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暴力冲突井喷式爆发 医生安全尊严难获保障
2011年10月13日 15:01:44 来源： 人民日报 编辑：杨静 高璎璎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医生流汗又流血
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
今年以来，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医患信任太脆弱
“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信任缺失是转型期中国医患关系的显著特征。医患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最根本原因是缺乏信任。
2008年，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等发表了一份关于“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的报告。报告认为，基于一种近乎当然的常识，患方会将延续生命、恢复健康的希望寄托于医务人员，但这是一种事前的、临时性的“脆弱信任”。一旦发生不良的医疗后果，这种“信任”就会立即出现戏剧性转向，而且往往是彻底反转，变成彻底的不信任。“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因此，医患之间“脆弱的信任”，与其说是信任，倒不如理解为不得不信任、半信半疑。
中国医科院整形医院副院长吴念告诉记者，几年前，医院曾收治了一名烧伤男孩，由于家长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把医院告上法庭。令人意外的是，家长居然出示了长达70分钟的录音资料。原来，患方从第一次就诊时便开始录音，包括医生的承诺和解释、抢救治疗过程、多方专家咨询等。“患者随时留取证据，以备诉讼，这是对医生情感的极大伤害。”吴念说。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今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医患沟通是“短板”
医患双方对医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医生应努力降低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值
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认为，医患双方对医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医生应努力降低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例如，有一位直肠癌晚期患者需要手术，他提出的要求是保住肛门。但是，医生告诉他，对于直肠癌患者来说，第一是保命，第二是保排尿功能，第三是保性功能，第四才是保肛门。这么一说，患者就理解了。
王仲说，人体是有差异性的，同样的治疗、同样的药物，效果都不尽相同，并发症、医疗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因此，面对医疗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医生应主动和患者沟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用制度保护医患双方
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效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据一些医院院长反映，对于打砸医院的“医闹”事件，公安部门往往认为只是医患纠纷，所以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只有当发生人身伤害时，才动用警力。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医闹”行为。目前，很多公安人员错误地认为，医疗机构不属于公共场所，处罚闹事者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行为，属于违法。
郑雪倩认为，台湾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医闹”现象，为此台湾专门出台法律，将干扰医疗秩序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因此，内地也应就医院暴力事件作出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公安部门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
据悉，一些地方已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有力地维护了医院和医生的合法权益。例如，《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侵犯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损毁财物；不得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各种形式的迷信祭祀活动；不得干涉、阻碍医疗机构对尸体的常规处置。”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主要渠道有诉讼、行政调解、医疗事故鉴定等。但是，由于耗时长、成本高、难度大，患方大多数选择“私了”。而“私了”的“潜规则”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结果，医院越想“花钱买平安”，“医闹”越猖獗，医院越不平安。
根据卫生部要求，今后我国将普遍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受司法部门业务指导，独立于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在医患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独立调解，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效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据悉，《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以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的，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举措赢得了医患双方的认可，70%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到妥善处理，“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本报记者 白剑峰
