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苦寒说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志春   邮编：472500

[摘要　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有阳则生，无阳则死。而今人执西医“炎症 ”之说，滥用苦寒屡伐其阳，致疾难复。本文试从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今人多有阳虚之质、火神治病独重阴阳，令万端之病变简而易行、知柏滋阴误、详解吴佩衡治真寒假热案以为肆用苦寒者戒诸方面进行辨析，企望对纠正医弊有助。

[关键词　阴阳　阳虚　火神   郑钦安　吴佩衡

     阳气是人生命活动的根本所在，而阴阳之要则在于“阴平阳秘”，即是以阳动为主，阴气平均为从，阳气固密的动态平衡 ，无阳则阴气无生，无阴则阳气无长。由是可见，人体之阳无多，岂可任伐 ？而今之医者，在西学渐进的思想误导下，但见“炎”症，即肆用苦寒以屡伐其阳，一遇上感，则妄用清解，果遇阳虚之人，其阳愈虚，抗力愈衰，难怪今人之疾难复。此医之罪，病之过？且容辩之。

1.  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

     阳气是人体一切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内经》有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并谓“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密有封藏、固密之意，说明阴阳虽然是以平衡为要，然始终是以阳动为主、阴气从之的动态平衡，即阳气宜旺，只有阳气旺盛，防卫固守功能正常,才能不断地化生阴精，既生之阴精亦不致过度耗散。“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张景岳：“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所关于造化之源，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类经》)，“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生化之权，皆由阳气”，“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惟此阳气”(《景岳全书·传忠录》)。李念莪亦谓：“火者阳气也。天非此火(指阳光)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指阳气)不能生养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阳”，“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如化?以天无日等矣”(《内经知要》)。郑钦安参透《伤寒论》之理，以阴阳为纲，尤重心肾阳气，特别强调坎中一点真阳的作用，谓：“人身一团血肉之躯，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其治病立法，首重培补真阳。祝味菊认为：“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衰微，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气足则抗能旺盛，阳和则抗力滋生”。章次公在治温热病方面亦十分重视阳气，而顾护阳气则以附子温阳为主，认为：温热病用附子是权变之法，因“体弱之人，而病极严重之温邪，缠绵时日，正气更伤”，“正气旺盛则生，衰竭则死”，此时“当权衡其轻重缓急，不可墨守成规”，“只有扶持正气最为紧要”，而“苦寒香开药，势难再进”，“纯用清温开泄，祸不旋踵”。唐步祺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无论一般所称之肾炎、肝炎、肺炎、心肌炎、胃炎等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取得满意效果” (《郑钦安医书阐释》)。当代扶阳大家李可老中医认为：“先天之本在肾，生命之本原，所凭者，此火。后天之本在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凭者，此火。养生若损此火则折寿，治病若损此火则殒命”，“正邪交争的焦点，全看阳气的消长进退，阳虚则病，阳衰则危，阳复则生，阳去则死，阳气易伤难复，故阳常不足。暴病多亡阳，久病多伤阳”，“五脏之伤，穷必及肾。生死关头，救阳为急！存得一丝阳气，便有一线生机”（《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足见，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阳气岂容轻戕？

2.  今人多有阳虚之质

     今之人阳气多有损伤，导致阳虚：

     其一，现代人白天活动时间延长，夜生活丰富，入睡往往较迟。昼为阳而夜为阴，白天活动时间延长就使阴气的消耗增多,阳气亦随之而耗。夜晚休息时间减少，又使得阴气得不到补充，源头减少，导致阳生乏源。《内经》有谓“阳气者，烦劳则张”，“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足见，过度繁劳及频繁的夜生活对人体阳气的戕伐甚著。

     其二，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以致“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用之药大都是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丝瓜络、豆豉、薄荷之类的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不良影响。加之西学渐进，今人滥套“炎症”之说，肆用寒凉之品损阳者甚著，而人体之阳又复何多？20世纪90年代初，广防己和关木通在欧洲引起大规模中毒事件，即马兜铃酸肾所致的肾脏毒，究其本质，亦是因现代西方医者盲用西医对中药的“研究成果”，不辨人体之虚实寒热，滥加套用而致，却将其罪责妄加于中医，岂不知中医之疗疾，要在纠偏，而纠偏则必以药之偏以纠人因疾而致偏性，而药之偏性亦今人之所谓的毒性！

