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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托种种 潘德孚

2012/6/28 20:32| 发布者: 庄野医| 查看: 10343| 评论: 0

摘要: 现代医学内科是随着化学药品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内科。内科医学之不容易,是因为药是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说错了就没法拿出来的。它对生命会造成永久性的影响。君不见很多50岁左右的 ...
现代医学内科是随着化学药品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内科。内科医学之不容易,是因为药是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说错了就没法拿出来的。它对生命会造成永久性的影响。君不见很多50岁左右的人牙齿都快要完蛋了。这种叫做四环素牙的人,都是小时候因发炎感冒四环素产生的。这种人肠胃不好,大多数有腰痛,因四环素色素沉着在骨髓里。小时候的吃药,会造成一辈子的不健康。
  癌症这个名称被“发明”之后几百年,西方医学还不知道怎么治。美国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于1901年声明,它已经找到了癌病毒,此后就流行用化疗杀病毒了。杀了一段时间,病毒没杀死,许多癌症病人被杀死了,人们不能不对这种病毒是癌症的病因论提出质疑。西方医学有一个最有趣现象,就是病因变来变去,疗法不变;药物不是经过长早间的试验,而是等用出问题来,再事后搞纠正。化疗本来是杀病毒的,治疗无效后,病因变成了癌细胞,但治疗仍是用化疗杀癌细胞,药物照样使用不变。就好比三聚氰氨奶粉,被揭穿了后封存,有的公司待风头过后仍然拿出来卖一样。医学不讲良心,而是讲利益了。
  放脉静脉血治发热,也就是退热疗法,在西方用了2000多年。那时候的理由是血中有毒素,放一部分血会使毒素减少。放血疗法死了很多人,也是把理论改了,即是血中的铁高了,放血可以减少铁含量。大家都知道它不好,化学退热药生产出来时,它就没办法被废除。这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理论上。这种理论认为,发热既然是血中有毒,不迅速退烧会有危险。所以才采用退热的治疗方法。这种医学知识,它已经深入人心,想纠正就难了。美国,几十年前出现新的研究,认为发热不是病而是生命在抵抗疾病。这个研究导致医疗方法的彻底改变,就是现在对待发热方法改变。凡是发热找医生的,就叫他休息和多喝开水,不再用药物退热了。但是,这样的改变阻力很大,它使医药公司没有利益了。所以,先进国家不再退热治疗,而落后国家仍然在积极地使用退热方法,大概这也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吧!
  一种药物,都需要几十年的观察,才知道它可用或不可用和如何用;一种治疗方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一门医学竟然在100年内就羽翼丰满,把治的病全部覆盖,这是一种什么速度?这种速度的表现就是无数人的生命的枉死,实际上,制药公司之所以发财,它的基础是无数亿人的尸体。
  医生需要病人与病人需要医生一样迫切。但病人去看医生,是把生命与健康交给医生一样,无条件的。医生一举一动的错误都会影响病人的健康。因此,病人选医生有时候几乎是一种生死选择,也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憾。然而,人口之从,地域之广,信息沟通之不易,病人找医生之难,就不免有一些人会落入圈套,听人蛊惑,这才会有医托的孳生地

(一)医疗信息传播的正常途径
  中国人有句话叫“三代出名医”,此话蕴含的深意没人掂量。究其实,这话内涵极其丰富。医生不管如何广学博识,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历史上很多第一代中医,名气都不大。到第二代、第三代才逐渐大起来的。但中医又有悟性所限,后一代并不一定就比上一代好。“三代出名医”既说明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医疗的谨慎;也说明医疗经验的积累的困难;又反映医疗信息的传播不便。因为,如上所说,医生的选择有时候几乎就是生死选择,人们不能慎之又慎。医疗靠经验积累,没有三代的积累,疗效好的不多。古代没有广告、媒体,以及自上而下的文件布置,开会传达,医疗消息不容易传播。西医一进入中国,就专抓这第三条,权力、广告、和媒体,这才迅速压倒了中医。
