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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邦的成功,感悟经方临床

2015/5/27 01:52| 发布者: david92003| 查看: 902| 评论: 0|原作者: 小吹

摘要: 秦并六国之前,中国是邦国制,周天子只是所谓的共主,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以及诸侯国下分封的大夫们,都拥有自己封地的主权和治权。于是,到了春秋,群雄并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才有了“春秋无义战”之 ...
     秦并六国之前,中国是邦国制,周天子只是所谓的共主,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以及诸侯国下分封的大夫们,都拥有自己封地的主权和治权。于是,到了春秋,群雄并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才有了“春秋无义战”之说。到了战国,就不再是争霸,而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秦经过商鞅变法,六代君主的努力,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吞并了天下。完成此霸业的就是秦王嬴政。嬴政希望把自己的霸业千千万万年地延续下去,他想出了郡县制。郡县制存活了两千年,但秦的霸业却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
        紧跟着嬴政登场的,就是逐鹿中原的项羽和刘邦。他们的实力本来相差甚远,第一,光看两人的名字,其悬殊的出身就显而易见了。项羽是贵族,有名有字,名籍字羽。刘邦,叫刘季,也就是刘小的意思,邦是直到他称帝以后才改的。项羽是楚国大将项燕之孙,早年随其叔项梁起义。刘邦则是一个小混混,他当的所谓亭长,也只是吏,连官都算不上。第二,论个人能力,古人对项羽的评价是“羽之神勇,千古无二”。项羽打赢巨鹿之战的时候,才25岁,他身经七十余战,战必胜,攻必克。第三,楚汉相争的初年,项羽的军事实力远胜刘邦,刘邦屡屡败北。 但结果却是项羽被合围在垓下,在一场痛快厮杀之后,西楚霸王自刎在乌江边。
        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又诛除了异姓诸王,实现了郡县制,实现了真正的中央集权。从此,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为什么刘邦完成了嬴政和项羽都完成不了的霸业?我们能否从中看出经方临床的道理?待我细细说来。
        第一,从刘邦破格用人,领悟用经方必须明晰药性
        时医总是认为经方用药量大、药力峻猛。一句“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生死之要,在乎须臾”,不知恐吓了多少人。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时医却常是畏麻桂如虎狼。还有什么“柴胡劫肝阴”。似乎所谓经方,只是被摆在高处顶礼膜拜的,至于临床,毫无用武之地。这就像项羽对范增,在鸿门宴上,范增多次举起玉玦,让项羽决断,项羽还是放了刘邦,在其他很多事情上,项羽也不听范增的。范增虽被尊为亚父,其实不过是摆设。
        经方是否已经不合时宜?曹颖甫的弟子姜佐景,谈及时医不用经方,原因有三,1不会用,2不敢用,3不愿用。
        反过来看刘邦用人,韩信在楚汉相争的相持阶段,曾佣兵自重,要求代理齐王。刘邦冒着他会随时造反的风险,封韩信为齐王,稳住他,使韩信为其所用。陈平也是从楚营投奔汉营的,有人举报,说他“盗嫂受金,反复无常”,但刘邦赏识其才能,并不计较这些,仍然重用他。这两个人,在刘邦成就霸业的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刘邦会用人,因为他知人、敢用。
        再看经方的药物,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中有6则桂枝医案,有三例是夏暑时节的。《吴鞠通医案》中载:“鞠通自医案。四十岁时,六月十三日,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初用桂枝汤,桂枝二两,毫无效验;次日用八两,半帖而愈。”岭南伤寒四大金刚陈伯坛,治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热汗出,用也是桂枝汤,当时也在夏天。
看来,夏天是桂枝汤证的多发季节。故曹氏门人姜佐景叹曰:“然则桂枝汤实为夏日好冷饮而得表证者之第一效方,又岂唯治冬日北地之伤寒而已哉?”曹氏也说:“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那么,”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说,是否不攻自破?
         再者,使用桂枝汤不能定格在汗出恶风的表证。”太阳中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其实是一个特例,发热恶寒,一般无汗出,汗出便是热退之征。”发热,汗出”是因为卫强营弱,卫气不与营气和谐的缘故。所以非要等到”发热,汗出,恶风,脉缓”,才用桂枝汤,那么确实用的机会不会特别多。就如韩信在项羽营中,“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当然没有机会显露其才华。刘邦知其才,拜为大将军,韩信马上就导演了著名的背水一战。于是说,只要我们懂桂枝,它还是有很多用武之地的。桂枝可以治悸,如第64条“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由此化衍的苓桂术甘汤、苓桂味甘汤、苓桂枣甘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炙甘草汤等都是治悸的。桂枝可以治痹痛,如桂枝芍药知母汤甘草附子汤、桂枝附子汤等。桂枝可用作温通,如续命汤温经汤等。
        又如麻黄除了解表,还可以利尿消肿,解痉平喘,振奋沉阳,破癥坚积聚。大黄可以泻下,又能治面热如醉。这就是徐灵胎所说的:“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那么说“南人无伤寒”,“古方不能治今病”的人,其实是未读仲景书之故。所以陈伯坛说:“要读过伤寒”,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不能明晰药物性情,自然不会用,不敢用,不愿用
        
