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和他的伤寒论，中医历史探究！

中医圣地医圣祠

姚 伟

　　走进中医的圣地
　　医圣祠位于南阳市东关的温凉河畔，坐南朝北。祠的大门是汉代建筑风格，门口双阙对峙，古朴优雅。大门上方郭沫若先生于１９５２年题写的“医圣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进了院门，看到的倒是清代建筑风格的房屋。这些房屋不高大也不华美，但满院草木茂密，举目皆是茂盛的绿树繁花。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阴，斑斑驳驳地洒在院子中的古代医学家塑像群上。南阳张仲景博物馆（即医圣祠）副馆长张兼维告诉我，中间的塑像是医圣张仲景，四周分别是医和、华佗、王叔和、李时珍这四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医学家。
　　张兼维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浸润于中国古文化的知识分子，他长得高高瘦瘦的，眼神沉静多思，走起路来每一步都让脚轻轻缓缓地在地面上舒展开，让人感觉他心里很安适，那显然不是浮躁的文化所能陶冶出来的神态。他带着我在医圣祠漫步，走过山门、张仲景墓冢、过殿和正殿。他告诉我，这祠堂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屡有重修，可惜后来毁于战乱，现在的建筑多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修复的。张仲景墓比祠要早，但世事如烟，已经没人知道墓冢始建的年代了。
　　张兼维习惯称张仲景为“医圣爷”，他说老百姓都这么叫，他们是把张仲景当成神来敬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历史上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一种肯定，也是民心民意的反映。相传正月十八是医圣爷的生日，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万人自发地来祭祀张仲景。在正月十八那天，这院子里里外外都是人，大家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都是满脸的虔诚。今年正月十八，张兼维在祭祀的人群中看到一位９０多岁的老太太，小脚，腰都直不起来了。张兼维怕她摔倒，上前搀扶，和她攀谈起来，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呀？”老人一脸的安详：“医圣爷功德大。我不图啥，只望他保佑老百姓平平安安！”那种发自内心的景仰，让整天在医圣祠工作的张兼维心里一阵温暖。
　　在学术界，张仲景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他辨证论治的理论，至今也是中医在西医面前足以自傲的核心理论。医圣的称号不是谁封的，是历史对张仲景的认可。据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任领导上任后，都要来南阳，来医圣祠。当世中医大家，也无不视医圣祠为中医的圣地，很多人在这里写下景仰的留言。这几年，南阳宛西制药厂和医圣祠举办“张仲景经方研讨会”，中医大家也是有请必到，给足了面子。
　　张兼维说，张仲景于东汉末年在南阳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中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青春期，当时的中国文明生机勃勃，兴趣广泛，热情四溢，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时有新奇的发现。就像年轻人谈恋爱，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各种风采姿态都要展示出来。汉代就好像一个人恋爱成功，成家立业了，是中国文化定型、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是中医学建立理论框架的时期。南阳在汉代人文荟萃，医药文化发达，历史选择这里成就中国医圣自有道理。但中医走向成熟的过程却伴随着极大的痛苦，那是一场造成极大灾难的疫病催生的。

　　大疫横行万民哀
　　东汉末年，一场可怕的大疫在中国蔓延开来，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症状与现代典型流行病近似。这种病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普通发热性疾病。以往医生们见到发热就用石膏、大黄这样的寒凉药，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但在这种病的治疗当中却适得其反。天下医生束手无策，无数病人不治而亡。
　　当时的卫生和医疗条件难以控制疫病的流行，一次疫情稍稍平息，但不久另一次疫情就悄然而至。恐慌的情绪在全社会弥漫，这时候，一个叫张角的人出现了（这场可怕的疫病好像给了姓张的人充分表现的机会），宣称自己可以用符水“治病”。在纸上画符，再将这纸烧成灰，投入清水中，这水就成了符水。张角声称，把符水喝下去，病就会好了。张角建立太平道，用“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很多无助的病人求助于符水，其中身体抵抗力弱的死掉了，而自身免疫力强的活了下来。死去的没人注意，而活下来的被到处传扬，于是太平道大行其道。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信徒多至数十万”。