     其三，体质（人类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的基础上，在环境的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过程中形成的功能、结构和代谢上相对稳定的状态）决定人体对某种致病因素和某些疾病的易感性，不同体质对某些病因和疾病有特殊易感性，而人的体质状态亦可遗传。但是，由于人们无端地克制了阳气的滋长，又肆意地滥用苦寒，更损先人们的体阳，代加相传，人体之阳何言其旺哉？

3.  火神治病独重阴阳，令万端之病变简而易行

     《内经》有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火神宗师郑钦安“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郑序》)。“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其实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若欲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晦，诚不若少之为愈也”(《医法圆通卷一》)。郑钦安在辨证论治中，只讲“阴阳至理”，在阴阳两纲上求根本，认证只分阴阳，但“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病情虽有万端变化，但只要抓住“阴色”、“阴象”与“热象”、“火形”的特点，“阴阳二症，判若眉列”。“余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部诸病，不问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医法圆通·用药金针》）。

4.  知柏滋阴误

     知母、黄柏皆苦寒之品，极易损人阳气，而今人缘古书言“知母佐黄柏，滋阴降火，有金水相生之义”而肆用之，岂不知“知母以沉寒之性，本无生气，用以清火则可，用以补阴则何补之有？第其阴柔巽顺，似乎有德，倘元气既亏，犹欲藉此以望补益，是亦犹小人在朝，而国家元气日受其削， 有阴移焉而莫之觉者，是不可不见之真而辨之早也”（《景岳全书》）；“此物暂用，以泻胃中之火，实可夺命；久用，以补肾中之水，亦能促命(暂用以泻胃中实火则可，然过用损阳，故曰夺命；肾水之亏，并非阳旺，若资此伐阳以补阴，必致阳亡，何不哀哉？——笔者注，下同)”，“古人皆言是补肾滋阴妙药，吾子乃言是泻火之味，此余所以疑也。天下味温者能益人，未闻苦寒者而亦益也。知母苦而大寒，其无益于脾胃，又何必辨。……是泻火止可言救肾(果因火亢而致水之亏，故可救之，然火本不足而阴乏其生力，欲以此而救之，岂不谬也)，而终不可言补肾也”；“或问知母、黄柏用之于六味丸中，朱丹溪之意以治阴虚火动也，是岂无见者乎？嗟乎。阴虚火动（要知火动缘水之乏故也），六味汤治之（以滋水之亏，以期其平）足矣，何必又用知母、黄柏以泻火乎（生命之火又复何多）？夫火之有余（此火实非有余之火，乃阴不足而阳相对旺盛），因水之不足也，补其水，则火自息矣。丹溪徒知阴虚火动之义，而加入二味，使后人胶执而专用之，或致丧亡，非所以救天下也”（《本草新编》）；黄柏“性寒润降，去火最速。丹溪言其制伏龙火，补肾强阴。然龙火岂沉寒可除？水枯岂苦劣可补？阴虚水竭，得降愈亡，扑灭元阳，莫此为甚。水未枯而火盛者(火之盛非因阴亏，故可暂以之平抑)，用以抽薪则可；水既竭而枯热者(热之盛非阳之亢，实因水竭，误以之泻火伐阳，则阳愈亏而生机全无，岂不促命)，用以补阴实难，当局者慎勿认为补剂。予尝闻之丹溪曰：‘火有二：君火者，人火也，心火也，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天火也，龙雷之火也，阴火也，不可以水湿折之，当从其性而伏之，惟黄柏之属可以降之’ 。按此议论，若有高见，而实矫强之甚，大是误人。夫所谓从其性者，即《内经》从治之说也。经曰：‘正者正治，从者反治’。正治者，谓以水制火，以寒治热也。从治者，谓以火济火，以热治热也，亦所谓甘温除大热也。岂以黄连便是正治，黄柏便是从治乎？即曰黄连主心火，黄柏主肾火，然以便血溺血者，俱宜黄连，又岂非膀胱，大肠下部药乎？治舌疮口疮者，俱宜黄柏，又岂非心脾上部药乎？总之，黄连、黄柏均以大苦大寒之性，而曰黄连为水，黄柏非水，黄连为泻，黄柏为补，岂理也哉？若执此说，误人多矣，误人多矣”（《景岳全书》）；陈士铎以“黄柏乃至阴之物，其性寒冷，止可暂用以降火，不可长用以退热。试思阴寒之地，不生草木，岂阴寒之药，反生精髓”；黄宫绣谓黄柏“实热实火则宜，而虚热虚火，则徒有损而无益。阴寒之性，能损人气，减人食，命门真元之火，一见而消亡，脾运之职，一见而沮丧，元气既虚，又用苦寒，遏绝生机，莫此为甚”！由是，妄用知柏而谓其滋阴，谬之甚矣，阳之不存，阴复何生？