从“暗战”到“明战” 中国医患失和难题待解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2011年09月24日09:14我来说两句 (129)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9月23日清晨，北京同仁医院各诊室准时开门接诊。候诊大厅坐满了手握单据等待叫号的患者，除了在大楼里频密巡逻的保安外，一切似乎一如往常。而一周前，该院耳鼻喉科门诊发生一场血案，徐文医生被喉癌患者王宝洺追砍十余刀，致肌腱断裂和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
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东莞长安医院也发生了一起病人砍杀医生案件。犯罪嫌疑人卢某将正在接诊的医生刘志霖砍死，另一医生被砍至重伤。
一南一北两件血案，均因医患纠纷处理不当导致，也将僵持已久的医患矛盾推向极端。人们不禁惊呼：我国的医患关系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患者：
“我们还能信任医生吗？”
【事件】
王宝洺的行凶原因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据报道，王宝洺于2006年因喉癌到北京同仁医院就诊，接受了徐文的激光手术治疗，正是这次手术，引发了长达三年的医疗纠纷。王宝洺在博客中称：“你(徐文)一意孤行擅自将肿瘤损毁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为癌细胞的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等于为我开启了死亡之门。”虽然在另一医院“清除了残余癌细胞”，但术后王宝洺的脖子上“开了个洞，用食道顶上来的气说话”，使他“终身残疾”。于是，王宝洺在与相关部门沟通、投诉无果后，将同仁医院告上法庭。然而，起诉三年，至今官司也没开庭。
“这段时间去看病，医生看到报道后多少会有所收敛吧？”李小姐最近一直在关注徐文被砍事件，她认为，徐文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而王宝洺同样为受害者。
一个月前，李小姐因肠胃不适到医院就诊，在经历验血、胃镜、CT等“全方位”检查后，除发现胆汁返流性胃炎外，还被告知卵巢囊肿和子宫积液。于是，医生又开出一堆化验单和检查项目。“折腾了两个多星期，基本上所有检查项目都做了一遍，快赶上体检了，可医生最终也没说出如何治疗，只让我好好养着，开了一堆消炎药了事。”李小姐叹了口气。
记者调查发现，对医生不满的情绪在患者和家属中并不鲜见。一位女士说：“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就是"耳鸣"这种老年常见病，结果医生开了半年的药，母亲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没效，2000多元就那么浪费了……”另一位患者说：“上次发烧在深圳红会医院花了500多元。一上去就打吊瓶，一吊就是头孢，而且不做试敏，害得我全身过敏，长了一身的红斑。后来，另一位老医生给我开了盒20多元的中药，吃了就好了。”
一项针对“看病难、看病贵”原因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看病难、贵的最重要因素，另外，81%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药价虚高”，57%的人认为“收红包、吃回扣现象犹存”，48%的人认为“医生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不问诊，看病等于开药”……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虽然患者对医生心存不满，但也认为医生“非常重要”。许多网友表示：“如果全国医院都停诊一小时，后果将是什么？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停诊不算什么，但是，看看医院候诊大厅里黑压压等待看病的人群，你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更有网友认为应理性看待医患关系：“有些医生确实缺乏职业道德，但更多的医生是认真负责的。如果医生连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障，还怎么安心为患者看病呢？”
医生：
“最怕的就是"医闹"”
【数字】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但也有医护人员没有“照顾到病人感受”，惹来不必要的纠纷。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惟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为应对医患纠纷，医院煞费苦心。有的医院设立了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接待患者投诉，对医患纠纷进行调查、处理；有的医院请来民警进驻，维护医院秩序；有的医院甚至让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
“缺乏安全感的医生和病人使治疗活动成为一场"暗战"。”一位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保护医生安全不可能给所有医生都配备头盔和钢板，只能从提升执业水平，完善工作环境上入手，他呼吁社会给予医护人员更多理解和尊重。
医患失和谁之过 ？
【观点】