　　逐渐地，张角的太平道成为一种可以与国家政权抗衡的强大势力。处心积虑的张角以此为资本，命令徒众头裹黄巾起事。张角最终失败了，但中国因此元气大伤，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汉王朝的覆灭。疫情影响了国家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可见其严重程度。此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不得温饱，疫情更加严重。繁华数百年的天下变得凄惨无比，历史留下了著名诗人王粲悲凉的歌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那个时代，很多重要历史事件中都有疫病的鬼影在晃动。靠镇压黄巾军起家、在军阀混战中平定北方的曹操立志再度统一中国。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公元２０８年）十二月，曹操率兵南下，试图一战功成。他的８０多万大军本来占有绝对的优势，刘备被打得落荒而逃，刘表的儿子率众投降，孙权那边也商议着投降。对于曹操来说，当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疫情出来捣乱，“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这导致曹军与孙权部队在赤壁的初次交战中失利，挫了锐气。曹军退驻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后来的故事就很著名了：周瑜派黄盖向曹操诈降，用火船顺风猛冲曹军水寨，延及岸上营垒。随后，周瑜和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大败曹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战后中国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唐朝人写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实曹操没能赢得二乔归，恐怕他恨的不只是东风，还有疫灾。
　　魏晋时期，曾因疫病而“废朝”，即因传染病流行而导致朝廷停止办公。当时还为此立有规矩：“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更有很多名人染病弃世，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干）、陈（琳）、应（）、刘（桢）一时俱逝。”“建安七子”中的这四位作家，竟在同一次疫情中死去。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比一般人好，也没逃过这场疫灾，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不仅是由于战争，更由于大疫作乱。
　　长期受到疫病困扰的人们一直在寻找疫病的原因，有人推测是什么病原引起了疫病，引起了疫病的流行。较早的时候，人们认为疫病的发生是由于身体受了寒气的伤害，所以古代中国人将疫病统称为“伤寒”。后来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一种由细菌所致的肠道传染病被译为“伤寒”，导致这种肠道传染病的细菌就是伤寒杆菌。所以古代中医所说的伤寒与西医的伤寒是不同的。
　　在这场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劫难中，一位南阳人挺身而出。这是一位医学奇才，他的出现，让那段阴暗的日子有了一抹亮色。他就是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公元１５０年，他出生于南阳郡涅阳（今镇平，一说邓州）的一个望族。南阳是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当时称帝乡、南都，这里自古山清水秀，物产富庶，人文荟萃。但大疫来临，山河变色，繁华的南阳一时成为疫情重灾区。
　　当时，南阳一带“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有２００多人，其中大约有一半人都死于“伤寒”。经历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悲愤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
　　长时间的摸索后，张仲景认为这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体质下降，外界寒邪偏重，正气不能抵御，寒邪直接侵入肌肤，阻遏了气机而出现高热和各种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与以内热为主的感冒发热是大不相同的，不能使用寒凉药。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使用温热药来治疗“热病”的方法，用辛温发散的药品发汗解表，使郁闭于内的寒邪随汗而出。这种辨证论治的思路，使伤寒病的诊治出现转机，而后来“发汗”也就成为中国人都知道的法儿。

　　医圣差点错过中医
　　东汉末年的大疫最早大约爆发于公元１７１年前后，这时候张仲景２０多岁，已经是学有所成的医生了。但在这以前，他学医的兴趣和愿望差点让他的父母扼杀。
　　张仲景自幼就在诗书的熏陶下成长，他天资聪颖，好学深思，博通群书。司马迁《史记》里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使他着迷，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神医妙手回春的故事让这个少年为之倾倒，“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偷偷寻阅各种医籍，以学习医道为乐趣，憧憬着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良医。
　　但张仲景的父母认为儿子误入了歧途。当时医术和巫术界线不清楚，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甚至被视为贱业，人们以追逐名利、攀附权贵为荣，而耻于学习医术。望子成龙的父母不希望张仲景成为一个医生，坚决不让他学医。
　　这孩子将来能干什么？当张仲景１６岁时，焦急的父亲带他去拜访南阳名士何颙。何颙以善于识人而闻名天下，一番交谈后，他对张仲景做出了判断：“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张仲景的父亲听得目瞪口呆，但后来也只好顺其自然，同意张仲景学医了。这是史书上有关张仲景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之一。