  “三代出名医”一是说明医疗信息传播的困难;这也说明一个医疗能力高的医生想社会知道也难。二是说明医疗信息传播要求可靠性强,避免医疗失误,不致终身遗憾;三是说明医疗经验积累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要想短短的时间里能有大进展。由此可知,凡是出了一些名气的人物,切不要见钱眼开或夸夸其谈,不能乱给某种医疗方法或药物做广告,免得别人出麻烦;病人想寻一个能治病的医生确实很难。医生本事大的却不多。
  病人找医生难是因为疾病繁多,不知道找哪个医生好;有本事的医生出名难是因为病人是最好的广告。病人很复杂,即使他得的病很难治,被你一下子就治好了,这个病人却不善言词,不能表达;有的病人得的病很轻浅,也许不治就能自愈的,却很喜欢替人介绍。因此,医生名气的传播基本上是靠守业久,治过治好的人多,靠概率大。这些介绍人是医生医疗的受益者,介绍是出于纯粹的善心,而不是为了酬劳。
  名医就是有名的医生。医生有名气有两层意义:一是说他治病的本事好,辨证论治能力强;二是说他在周围群众中名气大,看过的病人多;三是说医生靠经验的积累,一般情况是由于家传三代,经验积累多了,治疗的成功率就高,所以人们都喜欢找祖传的医生世家。
  有名是不是就等于治病的本事好呢?也不见得。因为如果这个地方医生不多,病人急于求医,只能就近,他的名气就会很快大起来;如果及碰偶然的机会治好了一个极其有宣传能力的病人家属,治好一个比治好一班人还有效。那人会把医生宣传得像神仙落凡一样。还有,你如果碰上一个大官儿,把你向报社、杂志,或某个有影响力的部门一推荐,就能一下子大起来。中国人的特点是特别相信权力,把权力等同于真理。因此,只要听领导讲的话就相信。所以,只要医生运气好,碰上一个是当大官的,名气就大得快。不过,这一点大家都一致:是谁使医生名气大起来的?当然,只有医疗的受益者——病人,才是比较可靠的途径。可以这么说,病人因获益传播医生的名气是比较可靠的,以其他方法或途径传播医生的名气,则是不可靠的。
  “三代出名医”还有个潜台词,求医就是不能相信广告,或者,与广告一类的作品。例如《一杯牛奶救了一个国家》之类的文章;不要相信绿豆汤能治百病之类的言词。那是文人受市场之托,拿了别人的钱,故作夸大之词以吸引眼球。有头脑的人会想,即使某个国家人矮了一点,与国家的强大衰弱有什么关系?绿豆是寒性的食物,不能什么病都灵!宣传操作是因为世界大了信息传播困难,医生有能耐却无病人上门;病人得疑难病却找不到医生。于是借媒体之便利替自己宣传。但一些人为了钱,便人话鬼话一起来,真假孙悟空就谁也没法分清了。所以,看书籍文章、媒体报导要多个心眼,多想些问题,不可不信,不能全信。现在很多人得癌症相信化疗,却不知化疗之有死无生。所以,笔者于《治病的常识》一书中写了《治疗癌症的三把杀人刀》一文,如果有亲戚、朋友得此绝症,读者读后也不必全信,不过千万不要贸然手术或化疗,不妨多加打听再作决定。因为这种决定一脚不慎就涉及生死。
 

 (二)个人医托、集体医托和权力医托
  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医覆灭的道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听者觉得各说各的都有一些道理,连方舟子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每个人的道理,都只代表他个人的视角,不管视角的大小,一定都有看不到的死角。笔者作为一个中医,也只是从个人看医托的角度,来讲中医覆灭的道理。
  有人说中医不是还有很多吗,怎么说覆灭呢?君不知,这只是卫生部门的数字游戏。上头要卫生部报中医的数字,当然是很多。那些外面挂中医诊所的牌子,或者打着中医医院的牌子,不是靠西医西药和检查仪器过日子的吗?君不见,那些全国名老中医的著作之中,堆满了西医的术语概念,尤其是医疗经验,无病名则读者不懂,用病名,则不是在颠覆辨证论治吗?君不闻,自有全盘西化的口号以来,中医文化能挡得住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本文不讲别的,就单讲医疗信息的传播和医托的问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首先讲究如何保健康。有小病小痛,就都去医院找医生。然而,医生真能保健康吗?医院的不遂人意,在西方,反旗早己揭起,只不过,他们没有中医可以在医疗中做比较,因而找不到方向。反掉了西方的内科医学,用什么来取代它?想反,也不能彻底。这就是西方人的苦恼。因为,只要是人类社会,就会需要医学,尽管它不完善、不完美,作为知识体系,它却有可能逐步会完善起来的,人们应该容忍它的存在,这才有克服不足逐渐完善的机会。
