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昌先生医哲思想及医技特色

张大昌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少年时得哲学大家尚渭南先生的启蒙教育，青年时期又得一代名僧释正果开示，奠定了研究哲学的良好基础。其家传医学珍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恰为被当代古典文化大师南怀瑾先生誉为梁代道家“卓荦代表”、“诚千古高人”的陶弘景，其书中哲学底蕴之深厚，也激起了大昌先生追求医哲思想的兴趣。随着对该书研究的日渐深入，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哲思想。其“理事体用为万法宗”和“彼此时势观”对其医药学术的研究和发挥，具有指导性作用，也是他的医术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现笔者谨依个人浮浅陋见，简述如下：

张大昌先生所撰《医哲心法·自序》云：“理事体用为万法宗”，高度概括了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范畴划分，和性质认识的思维方法，这是他吸取释、道、儒各家思想精华所形成的观点。

理事和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对用语。理、事并列组合，始于唐代僧人智俨，体、用并列组合，始于汉末王弼、钟会。“理”是规律、理论之意；“事”是现象、活动状态之意；“体”有本体、质体之义；“用”有功用、作用之义。理事和体用之上源可溯及《老子》，“理”即《老子》中的“道”；“体”如《老子》中之“物”；而事和用，原本是《老子》中之常用词语。后世之释、道、儒思想家，对理事和体用之说，各有发挥和利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思想内容。

张大昌先生，将此两对古代哲学词语集合为一，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化其科学内涵，运用到医药学术之中，对理解学术文献，人体之生理、病理、诊断、处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启发和指导性意义，尤其是《辅行诀》以体用学说为其理论核心，欲光大之而不明体用，更是无从谈起。没有哲学的指导，医学就不能提高和进步，但是医学属自然科学，哲学亦不能代替属科学范畴的医学。张大昌先生深知这种关系，其《医哲心法》云：“哲学、理也，譬如说食，科学，事也，为汤、为馔。说食难饱，汤馔果腹。奕有兵机，兵果奕乎？！戏有人情，戏果人情乎？若以说食即饱，奕即战事，戏为人情，岂不是笑话？”形象地说明了哲理与医事的关系。

《医哲心法·自序》首句云：“天下无无理之事，无无用之物”。又云：“有其事必有其理，事在理必在”。这与司马光《迂书·无怪》中所云：“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实同出一辙。说明了客观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即一切事和物，都有一定的道和理，这将启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可因自己或更多的人不能理解，就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应该认真观察，勇于探索，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因为“事在理必在”。对刚刚发生或正处发展阶段的事物，也可以用已知的理论和以往的经验，做出试探性的处理，以验证正确与否，作为确认或否定的根据。

张大昌先生认为体和用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同时并存的。他说：“有是体，必有是用”，“体复用亦复”，这正是古代哲学中，阴和阳，现代哲学中矛盾的对立统一说相合。体用是一对阴阳，如影随形，刻不相离。其医话《论阴阳水火》说：“绝对之真理，一阴一阳而已，阴之属在质为水，水化则为气，气为阳，乃阴为阳根，阳为阴体也；阳之属，在体为火，火变为血，血为阴，又是阳为阴根，阳为阴用也。此阴阳互根之义，体用互为之事也。”对体用的阴阳属性给予了进一步辩证的说明。

用理事体用划分事物范畴的思想方法，分析、观察、研究、运用医学文献和学术，就能使纷繁杂乱的内容条理化、明确化，对指导总结实践经验的规律，分析理论的价值都有积极的作用。《医哲心法· 序》云：“此理、事、体、用四项，医家之事毕矣”之言，实为不过。现抄录张大昌医话四则，可见其一斑。

“《内经》一书，详于理法而略于方药，但仍不失为理、事、体、用俱备，故为医家之经典也。所立阴阳、五行、气象、天文者，医之理也；脏象、经络、营卫、气血，医之事也；色脉、证候虚实，医之体也；治法补泻、疏散导引，药物之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及十三方、医案，医之用也。读《内经》者，当如此着眼。”