　　当时在南阳张氏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思维敏捷，辨析能力特别强，又刻苦好学，是学医的好材料，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张仲景尽得其传，医术很快超过老师，当时人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大疫爆发后，张仲景发愤潜心研究疫病。中国古代重视历史记录，对疫病的记载和研究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翻开历史的画卷，距今３０００多年前，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虫”、“蛊”、“疟疾”等疾病的记载；《史记》中已用“疫”、“大疫”表示传染病的流行。这些也许可以看做是古代中国人对传染病认识的“萌芽”。在和疫病的抗争中，古人留下了不少医学文献。《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张仲景认真钻研这些文献和《素问》、《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学著作，又向各地名医博采单方、验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整套治疗伤寒和杂病的理论、方药。他几乎耗尽全部心血，写下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在总结大量治疗传染病经验的基础上，对发病因素、临床病候表现、治疗过程等共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书中条分缕析，对疫病传播过程中的征候、脉象，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以及给方、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的论述。
　　《伤寒杂病论》后来成为历代医学家所必读之物，为疫病治疗开创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后来中国又曾发生多次大疫。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中国在南北朝时期有１７次疫病流行的记载，隋唐五代时期１７次，两宋金元时期３２次，明代６４次，清朝７４次，民国６次。古人说“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所有疾病中，疫病是最迫切的问题。
　　围绕着对《伤寒杂病论》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流派———伤寒学派，而在明、清发展壮大起来的瘟病学派是伤寒学派的一个分支。这就是中国医学抗击疫病的主力军。《伤寒杂病论》在疫病临床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仲景奠定中医之基
　　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
　　数千年中国史上的上百位名医齐聚一条长廊，他们或长须拂胸，慈眉善目，或清癯冷隽，灵秀聪睿。记者漫步长廊，端详着这些仙风道骨的石刻画像，阅读着他们不凡的经历，心情由好奇到佩服再到感动：他们是座座令人仰视的高山，贯通古今，连绵数千年。历史上，疫病曾无数次疯狂袭击我们这个民族，试图阻挡中华文明前进的脚步。正是这些人一次次“扶正祛邪”，护卫着我们的祖先将灾难踩在脚下，一路走过数千年沧桑曲折而又辉煌壮丽的岁月。注视着他们的画像，一部别样的中国古代史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古老的中医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
　　这是南阳医圣祠的一座长廊，镶嵌着自伏羲以来１１７位历代名医的石刻画像，据说这是我国目前最大容量的名医画像宝库。记者流连在那些画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１１７个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个个都名震天下、活人无数，是不同时期生命和健康的最智慧的守护者；而故去以后，他们化为中国医学天空闪烁的繁星，光耀后世。
　　在这么多杰出人物中，张仲景为什么会被独尊为医圣，被视为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听到记者的问题，张仲景博物馆（即医圣祠）副馆长张兼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因为他的《伤寒杂病论》太伟大了！这部书提出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创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很多内容是终极性的，永远不可超越。张仲景创建了中医的‘Ｗｉｎｄｏｗｓ平台’，后世的中医研究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的。他对于中医学的贡献，相当于孔子对儒家，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
　　中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古人传说神农尝百草、黄帝著内经，把神农、黄帝两位始祖分别塑造成药祖和医祖，把中医的产生与中华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其实，《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都不是在传说时代，掌握百草的药性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黄帝内经》也会聚了从战国到西汉末年众多医者的智慧。中国人喜欢把神农、黄帝两位始祖分别塑造成药祖和医祖，把中医的产生与中华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显示出古代文明对医疗的极端看重。一个民族的生存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生产和健康。这两个要素是一切文化和科学的基础。越是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恶劣，医疗对生命就越重要。
