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当代
佛教难以兴盛源于我们的现实环境。由于中国特定的政策和理论基础，特定的政治环境，所以佛教几乎不可能有脱离低级和迷信的可能，因为它缺少发展和宣传的空间。
在西方国家，宾馆饭店中则充斥着不同开本的《圣经》，社区教育和帮助更是非常普遍；我在日本的大阪和东京时发现，三星级以上饭店的人都可以在房间里找到一本类似于《圣经》的佛典，其中详细解释佛教的基本教义、摘编重要的经典。而在中国，除了文革年间人手一册红宝书外，好象当代中国已没有这类宣精神读物了。当代中国，原有的儒家道家也好，后来的佛教基督教也好，缺少精神伦理基础才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缺憾，也是中国文明难以复兴的症疾。
在现代，已很难找到本土佛教大师著作的文章，所能看到的多是港、台地区的大师，如证严、星云、南坏谨等，大陆的法师们又在做什么呢？似乎很难出现大师著作（解放前的除外），而有关的刊物也很局限在小众中。各派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比较注重宗教思想的反思内省，出过很多书籍，各位可以在教堂的流通处和书店这中找到很多，我就不举例了，几年前正规出版书籍〈荒漠甘泉〉就属此类。而佛教道教则越来越陷于小众的研究和大众的放任，很难看到再有新意的书籍。
我虽然崇信佛法，但我的祖父母是解放前基督教长老会受洗的教徒，因此我对基督教旧教（我们叫天主教）和新教（我们叫基督教）也略有所得，也曾参加过礼拜活动。在教堂里，可以听到神职人员的讲解，除了引经据典外还经常有贴近现实生活的论述。但本人所去过几次佛门活动，则多是法师们就经讲经，很难得听到一些发挥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种理论宣传上遗憾。现在，大型和公开的讲经讲法好象也很少见吧。在古代佛教法师可以很大众化的讲经说法，任何人可以去瞻礼，在当代中国，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或其他宗教则缺少公众化的氛围。在国外，宗教团体可以组织政党，参与社会实际和考察研究，举办慈善福利活动、资助各种教育活动，在海外港台地区也很多见（例如台湾星云法师的社会实际活动），而我们则缺少这样的宗教实践。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众中，由于没有明确指点，缺少公开的社会宣传，造成很多基督教的各种真伪地下教会活动、打着佛教道教旗号的各种迷信活动、私下的宗教极端势力活动以及附佛外道的气功活动，这才使包括佛教在内各种宗教难以兴盛。
一切世间生死染法，皆依如来藏而有，一切诸法不离真如。佛教的最基本讲的是如何做人，如何破除贪、嗔、痴等造成的无明烦恼回复本性清净心。宣传佛教或其他宗教都应该从本质的伦理道德出发，贴近生活实际，这样才能避免将宗教视为逃避现实的工具，避免指责落入空门的讥讽。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在人生伦理上也有很好的基本类通的说教，佛教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只是要求人们凭善知识来辩驳外道，因此只要劝人向善，脱离恶行，和谐发展并不矛盾。
佛教的兴盛与其他宗教的兴盛应该是同步的，而佛教由于与中国人有更久远的因缘，更应担负主要的责任。在我看来，佛教首先应从宣传基本理论的正见正解入手，增强僧人的戒律制度，反对迷信和妄念妄解，以慈悲心、智慧心关心社会。佛教的各种施，戒，忍，进，止观，般若，无一不可以造福于现实。
佛法，首先要讲信解，其次是悟解，然后是证解，最后是施行。无行则无解。信四谛八正道根本；信佛有无量功德，常念亲近供养恭敬，发起善根，愿求一切智；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诸波罗蜜；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乐亲近诸菩萨众，求学如实行。自觉、觉他后如何普利众生则是正行。
当然，见有疾迟，悟有顿渐，有的人需多次修证才能觉悟，有的人觉悟快但仍需由师友印证，这都需要有正规的环境才能避免误觉妄证，落入口头禅文字禅。但根本上，只有完善的信解才能有所得，呵佛骂祖也是知道如何是佛如何是祖以后才有见地去做的。
当代社会说终极的多，说基础的少，所以才有普通百姓不重修德重香火、不盖学校乱盖庙等等妄念妄行，正是基础上的迷信，没有正规的宣传解说，才有这样的后果。
有了正见更应该修炼自身修为正行。所谓出家人的“细行、威仪”，如今能够见到有多少呢？加强戒律的研究，融合社会实际，才是发展出路，才是出家人的表率。而在家信众如何推广“五戒、十善”等也是加强自身行为修炼的方式。
自觉、觉他后如何普利众生则是正行。这不是一两次放生可以代替的。以自我为榜样教导号召众生的诚实善行，多做施与救助，才可增加众生福德，免除无明妄念的业报。
在〈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经典中，叙说了很多由于众生贪、嗔、痴妄念、缺失诚信而造成寿命减短、土地盐卤、众生遇水火刀兵、饥谨疾疫等业报的说教，这不正是现代生活环境的写生吗？生于末法时代，佛法是最珍贵的文明财产。 学习了,宗教在中国的现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是抑制与提防,无可奈何,还是逆流而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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