“注解伤寒诸家，大约可分四派。宋代朱肱以经络讲，清初柯琴以部位讲，张志聪以运气讲，近世日人丹波氏以证候讲，实宗徐大椿之类方。张氏所论者，伤寒之理而论也；朱氏所言者，乃伤寒之事也；柯氏所论者，乃伤寒之体也；徐氏及丹波氏所论者，乃伤寒之用也。夫理以明事，事以显综，体以定局，用以施治，读《伤寒论》者通达此四者，庶乎登堂入室矣。”

“脉象可分为阴阳两统，阴统言体质，阳统言功用，为脉学之理；按上、下、左、右、前、后，六合以言脉学整体为其事；据长度、积径、重量三方面以识其体；以博力、次数、升降以求其用，从而衍化出三十六种脉象。”

“处方学应以证知因求其理，而设二综六纲；以因论治准其事，而立四要八目；就治取法为其体，而建组方制度（君、臣、使、佐，和权宜分量）；随法制剂以为其用，而定方之体裁变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物五味的五行体用配属，是《辅行诀》的理论骨架。五脏各自的体味和用味和合的结果，形成了质的改变，即是“化味”。五味的合化有五种，即辛酸化甘，苦咸化酸，甘辛化苦，咸酸化辛，和苦甘化咸。五脏相生者，母之用味与子之体味相合，不合化为新的味，仍是两种原味的混合，它们也有五种形式，它们是：辛与苦不合化；咸与辛不合化；甘与咸不合化、酸与甘不合化，苦与酸不合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味的五合化，有调养本脏之气的作用。《辅行诀》的补泻方法，即是以用味补本脏，体味泻本脏，调平体用偏颇所造成的虚实病证。此系扶正以祛邪，属养生之道。五不合化，有驱除病邪的作用。《辅行诀》的除病方法，即是五脏之母用味与子脏体味并用，但药味之功分途而施，如辛开苦降以除痞，咸软辛散以除滞，甘缓咸润以除燥，酸敛甘缓以除挛（风），苦清（泻热）酸敛（收神气）以除烦。此系驱邪以复正，属驱邪之道。并例举张仲景方剂，如除痞之半夏泻心汤，除滞之肝着汤，除燥之大黄甘草汤，除挛之芍药甘草汤，除烦之栀豉汤，为之说明。

张大昌先生传一口诀：“有此即有彼，此无彼亦无；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有云语出佛学密宗经典者，不详确否）。这是先生援引佛理以论时空的哲学理念，是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现象认识的概括。

所谓“有此即有彼，此无彼即无”，是指事物所占据的空间，皆有相互对立的“彼”和“此”两个方位，如东和西，南和北，左和右，前和后，上和下，高和低，内和外等。这些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亦即失去了意义，如无东即无所谓西等，东和西都是依中点而言，“无中点难以定四方”，它项类此。

所谓“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是指事物所存在的时间，决定着它的状态，某种状态的优势，会随时间的进展而转变为新的状态，而失去原来的优势，呈现新的优势。由于时间的一维发展，“得势”是暂时的，只能是所处时间的即时状态，它必然会被新的状态所具优势所代替，与此同时，原来的事物亦即在空间位置上消失，而成为“无”，新生状态的事物随之占有了空间位置，而成为“有”。而新生的事物又会有从“有”到“无”的历程。如此变化不已，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宋代哲学家邵雍时事吟云：“时之来兮其势可乘，时之去兮其事始生，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后日必更”可作张大昌先生彼此时势观的注解。

在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已臻成熟的今天，这种时空观固然不属创见，但仍不失为格言妙语，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大昌先生把这种时空观，贯彻到医药学术中，使其学术别具新义，为中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生命的活力。

《医哲心法》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体现了他的彼此时势观。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含有对性和互性，特性和共性。

阴阳的对立即对性，是属阴或属阳的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有形状态。阴阳的统一即互性，是属阴或属阳的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无形（混沌）状态。对性为阴阳之理，互性为阴阳之事。在医理上，如寒与热、虚与实、表与里，乃就对性而论；寒热交错，虚实兼挟，表里同病，乃就互性而言。