　　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中医学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应用古朴深邃的哲学思想，总结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创建了一套以中草药、针灸、按摩、导引等为主要手段的综合自然疗法。张仲景集前代医学之大成，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４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８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他所提出的“六经分证，八纲辨证”的辨证论治理论，为中医学建立了基本规范和框架。１８００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中医的支柱性理论。
　　后来，《伤寒杂病论》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张仲景的价值，他的书从众多医书中脱颖而出，人们把这两部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人们更把《伤寒论》与《论语》相比，尊之为“医经”，认为“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即《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人们把张仲景与孔子相比，尊为“医圣”，认为“医门之仲景，犹儒家之孔子”。《伤寒论》中的１１３个处方，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医方之祖”。清代所编的《医宗金鉴》评价《伤寒论》说：“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诚医门之圣书。”
　　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进行整理、注释、研究、发展而写成的书已超过１７００余部，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据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就足以使张仲景成为万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与中医差不多同期产生的传统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阿拉伯医学等均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相继失传。而由于张仲景的出现，中医具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才得以流传至今，并且近年来在全世界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坐堂医生是太守？
　　医圣祠的心脏无疑是张仲景墓。这是座砖砌方形墓，３米来高，一间房子大小，上有挑檐高亭。如果历史没有出错，张仲景在这下面已经长眠了近１８００年。墓的四角各有一个石雕羊头，每个羊头和弯弯的双角被人抚摩得光滑圆润。张仲景博物馆副馆长张兼维说，在中国古代，“羊”和“祥”是同音、同义的两个字，象征着吉祥，所以游人喜欢抚摩石雕羊头以祈福。民间的说法是“摸摸羊头，百病没有”，据说以此为父母祈福最灵。记者忍不住闭目挨个抚摩羊头，讨个吉利吧，什么能比没病没灾重要呢？
　　张仲景墓前，有一块立于清顺治十三年?穴公元１６５６年?雪的石碑，上书“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墓西侧有一座房子，陈列着张仲景为人把脉的塑像。张兼维说，这展示的是张仲景担任“长沙市长”期间，在自己办公室为百姓看病的情形。“坐堂医生”这个称呼，就是从张仲景那儿来的。
　　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心里很着急，想为百姓把脉诊治。但当时的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张仲景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后世医生怀念张仲景济世救民的胸怀，就把在药铺里看病称为“坐堂”，人们称药铺里的医生为“坐堂医生”。很多药铺也给自己起名为“某某堂”。
　　张兼维说，关于医圣的这个传说流传甚广，但一直以来，大家对张仲景的生平都存在争议，对于他做没做过长沙太守都还没弄清楚。有人认为张仲景没做过长沙太守，这个身份是后世出于对张仲景的尊敬编造的，因为根据史书记载，汉末长沙先后有１８个太守，其中没有叫张仲景或者张机（张仲景名机，字仲景）的；也有人认为汉末天下大乱，史书记载不详尽，１８个太守的任期有缺环，坚持认为张仲景担任过长沙太守。由于文献不足，双方相持不下。
　　张仲景墓碑上的“太守”二字到底是真是假？张兼维和宛西制药厂常务副总李明黎为此曾专门前往长沙寻找遗迹。在长沙，他们找到了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周贻谋。周教授告诉他们，张仲景的药方医术在长沙以至湖南地区广泛施行与传播，对湖南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湖南的历代医家大都信奉张仲景的理论，有的还著书对张仲景的理论进行阐述，如清代长沙陈贤书的《伤寒论笺》，宁乡黄载鼎的《伤寒秘要》、周世教的《金匮发明》，零陵陈德懋的《编次注解伤寒论》等。长沙本地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很多，张仲景的医方过去都称为“长沙方”，学医叫做“问道长沙”，这里的长沙都指张仲景。旧时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长沙以前建有张仲景祠，以示对医圣的追念敬仰之情，抗战时期，该祠毁于战火。张仲景祠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湖南省中医学院二附院，如今那里还有纪念性石碑。早几年，长沙市中医院改名为长沙市张仲景医院，表达了长沙人对医圣的怀念。但对于医圣的太守身份，长沙也没有直接的史料，李明黎和张兼维只好抱憾而归。
　　张兼维说，对于医圣来说，当没当过太守并不重要，但弄不清楚他的生平总是件憾事。医圣的身世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没有为他立传。伟大如医圣者，怎么竟会在正史上无立锥之地？

　　历史在嘲弄医圣？