5.  详解吴佩衡治真寒假热案以为肆用苦寒者戒

     杨某某，男，31岁，1973年3月，病已廿四日。始因微感风寒，身热头痛，连进某医十余剂，每剂皆苦寒凉下并加重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初感于寒，不思温散，反以苦寒重剂以戕之，岂有不剧之理），犹自不反，殆至危在旦夕，始延吴诊视。斯时病者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似热火，渴喜滚汤水饮，小便短赤，大便数日未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病至壮热邪盛，必当渴喜冷饮以自救，岂反饮热？足见其热是假。又壮热腑实，其脉必洪大或沉实，岂反浮虚欲散？由是可见，渴喜滚汤水饮、脉浮虚欲散为是证的辨证证眼，勿容轻视）。此乃误治之变证。外虽呈一派热象，是为假热，内则寒冷已极，是为真寒。设若确系阳证，内热薰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汤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元阳有将脱之兆，苦寒凉下，不可再服。惟有大剂回阳，收敛浮越，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主之。处方：

     附片60g（开水先煎煮透）   干姜60g  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 葱白4茎

     拟方之后，病家畏惧姜、附，是晚无人主持，未敢煎服，次晨又急来延诊，吴仍执前方不变，并告先用上肉桂泡水试服之，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服后旋即呕吐痰涎碗许，人事稍清，自云心内爽快，遂进上方。服一剂，病情有减，即出现恶寒肢冷之象（阴邪用阳药，冰初化而尚未得释，是故其寒象毕显）。午后再诊，身热约退一二，已不作烦躁谵语之状，且得入寐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处方：

     附片100g（开水先煎煮透）   干姜60g  上肉桂10g（研未，泡水兑入） 甘草12g

     服后热退四五，脉象略有神，小便色赤而长，能略进稀粥。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始溏，痰中带有血色（此为元阳将复，欲逐阴寒邪毒之兆）。病家另延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处方总不离苦寒凉下之法。由于先前所误之鉴，又未敢轻试。其后因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然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犹攻坚，我方势盛，而于敌城将溃之际有援突来，我方阵脚自乱）。又急邀吴诊治，始言吃梨之事。视之，舌苔白滑，仍喜滚饮。此阳神尚虚，阴寒未净，急需扶阳犹恐不及，反与滋阴清凉之水果，又增内寒，病遂加剧（可见，阴症用阳药以逐之，必当禁寒凉助阴之品）。即告以禁食生酸水果冷物及清凉苦寒之药为幸。仍主以大剂回阳之剂治之。照第二方加倍分量，并加茯苓30g、半夏16g、北细辛4g，早晚各服一剂，共连服六剂。三日后再诊，身热已不作，咳嗽已止，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又照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北口芪，每日一剂，连服十余剂，诸病俱愈，其后体健胜于从前。

     按：此证虽现一派热象，如目赤唇肿，赤足露身，烦躁不眠，身热似火，小便短赤，大便数日未解等，然细察之，患者此前因感风寒，而医者每以苦寒凉下，且愈进愈剧，显然药证难符。况患者渴喜滚汤饮，脉浮虚欲散，吴老断之为内真寒而外假热的阴极似阳证，缘阴寒已极、元阳欲脱、浮越于外之故。因之选用白通汤加肉桂，虽附子增至200g（实则日服400g），却无丝毫劫阴之弊，足见寒之深、辨之精。而今泛泛之辈，虽云其寒，当以热药胜之，却虑过热而伤阴，必佐苦寒凉降以制之；虽云其热，当以苦寒折之，又虑寒之损阳，仍以热药制之。如此，若遇危重之疾，岂能回遏绝于无何有之乡！

     综上所述，医者临证疗疾，必当首别阴阳，量其偏盛偏衰而堪酌温凉，且宜常守其阳，“宁曲突徙薪，勿焦头烂额”,“阳虚症端倪既露，变幻最速，若疑惧附子辛热而举棋不定，必待少阴证悉具而后用，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陈苏生语）。

［附］ 作者简介：李志春（出生年1957），男，汉族，河南省灵宝市人，大学本科学历，主管中药师，从事中药专业，主要从事研究扶阳理论与扶阳中药——附子之临床应用。工作单位：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电话：0398－8867529，手机：13707643958，Email：lizhichu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