  人们又想到了中医,想到了中医治病的神灵和保健养生的有效。这才有张悟本、李一等的闹剧。我认为,这个闹剧不是张悟本、李一的错,仍是西方制药公司为后台鼓捣起来的。因为,你张悟本宣传食疗,你李一宣传气功养生,如果真的大家都用食疗养生,用气功锻练,身体健康了,我们的医院岂不没了生意?我国的媒体只是为了广告生意,随大流凑热闹而已。许多人不知道里面戏中的戏,就真的以为张悟本的问题是使绿豆涨了价,李一的问题是让气功还魂,其实都不是,核心是问题是中医的医疗主张影响了西医的市场扩展。
  日本人面对当前的医疗化危害,想到了当时立法取缔中医的错误,仍然在食疗、气功方面下功夫,也不说什么医疗科学的真假,而是立即付之行动,撤消一百年前所立的取缔中医之法,反而代之以所有想开诊所的医生,都要进行中医基础理论课程考试;所有已开业行医的诊所医生,都要过中医基础理论学习这一关。而中国人反而有一帮子吵吵闹闹的,以科学院院士带头,要发动万人签名废除中医呢?其实何必,中医只有星星之火了,难道要赶尽杀绝吗?

(三)内科疾病治疗之难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过去有文化的人有句话: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意思是科举考不上,就做医生。这说明古人幼年读的书中,已经蕴含了许多中医学的知识。这才使科举考不上的学起来方便。陈修园还写了“中医实在易”的文章呢!据说胡乔木有很好的古文底子,在任政治局委员那个时候,一次在江苏某地发热,西医院治不好,上海市委就着张伯臾去治疗。张伯臾给他处参苏饮。他看了药方后,向张伯臾说自己是个阴虚体质的人,不宜服用补气解表的药物。张伯臾坚持己见,说自己与他在一起等他病好回沪,叫他放心。胡服后真的热退了,回京一说,张伯臾就成了国医。这个故事说明,古文中蕴含中医学知识,中国人因小时候学习它们,长大后学中医就方便了。古人有不懂医学就是不孝的理念,故才会在他们的课本里加进一些有关的知识。
现在的年青人说学中医难,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都改成白话文了,古文化学习的课本没有被好好继承下来的缘故。所以,要想使中医得到普及,幼年的医学习课本编制是很重要的。古人有医学知识,就不会生病乱求医。碰到医疗骗子能够分析出来。现在医院里的疗法错误,却没人抵制。这说明我们的医学知识普及的机制出了毛病。,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子女,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养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都必须知道一些医学的知识。而且,这种医学知识必须是真正能维护自己生命与健康的知识,而不是西方那些今天说了明天不算的医学知识。
门德尔松说:“实际上,我们大家正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90%以上毫无用处的现代医学都处心积虑想杀死我们。”试想,在现代,缺乏医学好坏是非的判别能力是何等危险?我国古人把医学知识融进幼年孩子的读物,该有何等的先见之明。历史进入现代,我们文化的领头羊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却又把我们带进一个盲目从医的困境。“有病就应该进医院”这话,才会成了老百姓的日常用语。这种日用语当然是“领头羊”的导向。
笔者行医五十年,治好无数被医院的医生认为无法可治的病人,甚至是许多被治坏了很久的病人。笔者虽然治愈过很多医院或其他医生治了很久而不能治愈的疑难病,但仍然有无数的病人无法治愈,因此,我觉得疾病的复杂,医疗能力的有限,不是谁能想像得到的。尤其是自己想尽脑筋治不好的,别人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之马上痊愈。故人们有说:“一味单方,气死名医。”此话不仅证明疾病的复杂;证明医生即使很出名了,治疗能力仍然很有限;更可以证明找一个能治自己病的医生甚难。
内科病为什么如此复杂?是因为每个病人的生命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抵抗疾病。如果把病人的生命与所生的疾病比喻为打仗,这场战争是病人的生命所发动的。病人的生命最了解自己有多少“兵力”与如何与敌人周旋:是打“阵地战”,还是打“运动战”,或者打“游击战”,都是病人的生命自己做出决定的。生命要发动何种形式的战争,以及进行的程序,这是医生所不知道的。医生的治疗,实际亦只是一次试验,是投石问路。因此我说,病人是医生的老师。本来医生在病人面前应该虚心,态度要诚恳。然而,现在的许多医生反其道而行之了,只要病人多问几句,他就显得不耐烦,就斥责病人:“我是医生或你是医生?!”