　　当年，张仲景学医有成，在家乡南阳名声渐大。为了开阔眼界，他到繁华的都城洛阳行医，在那里他邂逅了文学天才、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４０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半年后，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也很不以为然，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样。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２０年后，他的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到处求医却为时已晚，半年后就死了。这是撰写著名史书《帝王世纪》和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的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写下的故事。皇甫谧生于汉末，和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接近，他的这段记载和《何颙别传》中关于少年张仲景的记载，是古书中最早的有关张仲景的两个片段。这成为人们推测张仲景生卒年月的重要依据。
　　直到唐朝，甘伯宗撰写《名医录》，才为张仲景立传，称他为汉长沙太守。张兼维说，这就像现代人为元代人立传，很多事情已经说不清楚了。其后，为医圣补传的不乏其人，而以章太炎的《张仲景事状考》、陆九芝的《补后汉书张机传》、黄竹斋的《医圣张仲景传》等尤为著名。但这些传记只能根据历史记载的片言只语进行考证，并不能有很大进展。
　　医圣这样的人物，正史为什么无传？一般认为是由于古代儒家传统文化鄙薄方技，不管你贡献多大，人家看不见。和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之所以有传记，是因为他为关羽“刮骨疗毒”，为曹操治疗头疼，后来又死于曹操之手。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人物联系在一起，才使华佗得以在正史中有传。
　　其实正史没有传记和是不是长沙太守的争议，都是对张仲景的嘲弄。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对于当医生还是当官，张仲景观点鲜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序言中，张仲景对于当时人为什么都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表示奇怪。“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没人爱学，大家的才能和精力都用在追逐名利、攀附权贵上面，张仲景认为这种情况是“举世昏迷，莫能觉悟”。
　　张仲景与“主流社会”的“主流观念”背道而驰，怎么可以青史留名？直到他确实无法超越、被后人追捧为医圣，还得靠戴上长沙太守的帽子来抬高身价。墓中的张仲景倘若有知，是否会觉得自己当初说“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有点自作聪明？在史学极为发达的中国，医圣竟然无传，生平不详，真不知道这是因为张仲景不识时务，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存在天生的缺憾。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有三点：张仲景是南阳人；他肯定生活在东汉末年；他写了一部伟大的《伤寒杂病论》。其余的一切都若真若幻、似有似无。
　　将近两千年过去了，大地山川都变了模样，可中国的官本位不但没变，似乎还无处不在。

　　医者仁心留美名
　　南阳一带有一种说法：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记者从小就知道这种说法，但却不知其所以然。采访医圣祠时，无意中听到这种说法的原委。
　　东汉末年，南阳一带疫病严重，张仲景常架起大锅，熬药救人。有年冬天特别寒冷，张仲景在白河岸边看到很多忍饥受寒的穷人耳朵都冻烂了，那情形痛苦不堪。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免费向穷人提供药物。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娇耳”、喝下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的救治行动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为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照“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扁食”。后来，饺子逐渐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品。这“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南阳民间流传，为了纪念张仲景的仁德，人们相约在冬至和大年初一这两天必须吃饺子，后来就成了风俗习惯，于是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张兼维说，民间传说反映的是老百姓记忆中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医圣爷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这比正史的记载重要得多。千百年来一直被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医圣爷足可以含笑九泉了。
　　民间传说显示了医圣爷有一颗仁德之心，这是古代大多数名医具备的品质。后世的药王孙思邈把自己的书叫做《千金要方》，因为“人命至贵，有过千金”。从神农尝百草，到张仲景一辈子跟传染病打交道，再到孙思邈一辈子行医民间，不接受皇帝的征召，历朝历代的名医都展示了传统中医一种难能可贵的理念：不图名利，爱惜百姓，珍视生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张仲景，但老百姓记住了张仲景。从张仲景留下的药方来看，都是在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单，有的药方只有几味药，既能治病又让患者省钱。撇开医术不说，就这一点，也足以让现在那些为多挣钱动辄开大药方的医生感到羞愧。

　　旷世奇书惊险旅程
