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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网站上使用Cookie,包括第三方Cookie,以便网站正常运行和提升浏览体验。单击“全部接受”即表示您同意这些目的;单击“全部拒绝”即表示您拒绝非必要的Cookie;陈修园 名念祖,字修园,号良有、慎修,以字行。福建长乐人。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生;道光三年(1823年)卒于榕城(今福建福州)。中医普及家、尊经崇古派。 陈修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博学通医的祖父陈居廊抚养。陈修园7岁能背诵经文,14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兼习医学。19岁举秀才,20岁开始在乡里悬壶济世,兼课生徒。后为求深造,又负笈赴榕城鳌峰书院,受业于孟超然,攻经史,研岐黄,并开始撰写《伤寒论浅注》。以后行医于福州南台,并传授医学于族侄定中等。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后北上会试,不第而留寓京师。适值光禄寺卿伊朝栋患中风,昏迷不醒,手足不举,群医束手,陈氏投以大剂而治愈,于是名闻燕京,求医者盈门。岭南名士二戴(戴均元、戴衢亨)赞誉陈氏为当时第一儒医。军机大臣和坤病足痿,亦经陈氏施治而愈。和氏欲强留其于馆中,并允荐陈为太医院院使引诱之,陈氏固辞弗就。是年秋,托病南归故乡,出任长乐吴航书院山长,既教学生以《四书》、《五经》之儒学,亦授以《灵枢》、《素问》等医学。两年后又赴泉州任清源书院讲习,师事名医蔡宗玉先生。1800年又上京会试,蒙恩赐赴保阳,次年任威县知县,后曾赴保阳、高阳等地救灾,继升同知知州,一度曾代理正定府知府。在任时能善体民情,不事鞭挞,遇事善断,颇有贤声。如1801年在威县时,得知直隶妇女多患“阴挺”(子宫下垂),为之研制内服外敷方,救治甚多。恒山夏雨成灾,陈氏奉旨勘探灾情,发现当地温疟流行,误于医而死者甚多,乃按辨证分型,制成丸药三种,遍施城乡百姓,并告以对证选服法,治人甚众。尚于公余采方108首,编为歌括,付梓刊印,使医家能按法治疗,救人无数。其时,陈氏个人却因积劳成疾,得寒厥证而诸医束手,当他夜半神志略清时,自拟一方,服药两剂得愈。次年,直隶省制台熊谦病中风,陈氏处以黄芪五物汤常服,并以补肾养肝之丸调理得痊,深为熊氏所嘉许。是年,陈氏之《新方八阵砭》(原名《景岳新方砭》)付梓;入秋,陈母病逝,遂回籍守庐。他所著《时方妙用》和《时方歌括》各四卷亦于此时刊行问世。继而并在榕城刻印《医学三字经》、《神农本草经读》等书。 1808年陈氏又晋京补阙,仍赴保阳供职。公余取《伤寒论》原文重予注释,又以韵文体编撰《长沙方歌括》。为了纠正当时庸医误药杀人之弊,陈氏又著《医学实在易》,以引导学医者入门。 1810年秋,陈氏在高阳救灾时,遇天津尹丁攀龙来访。陈氏见丁氏面色黧黑,睑肿鼻青,遂告称:你患有水饮病挟肝气,如马上治疗可愈,若拖延至20日后,则病危殆,即使庐医扁鹊也难挽回。丁氏怪其言而不信,后果发病,虽延陈氏诊治仍无效。 1819年,陈氏已67岁,倦于宦海浮沉,遂以年老乞归乡里。返闽后,住在榕城嵩山井上草堂,各地趋前求教者日众。他亲自教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典籍,兼论各家学术之长,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生平勤于著述,于医学普及尤有突出贡献。1823年因右胁部生一疮疡,久治无效而逝于榕城,终年71岁。后归葬于长乐眉溪村前山麓。 陈氏虽曾为官多年,但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大于政绩。陈氏生当清代乾嘉盛世,其时朝廷提倡八股文,又大兴文字狱以限制异说,考据学风充斥于典籍之编修。当时医界受此风气影响,也出现了以注释、疏证经典作为医著之重点。陈修园的思想和著述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但在他的论著中,还是敢于表述个人见解的,如他在《医学实在易》中有一处提及“御纂《医宗金鉴》云‘中风客忤便闭里实者,仲景用备急丸’,可知无汗表实者不当用备急丸通里,当用还魂汤以通表也”,就是一例。 陈修园在学术上受张隐庵、高士宗的影响较大,注重古代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故有人指责他“尊经泥古”。实际上,陈氏尊经是实,但不泥古。因在当时,陈氏的不少同道,不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学习,临证之际理法不明,片面追求时髦方剂,殊多流弊。有鉴于此,陈氏认为:“医道之不明也,皆由于讲方而不穷经之故。”所以他苦心研究《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著作,认为“理不本于《内经》;法未熟于仲景,纵有偶中,亦非不易矩获”(《医学三字经》源流第一下注),遂撰著以补偏救弊。至今,《内经》、《伤寒论》等仍是学中医者必读之经典,陈氏之尊重经典无可厚非,而这种通过经典著作之学习以掌握治病之理法,从而指导临床,对提高学术水平无疑是有帮助的。