病人的生命,才是彼斗争中的主角,现在被现代医学颠倒了,变成了次要角色。每个人的疾病表现(证)都不一样,其原因是每个生命不一样,跟疾病的斗争方式不一样。至于它是如何设计抵抗的,医生都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字做纲要,使使做医生的既有所遵循,也可以在临场时有所发挥;而不是以自己为主角,去主持病人与疾病的争斗。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不同。西医认为他能主持病人的疾病,而且,医生可以控制病人的疾病。而至今为止,他们不仅控制不了疾病,反而弄出越来越多的疾病。
现在有许多人得了癌症找我治疗,这里我必须讲明白:我自发表《天下无癌论》之后才开始研究癌症治疗。既然我认为天下无癌,有患癌症被我治好的当然都不是癌症病人,虽然他们带有医院的诊断书,这才被人们传播。说我能治癌症,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既然天下没有癌症,我怎么能治没有的疾病呢?我所治好的那走人,只不过是身体上有一些肿块的患者。而且,其中仍然还有许多治疗无效的。有癌症患者找我看病,都说我看好了某人的癌症。我就老实告诉他:不要过分相信传言,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再一次声明:我不会治癌症,也认为天下没有癌症。我治好了某人的肿块,也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肿块。
民间俗话说:“有病要朗(公开讲的意思,)有宝要藏(不让人知道的意思)。”有病治不好找不到医生,要公开讲出来,那么就有可能得到某个医疗受益者的指点,向他介绍某医生可能会治好他的病的信息。这说明替人介绍某医生,大多数是被治疗后的受益者,或其亲戚、朋友。介绍人是出于好心,不是为了能得到某些利益。想以谋利为条件做医疗方法的介绍人的,请千万别相信。
医学到了现代,在西医全面控制了医疗系统后,名医再也不用三代厮守了,只要利用医托,你就是一个病人也没有看过的,也可以马上成为名医。君不见医院里很多名医都是一辈子没看好过一个病人的!无论是糖尿病科、心血管科或肾病科的专家们,他们都是要病人吃药吃到死的,终身维持治疗的。这不是说明他一辈子没治好过一个病人吗?很多西医专家不是因治愈的病人多,从普通医生升起来当专家的、当主任的,他们是组织上给划定的。既然没有看好过一个病人的医生,也可以成为名医,可以让人排队看病,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认真追究,这样的没看好过一个病人的名医是怎么成名的?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新名词:“医托”。

(四)医托产生的理由
选择医生应该是很慎重的,但,选择医生又很困难。因为,医生不是商店货架上的货物,不能贴上标签,摆出来让人挑选;病人的需求又很急,所谓急不择医,需要马上“供应”。也就是说,在社会上,总是病人找不着医生。因此才有了医托。医托的本意是给病人提供治病医生信息的人。他们以提供医生信息收取回报。
医托是一个新名词,是医疗市场化后产生的。认真分析该概念,它的内涵很丰富。医托的意思是指受医生或医疗单位之托,能使没有生意的医生或医疗单位,短时间里增加知名度。医生与做生意的不同:但医生的治疗能力不仅是看不出来的,病人治病不仅不能讲任何要求或条件,医生干什么都得接受。现在你有病到医院里去,医生认为需要检查,而且这些检查都带有伤害性,病人不能不接受。例如做骨穿。对病人来说,医生认为骨穿,但它对病人来说一不二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因为做骨穿无非是要知道病人是不是得白血病或造血功能障碍。即使是,治疗没办法;假使不是,病人被白抽了骨髓。有的人抽了骨髓后就马上瘫痪了。
医生给吃的药物都有副作用,甚至这些副作用比原来的疾病更坏,病人也得无条件接受。例如,医生说你得了结核病,给你吃抗结核的药物,但这些药物对肝功能损害很大,严重的坏死,使病人发生休克死亡。你不吃抗结核药,也许多十年、二十年都还活着,现在吃了结核药,还要经常担心肝坏死。即使不发肝坏死,慢性的肝功能病变,也比结核病更坏。现在我们才知道,人们本身就有抗结核能力,因为,人从一生下来,肺里就有几百万结核菌了。原来它们早就与我们一起生活了,还“抗什么抗的!?”由此可见,现代医学有许多事情就像在演戏,不能当真的。