不管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有怎样的看法或质疑，都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与医生或医院进行沟通，而不能突破底线，使用暴力手段。否则，不仅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也应看到，在许多医疗纠纷中，患者通常在行政和司法渠道上遇阻，最终选择了过激行为，显然，现有医患纠纷协调机制并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医患矛盾本来不应当成为社会焦点，因为医院和患者之间本来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专家认为，医患纠纷折射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革新、医院管理制度内控不严等深层次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建设健康的医患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则提出设立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他认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冯世良设想，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应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和医、患、保三方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医学、法律专家组建。医疗纠纷发生后，由调解中心负责调查、评估、协商；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以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中心负责受理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调结。
但更多专家认为，医疗纠纷的处置是一项工程，仅靠设立纠纷调解中心还不够，需要系统地对医疗纠纷进行立法，公平、公正、公开、快捷的解决和处理医患纠纷，同时，要严格管理打击医疗系统的各种弊端和潜规则。
“我们如何对待患者，患者就会如何对待我们。”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表示，改善医德医风，引导医生心怀仁爱善待患者，才能“让生者得以安宁”。本报记者 郑莉 (责任编辑：何波)
面对医患矛盾勿被非理性左右
2011年09月23日 08:54 来源：解放日报 参与互动(1) 【字体：↑大 ↓小】 最近有两则有关医患矛盾的新闻颇令人瞩目。一是深圳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医院检查肠胃病，医院说治疗需要花费十万元，父亲又带着儿子去了广州的一家医院，结果孩子吃了“8毛钱的药”就“好了”。另一则新闻则是，北京一位病人，因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持刀连砍女医生17刀。
第一条新闻，有些舆论听了病孩父亲的话，就不分青红皂白集体炮轰医院，质疑“伪专家们”“是技术差还是良心差”。第二条新闻，板子还是打在医院身上，比如隐隐指伤人者被“医疗敲诈”，比如赳赳发问：“究竟谁是受害者？”其实，细究起来，两件事都没有那么简单。但细节如何，过程怎样，前因后果又有什么关联，舆论不见得十分关心，某些媒体也疏于调查，反而以推论与臆想，夸夸其谈起抽象的 “环境”、“人心”来，先逞了口舌之快再说。
这些脱离了事实的情绪化宣泄，当然有一定的社会动因，比如，有学者认为是因 “社会整体缺乏信任”而起。但在笔者看来，我们文化传统中的非理性主义泛滥，恐怕也难辞其咎——70多年前，林语堂在著作《吾国与吾民》中，认为中国人在判断一件事时，既不是依赖科学的实验方法，也不是纯粹的理性逻辑，而是“信赖普遍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今天的社会，似乎并没比那时候进步多少。上述两起医患之争的报道后都有不少跟帖评论，“现在的医院都只认钱，现在哪里还有好医生”，此类情绪化的语言，简直就是林氏文章的绝妙注解。
这种非理性，在特殊年代加上政治因素，曾极端化到凡事“上纲上线”的程度，造成的悲剧，“80后”的年轻人估计大多并不了解，但“上纲上线”的语言风格，在如今板砖满天飞的网络上又岂是少见？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中，普通的药家只因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就被冠以“贪官”、“蛀虫”等骂名。当然，非理性的不止部分网民和媒体，也颇有一些“傲慢与偏见”的政府官员，爱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扣以“刁民”、“扰乱社会秩序”等大帽子，而对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懒得调查，也懒得解释。
当下，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不同人群某些具体的利益交织、冲突也时有发生，事事都要求全社会 “统一认识”，或像古代社会那样有“道可道非常道”的“微妙之旨”，当然不太现实。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抑或作为两者沟通桥梁的大众媒体，需要的都是放下情绪，少一些抽象的概念，多一些具体的了解，以理性与冷静的思维，以及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科学态度，来看待矛盾、解决矛盾，最终，用细致的调查来扑灭妄想和谣言，用健康的辩论来取代群嘲和对喷，用理智与知性来战胜武断和偏见。
国外一位新闻记者曾经提出 “新闻公正性公式”：准确＋平衡＋全面＋客观＋伦理＝公正。其实，不光新闻，一个社会整体的公平公正，又何尝不是遵循如此路径？至于那些诉诸情绪的极端言论与思潮，无论是偏右还是偏左，口号式的表白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倒是可能在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中传播仇视、塑造对立，甚至引发社会的混乱与动荡。
最后，说一个新闻：一深圳新生儿家属疑因受“8毛钱”事件报道的影响，拒绝医院为孩子进行手术治疗并自行出院。后孩子突然出现肠穿孔被送院急救，至今仍未脱离危险期。
如果只是一个旁观者被情绪所左右，最多不过是做一个不聪明的看客。但当作为一个当事人，非理性的情绪化有时候就可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尤莼洁)
压力大 信任度低 儿科医生hold不住
深入了解这些白衣天使的工作压力，或许有助于看清医患关系紧张症结所在
早上8点刚过，专家特诊就已经全部挂满。
在PICU忙碌的医护人员。相对于成人患者，儿科患儿更难应对。
压力大 信任度低 儿科医生hold不住
深入了解这些白衣天使的工作压力，
或许有助于看清医患关系紧张症结所在
“看个急诊成慢诊”、“挂号排队要几个小时，医生问诊只花三五分钟”、“一些医生态度很不好”、“小病都要往大医院去”……在昨日本报报道《小病求诊多舍近求远 逾八成输液有抗生素》中，本报记者通过体验调查，客观呈现了目前深圳儿童就医存在的事实。