阴阳的转变即是特性，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特定时间内得具属性优势的一定状态。阴阳的消长即是共性，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任何时间内都有属性趋势的动向状态。特性为阴阳之体，共性为阴阳之用。在医理上，如三阴三阳病证状，发解时间，传经规律等，乃就阴阳的特性而言；三阴三阳病的变病、直中、合病、并病、顺逆、转属，及攻表救里，汗解攻下的先后次第等，乃就阴阳之共性而论。

五行相克即对性，即正胜（正克）与反横（反克）相对。正胜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反横即：金横火、火横水、水横土、土横木、木横金。（反横即相侮）。五行相生即互性，即顺生和负生并存，顺生（正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负生（反生）即：金伤土、土掩火、火焚木、木竭水、水蚀金。五行生克的对性和互性，是五行在空间位置上形态之有无。

五行之苦欲为特性，即以所欲为德用，以所苦为淫祸。德用为：木欲散、火欲软、土欲湿、金欲敛、水欲坚。淫祸为德用之过极变态：木散极变急、火软极变缓、土湿极变淖、金敛极变抑、水坚极变凝。五行之特征为在得据优势时间的表现。五行之含变为共性，即以含其所克为偏含，以其所被克为革变。偏含为：水中火、火中金、金中木、木中土、土中水。革变木极变金、金极变火、火极变水、水极变土、土极变木。五行之共性为在失去优势时间的表现。

（上述《医哲心法》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系笔者据原文修改整理而成，不一定完全能表达其意）。

由上所述，可粗见张大昌先生以彼此时势观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成就，不仅深化了阴阳学说对立、统一、消长、转化的认识，又在五行生、克、乘、侮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负生的问题。它如德用和淫祸，实本于《内经·脏气法时篇》，至于五行之偏含，乃五行各含其所克之真（能含于其被克之中，故可称“真”）气（精），五行变革，乃物极必反，极则变之理，又与“反横”相合，虽在《内经》中已有类似论述，尚无提高到时空角度去认识者，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大昌先生独特的医哲观念，学医历程，及善于从其所爱好的多种艺术中，吸取多学科知识，充实诊疗技术，搜集验、密单方，考之以理，变通其用，不断增强了医术特色。

他的医技有典型的经方家特点，而旁取诸家之说，重《辅行诀》、《伤寒》、《金匮》，亦采《千金》、《外台》等古籍。诸书之方，皆以《辅行诀》之组方法度以审察使用。辨证虽亦尚五脏之虚实，实是据五脏体用之偏颇。治法虽亦本“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却不拘一般的“虚”、“实”含义，而以用病为虚，体病为实，助用为补，助体为泻；组方虽亦以君、臣、使、佐为格局，对其名职意义又另有发挥，认为“药剂中分设的君、臣、佐、使，是据它在矛盾进展中，在器质与机能之间的转化和相互影响中应起的作用而选定的。”（见张大昌先生《处方正范·综述》，笔者手抄稿）；在五脏补泻用药上，以与五脏用味味同者为补，与体味味同者为泻，虽硝、黄皆称其能泻，而在治心方中乃称为补，虽参、草皆称其能补，而在治肾方中乃称为泻。张大昌先生诊疗的理、法、方、药各个环节，都具有以《辅行诀》学术思想为主的特点。

张大昌先生精于绘画，常以三原色调配的变化类比药物五味配合的变化。他说：“兰黄成绿，红兰成紫，用药亦然。用色比例不同，效果亦异，如绿有草、葱、墨之不同，故用药合剂时，不可忽视药量之比，经方中大小承气汤之别，即在药种比例之差，其用途亦别。对望色诊病，积累了丰富经验，他认为“病色黯者重，色浅者轻，色浮者病在外，色沉者病在内，五脏有专色，见克者凶，四季有旺采，不符者灾”，指出五色“以明暗为性，眼视为应”。

