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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网站上使用Cookie，包括第三方Cookie，以便网站正常运行和提升浏览体验。单击“全部接受”即表示您同意这些目的；单击“全部拒绝”即表示您拒绝非必要的Cookie；| 5月17日晚，紫金县新闻办公室通报，因为血铅污染事件，该县已对三威电池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企业法人已被刑拘。 根据紫金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19日，对三威电池厂附近500米范围内的村民累计进行的1468份血样检测中，发现有136人血铅超标，其中达到铅中毒判定标准的有59人。 当然，这一数据招致当地村民的怀疑，他们认为，现实被数据低估了。 脾气暴躁、爱咬人的新生儿 邓良骑着一辆很有些年头的国产摩托车摇摇晃晃地从大岭村出来。因为太穷，村里几乎没有一条好路，全是坑坑洼洼的泥路，太难走了，摩托车被卡住停下，正好与往村里走的记者遇上。 邓良的两个孩子因为血铅中毒在河源市里住院排毒。他正要赶去给两个孩子和陪护的老婆送晚饭去。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才8个多月，另一个不到两岁。 他的8个多月的小儿子一直厌食，手脚老是忙个不停，即使马上要睡觉，也停不下来的，直到累得坚持不住。 他大哥的两个儿子和大嫂也都因血铅中毒住院了。其中，他大哥3岁大的儿子情况最严重，血铅指标达639微克/升，超过正常值12倍。 “3岁的小孩，上楼梯没有力气，走不动，老要人抱。饭吃不下，也长不高。” 同是大岭村的何庆群家比邓良家好不了多少。 何庆群的两个儿子及她两个小姑的三个孩子全都在医院里排铅毒。 5个孩子分别在2岁到9岁之间。 何庆群的婆婆和最小的小姑在医院里照顾5个孩子，她老公负责送饭，她在家照看着小店，另一个小姑夫妇俩在珠三角打工。 何庆群的小儿子还不到3岁，体弱，情况比较严重。“体检结果出来以后，我就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睡过一个好觉。”她很担心，小孩会留下后遗症。“害怕铅排不出来，也害怕用药排铅之后，钙和其他营养流失严重，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差，因为原来身体就已经很差了。” 这些天，何庆群不断回忆，第二个孩子从怀孕到现在两岁半的三多年时间里，她和孩子吃尽了苦头。“我怀孕的时候症状就已经出来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很怕保不住。生的时候，生不出来，要剖腹，生出来以后养得也很辛苦。月子里，孩子很难带，脾气一直很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咬人。” 她越回想越难过，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小姑的小女儿很爱哭，吃一顿饭要一个多小时，一发脾气就咬人。几个小孩在一起，争玩具，就抱在一起互相咬，脾气很暴躁。“打架不是用手的，抱着就咬，咬胸部，咬大腿，哪里方便就咬哪里。我儿子的背部现在还有很多印痕。” 毗邻的前进村的村民最早带小孩去验血，“验出的结果是200多微克/升，从广州拿了1000多块的药就回来了，医生没有要求住院”。 何庆群他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孩子远比这个要严重。 被怀疑的“检验结果” 在大岭村，何庆群家是较早自发带孩子去检验的。 5月初，何庆群的老公带着孩子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检验。但到了约定的拿检验结果的时间，“医院说，没有结果，并且主动提出来，要不把化验的钱退给我们。” 这让何庆群他们感到很不解。第二天，十来个村民相约着一起去医院，“一起去吵，结果才把化验报告给了我们。” 后来，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河源市疾控中心”)统一组织的检验结果与村民之前自发检验的血液中铅含量的结果相差“一两百(微克)，太大了”。 “你说，我们应该相信谁的呢？我们都怀疑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是不是真实的。” 何庆群拿出了他们家人的一共4份来自河源市疾控中心的血铅检验报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4份报告中，仅有一份个人信息正确，其他3份报告的个人信息错得荒唐。 何庆群，女，38岁。检验报告中书：何庆群，男，36岁。 何庆群的婆婆——黄兆群，女，56岁。检验报告中书：黄兆群，男，42岁。 何庆群的公公——邓其泉，男，60岁。检验报告中书：邓其泉，男，36岁。 4份检验报告中，血样检测显示均未超标，铅含量的检验结果在130微克/升~250微克/升之间，低于成人的参考值400微克/升。 “你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这样的报告，你说我们应不应该相信？” 何庆群家不是个案，这样的错误大量地出现。在距离三威电池厂最近的大岭村，多位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出示了同类错误的检验报告：20多岁的男青年被通知要到医院住院排铅，结果到医院一看，那是2岁儿童的检验结果；村里不少人根本没有去抽血检验，却收到了自己的检验报告书；一些没有抽血检查的孩子直接被送到了医院住院排毒，一些孩子抽血检查了，却迟迟没有检验结果。 “我儿子都已经16岁了，检验报告上写我老公的年龄是22岁，我们家里每个人的检验结果都小于20微克/升。如果是你，你信吗？”一位40多岁的妇女问。 