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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网站上使用Cookie，包括第三方Cookie，以便网站正常运行和提升浏览体验。单击“全部接受”即表示您同意这些目的；单击“全部拒绝”即表示您拒绝非必要的Cookie；| 中国辞书专家杜晓庄的百科讲评，是由其女儿杜冰蟾整理的家庭学术讲座稿，近年在香港发表多篇，深受读者欢迎。 从历史到现实，杜晓庄教授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人类在应对流行疾病过程里中医药的优势，并提出医改应当重视中医药的思考。征得杜氏父女同意，《解放周末》特发表他们围绕甲型H1N1流感所写的讲稿，以飨读者。 中国历史上虽遭受频繁的瘟疫、疠疫，但都很快被扑灭 中国是一个多难兴邦的文明古国。无论在战祸频仍的旧中国，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中国，中华民族遭受过多次瘟疫。文明造福，瘟疫降祸。诚如老庄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传染病伴随着华尔街的经济瘟疫，频频冲击中国。6年前的非典、接踵而来的禽流感、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已数次降临中国，平均约两年一次，有的传染源远在大洋彼岸的万里之遥。 瘟疫自古就有。“瘟疫”之表意，可解为如囚犯被奴役的广大劳苦民众，皆为瘟疫的高危人群。许慎《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瘟疫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传染病。 中国古代不仅瘟疫频发，而且载入正史的又多为凶险的“疠疫”。何谓“疠疫”？墨子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冻馁转死沟壑者。”王充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疠疫，千户灭门。”这种万民惨死、千户灭门的疠疫，载入正史的，从《汉书》至《明史》共230余次，《清史稿》不下300多地处，共530余次。 正史记载尚不全。以明代为例，其他史料记载64次，比正史多2.8倍。据此推算，从两汉至明清，二千年间足有一千次以上，也是平均两年一次。 古代中国与西方相比，瘟疫呈现不同特点：中国的次数多，灭疫快，死亡人数相对较少。而西方的次数相对较少，却周期长，死亡人数惊人。如黑死病、天花、流感等，欧美都死亡过数千万人，有的一场瘟疫蔓延达数百年之久。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医师近乎是上帝与教皇的巫师。面对瘟疫，除了放血之外只知用鸦片止痛止泻，目睹一批批人倒下去而束手无策，只能祈求上帝驱散魔鬼。西方在瘟疫中死亡人数大大超过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瘟疫把整个欧洲推向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古代中国就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虽遭受如此频繁的瘟疫、疠疫，但都很快被扑灭。 古代中国既不贫穷落后，也不愚昧积弱，而是一个卫生大国 预防比什么都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对瘟疫的群防群控，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有战略储备的物质基础，要有一整套应急预案的长效机制，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做起，从环境生态公共卫生抓起，才能构筑合乎科学的预防瘟疫的万里长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发明大国，一个卫生大国。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发明诞生于中国，其中很多涉及环保、医药、卫生。政府年年发布“月令”，根据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物候，严格规定不能随意渔猎砍伐，以保持生态平衡，科学地安排全国的农事，保护百姓的身体健康与生态的平衡发展。印有物候学科技人文知识的精美的“月令牌”年历，是中国最普及的印刷品。已故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在生前大力倡导物候学，可惜没有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而西方发达国家倒已遍布了物候站。 当欧洲人还在使用容易滋生病菌、病毒的木盆、陶罐时，中国人早就发明并普及了介于微米与纳米之间能辐射次声波的特殊材料陶瓷。陶瓷一经洗净擦干，就使微生物难以存活。中国的译名为China，即为陶瓷。中国是陶瓷大国，就是当之无愧的卫生大国。 中国的百姓称之为“布衣”，布衣原是由造纸的楮树皮洗练而成，楮树皮是灭毒排毒的上品中药，可以消肿逐痢，医治喉痹。中国又是丝绸大国，蚕、桑、丝、蛹样样都可入药，有灭毒排毒养生治病的功效，家家户户都储备作为良药。 中国药食同源，日常调味品均为良药：酒、茶、盐、酱、醋、葱、姜、蒜、蜜、饴糖、麻油、辣椒、豆豉、桂皮、花椒、香叶、八角茴香。现在对付甲型流感的“达菲”，实为八角茴香的中药西做。法国酒厂药厂将八角茴香提纯，最贵的10克售价50美元，而八角茴香在中国市价每公斤不到50元人民币。中国人连对食品的包装也十分讲究卫生，荷叶就是天然的纳米材料，能自动杀灭致病微生物，用以包扎蒸煮食品还能去痘美容减肥。 中国在古代非常重视普及医药常识。早在唐宋两代，就以不懂医药为耻辱。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不读医书不会配药，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养儿育女，自己亦不能安身立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既不贫穷落后，也不愚昧积弱。