人们都说自从有了民营医院以后才产生了医托,医托是医疗市场化以后出现的。我认为不对。在此之前,医托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与现在这种替某些医生拉生意的医托形式不一样而已。许多医院或诊所雇了一些人拉生意,他们在医院门口或挂号的地方,用谎言哄骗求医者,说自己生了什么病被某医院的某医生治好的,就这样把病人骗到某些医院或诊所里,医生则根据营业额给这人提报酬。这样的人叫医托。现在我们说的医托,就是靠欺骗手段哄人上某医院,以非法的酬劳收入的医疗介绍人。
既有非法的医托,也就有合法的医托。笔者认为利用报纸、电影、电视等做广告或写报道,说某医院能治疗什么病,其实该医院的治愈率,连个零头也没有;或者说什么教授、专家,专治某种病,其实一个也没有治好。给做宣传无非是因为给了钱,不是自己的体验。他们不是医疗的受益者,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医院、诊所,或某个医生有本领治病?可见,这与私人医托一样是靠欺骗过日子的。不过,这是合法的医托。还有一种单位是有医疗定点指定权的,利用权力,也可以把不会治病的医疗机构,说成是会治病的医疗机构。不过,这也是合法的。所以,西方医学虽然不会治内科病,但它却能抓住权力,使它的医学控制了全世界。我们古代有个成语叫狐假虎威,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被吹嘘得最神的是西医的牛痘对天花的预防使天花消灭,是真的吗?《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7—78页,却有这么一段:
疫苗有效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很凑巧,疫苗出现在卫生检疫制度逐渐完善、居住和营养条件提高的时期,医学界却普遍认为疾病的消除完全归功于疫苗,而忽略了其他因素改善引起的作用。许多医学书籍鼓吹天花消灭完全因为疫苗的应用,这是医学的一项重大进展。然而,对流行病学数据进行实际检验,你会发现下面的事实:1870—1872年间,强制性免疫已经推行了18年,全民也实施了4年(该行动的所有反对者均遭到严厉惩罚),英格兰已经有97.5%的人口接受了免疫。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英格兰发生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天花流行,44000余人丧失了生命。实际上,死于天花的人比上一次流行时增加了2倍,而那时还还很少有人接种此疫苗。
1871年后,莱策斯特镇公民拒绝接受疫苗,主要是因为1870年天花大流行时的高死亡率使他们确信疫苗是无用的。在随后的1892年流行期,莱策斯特镇主要靠加强卫生和隔离检疫制度进行预防,与99%的人口接受免疫的瓦灵顿镇相比,该镇死亡率仅为1/100000,而瓦灵顿镇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莱策斯特镇的6倍和11倍。
WHO指出,在西方和中非国家,疾病消灭的主要原因并非免疫的普及,而是对疾病隔离和监督制度的完善。
塞拉利昂的经历也可以证明,疫苗并非消灭天花的功臣。20世纪60年代末,塞拉利昂天花发病率居世界首位。1968年,该国开始实行消灭天花的行动,三四次大规模流行的流行都是通过发现和隔离病人得到控制的,而不是免疫。15个月之后,该地区报告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例。
假设没有化学药品,那就没有西医内科。从化学药品开始生产算起,西医内科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很明显还没有多少治病的经验。早在十九世纪,西医内科没多少药物,笔者行医50年,就觉得自己所学所用的内科治疗知识,还只有一点点微末。内科的学问之深,人生一世,学不了多少,西医哪能在短短的一个世纪还不到的时间里全部掌握?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他们还在那里用放静脉血的方法退热呢!(这是一种连末技也算不上的野蛮方法。)它怎么能马上能迅速遍布全国,立即压倒占主流医疗地位的中医呢?现在医院里有这么多的科室,这么短短的时间,就能治所有的疾病不是令人奇怪吗?如果不是医托,他们能做到吗?
