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舟子说退烧药中所想到的

最近，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方舟子先生的文章：《退烧药是怎么发现的》（载于2011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觉得像他这样一个既不懂西医又不懂中医的外行，在论述医学，攻击中医又如此声嘶力竭，实在为他感到羞愧。有学问的人，即使知道的很多，也还是很谦虚，而他却不一样，知道的东西只一点点，却装作什么都知道。这篇文章，完全暴露了他对发热的无知。我认为他这文章的目的是想借退烧药的发现，宣传西医的科学。我认为，退烧药的发现，确实使西医在治发热用退热的方法上有了一些进步。那是因为此前的西医，都是用切开静脉放血的方法退热的。这是一种遇到流行性发热的病一来的时候会死很多人的方法。放血退热为什么会死人呢？现代许多研究证明，发热不仅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生命抗病的措施。这种措施也需要通过血液的活动起作用。医生的治疗是放掉血液，不让生命抵抗疾病，这就是人治死人的原因。

西医曾经使用退热的方法和及其错误的原因

2000年前，西方医学家盖伦认为发热是因为血液中有毒素，放掉一部分血液能减少毒素，退掉热势。这种医学病理认识的错误，导致治疗的错误。300年前化学这门科学在西方发展起来，西医关于发热的病理进行了一次修改，说病人发热是因为血液中的含铁量高了，放掉部分血液减少含铁量才能退热，同时还禁吃含铁丰富的食物。病理学说修改了，但治疗方法不变。后来出现了细菌学，发热的原因便又改为细菌侵入。这才是广泛使用抗菌素的病理背景。后来许多发热仍然治不好，病毒说出现了，便改说为病毒感染。这种不断更改的病理学说治死了的人，只能说是为现代医学“进步”作出的牺牲了。

不过，现代医学仍把治疗方法绑在退热上。因为，老百姓日中对发热的畏惧已经有了惯性。西方医学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例如癌症的病因学说，从病毒说改成了癌细胞说，又改成了癌基因说，但它的治疗方法仍遵循：手术——化疗——放疗，一直没有改变。道理何在？医生是靠治疗方法赚饭吃的。病理只是一种理论，是口头说说就算数了的。反正病人不会追究，即使会追究也还可以糊弄过去，新的治疗方法却是不容易一下子发明出来的。一种疗法在群众中普遍流行后，是很难改正的。因为，人的思想总是有很强的保守性。

不过，静脉放血不免有一点麻烦，因此，阿司匹灵发现后，就取代了这种野蛮的方法。毕竟，阿司匹灵口服方便多了。1934年，拜耳公司发明的阿司匹灵一下子占领了世界市场。因不再放血退热，治发热而死亡的人就少得多了。这当然不是西方的医学发了慈悲之心，而是偶中而已。人们更不知道这是科学，也就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西方医学的进步。西方医学的一个大本事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例如把许多科学的发明：X光、B超、CT机、磁共振等检查仪器认为是医学的进步。由于坚持退热治疗，他们仍不认为发热是一种生命自我防卫的生理现象，是病人的“朋友”，而认为是要赶出去的“敌人”。所以，这种观点仍与2000年前的一样，我才说它没有进步。见发热用退热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这对以前的放血疗法而言，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进步而已。

100年前，伟大的医生、生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长弗朗科伊斯·马根迪先生在一次的集会上说：“先生们，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我知道它叫作科学，它确实叫作科学！它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医生若不是骗子就是经验主义者。”（《现代医疗批判》第131页）马根迪先生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100年前的西方医学，它的内科治疗，根本就是一塌糊涂，2000年来治发烧，既然都是用割开静脉放血的方法的，因此，一有什么流行性发热的疾病出现，便会大批死人。这就是西方为什么非常害怕流行性发热的原因。1918年西班牙感冒流行，全世界被放血放死了2000万到5000万人，医学界便把责任推给了感冒。因此，现在一有流行性感冒，便制造惊慌，以便销售他们的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物。马根迪说医学是骗子，道理就在于现代医学的治疗没有任何生理原则。马根迪说：“如果连一个可以遵循的生理原则也没有，那么，我们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医成功的可悲心理了。”（《现代医疗批判》第130页）