在这些事实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问题？而直接面对这些患者的医务人员工作状况又如何呢？昨日，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和工作人员面对面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承受的压力以及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的无奈。管窥这些白衣天使的现实生活和工作状态，或许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客观看待由“八毛门”引发的医患关系纠结的讨论。
■医生压力
门诊医生连轴转 一天最多要看八九十名患者
患者挂号看病难，对于接诊的医生来说更是一个体力和精神上的挑战。“每天任何时候急诊科排队候诊的患者都有近100人，高峰期有100—200人，而能排出来的坐诊医生只有4个，一个医生一个小时看10个患者，4个医生一个小时也只能看40个人，这就意味着在急诊科看病，至少得候诊2个小时以上。”急诊科主任付丹说，这样一来急诊也变成了慢诊，“有时候甚至比在普通门诊候诊时间还要长，而接诊的医生一坐下来就是七八个小时，有的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付丹说，而进入急诊科60%的病人的病在社康医院或其他综合医院是可以解决的。
普通门诊的医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呼吸内科主任刘灿霞告诉记者，该科室每天值班的医生有25人，每天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门诊病人达到2000人，“医生少的每天看五六十名患者，多的要看八九十人，”刘灿霞说，“大部分医生为了多看一些病人，中午经常会看到1点钟，有时候下班了还有要加号的。”而有的专科门诊，比如内分泌科等，由于医生较少，每个医生的门诊量在高峰期要超过100人，“他们连中午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就是叫个盒饭或者自己带个便当，吃完之后马上就要看病。”
门诊医生连轴转，住院科室的医生也没有休息日。“PICU（儿科重症监护室）只有3个住院医师，一个住院总医师加上一个主任和副主任，但是，PICU有15张病床，每天基本上会保持10个左右床位住上。”儿科重症监护室副主任医师杨卫国说，“几个住院医师是24小时轮流值班，基本上没有休息日。”
深圳市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医院日均门急诊量达到4038人次，从4月开始，日均门诊量4400人次，最高日门诊量5500人次，月门诊量突破14.2万人次，创下了医院建院以来的最高纪录，也已经远远超过医院接诊能力极限。由于医院医生数量有限，大量患者的涌入，造成候诊时间延长。该负责人介绍，该院普通内科门诊高峰时段候诊时间长达6小时，急诊也要4—5小时。同时，门急诊医生由于长期加班，得不到调整休息，身心疲惫，多名一线医生病倒，有的医生带病坚持在岗位上。付丹告诉记者，急诊科的医生都是有10多年临床经验的35岁左右的医生，“其中有一个刚30岁出头的医生就患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自己都快要被我们急救了。”
住院“一床”难求 家属常有过激行为
疾病高峰期，到儿童医院住院很难等。记者了解到，该院目前的床位数有600张，年手术量近9000例，“医院日门诊量已超过当初设计能力的近2倍，而医院长期每天要住近700名病人，以前高峰期择期手术也需要预约等候3个月以上，现在经过流程改造手术排期短了，但还是难。”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付丹介绍，病情严重的患儿一般会先到急诊科治疗，在急诊科留观室打针进行留观，到了第二天急诊科再根据病情，先安排留观室的患儿住院。而病情稳定的患儿则不能安排住院，只能继续待在留观室或是到其他医院住院，“有些患儿家长要求医院加床，但是医院已经动用了所有资源，将单人间改为双人间。”
据悉，医院目前慢性病人较多，他们的住院周期长。“内科5个病区一天出院的人不到10个，而等待住院的内科病人可能有三四十人，也是病床供需关系十分紧张的原因之一。”付丹说，现在医生查房都会配备一个保安全程保护，因为医生去查房的时候，患者家属就会立即围拢过来，要求安排床位，没有床位的话还会对医生动粗，“就经常会出现一些摔病历、拍桌子、辱骂医生等过激行为。”
对医生不信任 医患多半“沟而不通”
送进PICU的患者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尤其是病情加重的时候，“虽然送进PICU时，医生都会跟家属讲清楚患者的情况，以及会出现哪些问题等，大部分家长还是能理解，但还是有部分家属不接受，责怪医生没有尽力治疗或者医生出了错。”杨卫国说。
PICU最近收治了一名噬血细胞综合症患者，该病是肿瘤之前的一种病，而引起疾病的原因是由于感冒。“送进PICU的时候，患者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后来病情出现了恶化，当时患者家属就一直说是我们治疗失误。”杨卫国说，为解释孩子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患者的主治医生和主任等人花了一个上午时间与家属进行沟通，“不管怎么解释，家长都不理解，还好病人经过治疗，各项指标最后都恢复正常。”
家长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是医院每个儿科医生都颇有感触的。刘灿霞被称为是儿童医院呼吸内科的金牌医生，她告诉记者，在她出专科门诊的日子，大部分患者家属对她有所了解，是冲着她的口碑过来就诊的，所以信任度非常高。但是，如果是临时出诊，有的患者家属由于对她不了解，在给患者看病或者开药的时候，就会一个情况要问好几遍，有的病人不信任医生还会同时挂几个医生的号。“有一个患儿来看病，我检查之后觉得是肺炎，就要家长带着去拍个片，结果这个家长立即从包里拿出在南山医院拍过的片子，说是肺炎。”刘灿霞说，有的需要做检查的但病人却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做，“看到患者对医生的种种质疑和不理解，觉得真是不好受。”
急诊科护士长曾细秋也表示，与患者进行沟通，多半是“沟而不通”的，“有的时候病人先入为主，觉得医生操作失误、态度不好，急诊科医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定得强，有些医生压力太大坚持不下去，也只能休个病假调整身心状态。”
杨卫国说，现在家长的想法越来越多，孩子病情出现变化，首先不会先去配合医生治疗，而是质疑医生是不是没有进行好的治疗。而导致医患之间信任度低的重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社会的信任度低，“医患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沟通和交流不畅，加上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如果整个社会的互信提高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度也会相应提高。”在他看来，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不会高过30%。
