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莫谤大藏经
第二节 莫谤大藏经作者：释智诚 秋吉彭措为了成立密法的纯正性，《破除邪说论》讲道：“再者说来，密宗传入汉地约在中国唐朝时期，当时大乘各宗都已完整齐备，明眼善知识更是数不胜数，被先生推崇的玄奘法师所弘扬的唯识宗也正方兴未艾。这么多高人异士对当时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不空、金刚智所弘扬的《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是不是他们的智慧都不够，以致要等到一千多年以后，真正的大善知识出现之时才有能力揭穿这些‘伪经’的真面目？而且从宋朝开始，历元、明、清三朝都在组织编辑《大藏经》，每一次都是发动起全国的佛教精英、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精心整理，但无论哪次审定、汇集，都毫无例外地收入了密续部，是否这些密续典籍千百年来都成功地欺骗住了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骗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
令人不无吃惊地，为了推行“密宗非佛教”邪说，萧张师徒竟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开批判起《大藏经》来：“关于大藏经的质疑，各朝代《大藏经》的编辑者，往往是由皇帝指派宠信的人员所专职专任，而这些编辑人员往往不具有般若的证量，唯能做事相上的收集编辑工作，无有能力稍加分辨真伪佛经。复因为古时候印刷术并不发达，至宋代毕升发明活字板后，才稍稍能印大量经书，而且经费也极为庞大；是故，大规模的印经事业，非国家不能为之，一般的寺院团体根本就做不来。又，证悟的祖师为广度众生，为接引徒众而忙碌不休，没有时间从事此项工作，复加上古来证悟的祖师大多数不具有道种智，若想整理《大藏经》也做不来，是故不敢轻易为之。最后一个原因则是自元代以后，朝廷多信奉喇嘛教（即是现在的西藏密教），多保存密续经典，复又加上明、清两代皇帝实行‘文字狱’，严格控制民间社会的宗教思想，怕人民假借宗教名义造反（其实，朱元璋自己就是假借明教造反），犯者轻则抄家，重则夷九族、夷十一族，所以要想整编印行《大藏经》，即使经费能负担，皇帝也绝不会允许。
索达吉堪布妄想说：‘宋朝开始，历元、明、清三朝都在组织编辑《大藏经》，每一次都是发动起全国的佛教精英、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精心整理，但无论哪次审定、汇集，都毫无例外地收入了密续部，是否这些密续典籍千百年来都成功地欺骗住了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骗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自以为是，真是头脑简单的无知见解。至于《丹珠尔》西藏大藏经的编辑，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加上密教既然具有夸大不实、好高鹜远、急谋速成、广行贪淫、窜改佛意的因子在，复加上不信 佛语、无有证量的祖师参与编辑，这样的《甘珠尔》焉有水准之可言？焉有般若之可学？不读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看也罢！反而少病、少烦恼。”（《真假邪说》P377～378）
《狂密与真密》亦对《大藏经》非议不少：“而诸编辑藏经之人不知不证般若，但观密宗后来之声势浩大，已取佛教正统而代之，便以为密宗即是佛教，遂将密宗祖师所造密续收入藏经之中，遗害后人万年；如是之行，岂唯无功？复更共成破坏正法之大恶业。而彼编辑藏经诸人，死前何尝知之？死后方知，已无所能为也。”
“如是依于自意妄想而创造之荒谬说法，竟能成立，而且被未具慧眼法眼之后人编入大藏经中，正式承认其在佛法中之地位，正法开始被公然破坏——渗透入佛教中、从内部转易佛教法义。如是之行，阴险毒辣，令佛教界不能惊觉提防，而渐渐被密教化。”
剥掉光鲜的外衣，上述文字骨子里说的是：佛门大藏经不足信！
这话如果由身份明朗的外道或魔众以直接的方式说出口，肯定会引起所有内道佛子的高度警觉，并嗤之以鼻。但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人们对它的接受力，似乎就变得不一样了。——这正是萧平实师徒夙寐以求的事。
通过道貌岸然的仿正义辱骂，令读者转移视线堆积错觉，从而技术性地掩饰自己非正义的原始目的，在这方面，小人们具有丰富的传统经验。当一个又一个对佛教有害的论点在精巧的伪饰下花枝招展地放出来，并且它们单个出现时竟不让普通学人感觉特别刺眼的时候（多少有些迷惑或混乱就够了），一种可怕的综合杀伤力已在无形中悄然汇成。一波又一波的人为性混乱，以其潜移默化的特殊效力，将对佛教徒的知见、信心和意志造成最恶毒的伤害。
“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系统自发地就要损失掉能量和秩序，向着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滑变。而想遏制此种趋势，从无序返回有序，就相当困难了。（此与佛教无常、行苦的教义有些相似。）联系到社会和文化方面，广义的熵定律决定了搞负面的破坏、批判、陷害，比起积极的建设、维护和发展要省劲得多。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历史似乎都甩不掉一句无奈的叹息：“——小人得志！”
的确，小人不怕混乱，怕的正是不混乱，一般来说，他们还都是制造人为混乱的行家里手。高效地制造混乱和欢畅地利用混乱，一直是不同肤色和情趣的小人们的拿手好戏。
表面上，“熵定律”似乎站到了适应混乱、企盼混乱的小人一边，但好在不可战胜的真理和正义，总是源源不竭地为人类输送着精神负熵。同时，一切邪说谬论本身就是极其脆弱虚假的不稳定系统，过度活跃必定使其熵情剧增，到头来，它对外界播洒的混乱也将随着自身的迅速毁灭而消散。
挑衅《大藏经》，无疑就是萧氏邪说自不量力的一次自杀性冲锋。蕅益大师在《阅藏知津》序文中讲道：“昔世尊示入涅槃，初祖大迦叶即白众云：‘如来舍利非我等事，今者宜先结集三藏，勿令佛法速灭。’嗟嗟！倘三藏果不足传佛心，则初祖何以结集为急务耶？……夫三藏之不可弃，犹饮食之不可废也，明矣。不调饮食，则病患必生；不阅三藏，则智眼必昧。”大师于《祖堂幽栖禅寺藏经阁记》中复云：“今藏阁虽未告成，实予心所最急者。盖佛祖慧命，全赖三藏始传。缅惟宋朝藏板有十馀部，今仅存南北二藏，颇模糊。嘉兴书本藏经，犹未全足，真九鼎一丝之惧。且鼠即鸟空辈，视经典如怨家，倘不力为护持，将有不忍言者。湛公之急急以此为务，其如来所使，行如来事者邪？”
