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的治病秘诀_一人一方论
名医的治病秘诀_一人一方论被周总理称为“高明中医，又懂辨证法”的名医蒲辅周先生（1888-1975）有一句名言：“中医治病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他说：“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人一方。”“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锁一钥，千锁千钥，务期药证相符，丝丝入扣。如见便秘即通之下之，遇遗精则涩之固之，见热退热，见血止血，执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岂能应临床无穷之变乎？”此语道出了中医治病的一大学问——因人制宜或者说灵活性原则。
蒲辅周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病人和具体病情，相应的作出具体处理。“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他说：“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学医的人，不要去死记硬背几千几百首方剂。临床组方，切记浮泛。方不在多，药不在杂，执一可以驭万，左右而可逢源。一首桂枝汤，能变化出小建中、当归四逆汤许多方子，既治外感，又治内伤。”
西医囿于一种病因——一种疾病——一种治法，同一疾病可以千人一方，显得呆板。事实上，西医大家张孝骞院士也说过：“疾病就像人的脸，没有两张脸是完全相同的。”确实，“人有千面，病有千变”，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病更讲究因人制宜，有如量体裁衣，按锁配钥，有着高度的灵活性。清医家李冠仙就说：“凡人有病，如锁错簧，医者治病，如以钥开锁。不善开锁，虽极用力而锁不开，甚且将锁损坏。铜匠善开锁，只须铜线一根，轻轻一拨，而锁自开。故不善治病者，虽用重剂，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须一药，即可得效。初学治病，当自审其能治则治，否则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识病情，孟浪用药，将人损坏，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锁可损也，人亦可损乎哉？”（《知医必辨》）
其实，蒲老的“一人一方”论，脱胎于清医家徐灵胎的“病同人异论”（《医学源流论》）。徐灵胎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徐灵胎从体质、年龄、心境、天时、地域等多方面详细阐明了因人制宜的道理。北京名医孔伯华先生十分推崇此语，他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具体不过了。”蒲老由此“病同人异论”而悟出“一人一方论”，似乎归纳得更经典，更通俗。他在临床中实施得也堪称典范。以肝炎为例，其病机总由湿热为患。然而患者不同，用药也有别。对过用苦寒药物的小儿施以甘草干姜汤为主；对气血两败者则投以金水六君煎；而对表现脏躁者却用甘麦大枣汤，均未采用清热利湿的套方套药，俱取佳效。总之，“要根据病情，不可死守清利一法”，活脱脱地体现了一人一方的灵活原则。他用当归四逆汤治月经不调、冠心病，用乌梅丸治头痛、失眠、痛经和慢性结肠炎……，都是灵活用药的典范，一直为医皆所乐道。浙江名医范文甫（1870-1936）也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与徐灵胎观点可谓一脉相承：“医之用药与大将用兵、文人操觚（写文章）无异也，随机应变，自抒机抒而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而效，彼用之而不效；此用之而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机抒不同也。”范氏所谓“自抒机抒”，就是教人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灵活的处治方法。不禁想到希波克拉底的一句话：“知道什么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么病更重要。”充分显示了这位西医鼻祖的先哲之光。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的全面破译，现代医学已经提出按不同基因、按姓氏（相同姓氏有相同基因，反之则不然）用药的个性化用药理念，这与“一人一方”论似乎殊途同归，只是现代医学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归于传统医学，古老的中医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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