尽管陈氏尊古,但他对后世各家的长处也并不是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如他的《医学从众录》一书,就是集各家精华发挥而成;他曾批评过金代医家李杲用药驳杂,但又认为李氏之“惟以脾胃为重,故亦可取”;他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持批评态度,但又推崇李时珍的《濒湖脉学》为脉诊最佳之作。而陈氏的《时方妙用》、《时方歌括》两书中收载的108方,也大多是唐宋以来的时方,并在加减应用方面,则有所创新或阐发独到的见解,如治疟用小柴胡汤加常山,就是他灵活变通,并非泥古的一个例子。他还说,有能读薛立斋、王金坛、赵养葵、张景岳、张石顽、李时珍、李士材,喻嘉言八家之书即为不凡之士,尚可与言。盖此八家虽未能合《内经》之旨,仲师之法,而书中独得之妙,亦复不少。说明他虽尊古,但也适当吸取各家之长。 陈氏对医学的突出贡献在于普及。清代除《医宗金鉴》为法定的医学教科书外,陈修园医书16种可算是中医的自学丛书。我国长江以南以这些书自学或传授者不少。因而其著作多畅销,不少书商甚至把其他医家的著作编入,以谋取厚利,如另有陈修园医书18种、21种、24种、32种、48种,乃至72种等,可见其影响之一斑。陈氏的医书包括从基础到临床,以《内经》、《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心,并有医学入门著作《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时方歌括》、《时方妙用》等,灌注了陈氏的心法和经验,且大都用通俗浅显的文句,赋以韵脚,或作歌赋,便于习诵。而其内容又都深入浅出,切于实用,有利于自学,因而对医学的普及教育有推动作用。他的医学弟子达20余人,也是他育材树人的结果。他在教学方面,强调“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以及“惟其熟而巳,熟则生巧,自有左右逢源之妙”(《医学从众录》)的教学思想。 陈修园治学严谨,所撰《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两书,稿均三易,寝馈数十年弗倦,因而《清史稿·艺术列传》陈氏评传中称誉他的著述“多有发明,世称善本”。在他病危时还不忘著述,曾对其子陈元犀说:我数年所著之书尚未完备,即霍乱吐泻二条亦须重补,应录取仲景理中汤、孙思邈治中汤,以正群言之失等。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后学钦佩和学习。 在学术观点上,陈修园在研究《伤寒论》方面,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一家维护旧论派,即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是有功千古的,反对方有执等的错简说。在具体研究上,陈氏将六经辨证采取分经审证论治法,有纲举目张之用。如将太阳证分为太阳经证、腑证和变证三类,而其小注和原文可以连读,也可以分读,使经旨更为明畅,并编以歌括,便于后学记忆习诵,因而对《伤寒论》的学习和理解很有帮助。在临床上,陈氏治杂病重温补脾肾,不喜寒凉滋阴,也有其特色。《时方妙用》中治痨证就体现了这一见解。他说:“寒凉之药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惟滋阴降火及不凉不温之品,最是误人。……余素不喜寒凉,姑以寒凉方之不可弃者列”,他认为,如滋肾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汤等,虽寒凉,且能培补生气,为痨门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权用。而其言保元方、六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归脾汤等则“补虚退热,进食除疾,止血极验”;附子理中汤、近效术附汤等等,有“益精气,扶元气,补火以致水之妙”,前类方属甘温补脾,后类方甘温补肾,可见陈氏之重脾肾,善温补。 陈修园在为官期间,仍热爱中医事业,关心百姓疾苦,如在《伤寒论浅注》(跋语)中说,“文章报国,尚挟时命而行,而能为良医者,随在可以活人”;又在《医学实在易》(凡例)中说:“昔贤为秀才时即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余于辛酉孟夏(1801年),试令畿辅……因思补缺尚无定期,三十余年从事于医,若能以此道公之于人,亦可以起■札而福苍生,盖以有待不若无待也。”故在为官时常以医术济人,特别在恒山救灾时,还制药施方于百姓、医生,以救温疟,在直隶时研制方药以治妇女“阴挺”。但陈氏也有封建文人的陋习,自视甚高,所撰医书中每多诟责前代医家之句,此种陋习自不足取;他好骂人,但也好学人,能择善而从,则为其优点。如他骂得最多的是张景岳,有《景岳新方砭》一书,但其治咳嗽,却以景岳的六安煎为治外感咳嗽第一方。据说陈氏在40岁以后,日益谦虚。 陈修园的著作有《灵素节要浅注》12卷、《金匮要略浅注》10卷、《金匮方歌括》6卷、《伤寒论浅注》6卷、《长沙方歌括》6卷、《医学实在易》8卷、《医学从众录》8卷、《女科要旨》4卷、《神农本草经读》4卷、《医学三字经》4卷、《时方妙用》4卷、《时方歌括》2卷、《景岳新方砭》4卷、《伤寒真方歌括》6卷、《伤寒医诀串解》、《十药神书注解》1卷等16种,合刊为《南雅堂医书全集》,清代以后多次重刻,有版本20余种。 [attach]16531[/attach] [attach]16532[/att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