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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网站上使用Cookie，包括第三方Cookie，以便网站正常运行和提升浏览体验。单击“全部接受”即表示您同意这些目的；单击“全部拒绝”即表示您拒绝非必要的Cookie；| 作者：李满星 被孙中山誉为“秦中杰士”的辛亥革命老人焦易堂，在上世纪30年代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期间，恰值中医存废大辩论，他力挺中医，兴办国医馆，振兴中医中药，并主张中西医结合，甚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反复较量，成为民国弘扬中医药、促成中西医结合第一人。 中医废存大战乍起，焦易堂力挺中医 1929年2月，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当场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南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为赴南京请愿团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 时值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叶楚伧等政府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但卫生部反对中医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废止中医。不久，教育部、卫生部通令中医在诊病时，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挺身而出，几经波折，最终使国民政府撤销该案。 1930年1月，中医药界有识之士裘吉生、蒋文芳等人提议设立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为保存国粹，焦易堂十分支持，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出面多方奔走，终于使中央国医馆在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10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亲自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为了弘扬中医，同年，焦易堂促使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中央国医馆下设推行处、医学处、药学处和秘书处，并设有多种特别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整理委员会”及其后的“编审委员会”。他还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各省市纷纷筹建国医馆分馆，甚至远在旧金山以及港、澳、泰、菲等地也都由侨胞组建了分馆。至1936年10月分馆达37处，另有82处分馆在筹备中，堪称一时之盛。 焦易堂为国医馆争管理权，汪精卫强烈反对 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西医条例》，但《国医条例》始终未能正式形成法规并公布。1932年，中央国医馆函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而未有结果。1933年6月，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 出乎意外，焦易堂等人这一弘扬中医的要求，立刻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强烈反对。 时而向左、时而向右的汪精卫，当时试图作领袖的欲望极其强烈。他之所以强烈反对中医，主要是从排除异己、维护巩固自己的权力出发，限制曾经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焦易堂。 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内是二号人物，小焦易堂三岁。他们分别于1905年和1909年在陕西西安、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骨干，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们俩人，都效法荆轲刺秦王，从事暗杀清廷官员行动，名闻一方。1917年，孙中山号召各省革命党人起兵讨伐段祺瑞，焦易堂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参议，为孙中山出谋划策，深得倚重。孙中山曾很有感慨地赞扬焦易堂说：“易堂焦君，秦中杰士也，为国事奔走有年，于民国创造颇有功焉。其为人也，端直温厚，不类近世子。”就在这一年，焦易堂结识汪精卫，并在一起共事，相处还算融洽，但对此人摇摆不定的政客嘴脸初步领教，认为不可深交，保持一定的距离。 1921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焦易堂任大元帅府参议，直接在孙中山先生身边鼓动宣传革命。汪精卫为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职位还在焦易堂之下。就在这一年11月，北伐军兴，焦易堂以大本营参议的身份随行孙中山左右，筹划军事。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叛变，炮轰总统府所在地越秀楼。焦易堂心系孙中山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到处打听下落，登上永丰舰探望。后来，焦易堂作为孙中山特派员，返回北方，奔走陕西、河南诸省，自己出资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演讲稿印了20余万份，广为分发，得到孙中山赞赏。也就在这一年，汪精卫被孙中山任命为总参议，他开始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东郊重新设立大元帅府，焦易堂随侍左右。后，焦易堂奉孙中山命赴北京与谢持、王用宾等在国会中组织党团，严词拒绝贿选总统曹锟重金高爵拉拢，约集反对贿选的200余参、众两院议员，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焦易堂促成胡景翼拜访孙中山。此后，焦易堂即赴北方，联络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谋划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的北京政变，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台，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当年10月19日，焦易堂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专事联络北方军事，后代表国民军亲赴广州，护送孙中山、宋庆龄自沪乘船到津，转道北京。孙中山在北京住院养病时，命焦易堂、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两人再次共事。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北京后，焦易堂和汪精卫操持后事，扶孙中山灵柩去南京，参加了在南京紫金山墓地举行的奉安典礼。焦易堂在1925年9月初，回陕筹建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奔走河南、陕西等地，说服樊钟秀部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尽快出师参加北伐，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为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北伐胜利后，汪精卫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联络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左派，大搞宁汉分裂，爬上高位，立即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宗旨。他强烈反对中医药，完全是从个人领袖欲出发。他甚至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汪精卫主张废除中医，焦易堂据理力争 这一废除中医的言论，可以说极其阴险，甚至一些留学国外回国的知识界人士，如傅斯年等，都受到蒙蔽，单纯天真地认为是一场学术之争，纷纷发表言论，支持汪精卫废除中医药。一时间，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医疗界、知识界立即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医废存的大辩论。 汪精卫看到自己引火成功，立即变本加厉，试图架空焦易堂担任馆长的中医馆，限制其权力。1933年6月27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第112次会议，以国医馆为学术团体，不宜管理中医，再次否决了焦易堂关于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的提案。在这次会上，存废两派争论非常激烈。 争论的焦点，当然主要是中医管理权，附带还有“国医”这一名词。一些企图废止中医的小人搞起了请愿活动，刚刚接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写信给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刚接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试图取得孙科的支持。 所幸孙科不仅对中医较为客观，而且明了汪精卫挑起中医废存争论的真正原因。在1933年12月15日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上，作为妥协，《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并将中医的行政管理权隶属行政院下的内政部，才在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媒体曝光汪精卫相信中医，废止中医案彻底破产 再说立法院通过了《中医条例》后，汪精卫消极拖延迟迟不公布。中医界在1934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时发起游行请愿，亦无结果。 其实，领袖欲十分强烈的汪精卫，不仅是相信中医的，而且经常请中医为家人诊病。 原来，这一年，汪精卫的岳母患病，西医屡治无效，不得已延请著名中医馆副馆长施今墨往诊。当时西医认为不可能用中药治愈，但结果施今墨处方却是“一剂知，二剂已”，两日即治愈。汪精卫也不由信服，制送“美矣良医”匾额感谢施今墨。但施先生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您肯定中医能治病，请您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当时汪精卫没有立即表态，但此后他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 当时，不少国人不明就里，想当然认为留学两国的汪精卫，一直不相信中医。其实，在1925年初孙中山临终前，同意请中医为自己诊病。且汪精卫全力支持聘请中医生诊治。当时，西医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当时的汪精卫立刻回击汤尔和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 就在《中医条例》迟迟难以公布的1934年底，中医杂志纷纷登载了一条新闻——《汪精卫亦信仰国医》。此新闻一登，舆论哗然。主张废除中医派辞穷理屈，坚挺中医派乘胜追击，有人讽刺说：“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 焦易堂力挺中医派，占了上风。汪精卫爪牙把持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不得不正式公布《中医条例》。但是汪精卫依然不甘心，指示卫生部成立中医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务，剥夺了中医馆管理全国中医、试点中西医结合的职能。 对权力斗争厌倦的焦易堂，弘扬中医药的目的达到了，也就宣告了汪精卫为首的废止中医案的彻底破产。 来源:文史天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