关于“不明高热”的争论

方先生说：“我曾经和一位名老中医的儿子在电视台上就如何验证药物的疗效做过辩论。据他说，他家祖传的绝招是治疗‘不明高热’：‘有不明高热的病人送到我家来，包你第二天就退烧。’现代医学并没有‘不明高热’这种病。事实上，发烧本身并不是病而是生病的症状。发烧都是有原因的，最常见的原因是病菌、病毒感染。在病原体入侵时，体温升高能加速某些免疫反应，反而有助于身体的康复。所以，应该是找出发烧的病因，消除病原，而不是简单地强行退烧。很多感染，都能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抵抗过去，发烧一两天，免疫系统把病毒杀得差不多了，体温也就降下来了。此前如果碰巧服了某种药物，当然也就觉得退烧效果非常灵。”

方先生此文的题目是：《退烧药是怎么发现的》，但却用了以上的一段话作为引文，让人看起来这话有些离题。因为，阿A是一位老中医之后，阿A说他父亲有治不明高热的绝招，并没有说不明高热是一种病。方先生却说“现代医学并没有‘不明高热’这种病。”其意思是：你应该说你的父亲能治什么病，而不能说能治“症状”。这里表现了方先生辩论的特色：偷换概念。阿A讲的是病人的表现：发热；方先生讲的是病名。假设有人说我治疼痛有绝招，因为西医治不好很多的疼痛；方先生可能又会说：“现代医学中没有疼痛这种病。”“不明高热”确实是指病人发生了发高热而原因不明。原因不明的病人在医院里，医生也给他用药。你要是问医生为什么用药，医生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退热试试看。”其实这种用药可以叫做乱治疗；不明原因的发高热给中医施用辨证论治就不是乱治疗，只要辨治正确，就会很快退热。所以，阿A说他家祖传治不明高热并不是不可能，只要他的父亲真的掌握了辨证论治的能力。方先生之所以偷换概念只是维护西医的声誉。所谓“不明高热”是指发高热的病人到医院里去治疗，医院里的各种仪器查不出是什么病，又治不好，这才叫不明高热，如果能治好，或者能查出是什么病，岂会叫做“不明高热”？通过方先生自说的“辩论”，暴露了他完全不懂西医与中医在治疗原理和原则上的差异。正因为方先生不懂又装懂，才会偷换概念。

既然医院里已经治不好了，阿A的父亲能治有什么不好？因此，我认为阿A说自己家祖传能治不明高热没什么错误。“不明高热”在现代医院里经常有发生，因为查不出是什么病，医生也不会因“不明”而不予治疗，就只能是乱治疗：抗菌素和各种各样的激素乱用，伤害性的检查层出不穷，直至做骨穿。当然，还不止于给这些高热做骨穿。现在的很多医院，即使低热也要做骨穿，好像非要把病人验出个白血病来不可。一来，这可以证明不是我治不好你的发热，而是你生了这种不好治的病；二来，让你知道得了这个病后，就舍得大把大把花钱了，直到我的医院把你括得片瓦无存为止。如果说，验出白血病就能治好，那自然无话可说。可是，被验出来的白血病人，几乎是个个都被送去见阎王爷的。病人受苦受难加上倾家荡产后，仍然治不了，你阿A竟然说自己父亲能治，这不是明摆着要跟西医抢生意吗？方舟子哪能容得了你？

“不明高热”是指所谓的发热，体温较高的一种，西医要查明判断是什么病名，然后再用药；中医没有“不明高热”而只有高热。中医只要根据八纲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四对八个字，对高热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就可用药来调整平衡，而不是针对产生高热的什么病来治疗。治疗某种病名是西医的做法。发热而病名不能确定的称为“不明高热”。因此，阿A说他家祖传治不明高热给方先生抓到了把柄，便借题发挥说退烧药的来龙去脉，卖他的“科学医学”了。不过，退烧药的发现，与西医的“医学科学”没什么关系。那是化学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它适应并迎合了医学的要求而已。