天天有投诉 医生诊疗“步步惊心”
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有时候加号太多实在看不完了，医生也累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要家长明天再来，但是他不听，骂你没有医德，还踹门、拍桌子，让我们很害怕。”刘灿霞说。
刘灿霞告诉记者，医院的医生并不像家属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医德、不负责任，而且医院为了监督医生的医疗行为和促进医德医风建设，有一个专门的严格的投诉机制，“我们医生对这个投诉都是很重视，只要有投诉都觉得是你医生有问题，虽然没什么大的处理，但是被约谈话，或者科室里面点名批评，被投诉的医生自己也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刘灿霞说。
“其实绝大部分投诉是病人的误解。”刘灿霞介绍。据悉，她所负责的呼吸内科平均下来一天就有一单投诉，投诉的主要问题是态度差或误诊，“比如看的是一个手足口病，今天没诊断出来，可能明天才诊断出来，家长就不理解，其实诊断是有个过程的，他就说你误诊。”还有什么用药方面的，用药有了副作用他就过来要你赔钱等等。大部分人能解释清楚，但有些人会纠缠不休，“有时我们这边有看不完病人，那边又要去处理投诉，一处理就是好几个小时。”刘灿霞介绍，“而且医生一天看八九十个患儿，工作压力实在太大，还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疏忽一下。”
刘灿霞表示，现在医生都害怕投诉，“在科里面，我要是打电话找某个人，他首先就会问我是不是他被投诉了。有一次，我喊某医生过来，他就问我‘刘主任，我没事吧，没被投诉吧？’他们都是惊弓之鸟了。”曾细秋表示，护士被家属投诉的也很多，“有时可能是打针没打好，或者说态度不好之类的，其实，只要是我们能做好的，我们都尽力去为患者做了，在医院的这个投诉机制下，医护人员都不敢出问题，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儿科病情更复杂多变 医生很头疼
除了体力和精神上的压力，对于儿童医院的医生来说，他们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病情的变化，“目前患儿的病情向着越来越重、病症越来越不典型的方向变化。”付丹说，“从医十几年的医生治疗起病人可能都会很头疼，这给医生造成的压力是最大的。”
“有的患儿的家长不看医院的治疗和抢救过程，只认为在医院看病死了人就要赔，不管医院有没有错都把责任归到医院，而且有的患儿的家长还会找医闹到医院来闹，影响医院的医疗秩序。”
而相对于成人患者，儿科患儿也更难应对。“有的人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抱都不敢抱，生怕伤了他，而PICU多的是刚出生的病儿，而且有的疾病比如先天性心脏病等越小越严重。”杨卫国说，这样对医生的要求也更高，除了临床检查外，每天要随时监测患者各项指标的情况，次数也要比成人患者要多。而且成人患者多能向医生诉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儿科患者有的不能说，有的也说不清楚，完全要靠医生的诊断和对疾病的观察。
“像预约做磁共振的，每天可能有10个人，但是真正能完成的可能只有六七个人。”医院相关负责人如是说，因为患儿不会像成人那么配合，“所以医院还有专门配一个灌肠室，帮助患儿镇静。”相应地也要增加医护人员。同样看一个病，做一个检查，儿童医院的成本都要比成人医院高。
■“看病难”探因
社康儿科资源不足
在昨日见报的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深圳儿科资源紧缺是造成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不少患儿家长是一大早从龙岗、宝安、光明等关外地区带着孩子赶来的。一名患儿家长表示，“关外地区医疗水平比较差，尤其是社康门诊，小孩在关外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都不见好转，病情越来越严重，只好带着孩子到儿童医院来看看。”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来儿童医院看病的患者中常见病居多，这些疾病到底能不能在社康和基层医院解决呢？而在一些家长看来也是迫于无奈，一些基层医院和民营医院用药还是太不规范了，儿科资源还缺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医生说，一些社康的医生虽然是全科医生，但小儿用药的用量很特殊，有的药是不能用的，剂量不好掌握，而且社康医生对于什么病用什么药也掌握不好。“有一些常见病社康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他们用药确实用不好，比如输液，儿童不同的体重，不同的脱水状态，要用不同的电解质去配，量是多少，他们搞不定。”不过，医生也建议，一些常见病可以去区级的医院或其他综合性医院儿科就诊。
医院hold不住人才
深圳市儿童医院是深圳唯一一家儿童医院，承担着深圳市1400万人口的患儿医疗服务，但是医院编制医务人员是1997年深圳400万人口350张床位的配置，而实际上每天有600张病床在使用，原来的人员编制早已不够用。据了解，医院目前在编员工499人，临聘人员506人，医生的短缺是各科室都面临的问题，“但是医院就是难hold住人才。”
杨卫国介绍，PICU一直面临着人员短缺的问题，本来计划每年要招聘2名医生，但是这个任务一直持续了7年，直到去年才招到一个重庆医科大学的毕业生，“7年才招到一个人，你看儿科医生是多难招啊。”医院人事科王科长对记者说。
据介绍，去年儿童医院计划招收60多名毕业生，但最后由于报名的人太少，只招来了11人，“内科本来计划招11名医生，最后由于报名人数不多，只招到2名。”“去年全市计划招2000名，儿童医院计划招800名，全国有3000多人报名，最后符合条件的只有380人，而这里面只有1个是学儿科的。”王科长非常无奈地说，“儿科人才非常紧俏，而为了能招到一个人才，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不仅招人难，而且由于儿科医生岗位非常辛苦，劳动强度大，风险大，压力大，好不容易培养成熟的儿科医师还在不断加快流失，儿童医院今年上半年就有9名在编医务人员辞职，流向其他区属医院，成了深圳儿科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据介绍，该院从同济医科大学招聘的一名博士生，由于承受不了医院的压力，辞职到深圳北大医院，“她还打电话告诉我们，在那边轻松多了，还说儿科压力太大，后悔学了儿科。”而深圳市人事局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儿童医院去年940名医护人员完成了1500人要做的工作量，是最应该增加医生的单位。”
