。无知地把中医药灭掉，还是有智地把中医药发扬光大，功与罪自显于天下。”这种语气，倒像是权威讲话，不像出自一介布衣之口。
据我了解，董医生实是一介布衣，无权无势，以前常受欺负。但自从他的医道渐显之后，受欺负的日子越来越少，正所谓道不可欺也。我从他的身上，逐渐看到一个“医生”的崛起，看到“民间中医”的未来发展方向。事实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洋洋万言，但他的逻辑出发点却是很简单，也就是“医生”这个词。文章一开头就认为医生很重要，他说：“治病方法和药物都要通过医生这关才能见效,医生显得格外重要。”在文章的最后，他“把中医药群众化”的设想实际上是希望群众自己做自己的医生，自己治自己的病，不求他人。当然，这样想和这样说有些太理想化，作为一个职业，“医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特别是对西医来说，没有专门的长时期的训练，执业西医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很少有人假冒西医行骗的原因。但是，世之医骗大多假中医之名，从中可见人人都具有执业中医的潜力和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律对中医的防范也逐渐严格起来。一般来说，“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是一个合格中医的基本功，但目前送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医药法》还是非常审慎地把“自制”暂且去掉，以免为举国造“假药”提供法律依据。只是这样一来，舍“自制”而用“他制”，只有“他制”可信才能达到法律之意图。可是话又说回来，“自制”都信任不过，“他制”又能够信任几何？因此董医生在文中说：“中药切片加工后，真假难辨，产地难辨，为假药进入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医生用药要按政府部门的规定，政府强夺了中医生的专利，中医生治病变成了政府治病。”此话听起来不甚舒服，没有考虑到政府的职责，有把管理误当临床之嫌。不过细论之下，“官”与“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鱼与水的关系，而且仅仅是为了防假，竟然置优秀传统于不顾，此与“上医医国”显然存在一定距离。如今民生为大，人人皆可为医生又出新义。只是意义再多，其本义还是一个“医生”。
从理论上讲，做一个好医生，首先需要对“生”本身有认识、体会和省察。在这方面，董医生尽管有他自己的讲法，但其源头尚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而另立新说。关于他的特点，我曾经当面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在理论上没有创新，无论别人听起来多么不理解，他还是老老实实本着《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等经典去说，他的创新之处在于“用”，即如何基于传统而别开生面。说实话，由于我本人不擅长中医临床，我对他的“用”是否恰到好处只能从他对“理”的解释上来判断。他说：“中医生用中药医不好病不是中医学问题，也不是中药问题，是医生的水平问题。”又说：“中药的疗效决定于医生的水平，不在于药物的物质成分和科技含量。”这话初听起来显得太过主观，有些“医生”万能论的嫌疑，而且丝毫不考虑药物物质成分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从物质成分着眼，中药转眼就变成西药；而从中药药性着眼，西药转眼就变成中药，其区别和关键恰恰就在于“医生的水平”。我以前曾经写下《中医视域下的西医》一文，其中以西医非常擅长的手术一事来分析说，手术和手术刀在形式上为西医所用，但是拿刀的手和拿刀的人却颇符合《庄子》意象，而且确实是寓道于技。由此来看，中西医药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能否跨来跨去，关键“决定于医生的水平”，我想董医生应该是同意我的这种解释的。
整体来看，董医生在文章中的用语是很朴素的，想到就说，不加掩饰，无意中流露出民间中医的本色，我想这也是他对“科技含量”颇有微词的原因之一。他举例说：“现代科学能造卫星，但是造不出一味中药，真正高科技含量的药物是中药不是西药。”从内涵的丰富性上来看，“自然”的“科技含量”应该是最大的，舍“自然”而唯“科技”，现代医学曾经于此登峰造极。从当时的趋势来看，仿佛中医已是被终结者，孰料否极泰来，中医又将迎来一个“群众化”的时代。最近几年，我因为工作关系一直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已经亲身见证到国家政策的转变，其间也与很多民间中医不断有交往。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常常感到他们很智慧，很硬气，很豪爽，很本事，有时又很江湖，很偏激，真正呈现出一个原生态的中医群体。按道理讲，他们都是能够“立其大”者，赵中月、田原两位老师已对此颇多阐发，而今读董医生大作，我感到其理甚当，有望读者诸君“得意忘象”，触机而发。
又是科学中医啊，看不下去…… 有些方法是中医里很正确的,而又用温病派的学说来解释.就狗屁不通了.这样会害人哩！ 邪气盛则实，实则泻之。调和阴阳，以平为期。 颇有启发。 改变它生存的内环境，很受启发，感觉这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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