        第二,从刘邦知人善任,赏析经方严谨的组方
        刘邦阵营里的其他人,张良是贵族,萧何是县吏,樊哙是狗徒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这些人各有所长,如何发挥其作用?正如韩信所说: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所谓“善将将”,就是能很好地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而不是把他们堆砌在自己的阵营里。如萧何虽有才能,能不能让他去领兵?如果让这些人都干一件事,政出多门又会怎样?
        经方之所以效如桴鼓,也是因为其严谨的组方原则,各药都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而不是随心堆砌,更不会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仲景组方主要遵循两个原则:
        1甚者独行,间者并行
         仲景用药急救则用小方,急煎小剂。如“其人苦冒眩“的泽泻汤,回阳救逆的四逆汤干姜附子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等方,都是小剂急煎。如心悸严重,“叉手自冒心”则用桂枝甘草汤。慢性病就用一些大方,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温经汤。这就是《内经》,“ 甚者独行,间者并行”的意思。
         2加减一味必有其道理
         仲景用药,平均是五味,很少用大方,就是因为他每加减一样味,必有其加减的道理。
         先看刚刚讲的桂枝类方,“气上冲”,桂枝加桂汤;“脉促,胸满”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汤的基础上出现“恶寒”则加附子。再看第96条小柴胡汤的加减法,”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 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岑,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硬者,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还有四逆散、通脉四逆汤、理中汤真武汤等方的加减法,均能揭示仲景严谨的组方之道。
   
        第三,从刘邦审时度势中,明确治病当随证治之
         项羽的失败,败在不会审时度势。在刘邦还没有壮大的时候,不知道把他消灭,在兵败垓下的时候,乌江边有条船等他,江上唯一的一条船,上船以后,刘邦的队伍肯定追不上他,他回到江东可以东山再起。他并未到绝路,却选择了快战送死。而刘邦则相反,起兵初年,势单力薄的时候,他臣服依附项羽。项羽被秦兵纠缠的时候,他入关破秦。入关后,本应“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他知道兵力不如项羽,所以“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在鸿门宴上低声下气。被项羽封为汉王,赶到巴蜀,他求得汉中,明修栈道,暗盗陈仓。韩信在齐佣兵自重的时候,他封韩信为齐王。打败项羽,建立西汉政权之后,他狠心地以莫须有的罪名,诛灭了替他夺取江山的异姓诸王。这就叫审时度势。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只能悲壮地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刘邦的成功在于审时度势,我们用经方,要用好,就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也就是“方证对应”。如果不能细查病史、症状,按照证,选用最贴切的方药,那就如同项羽一样,不可能成功。
         我们可以试看《黎庇留医案》中的数则医案,从而窥探“方证对应”的道理。
        第37案,症见咳喘,前医以清润药治疗,计过百剂,病情日渐转差。后请黎氏诊治,以真武汤治疗,症状好转。照旧操作,惟近火觉口渴,前医扬言此为热证,又改服清润之药,不久患者便不治而亡。第41案,触头受伤流血过多后,胃气弱,头眩汗出,四肢厥逆,此乃耗血阳虚,诸医以阴药治疗,日甚一日。后黎氏以四逆、真武、理中之类方剂治愈。庸医不但不得知仲景之法,按其自家经验拼凑组方;而且连寒热虚实都不能辨清,却以谬妄之言,诬于庇留,可笑至极。能熟读伤寒,日常使用经方治病的,是否就能做到“方证对应”?如果虽用经方,但不知仲景之意,不能准确辨证,只是“东施之效颦”而已。第16案,症见口渴,吐虫,腹痛,前医误以为乌梅丸证,服药后满面现焦燥气,舌亦枯黑异常,大渴,黎氏改予白虎汤,则其病若失。第38案,虽是盛暑之时发病,且身有微热,但畏寒须穿棉袄,戴小帽,神形疲倦,胃气大减,口不渴,可见并非热象,身有微热,只是虚阳浮越。黎氏以真武汤治疗,日渐好转。可惜家属听信庸医之言,以为是伏暑,证在少阳,故往来寒热,口苦,咽干而不渴,改服小柴胡汤。患者精神日渐转差,最后妄送性命。
         用药如用兵,遣方如临阵,如果想要治好病,就不能像项羽一样,一味孩子气,凭着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乱搞,而要像刘邦,理性而有章法。也就是辨证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组方必须严谨,用药必须明晰药物功效,否则很难做到效如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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