深圳市儿童医院新大楼在后年将投入使用，而医生的短缺将更加严重，“今年我们计划为新大楼后年投入使用增加的10个病区储备100多名医生，原打算先招65名已有就业意向的毕业生来院进行培训，但后来原来一些有意向到我院工作的优秀毕业生，也纷纷流到其他地方，计划招收26名最紧缺的内科医生，目前能招到几个人也是未知数。”王科长说，“如果今年再招不够人员，不但新大楼建成后将面临没有医生、不能顺利投入使用的局面，连应付目前日益增长的门诊病人也是很艰难。”
□对策优化医疗流程降低费用
儿童医院挂号难、缴费难、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问题在深圳一直比较尖锐，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来医院就诊的患儿数量快速增长，儿童看病难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而为了解决看病难问题，医院在资源整合、重组优化流程、便民利民措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方便患者。
医院进行收费流程改造，推广使用一卡通就医，解决病人挂号交费排队时间长问题。“比如以口腔科为例，全面推行一卡通治疗以前，病人到该科就诊，由于有许多的检查和治疗，患者检查要先到收费处排队缴费，检查完需要治疗又要再到收费处排队若干次缴费，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全面推行一卡通就诊以后，病人除了可以自助挂号以外，每次检查和治疗的缴费都可以直接在医生的工作台上刷卡完成，省去了跑上跑下排队缴费的大量时间，既方便了患儿，又大大地提高了医生诊治的工作效率。”该负责人介绍。
同时，医院还采取措施努力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把控制病人的平均费用增长作为对各科室每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控制每个科室门诊费用每年增长不超过4%，这就抑制了医生开大处方。”据悉，从今年4月开始，医院平均门诊费用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今年到目前为止，医院门诊每人次平均费用是150多元，住院费是5534元，是市属医院中最低的。”而且医院积极推广临床路径，根据诊疗指南收费，降低患者的费用。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该院的药费收入也是下降的，“以6月为例，门诊病人增长13％，出院病人增长7％，但医院总药费收入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0多万元。”
策划：吕冰冰 向雨航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向雨航 实习生 易榕 李少锋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周游
120医生接诊反被打进了急诊 额头受伤缝合7针
2011-10-18 05:08 来源: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 大 中 小 】 网友评论 进入论坛
张医生就是乘坐这辆急救车前去接诊的。
张医生的左眼及鼻梁处伤情较重，可能要留下疤痕。
李先生说，自己要靠双拐才能行走。
16日晚7时50分许，接到120求救电话的张医生跟随急救车，一起赶往包头路14号的患者家中，结果在患者家楼下，因自己多问了几句被患者家属李先生打伤。忍着几乎睁不开的左眼，张医生坚持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 ，结果在急诊大厅门口，他再次被李先生打，额头受伤缝合了7针。事后，李先生称事发时自己喝了些酒，要向受伤的医生道歉。但张医生表示，急救医护人员遭患者辱骂甚至殴打并不鲜见，他现在只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
120医生被患者家属打伤
“一位120急诊医生在出诊时被病人家属打伤了。”17日上午7时许，市民张先生向本报反映，16日晚，120救护人员到包头路14号接诊一位头部受伤的女士，结果伤者与丈夫刚刚发生过争执，伤者丈夫将气撒到了急救人员的头上，并将一位急诊医生的头打破。
记者闻讯赶到市北区济阳路6号120急救中心济阳路分中心。一位姓王的护士告诉记者 ，受伤的是该分中心的急诊医生张立坤，现正在市立医院东院接受治疗。据了解，张医生今年28岁，在急救中心已经工作3年多。“他在我们这里工作一直尽职尽责，对病人都很有耐心，没想到竟然被人打了！”说起张医生被打一事，王护士等人都非常气愤。
据王护士介绍，16日晚去包头路出诊的共有5人，除了张医生外，还有一位姓李的护士，一位司机和两位担架工，“姓李的护士因当时受惊吓过度，今天在家休息”。
“医护人员，尤其是从事急救工作的人员都是跑在医患接触的最前线，我们在培训的时候，要求医护人员对待患者要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才向110民警求助。”青岛急救中心济阳路分中心负责人宋站长说，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是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去积极地救死扶伤，我们能理解患者及家属焦急的心情，也希望患者朋友能多多理解我们。”
受伤后坚持将患者送医
随后，当晚与张医生出诊的救护车司机傅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16日晚7时50分许，120急救中心济阳路分中心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求救电话后，当晚值班急诊医生张立坤和其他几位救护人员迅速赶往伤者家，在楼下恰好碰到李先生拄着双拐在等救护车。
张医生遂上前询问伤者受伤情况，谁料李先生当时刚与妻子发生过争执，正在气头上，对张医生的询问很不耐烦，嘴里骂骂咧咧的，并将手中的拐杖挥向张医生，把张医生的眼镜打掉在地上，张医生躲闪不及身上也挨了几下。
“当时并没有发生争执，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人，张医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中了。”傅先生说，有人拨打了110报警，但此时李先生的妻子正好捂着头从楼上下来，还有鲜血从其手指缝里往外滴答，救护人员见状赶紧将她抬到救护车上，送往胶州路市立医院救治。
“没想到把他妻子送到医院病房后，他还不依不饶，又用手中的拐杖戳打张医生。”傅先生介绍说，拐杖正好戳中了张医生的眉心，当时血就从张医生脸上流了下来，医护人员赶紧上前将李先生拦住阻止他再次打人，110民警也迅速赶到医院，将打人的李先生带回辽宁路派出所。