　　大约在公元２１９年，年约七旬的张仲景告别了这个世界，也告别了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伤寒杂病论》。如果搁在现在，这本书要是得个诺贝尔奖什么的，那是给诺贝尔面子，张仲景的版权、稿费什么的也是大把大把的。但当时是一个不能成千上万地复制信息的年代，一个人或一本书都不可能一夜间红透半边天。１０多万字的书只能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竹简上传播。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没有了张仲景的庇护，这部伟大的著作只能靠片片的竹简载着，漂泊在茫茫无边、风高浪险的时间河流中。今天我站在医圣祠回望千年，仍觉得那实在是一段惊险的旅程。
　　张仲景去世那一年，山西高平一个叫王叔和的孩子年近１０岁，此人长大后博学多才，医术高明，当上了晋朝的太医令。王叔和偶然看到一部医书，见解独到，论述精辟，令人如拨开云雾见青天。可惜这本书已经是断简残章，连接竹简的绳子也断了不少，书的顺序也错乱了。整理之后，王叔和才知道这是张仲景几十年前写下的《伤寒杂病论》。读着这部断断续续的旷世奇书，王叔和如同武林高手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绝世秘籍，既兴奋又着急。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王叔和决心搜集仲景旧论。他到各地寻找《伤寒杂病论》的其他抄本，终于成功地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共１０卷，记述了３９７条治法和１１３个医方，总计５万余字。之后，《伤寒论》逐渐在民间流传开了。但《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此后《伤寒论》仍是在民间口诵手抄。由于中医传统的家族传承方式，这本书的传播受到很大局限。唐初名医、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就曾经为张仲景的书难得一见大发感慨：“江南诸师得仲景方秘而不传。”
　　张仲景去世８００年后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文化成果的时期，国家政权出面对有价值的古书进行了校订和发行。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就是被虫蛀了的竹简，叫《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同，另外还有一些内容，是论述杂病的文句，当时尚未有人见过，但其文风与《伤寒论》极为相似。名医林亿等人考证后认为，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较全的抄本，于是将伤寒部分的内容删去，将杂病部分整理出版，取名《金匮要略》。一般认为，这只是一个摘抄本，并非完整的内容，但其内容已经为后世医家处理棘手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金匮要略》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技术，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浸足等等。该书记载了对自缢者的抢救方法，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的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
　　在宋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宋代的校订本。除去重复的，这两本书共载方２６９个，使用药物２１４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世代医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这两本书尊为“医方之祖”。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北宋印刷术的发展，使那些被校订的古书广为传播，张仲景的杰作就此结束了危险的旅程，走上了广泛传播的坦途。此后，张仲景的学说大行其道。在对张仲景学说的阐释、研究、争论中，伤寒学派发展壮大，出现了许多分支，蔚然而成大观。

　　修建祠堂缘于怪梦
　　明朝崇祯年间，兰考廪生冯应鳌染上了伤寒，病情沉重，几乎不治。一天午夜，突然有一黄衣金冠的神人来到病床前，以手抚摩冯应鳌，冯“百节俱活”。于是他问是哪位神人救了自己，神人告诉他：我是汉长沙太守南阳张仲景，我救活你是千古奇事；我也有千古憾事，你可以为我弥补。南阳府东四里许有祠，祠后七十七步有冢，岁久湮没，荡为平地，重起墓冢就靠你了。说完神人就不见了。
　　冯应鳌并不知道张仲景是谁，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医门的圣人。他病愈后不远千里从兰考赶到南阳，在城东果然看到一座庙，庙内的十代名医像中有一个宛然就是他梦中见到的神人，拂去尘土，看到画像下是张仲景的名字。冯应鳌向父老询问，得知庙后原来确实有古冢和石碑，相传明初指挥使郭云修建府邸时推倒了石碑，后来这里就成了菜地。冯找到这块地的主人祝家说明情况，要求买原墓冢附近的地。但祝家觉得他的说法太荒诞，很生气，坚决不答应，说：“要买我的地你就全买了！买绸缎有挑中间一小块买的吗？”冯应鳌没办法，就刻了块“灵应碑”记述他的故事（这碑现存医圣祠），然后离开了南阳。
　　几年后，祝家打井时挖出来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字样（碑存），打井时还出现了种种怪异的事情。于是这事的前前后后就传开了，人们都相信了冯应鳌的说法。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１６５６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建造医圣祠，而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叶县训导的冯应鳌也再度来拜，重刻灵应碑。
　　以上这个故事，是记者能找到的关于医圣祠始建过程的资料。我不打算相信这个故事。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呢？翻阅了医圣祠数百年来建造和修缮的记录，我大约明白了个中原因。医圣祠的修建和解放前的十多次修缮，没有花官方一文钱，都是由医生、地方名人出面集资，即便有官府中人参与，也是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为一个不相干的古人出钱修建祠堂是很难的，而有了这些灵异的故事，事情就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谁导演了这些故事，但他的动机应该是很清楚的。