他对律吕之学的研究和实用，加强强了对闻诊的认识。常引《内经》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在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的闻诊经验，往往能“闻而知之”。1976年，有一晚期肺癌患者请先生出诊，笔者随其前往。未入病室，已闻病人呻吟之声，入室少坐之后，乃临病床，令病人侧卧，手指其右侧背中上部，问：“是此处痛否？”病人颔首称是。此闻而知之之功夫，在座莫不为之惊奇，传为美谈。

张大昌先生深厚的文史基础，使他对古代医著的理解，常出人意表，颇具卓见。如《内经》论平脉曰：“春曰弦，夏曰钩，秋曰毛，冬曰石，又云冬营。”以太过不及者为病脉，而春之平脉、病脉，只一 “弦”字，他认为，冬之平脉“营”字，必是春脉“营”字，必是春脉之别名。因“营”字，《广韵》释之曰：“造也”，《诗·大雅》有“经之营之”句，《礼》云：“合孟春三月，日在营室”，“营”又与“荧”通，小光也。《太公兵法》引黄帝语云：“涓涓不塞，将成大川，营火不息，足可燎原”，认为“荧”多有初建始之义，而《内经》所云：“春肝脉也，东方木也，万物之始生”，广引博证，“营”字作为春之平脉义理甚切。语有之，“文是基础医是楼”若没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张大昌先生如此独具特色的医学大厦的建立，是不堪设想的。

张大昌先生特别重视单方验方的运用，对《肘后》、《良朋汇集》、《串雅》之方，更是推祟有加。诸如蜡矾丸用于乳腺炎，密犀丸治疗高血压，茶叶、槐米、芝麻、核桃治疗肢体神经痛等。皆为常用方。对书中不载之流传效方，绝技，亦必不耻下问，尽力求得，谓此等方技，均有实效，关键在于能否辨其医理，而随证用之。有威县西街孙其昌，善以推拿治疗失眠、癃闭，60年在济南曾治愈肾结石患者，使病者免除了手术之苦。先生带笔者至其家求教，孙氏乃把手教之，后用之果验。又有一老妪深夜突发剧烈头痛，请先生诊治，该村一无医，二无药，时值春节之后，院庭内多有爆竹废筒，先生忽忆许叔微《本事方》中有硝石散，分为火硝、硫黄，而爆竹中亦有此二物，乃捡取废爆竹，煎服而收一笑之功。又有病人告之以硷、黄酒共用治崩甚验，先生谓此所治当为血燥而妄动者，正合《辅行诀》咸甘除燥之理，后曾遇血燥之鼻衄甚多者，乃变通其方，以大盐、白糖与之而愈。如此小方治大病，在大昌先生手下取奇效者，举不胜举，若非先生深明医理，变通应用，恐亦难能。在经济腾飞，医疗条件大有改观的今天，此类方固然常被人不屑一顾，但仍有提倡使用的价值，更有研究开发的必要。

张大昌先生的生平业绩，与陶弘景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青少年时期，均为朝代替换，政局动乱的年代。陶生于丙申（456）年，张生于丙寅（1926）年；陶卒于乙卯（536）年，张卒于乙亥（1995）年。他们出生之前，先人皆在武昌为官，父、祖皆为军旅中人而兼有文才；他们均有宗教信仰，虽有道佛之异，但皆旁通它教；都有广泛的爱好，多才多艺，诸如哲、文、史、医、书法、绘画等，皆无所不精；都有崇真尚实，勇于探索的科学创新精神。陶氏隐居茅山，先师终生潜身乡野，他们都淡于名利，潜心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有怜悯百姓，济世活人之美德，二人相隔1500年之久，真可谓之忘世神交者。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陶氏近1500年前之旷世医著《辅行诀》，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无闻于世，先师竟有缘由家传而得，可谓奇书恰得其主，虽被文革浩劫毁没，却亡而未亡，此正是得先师之力，亦正是陶氏之幸。陶氏之作能再现于此传统医学极待光大之时，可谓之物华天宝。在此陶氏诞辰1550周年，张氏诞辰80周年；陶氏辞世1470周年，张氏辞世11周年之际，钱超尘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即将问世，陶、张之理想即将实现，谨撰此文聊表怀念先哲之情，企望四海诸有识之士，为中医学术之精华续薪添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