《中国经济周刊》就村民的质疑采访了紫金县卫生局局长赖仕良，他解释说，检验报告上的个人信息虽然有误，但每一个名字对准的检验结果确保是正确的。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在抽血样的当天，场面相当拥挤，每一个村民报上姓名，抽完血离开，血样上贴着姓名送检，这是不会出错的，但个人信息是在检验完之后补上的，这一块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村民还是不相信。他们怀疑的不只是血样的检验结果，还有饮用水的检验结果。 紫金县政府方面公布来自河源市疾控中心的水检验结果显示，三威电池厂区和附近村民的饮用水173份抽样检查全部合格。 厂区附近，桂林村的一位村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村民分别把自家的井水抽样送给检查小组，其中，有村民特意偷偷地从三威电池厂的排污口取了一个水样，贴上自家的标签，同样送给检查小组，“出来的检查结果居然是，这个样本的水也能喝。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他们？” 何庆群说，排污口附近的土地上种的稻谷，淘完米的水是黑的。“去年一年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雨，后面的排水沟排出的水臭得熏天。但5月初，下过几场大雨，都冲走了。加上停产了这么些天，现在看已经不明显了。” 据周围的多位村民反映，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到晚上大约八九点钟，厂里就会排放“毒气”。当地人所称的这种“毒气”，每到晚上，就弥漫在周围村子的上空，“味道很刺鼻，眼睛都睁不开”。 这种“毒气”也会“侵蚀”他们的水井。周围几乎90%的村民都喝自家的井水。但慢慢地，他们发现，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放到第二天后，桶底就会出现“一层白白的沫”，他们怀疑这与厂里排放的“毒气”有关，并开始感到担心，一些家里经济条件稍好的村民自己花钱安装了自来水，但大多数的人还是舍不得花钱，即使也担心。 2009年前后，他们曾多次向当地镇政府反映，“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无奈之下，距离“毒气”排放口最近的那几户人家，不堪忍受，只好到其他地方去租房子住。 谁在违规？ 正是这样一个离村民居住区不足百米的电池企业，一直以这样一种排放方式与周围的村民共存了数年之久。企业又是如何通过环评得以合法存在的？ “三威电池厂是在2005年立项、2006年审批、2007年验收的。”紫金县主管环保的副县长黄廖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那时候他尚未上任，“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 他可以回答的问题是：当时的环评、审批和验收都由河源市环保局负责的，县里无权负责。市场投产之后的监管则由县市两级环保部门监管实行监管。 “在环评、审批和验收的整个过程中，是否存在造假违规的情况？从目前造成的结果来看，答案是确定无疑的。”河源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分析。 而在监管方面，黄廖火认为，县一级的监管已经尽到了责任。 “原则上一个季度监测一次，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多一点。”紫金县环保局局长贺良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环保部门监管出来的结果都是达标排放。 如果排放达标，那么污染的结果如何造成？ “例如，企业会不会偷排？会不会采取其他措施来违规违法排放？我们的监测工具、设备等硬件的能力是否跟得上？我们监管有监管的责任，但是企业肯定有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也没办法24小时都在这里监管你这个企业，还有其他很多企业，监测设备不可能都摆在你这里，我们走了，企业你白天在干什么？晚上在干什么？”黄廖火解释说。 然而，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应设置5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但目前的距离不足百米。两级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为何视而不见？ 黄廖火无言以对。 三威电池厂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当年县政府曾承诺将工厂周边500米以内的居民移走，“但三四年过去了，当时的领导早就走了。” 黄廖火说，当时把这个厂招进来的是上一届县委书记。 紫金县的官方网站显示，紫金县现任县委书记叶振云2003年至2006年间担任紫金县县长。 事发之后，紫金县政府已经表态：对所有超标者进行免费治疗。 自发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村民们去找厂方谈，“对方一直在推。政府也没人去管，我们就把泥巴塞到厂门口，整个村庄的人一起去拦路，不许他们出货。”何庆群的老公每天晚上蹲在那里熬夜，守着不让厂方把泥巴铲走，“怕他们把设备搬走，他们走人了，我们找谁要钱治病呢？” 事情越闹越大，那时候，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也亲自带队下来处理了。“市委书记来了之后，所有的事情进展得很快。市委书记没有来之前，下面的官员一直在推。”邓良说。 何庆群他们现在提出，希望政府为那些中铅毒较严重的孩子买一份医疗保险，“万一孩子长大了留下后遗症，也可以有个保障。” 