现代研究得到发热的真正原因

医学博士曾志军写了一本《医生向左病人往右》（广东花城出版社2007年2月），题意鲜明，就如麦克塔格特说的一样：“我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一个听话的病人。盲目听从医生的指令有时可能会具有生命的危险。”可是，我们许多人都这么说，“到医院里就要听医生的”，那实在是屁话。到医院里去，无非是发烧、咳嗽、发炎、疼痛等症状，现代西医把它们叫做“病理”。然而，真正的研究告诉我们：“发烧是人体免疫力清除有害物质的信号，是人体自我改善的表现，是人体免疫系统对侵入人体内的病毒细菌或滞留在人体的毒素发起战争的信号。在高温环境，外源侵入的细菌病毒无法正常复制，从而丧失大量繁殖的能力，这时是人体杀灭这些病毒细菌最好的时机。另外，发烧可以清除滞留在骨骼中的毒素。发烧可以促使人体加快代谢速度，可将滞留在人体的毒素转变成能量，被人体所利用。骨质疏松的病人，甚至可以利用发烧的时机，大量补充钙等相关的营养素，可以增加骨质密度，改善骨质疏松的状况。”（见《医生向左病人往右》第7页）

曾博士的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咳嗽、发炎等见解。这些见解，与现在医院里医生所讲的所做的都相反。他把所有的被西医称之为“病理”的表现，都反称为“身体的信号”。为什么叫“身体的信号”呢？因为体内有了“敌人”，身体就会发出求救的“信号”，要求得到帮助，就能驱除疾病。医生就是这种给予帮助的人。医生既然是帮助者，这种帮助，就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能不能给病人以正确的帮助，首在医学对这种“信号”的认识。被西医学教育出来的医生，并不知道这些“信号”既是病理现象，又是生理现象，只知道单纯采取压制的方法，当然会适得其反。例如发烧用退烧药，只追求暂时效果，很多因发烧而被退烧的患者，并未被真正治愈，而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非典之后被西医抢救过来的患者，其中很多后发了肺纤维化，或骨溶症、股骨头坏死等，其痛苦不可名状，实际生不如死。这当然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问题。是因为做医生的，在学习期间，学到的本事或知识，只有压制的方法和一些技能或药物，因此，治不好病，不能怪医生，只能怪医学。

本文只是想讲讲方舟子先生对发烧的认识，不想讲别的，所以，不再一一例举病人所有的信号了。读者可以自己查阅现代西方许多批判西医的著作。在西方医学逐渐将全面普及的今天，人类梦想不到的是，追求医疗享受却追来了医疗灾难。所以，美国的医学博士门德尔松说：“如果90%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的医院、医生、药物和医疗器械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要比过去更健康。”（见《现代医疗批判》135页）可是，方先生却一直在宣传现代医学是这样的“科学”，还污蔑中医是伪科学。在美国的食品药品局已经有“红头文件”称中医为有系统理论的医学体系，而方先生却仍死不认账，好像只有它才有唯一的权力封赠“科学医学”的头衔。如果他听到法国科学院院长马根迪讲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会疯了？为什么说医生是经验主义者呢？西方医生用放血退热的方法用了2000年，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是依据上代留下来的经验。至于治死了多少人，那跟他们无关。

白血病与非典的发热治疗

我国早在1850年前就对发热的治疗，有着 非常系统的论述和方法。《伤寒论》里关于运用麻黄汤、桂枝汤治疗发热的方法，就及因发热由于个体的抗病能力的差异而出现不同发热症状的不同用药方法，用药不当或治疗方法不当所出现的变症的道理和救急的方法，书中讲得清清楚楚，后世人从中得到的是真正的医疗享受。现代医学在中国，通过它的代理人用各种手段来消灭中医。因为，中医是阻碍它们吃人的唯一障碍。假如没有中医，“非典”治疗它们就不会露丑了。我认为，方先生就是它的代理人之一。

我上一节说被检测确定为白血病人的，都会被送去见阎王。这话确实会让方舟子先生感到难过，一定不同意我这么说。他一定会追究我说这话的根据。我当然应该做一个交代。上海老中医孙起元治白血病硕果累累，写了一本《白血病人将获救》（台湾三友图书公司印行，此书原拟在大陆出版发行，但倍受干扰和阻力，故改在台湾出版）说：“在60年代（1960-1970）笔者在上海长海医院的十年中，更有较多的临床实践，从中更验证了化疗的严重错误。回顾在长海医院的十年中所会诊的患者都是化疗加中药，但最终皆归无效；只有一个姓马的患者，坚决拒绝化疗，完全以中药治疗，得以康复至今已三十一年。”（见《白血病人将获救·自序》）孙先生的十年实践，结论是：所有化疗加中药的患者，全部给治死了无一生存；而仅余一人则是纯用中药治愈的。长海是个上海的大医院，十年用化疗治白血病无一生存；‘死人之多，难以计算。医生们为什么无一有悔愧之心呢？笔者实在只能惊叹我们医学院教育机构洗脑之能力了。