所谓“东亚病夫”，乃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辱。 中国自古以来还是“礼乐之邦”，有一整套重视医药卫生的“礼制”。这套礼制经孔子大力提倡，中国历朝历代一以贯之，连皇帝都不敢马虎。一旦瘟疫爆发流行，皇帝要下“罪己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政府的发动组织之下，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群防群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间涌现无数舍身为民的大医、儒医和大批志愿者。 中国隋唐时代的百岁老人孙思邈就是“大医精诚”带头抗击瘟疫的光辉典范。从皇帝到百姓，都尊奉孙思邈为“医圣”、“药王”。隋唐两代的皇帝，都多次用重金聘请他担任高官，他都固辞不受。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考证，孙思邈活了142岁，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大医。他从20岁行医，一生勤学苦研，著医典药典40余部，被后世誉为“医药百科全书”，一直到142岁临终前还在替百姓治病。他把皇帝的赏赐、社会的捐助都用于百姓，还自费编印散发通俗易懂的医书，免费开办科普讲座，“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他的誓愿，今天读来仍感人至深：“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心，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善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之则是含灵巨贼。” 从孙思邈掷地有声的自律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百岁老人为救死扶伤翻山越岭、日夜奔忙的高大身影。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军民抗震救灾、抗击甲型流感的伟大壮举，正是中华民族这种优秀历史传统道德风尚的发扬光大，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奥秘所在。 现在海内外的医药市场有一个离奇的“潜规则”：西药中有效的新药，厂商投不起，患者买不起；而中药最便宜最有效的，厂商不想投，百姓买不到 西方人在雷文虎克（1632年～1723年）以显微镜发现微生物之后，才摆脱近于巫术的放血与鸦片毒药，开始借助于近代数理化和机器大生产，制造了一系列诸如电子显微镜、X光、CT、核磁共振等先进的仪器设备，发明了疫苗、抗生素、干扰素、基因药物、生物导弹、纳米材料等等，掀起了长达三百年的医药革命，挽救了亿万人民的生命。西医西药的科技成果，确实是伟大的，应当受到我们的尊重。 但能不能由此而否定古老的中医中药呢？ 我以为不能。医药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技术。医药是在自然哲学统领下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美妙结合。医药永远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永无止境的科学技术。我们既要尊重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又要重视西医西药三百年来的突飞猛进。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凡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逻辑与基本实验，中国都早已有了，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为印证爱因斯坦这一著名的论断，我想从中医中药中仅举出一味颇不起眼的普通药品，来比较西医西药中号称开创“黄金时代”的抗生素———它就是至今在世界各国自来水厂用于净水的白矾。 白矾是大家所熟悉的。人们大多知道白矾可以净水，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白矾在唐宋两代是极为稀缺而珍贵的贡品，是官府严加管制的战略储备物资。原因是白矾有极其强大的灭毒排毒功能，在瘟疫流行时是必不可少的救命药。可以说，白矾是中国最古老的“抗生素”，并且比抗生素更便宜、更安全、更“广谱”。抗生素只能对付病菌而不能对付病毒，而白矾可将病菌、病毒统统“打包”而“聚歼”之。 中国最古老的药典《神农本草经》早就把白矾列为“上药”。白矾有如此奇效，是经过了中国人民三千多年使用、研究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胜过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抗生素。抗生素在弗莱明发明青霉素之初的数十年，确实救活过无数被病菌感染的患者，以后西方研制的数十种抗生素都有效地杀灭了许多种致病细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疫苗与抗生素进入所谓“黄金时代”，美国军医局曾经有科学家预言：地球上即将彻底消灭瘟疫，有关传染病的书籍都将被束之高阁。不料这个预言发出不久，惊现了一大批耐药与变异的“超级微生物”，使医生束手无策。抗生素的滥用，还造成新的绝症和大批残障儿童。美国军医局科学家的预言，被人笑称“蠢话之冠”。病菌、病毒与人类逐步升级的“生化大战”，比恐怖袭击还厉害十倍百倍。而抗生素的研制成本太高，周期太长，每一种新的抗生素在西方投产，平均要花10亿美元，花费10年周期，使全球抗生素产业普遍陷入两难的困境。 白矾和许许多多种中草药，从来没有陷入过这种困境。白矾的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铝钾，只要限量使用（如内服每次不超过0.6克），基本上没有毒副作用。