　　写到这里，记者不禁为医圣感到双重的悲哀：与堂皇的孔庙相比，堂堂医圣在传统文化中寒酸的地位令人悲哀；张仲景把医术从巫术中解放了出来，而１４００多年后还得借助神鬼故事建起他的祠堂，同样令人悲哀。
　　近百年来，医圣祠数毁数建，几乎成了中医兴衰的晴雨表。
　　上个世纪初，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基础上的西医传入中国。此后，西医越来越受到追捧，中医则陷入了痛苦与屈辱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跌到了最低谷。１９２９年，民国政府通过了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国中医药界为此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医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虽然提案最终被废止，但排斥和轻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观。
　　“五千年文化，忽有一落千丈之势……无论杀人之利器、养生之妙诀均以西人为长，中国为短，几欲一扫而空之。”这是１９３５年南阳一位中医在《南阳医圣祠墓志发刊辞》中表露的愤慨之情。此时的医圣祠房倒屋颓，一片荒芜。１９２８年，军阀石友三的部队驻军南阳时拆毁了医林会馆，将医圣祠开成了菜地。石友三的部队撤走后，倔强的南阳中医界人士先后于１９３４年、１９４０年两度修缮了医圣祠。
　　解放后，衣衫褴褛、长袍马褂的中医没有受到礼遇和重视，相反却被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医”，迎来的是一系列被限制、被取缔的措施。十年浩劫中，中医受到严酷的摧残，中医机构被裁并，老中医被纷纷下放。
　　直到１９８２年，形势才出现了转机———发展传统医药被列入宪法，中医终于在自己的故乡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拨专款发展中医，中医药事业出现生机。同年，国家拨款对医圣祠进行了修复。
　　目前，中医药的优势在国际社会日益得到认可。中医可以扶正祛邪，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有助于调整身体正常功能，这些观点得到了不少国际研究机构的认可。
　　然而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在绊着中医药的腿脚。如今，国际中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了１６０亿美元，并且以每年１０％～２０％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３％。有人在问：中药今后还姓“中”吗？

　　仲景经方花开日本
　　医圣祠的一条长廊上有很多石碑，刻的都是名人瞻仰医圣时留下的墨迹。记者漫步其间，无意中看到一通繁体字的石碑，那上面的汉字实在不怎么入流，仔细一看，后面署的是个日本名字：渡边武。张兼维告诉我：“这个渡边武在日本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日本东洋医学会原会长。在医圣祠留下墨迹的日本名医不止渡边武一个，这不，旁边就是矢数道明、寺师睦宗等人留下的墨迹。”
　　在医圣祠，张兼维接待过不少来自日本的朝拜者。前年夏天，一位７７岁的日本老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来到医圣祠，要求在医圣祠举行毕业仪式，给他的学生颁发毕业证。这位老教授讲了一辈子的《伤寒杂病论》，以前不知道张仲景的墓在哪儿，后来得知是在南阳，就决意带他的学生来朝拜。张兼维说，日本人的拜是五体投地，全神贯注，敛气屏息，景仰之情发自内心，让旁观的人觉得此时此刻他们把整个生命都投注在医圣墓前，而中国人来拜基本上都是鞠躬。虽说礼不在形式，可比较起来，总感觉中国人对医圣的尊崇似乎不够。
　　在医圣墓附近，记者邂逅了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张兼维介绍说，孙耀志对张仲景的人品和医术非常崇拜，有空时经常来医圣祠走走。关于日本乃至国际医药行业的情况，他是最清楚的。
　　孙耀志介绍说，如今日本的中医药很厉害，是除中国以外研究应用中药历史最久、范围最广、水平较高、从业人数最多的国家。如今，世界中药年销售额１６０亿美元，他们占了一大半，而中国只占了３％左右。不过日本人不叫中药，叫汉方药。中国传统医学大约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日本化后被称为汉方医，汉方药则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日本人当然要来拜医圣，汉方医把《伤寒杂病论》看作他们的圣经，把医圣称为张先师，而汉方药大部分用的是仲景原方。在日本国内，只要是用《伤寒杂病论》所载的药方生产的药品，就不需要作临床验证。
　　孙耀志说，日产中药在世界市场的强劲发展其实也没有多久，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化思想影响，传统的中药在日本备受排挤，处境艰难。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而且西药价格昂贵，对人体副作用大，因而中药又逐渐复兴。１９７６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即批准可以使用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２１０个古方生产汉方药，中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１９８８年，日本科学技术厅开展了“关于科学阐明东洋医学的调查”，逐步加大了对中药研究的投入力度，使得中药研究由过去的自发状态，逐步转向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这一重大转折，对日本的中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日本的中药业进入了鼎盛阶段。
　　日产中药成功进入国际市场，主要在于这些药大多数有明确的标准、药理研究及临床功效的数据，在生产过程中融入了现代新科技。从品质到外观，日产中药均优于我国。中国的很多中成药疗效不错，但缺少药理研究和临床数据，很难为国际市场所接受。