《憨山老人梦游集》中“刻方册藏经序”亦云：“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随顺机宜，应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随所应而度脱之。故顺之则依，逆之则违，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诠，乃佛真法身，一切众生自性也。……是知斯藏之役，将计日献捷；斯刻之功，将浩劫而不穷。直使人人因之而见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于毫端，觐毗卢于当下。斯可谓人天共仰真俗交归，随顺方便之最上第一义谛广大威德法门也！”
为保全如此重要的《大藏经》以利益后世学人，古时祖师甚至不辞艰辛地将其勒石封洞，费尽心血妥为贮藏。憨山大师《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感人事迹：“昔尝阅藏教，睹南岳思大师愿文，愿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为希有矣。及观光上国，游目小西天，见石经何其伟哉！盖有隋大业中，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尊者，恐三灾坏劫，虑大法湮没，欲令佛种不断，乃创刻石藏经板，封于涿州之西白带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满，由大业至唐贞观十二年，愿未终而化。门人导仪暹法四公，相继五世，而经亦未完。历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间，高丽沙门慧月大师，尚未卒业。其事颠末，具载云居各树碑幢间，惟我明无闻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佛种从缘起，其是之谓乎？初达观可大师，于万历丙戌秋，访清于那罗延窟，北游云居，至琬公塔，一见则泪堕如雨，若亡子见父母庐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达师命清记其事。顾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尽大地为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尘有大千经卷，唯智眼能见，以如是身，说如是经，是法甚深奥，少有能信者，信之岂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于旷大劫，观十方界，无芥子许，不是舍身命为众生故而求此法处。刚求而得之，即于一毛端头现宝王刹，一微尘里转大法轮。是则所说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经在处，皆应起塔供养，不须复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故。是以能持法者，则为报佛深恩矣。’”
德高望重的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在《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中，也给予了《大藏经》高度评价：“夫大藏者，乃般若之丛林，真如之府库，一切世出世间诸法之渊海也。举凡如来究竟亲证之道，众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广，三世因果之微，与夫日用伦常孝悌慈善之道，悉皆显阐赞导，了无佚遗。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焉。”
……
是否真如萧张师徒所言：大藏经不能“广度众生”？历代圣祖皆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漠不关心？《大藏经》无有纯正性、权威性和尊贵性可言？……上述教言擦亮了佛教徒的眼睛。
既然“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那么反过来，坏法小人也肯定深谙诋毁《大藏经》将会带给他们的好处。萧平实师徒对《大藏经》的不寻常态度，由此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具体分析时，《大藏经》的集成与翻译事业和编目工作密切相关。名垂青史的四大译师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三藏，他们非仅学识渊博，而且修持精湛道风高超，足堪信赖。译经事业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数有唐一代，其间继往开来，成绩斐然。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告停。前后涌现出著名大译师二十六人，如玄奘法师（译经年代645～663）、菩提流支（693～713）、实叉难陀（698～704）、义净（700～71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不空（743～774）等。其中，玄奘法师译作计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法师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未计散佚），不空三藏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诸译师翻出的佛典义理繁丰，来源清净，基本上真实反映了当时印度大小显密的佛法全貌。整个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奠定了汉文《大藏经》的基础。其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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