但站在政府的角度，黄廖火表示：调查结果由专家权威发布，“专家建议我们政府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来应对”。 贫困县的出路在哪里 河南南阳的小周和爱人一起打包准备离开这里回家乡了。 他们租住在大岭村的村民盖的出租屋里。前一个星期，从三威电池厂辞职了。老板是他们河南老乡。在他们看来，老板很好，每月给他们开2000多块的工资，且从不拖欠。他们的同事也大多是河南老乡。 当地人因此很有意见，“他们都不招聘我们本地的人。” 河南人对当地人亦无甚好感，甚至吝于对铅受害者表示同情，“他们这样的目的不过想要点钱罢了，之前当地的地痞也时常这么干，之后向老板勒索，动辄几万。”小周说。 在这对夫妻看来，当地民风并不十分好。 “平时在小卖店买点什么，不喜欢了，想退，没门儿。一个星期前刚刚交了一个月房租170块钱，现在我们回去，房东一分钱也不肯退给我们。”小周说，她的一个女老乡，摘了一个村民家的4颗龙眼，对方要求赔400块，最后找人调解，才200块了事。 但在村民看来，却又是另一番表述。 何庆群在厂子的马路对面开了一个小百货店，主要的客源即是厂里的河南工人。何庆群说，这些工人常常要从她那里赊一些生活必需品，例如米、面等等。“每月发了工资，他们将大部分的钱寄回了家里，剩在手上的钱快到月底的时候就没了，于是，就要从我这里赊一些东西，等到下月发工资的时候再还上。” 厂子停产后，这些工人都要打道回府了。何庆群天天守着店不敢离开，“得向他们收回欠款。” 她开小店的钱也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还要还给人家。孩子现在还有病，怎么也得存点钱以防不时之需。 但现在厂子关停之后，她的小店也要关门了。下一步怎么谋生，也是个问题。 在怀上第二个孩子之前，她和丈夫都在广州打工。在紫金县，像他们这样在珠三角地区的打工者约有20万人，占该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一些在外务工的河源人在珠三角娶了中西部地区的女工友，对方跟着回河源一看，这个最发达省份版图上的城市比中西部地区还穷。”当地人常常这样自嘲。 河源是广东省东北部的山区城市。人们印象中的富庶广东，只属于珠三角诸市，无关粤东西北诸山。 这个城市辖下的五个县全是广东省的贫困县，约占该省贫困县的三分之一，人均GDP约为该省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财政自给率还不到三分之一。河源人说，这三个“三分之一”就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还有“一座大山”，压力也同样沉重——河源地处东江中上游，东江是香港、澳门以及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保障着4000多万人的饮用水安全，香港80%的饮用水引自东江。 因此，在脱贫与环保之间，河源面临的矛盾最突出、集中。 在此之前，这个城市所获得的几乎所有的荣誉均与生态、绿色、环保相关。境内江河水体一直保持国家地表水Ⅰ类、Ⅱ类标准。确实，河源人一直为保护东江水不遗余力。 河源市环保局局长何明亮曾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河源，环保事关‘乌纱帽’，谁都不敢掉以轻心。”那里的考核机制早已是环保“一票否决”。 河源当地的官员告诉我们，在血铅事件之前，何明亮就已经累得病倒在床榻上，病得很严重。他曾多次向朋友诉说，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压力太大。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官员都在说，“环保的责任很重，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有一条东江在那里。” 紫金县位于河源东南部，是河源辖下的五个贫困县之一。在血铅事件之前，它一直默默无闻。 即使到现在，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也没有水路，80%的面积是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 “这样一个地方，经济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而且，我们还要保护东江，环保的压力那么大。”紫金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们，这个下辖18个乡镇，约达83万人口的农业县，去年的财政收入才2.52个亿。 “要饭财政，太穷了！”他感叹，“我们的工业太薄弱。”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当地官员发展经济的压力当然很大。三威电池厂就是他们“三顾茅庐”从深圳招商引资过来的。这个企业还曾获评为深圳优秀民营企业。 “而我们也只有这一家电池企业，就这样出事了。我们对环保一直很重视，但是这次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怎么评价都很难说了，你说你的好，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黄廖火很无奈。“对于招商引资，未来我们也还是很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也是要发展的。但不管怎么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为代价，要更慎重。” 据他介绍，这三年，一共有 28个项目都是在环境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之后，被拒之门外的，28家总产值30亿元以上。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