　　世界看好中医中药
　　几根银针在患者身上扎下去，就能把病治好。在西方人看来，中医的针灸疗法不可思议，很神奇，这成了西方社会认识、接受中医的开端。据说如今美国的中医诊所，大部分还是靠针灸吃饭。
　　西方人的惊奇是因为中西医学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系统，其支柱是古代哲学，中医则是把古代哲学思想应用于医学领域所产生的学科。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理论影响下，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认为，人的形体组织都可纳入以五脏为中心的系统，通过经络的联系，人体所有的器官及皮肉筋骨等组织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气血津液在其中运行。西医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从手腕脉搏的跳动能了解身体状况，而怎么解剖也找不到的经络，却能成为治病的依据！
　　随着回归自然潮流的兴起以及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不断出现，国际社会对天然植物药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不只是东方的日本、韩国，甚至西方的德国、瑞士等也大量投资于天然植物药研究。中医因此被国际社会看好，许多国家开始重视为中医立法。美国１９９７年已为中医通过联邦立法，加拿大已有多伦多等几个州通过中医立法，澳大利亚也即将通过中医立法。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都通过了中医立法，中医在这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
　　目前，韩国正在考虑为中医立法，日本虽然尚未为中医立法，但中医中药在日本的应用很广泛。在世界上，目前中医中药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
　　孙耀志说，对于中国中医药行业来说，目前有压力和挑战，同时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医的理论和中药的资源都在中国，我们有最好的条件，要搞不好愧对医圣爷，现在中国需要有一批像张仲景那样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撑起中医药的天空。

　　南阳盛产纯正药材
　　面对央视的镜头，国家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金世元在南阳西峡的深山中抓起一把草，他一棵一棵地介绍，最后发现这一把草中竟然有八种中药。
　　地处伏牛山深处的西峡向来是重要的中药产区，其实不仅西峡，状如一条苍龙横卧中原大地的８００里伏牛山，在古代就号称“天然药库”。中国人自古就相信，大自然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战胜疾病的物质，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我们的祖先对天然植物药的认识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伏牛山是一座得天独厚的宝山，正好处于亚热带和北暖温带分界线上，这里气候温润，立体性气候明显，是华北、华中、西南植物的镶嵌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使这座大山成为很多中草药的最佳适生地。据专家考证，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收录了１５００多种中草药，而在西峡境内就有１３２８种，其中包括许多纯正、名贵、珍奇的中草药品种。目前，伏牛山深处的森林植被保存较好，仍是一座天然的中草药宝库。
　　在南阳盆地的另一侧，桐柏山蜿蜒曲折，这座山的中草药资源同样很丰富。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说起南阳的这两座“天然药库”就很自豪：“为什么南阳出医圣？这里有天然的药库呀！８００里伏牛山培育了南阳古代发达的医药文化，也为医圣提供了治病救人的足够武器。”
　　据介绍，近年来南阳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把发展中药材产业作为振兴区域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由于宛西制药的带动作用，西峡４０万农村人口中的一半成了药农。目前，南阳基本建成了南召辛荑花、西峡山茱萸、桐柏桔梗、方城裕丹参、内乡黄姜、邓州麦冬、唐河半夏、社旗板蓝根等中药种植的龙头基地。２００３年，南阳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已发展到１６４万亩，实现产值１８．２亿元。其中，南召的辛荑花和西峡的山茱萸被列为河南省优先重点发展的优质地道中药材。南阳的辛荑花年产量达８４０万公斤，全国市场占有率达７０％；山茱萸年产量达３５０万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６０％多。
　　伏牛山中的山茱萸、辛荑花、裕丹参已分别通过国家原产地认证。而西峡的山茱萸基地、方城县的“裕丹参”基地，更是先后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ＧＡＰ（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基地现场验收。
　　孙耀志说，农药残留多、重金属含量高是影响中药走向世界的老问题。建立ＧＡＰ标准基地，是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中医药行业问题、拯救和发展中医药的重要一环，谁在这方面走得靠前，走得坚决，谁就是中国中医药行业的功臣。
　　除了在中草药种植和制药业上的努力外，南阳这些年没少利用张仲景做文章，先后办过张仲景国医大学、张仲景医院、仲景农贸市场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项目都不很成功。近两年的“张仲景医药节”很热闹，但对产业的带动作用似乎不大。张仲景无疑是独特的文化资源，是南阳的一张王牌，但释放张仲景的能量、在南阳刮起中医药的台风，看来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