西医是按病名治病的。所以，必须先确定一个病名，然后再予以治疗。当非典（也是以发热来表现的）出现后，因为西医的病名单中还没有“非典”这样的病名，病人发了高热医生找不到病名，于是就乱治疗：抗菌素、退晓药、各种各样的激素乱用。治死了人，又说不出病名，就制造恐慌，说有很厉害的微生物在侵袭人类。这样做不仅避免了乱治疗而治死了人承担责任，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生意。

我说“西医是按病名治病的”，并不排除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症状治病的。也就是发热的用退热药；呕吐的用止呕药；腹泻的用止泻药；咳嗽的用止咳药；疼痛的，用止痛药等等，诸如此类。总起来说，这种方法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压制症状。也就是说，整个西医学对症治疗是采取压制症状的方法。这种方法，被实践和研究证明是违反生理原理的。

中医把症状叫做“证”，做医生的在治病前先要辨“证”，辨“证”的方法是运用四诊，汇总所得到的信息，分清这些“证”的属性。也就是不管什么“证”只要运用“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四对八个字进行分析，也就是了解需要给提供些什么帮助，才能克服这些偏颇，使之恢复平衡。由此可知，中医不管它叫什么病，发热就是发热，就是异常。医生要弄清产生异常的内外部原因，然后再看病人机体对疾病反应的强弱，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平衡，想方设法使之恢复平衡就是了。中医认为疾病的主角是病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不像西医那样把自己看成是病人的主宰；只认为自己是个帮忙者，站在从属的地位，也就是说，病人虽然在生病，病人的自组织能力已经在努力自我调整、抵抗疾病了，医生给了正确的帮助，病人就能恢复健康；医生帮助错误，病人的病势就会增重。

方舟子先生没资格说西医是科学医学的道理

现代的许多研究都揭示所有的病理现象亦都是生理现象。在西医学中一概称之为病理表现，治疗的方法就是消除。例如见发烧，就退热；见咳嗽，就止咳；见疼痛，就止痛……其实发烧、咳嗽、疼痛，都是人的生命在抵抗疾病，为了消除内部毒素或外来微生物侵犯，生命就采用发烧的措施，用以抑制微生物繁殖，或加强排队毒素的能力。所以，见发热就退热（过去的放血退热，现在的物理降温，用退热药物或类固醇等）都是错误的，都是压制生命抵抗能力的错误措施，这才是西医治病死人的根本原因。

我说方先生不是个正式的西医，根本没资格说西医怎么科学的道理。即使方先生是个正式的西医，也还不够资格谈西医的科学性。道理之一就因为西医学是一种集体医学。集体医学像一台庞大复杂的机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只是它的一个工作零件，无资格论说这台大机器怎样。这台大机器的头脑——西方制药公司的老板，对这种集体医学也同样讲不清楚，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同样是这台机器中的一个大零件而已。只有客观地研究过这台大机器的研究者，才有资格评论它的是非。例如美国健康联盟主席门德尔松（作品：《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美国著名的女性新闻记者麦克塔格特（作品：《医生没有告诉你的》），澳大利亚的罗斯·霍恩（作品：《现代医疗批判》），英国的Vernon Coleman医学博士（作品：《别让医生杀了你》）等等。这些人在西方，正在掀起一个对现代医学进行反思的潮流。因为，现代医学所杀死的人，几乎相当于人类总死亡率的一半。也就是说，两个人死亡，有一个人是它杀死的。道理就在于西方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一半，这不是说明医学在杀人吗？现代医学除了杀人之外，还制造了全球医疗危机。全世界的医疗危机，是因为现代医学的医疗费狮子开大口所造成的。例如一个白血病，就要他一百万。而且治疗结果是它赚了钱，病人送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