被送到急诊室后，同事们给张医生进行了伤口清创处理，伤口缝合了7针。
患者受伤缘起夫妻冲突
明明是去救人的，为何还挨了一顿打？打人的患者家属又是怎么想的？据了解，当晚李先生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回到了家中。于是 ，17日中午，记者专程来到包头路14号当初向120求助的李先生家中。得知记者来意后，拄着双拐的李先生将记者让进了屋。记者看到，不大的房间内住了祖孙三代。
将双拐靠在床边后，李先生也向记者简单讲述了事发当晚的经过。李先生介绍说，他在4个多月前因工受伤，右腿膝盖处做了手术，一直不能自由活动，行走都要借助双拐才能完成。“16日下午，我拄着双拐到楼下做一些简单的恢复性活动，一不小心摔倒在地，将左侧脸颊挫伤了。”李先生指着红肿的脸颊告诉记者 ，当他蹒跚地回到家里，妻子又心疼又生气，便数落了他几句。
“受伤后，我一直窝在家里不能工作，心里始终不太舒服，这一下就把我心里的火点着了。”李先生说，于是，他与妻子发生了冲突，妻子面部、头部受了点轻伤。李先生的儿子见状拨打了120求助。
■患者家属
晚饭时喝了点酒向被打医生道歉
李先生介绍说，看到儿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他便来到自家楼下，站在马路旁等候前来救援的急救车。
“当时，那位急救医生下车后，就向我问这问那，我当时心情比较烦躁，就跟他吵吵了几句。”说起16日晚发生的那一幕，已经清醒过来的李先生连称不该。他说，自己平时有饮酒的习惯，而事发当晚，在吃饭时他也喝了不少酒。
“一是喝的酒有点多，二是赶上这么多事心里很急躁，三是可能我俩话赶话赶上了。”李先生表示，他并不是有意要打那位急救医生，而是用拐杖指了指对方，结果不慎将对方弄伤了。
“现在想想确实不应该，人家本来是过来救人的，结果还让人家脸上挂了彩。”李先生说，事发后，辽宁路派出所已经将他传唤过去并做了笔录，他也希望能向受伤的急诊医生说声“对不起”，但由于行动不便，他一直没能去医院亲自向张医生道歉。
■被打医生
心里受的伤更严重
17日下午，记者在青岛市急救中心济阳路分中心，见到了刚刚在市立医院东院做完法医鉴定的伤者张医生。此时，张医生左眼及额头鼻梁处已经包扎上厚厚的纱布，其病历记录称：眉心皮肤流血半个小时，皮肤红肿，眉心有一条3厘米长竖形裂伤，伤口较深，左眼角膜被划伤。
“左眼现在一动就疼，鼻梁额头的伤口也隐隐作痛，医生说很可能会留下疤痕。”张医生说，比起身体上的伤痛，此事对他心理的打击更加严重。
“我们辛辛苦苦去救人，却无缘无故遭患者家属一顿打，这谁也无法接受啊。”张医生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救死扶伤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图患者或家属有什么感激，但也不能不把我们当人看啊，无论如何也不能张口就骂伸手就打。”
“打伤我的经过，并不像对方说的那样轻描淡写，而且从昨晚把我打伤至今，也没有来人或者来电话询问过我的伤情。”张医生说，他现在只想通过法律途径，讨还一个公道。
■新闻延伸
“120”被打，不到一月3起
17日，记者咨询了青医附院、市立医院、401医院等几家医院的急诊中心，值班医生都表示曾经发生过急诊医生、护士遭受打骂的情况，但对于被打骂情况的案例数量，各家医院均表示没有进行过统计。
“我们没有对医护人员被打骂情况进行过系统统计，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近一个月来我们医院就发生过 3起医护人员被打骂的情况，5人被打伤，”据青医附院西院急诊室修护士长介绍，上个月，一位24岁的女护士被一名患者用拐杖打成肾挫裂伤，在家休养了28天了，到现在没来上班。
宋站长则表示，现在济阳路急救分中心只有8名急诊医生，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张医生受伤后，人手更是捉襟见肘，只能从别的地方借医生过来救急。对此，120总指挥中心宗瑞杰副主任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已经收到过多起急诊救护人员被打伤的报告，很多都是因为患者或患者家属对医生的救治行为不理解。
“病人或病人家属心情急躁、发火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将火发向急诊救护人员是没有道理的。”宗副主任表示，一线急救人员没有休假，不分昼夜地工作，希望市民多多体谅他们。
本版文/图 记者 景毅 本报见习记者 杨洪星 实习生 黄伟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郭新举]
医生曝写病历占60%上班时间 看电脑多过看病人
2011年10月28日 10:27:47 来源： 北京晨报 编辑：高璎璎 耿健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上班时间写病历占用60%时间，看电脑多过看病人。
●电子病历变成简单的复制、粘贴后，女病人有了“前列腺增生”，男病人也会“月经不调”，笑话频出，这是在“解放”医生还是在害医生？
●医生把熬成主治医生当成脱离苦海，因为再不用管床、写病历。
●病人去世，医生不愿交出病历，病人家属以为医生在篡改病历，其实是为了前面不完整的病程记录。
病历书写要求不科学，引出上述种种怪现象、潜规则。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中刊登了一个普通医生写给卫生行政部门的建议，呼吁精简病历书。
医生自曝
写病历占60%上班时间
廖新波转载的这封来信，是一名医生写给卫生厅医政处的，呼吁精简病历。廖新波说，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个医生的观点，之所以原文照登，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医生在繁重的工作中有多少的责任与压力。这位医生在文中写到，目前中国的病历书写制度已严重地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医生要用大量的时间书写大量的文字，而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为病人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
据介绍，最近著名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作了一次专项调查，发现有50%以上的住院医生平均每天用于写病历的时间达四小时以上，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写病历的时间超过七小时。记者求证
为省事医生各显神通