“制药公司的一个主要的营销策略就是改变人们对普通小病的思考方式,使正常的生命过程‘医疗化’。”([美]玛西娅·安吉尔著,续芹译,《制药业的真相》第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因为西方的内科医学缺乏相应的理论,这是使制药公司有空子可钻的原因。他们借医生的业务培训,使医生接受他们的医学理念。所以,应该说,没有美国的制药公司,就没有现代的化学药品,也就没有现代医学。

(五)卫生部门的医托行为
中国的卫生部,也可以说是从美国进口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医学的管理体系。在美国,按照它的方法,把一个兴旺发达的顺势疗法管死管绝了;在中国,当然也会把一个本来占主流地位的中医学,管得濒临绝灭。尽管,从美国留学被洗了脑回国的医学博士们来做卫生部门的官员,移植美国那一套管理方法,虽然国情不一样,他们只能死搬硬套,东施效颦,不是十分相像。但中国的权力与西方的权力不一样,可以不让老百姓指责。所以,在美国1938年就禁用的氨基比林,在中国过了70多年仍可横行无阻。在美国中医被认为是有系统理论的医学,在中国,仍有科学院院士可以宣布它是伪科学。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宣布癌症治疗失败,也就是用手术、化疗、放疗等手段,都失败了。美国放弃了这三种治癌的手段,却由我国卫生部部长带了一班西医专家到美国接了过来,让中国的癌症病人都来接受手术、放疗、化疗,人家不愿意再干下去的烂摊子,把他们不愿意再使用的药物、器械,全盘接收过来使用,这难道不是一种医托行为吗?医政机关与制药公司沆瀣一气一起坑害百姓了。
医学与医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医学是指理论,医疗是指实践。医学本就只能是个体医学。个体医学是指医生与病人的医疗活动是个对个行为。自古至今的医学,都是通过个对个行为把医疗经验积累起来而产生的。集体行为产生不了医学,因为,它积累不起治疗经验。西方医学是集体医学,医生不能一个人治病,一个人根本就治不了病。因此,这种集体治病没有治疗经验可以积累,也就产生不出真正的医学。所以,西方迄今为止没有真正的内科医学。
中医之所以能治疑难病,是因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生命研究之上,而不是像西医学建立在尸体之上的。尸体的没了生命的身体,西医设置了解剖学。但生病的是活人,是有生命的人,尸体是不会生病的。所以,研究尸体治活人的病,实际是开生命的玩笑。这种开生命玩笑的医学,竟然能迅速压倒中医,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本文省略。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网上查笔者的《医学社会学》。
一百年来,西医以科学的名义,全面压倒了中医。全国的医疗被西医全面控制,虽然还有那么几个中医院。但这些中医院,不用西医西药就活不下去。因为,西医西药具有价格上的优势——能挣钱。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用西医西药治病究竟治好了几个病人。医院的集体性,决定了医生的责任心不会像个体(诊所或医院)那么强。但是,任何一次医疗事件,都是医生对病人的个体负责行为。我这里只指内科治疗。治病的结果如何,谁都没有绝对把握,靠的是医生个人治疗阅历的增加来提高治疗能力的,这才是老中医受到重视和欢迎的道理。说明老中医的存在,是对西医的最大威胁,因此,才有了注销65岁以上老中医开个体诊所资格的文件。
中医在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内科治疗从实践到理论的建成足足花了2500年的时间。这说明建立内科医学理论的困难。至于此理论对不对,中国人也已经用了2500年时间了,它也证明了中医理论的正确。可是,为什么从王斌开始到现在,仍有一些人接连不断地攻击中医,说它是伪科学,说中国人应该废医存药呢?因为,医托被利益所驱使,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能力攻击中医。在一个市场社会里,人们为了利益和权益,不断争斗,这不足为怪。但是,为了利益损害医学,涉及人们生命健康之大事,也会昧良心做,是出于无知,抑还是出于心黑,那只能让他们自己去捉摸。