如净水100公斤，只要几克就能达标，只花几角钱人民币，沉淀毒素后即可饮用，还可以洗漱口腔、鼻腔、洗澡、洗头、洗脸和洒扫庭院，在瘟疫流行期能广泛使用。白矾与其他中草药合理配制，还可医治很多重症、绝症，包括多种传染病。 自《神农本草经》大力推重白矾之后，白矾是张仲景、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都选作经方的一味常用良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惜以近万字篇幅总结、分析、推广白矾。除蜡矾丸之外，李时珍整理、化裁历代经方，提供了以白矾为君药的92种组方，专治百姓尤其是老人、妇女、幼儿患者上百种可致死致残的严重疾病，从外用到内服，都非常有效。 令人遗憾的是，三千年中医药并未失传，这些医药典籍至今还在大量印刷出版，在国家药典中还有登录。然而，如果你要去药店购买李时珍提供的这92种中成药，我跑过全国各地进行过调研，任何一种都买不到。我想，不是中药不好，而是中药太便宜了，使用一个疗程的白矾丸散成本大约不到几十元人民币，厂商无利可图。现在海内外的医药市场，有一个离奇的“潜规则”：西药中有效的新药，厂商投不起，患者买不起；而中药最便宜最有效的包括历代连皇家都重视的中成药，厂商不想投，百姓买不到。改变这个潜规则是并不难的，建议政府运用公权力，依靠中医药的专家团队和有社会良知的医药国企民企，及时予以纠正。这是全国医保医改的当务之急。 在革除中医药市场潜规则的同时，政府和科研、高教单位还要大力加强对三千年的中医药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发掘。就以白矾为例，近现代的科研水平，并不比唐代的孙思邈和明代的李时珍高明多少。实际上，如运用近现代的“电泳”理化原理，就能说明白矾深邃而广泛的药理。白矾水解产生带电荷的氢氧化铝絮状溶胶物，能将有毒蛋白质水解后带电荷的分子团相斥相吸，而将病菌、病毒攻击人类的“生化武器”捆绑、分拆，统统打包以全歼之。菌毒蛋白质的异变只能改变生物基因结构，而不能改变带电的物理状态，故白矾不像疫苗、抗生素怕病菌、病毒的异变而失效。限于篇幅，我仅举白矾一例加以细说。目的是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的先进理论和先进仪器，对三千年积累的数千种中医药和上万种经过历史验证的经方、验方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前景无限广阔的科技新天地。 中医药价格比西医药便宜很多，毒副作用相对低。现在中国的医院以西医药为主，这个局面如能逐步扭转过来，还能减轻社保、医保负担 在严防严控传染病的前提下，还要进一步化危为机，要利用抗击甲型H1N1流感的契机，逐步解决医改的关键问题。 对此，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建议做好中西医药的普及工作。科普的重点是医普。由于人体健康与医药卫生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没有相当的文字功底和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很难对中西医药有基本的了解。这就要求医务专业工作者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普及工作。 在市场经济中，西医西药由于投资大、研制的周期长、仪器设备的价格昂贵，因此一时很难改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如果大家都涌进以西医西药为主的医院中去，把吃药、打针、开刀、住院当作一种“待遇”或者一种“享用”，那就会人满为患，个人、家庭、单位、国家都会不堪重负。这就需要用医普去说服群众。 西医西药尽管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的缺点。西医西药以化学药品为主，往往具有很大的毒副作用。例如滥用抗生素，就容易造成杀灭大量对身体有益的微生物而导致二次感染，甚至使致病微生物变异产生“超级耐药微生物”而无药可救。有的抗生素还会因“以毒攻毒”不当而造成终身残障。医生、护士还要向群众讲明，医院是交叉感染的集中场所，发达国家住院而造成的医源性感染的得病率高达9％，中国更高达9.27%，能不住院的还是以不住院为好。 中医中药的价格比西医西药的价格要便宜很多，而且通过组方的调配，可以将毒副作用减到最低。现在中国的医院以西医西药为主，这个局面一定要逐步扭转过来。中国的农业除农、林、牧、副、渔之外，还要加一个药。要培养药农，重视扶助药农，重视中草药的深层次加工。如果真正能像唐代孙思邈一样做好医普工作，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医药的话，能够用低廉的价格，家家户户都自备几种中草药，在患病之初就将病治愈的话，国家就能减轻大部分社保、医保负担，对个人、家庭都同时有益。古代中国人能够做到的，现代中国人一定也能做到。 第二，建议做好中西医药的结合工作。这要分两个层次做好结合工作：高层的结合工作，由医药专业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去做；普及的结合工作，在医生指导下由广大群众自己来做。医药的疗效与毒副作用都同群众自己的健康密切相关，群众愿意了解并会主动配合医生做好这一工作的。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专题片《当张仲景遇到巴斯德》，很受观众欢迎。中国在抗击甲型流感的过程中，至今还没有给患者注射疫苗，就是使用了一千八百年前张仲景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照样使甲流确诊病人治愈出院。在中国三千年抗击瘟疫的斗争中，防控灭疫的经方、验方多得不可胜数，有极大的选择空间。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使用中草药，既便宜又安全，广大群众是乐于接受的。中西医药的结合，要医生与群众两方面主动配合，还要由卫生部门、医院领导促成中医与西医两方面的自觉配合，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尚。 来源：解放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