我过了65岁后,接到一个由市卫生局出面的文件,这个文件规定,过了65岁的开个体诊所的医生,一律不再得到执业的许可证。也就是说,此后再开诊所行医,就属于非法。这是一个法规,这个法规由市卫生局出面,省厅不出文件,说明了它的非法性。然而,老百姓面对政府无论如何非法,也还是要它不得。我在温州市是最早开个体诊所的一个,看了这个文件,心中当然不满。于是我去卫生局质问,答复我的是个女的医政科副科长。她说,65岁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所以,不能担任个体医疗机构的法人了;身体好的人,可以去医院或集体诊所。既然不能担任法人,当然不能再开设医疗机构。据知这个副科长是个护士出身的,才会讲出这样一点水平也没有的话来,像个大学毕业的吗?再去区政府问主管卫生的陈副区长,我说:“我是以个体行医为职业的,卫生局怎么可以夺人饭碗?”那副区长竟然答复说:“没饭吃可以去找民政局。”一个市级的卫生部门,就是这样轻易地、自由地、随意地违背《医师法》,其支持者,实际就是卫生部。后来我通过关系上北京告状,找到卫生部一个医政司副司长,她摊摊手说:“这是下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我觉得自己到这样的年龄,还只是刚踏进辨证论治的门槛,就不给干了还说是要发展中医呢!我觉得奇怪的是,后来出了张悟本绿豆汤之事,卫生部竟然为此召开了专家座谈会,狠批张悟本。张悟本的芝麻绿豆汤的事卫生部要管,事关中医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却不管,这不是明摆着的:卫生医政部门对中医干的是明里支持暗中消灭之事。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从上至下都是西医掌权了,中医只不过是他们应付上级和应付民族的一个花瓶子——摆饰了。为什么现在呼吁成立中医部?就是因为卫生部实际就是西医部,中医如上所言是被西医专政了。
现代的中医院和集体诊所,都已成了消灭中医的场所。因为,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医学是通过医疗实践而得到发展的。医疗是医生与病人个体对个体的负责行为。这一行为的特点说明,医学具有极强的个体性。也就是医学靠个人的治疗经验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那些集体单位,却是消灭个人经验积累的地方。古代有名望的中医,都来自民间,而不来自庙堂。
消灭中医最有力的行为是采用政府的法规管理,例如规定通过考试才能领取行医许可。因为,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文化,但他们治起病来也许比医院里的大专家还要好。例如,笔者一熟人朱剑霜,12岁时因发热去医院挂液一周,热不退。于是转到温州附二医治疗。医生给她做了骨穿,诊为白血病。因她缴不起住院费用,拿了几帖中药回家。服了一站药后觉得不舒服便停了药。邻居的大妈给她抓了3帖土草药,服后就好了。至今14年已做了妈妈,抱其孩子来看病,说到过去生病治疗与诊断,笑个不已。她说从此不再来信医院了。
草药、中药、针灸、按摩推拿、挑针,都会有许多适应症。中医的许多治疗方法,都能立根见影,为了争夺治疗地盘,西医的最有力的方法是利用政策消灭中医,这年满65岁不准开个体诊所实在是最狠的一着。因为,中医过了花甲,积累的经验多了,治疗的效果也好了,再开个体诊所就马上会使医院出丑:一个医院抵不上一个中医个体诊所。个体中医诊所十以一个人看全科病,抵得上一个医院的所有专家。这样一比,西医不是难堪得很吗?所以,强令65岁的个体诊所关门本质是一种医托行为。
读者看完本文,应该认真思考以下的问题:
(一)什么叫医托?
(二)“三代出名医”的含意是有几重意思?
(三)为什么说“一味单方,气死名医”?
(四)“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有什么含意?
(五)西医内科的历史有多少年,道理何在?
(六)医托分为几类?
(七)为什么不让65岁以上的老中医开个体诊所?
(八)什么叫个体医学和集体医学?
(九)试述生命与身体的不同。

本文内容由 耀武爱中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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