对于这位医生的说法，记者采访了广州多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和管理者，所站位置不同，他们每个人的看法也有明显差异。一家医院的办公室主任本身是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后转做行政。他认为目前病历书写的任务确实非常繁重，不过在大医院，特别是有教学任务的医院，这份工作绝大部分是由实习生完成的，需要医生做的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其实按照规定，没有执业资格的实习生是不能写病历的，但“这就是现实”。他坦言，在一些没有实习生的基层医院，还是要靠医生自己去写。这位主任说，从他切身的感受，写病历的过程对理清诊疗思路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另一家医院神经外科的一位住院医师则说，自己写病历简直写到“伤”了，一些跟自己相似的年轻医生都不愿意接新病人。其实对医生来说，给病人看病治疗是件有趣的事。可新病人的病历书写特别多，工作量大不说，还很容易被挑出错，一旦挑出错就要扣钱，很多医生都想逃避。
病历造假
一旦事发后果或很严重
在廖新波的博文中，这位医生还透露，日常的病历存在大量造假的现象。这位医生说，医生在写病历的时候，为了应付检查者，并不能真正按病人的实际情况写，而是按“要求”写，才能通过检查。
廖新波表示，他只是希望引起网友的讨论：中国的病历是否需要精简？如何精简？他理解的病历书写就是对医生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真实、客观的记录，这既是将来重要的病例研究资料，也是法庭的呈堂证供。医生们如果把它看做应付检查所写，那就大错特错了，复制病历、病历造假会害了医生自己。
-他山之石
国外医生这样写病历
美国
患者就诊，医师花时间和病人讨论病情，包括病史。治疗完毕，患者离开诊室后，医师使用一台录音设备，记录患者这次的就诊信息。这些医疗信息，可以录入一个手持录音机或一台接入中心服务器的常规电话。医学听录员评估医生的这一录音报告，然后，通过听写，将声音文件或录音带转化为符合格式要求的医疗记录。
新加坡
医院有专门的辅助人员帮助医生写病历，医生只需要记录一些重要的、关键的病人信息，然后将记录纸交给专人，由后者负责将病历整理补充为完整的文字资料。
法国
医生的病历只有简单的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以及医生的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法国医生写病历都不能超过3分钟。对于重病的病人，大医院的医生会通过电话与病人的私人医生保持联系，一般不依赖病历。
医生把熬成主治医生当成脱离苦海，因为再不用管床、写病历。----------------------------------据我所知很多医院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都还得管床、写病历。
本帖最后由 励杏老人 于 2011/10/30 11:00 编辑
我始终认为只要某些事件涉及到整个特定职业人群或整个社会人群，一定有政策、法律安排的不能尽如人意！
例如最近热炒的北京少年足球队0:15（0:11）惨败俄罗斯00后的少年足球队，输掉比赛事件，以白岩松之明在昨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尚发出如此感慨：回头一想，真得感谢那群俄罗斯的孩子们，几场普通的比赛，留给我们太多真正有价值的思考。这已经不是一个足球的话题，而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孩子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不仅教育工作者要思考，做家长的恐怕也得好好思考。不能今天输球骂娘，明天又拒绝让自己的孩子上运动场。只有教育、家长、社会形成良性的循环，我们的孩子才会慢慢真正地健康和阳光起来。
但是我要问：现如今是唯文凭时代，在高考这一“指挥棒”下，家长能让“杂事”“耽误”孩子的学业吗？家长敢让“杂事”“耽误”孩子学业吗？
男子不满治疗效果砍死医生 事发前已杀一人
2011年11月04日04:18广州日报陈正新
本报潮州讯 （记者陈正新摄影报道）昨日中午，潮州市潮州大道某医院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男子持刀砍向医院医务人员，造成医院副院长当场死亡和两名医务人员受伤。这名男子行凶后当场被潮州警方抓获。
据潮州市公安局通报，这名男子还交代昨日早上于潮州市潮安县杀害了自己打工工场的老板娘。至于为何在行凶后持凶器到潮州市区再行凶，这名凶犯交代称系因为上月在该医院花费约3000元治疗，但效果不佳且无法退还治疗费用，遂怀恨在心。
现场：
医院一死两伤
紧急关门停诊
昨日下午5时许，一名患者到潮州某医院复诊拆线，可大门紧闭，医院的工作人员隔着玻璃门告诉对方说医院已经停业。“过几天再来吧。”医院工作人员说。
这里是潮州市区的繁华地带。中午12时许，在这家医院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根据潮州市公安局昨晚的通报，该市公安局110报警台接到报警后，立即由辖区凤新派出所出警抵达现场。警方抓获了这名行凶者，缴获了他手持的作案刀具。经警方调查，该医院副院长宋某当场死亡，医院的一名邹姓医生和另外一名柯姓工作人员被砍伤。
记者了解到，死者宋某系潮州某医院副院长，49岁，河南洛阳人。被刀砍伤的邹医生32岁，系江西景德镇人。而同时受伤的柯姓工作人员则是24岁的潮州本地人。
在奎元路转入潮州大道南的匝道路边，还见到凶杀现场被冲洗过的积水，明显可见大量的鲜血。可为何凶手能够轻易得手呢？有附近群众告诉记者，中午12时许，当时该家医院正在靠近马路边的医院门前空地摆桌义诊。
而获得医院工作人员允许后，记者进入医院看到，在医院大厅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有多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正在清理。由于医院副院长遇害，管理人员均不在，所以没有人能够告诉记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案件引起了潮州市、湘桥区两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嫌犯：
不满手术效果
要求退钱遭拒
根据潮州市公安局通报，经初步审查，犯罪嫌疑人黄某金在潮州市潮安县龙湖镇鹳巢四村打工，今年32岁，系江西省安远县人。
黄某金对警方交代称，他患有前列腺炎，今年10月到该院就诊，先后花费了约3000元手术治疗及后续治疗费，但治疗效果却不好，未能治愈，老婆又吵着要跟他离婚。他曾要求医院退还治疗费，但被医院拒绝，因此怀恨在心，对医务人员产生报复心理。
案中案
根据警方通报，黄某金主动交代：在持刀至医院行凶前，还在潮安县砍死了一人。警方立刻组织调查，发现潮安县龙湖镇鹳巢四村48岁的女性村民李某婵被砍死在家中。李某婵家中开办一家小工厂，黄某金在这里打工。警方通报称，黄某金有杀死李某婵的重大作案嫌疑。
杀死李某婵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据一名警方办案人员透露，黄某金说老板对他不好,本来是针对工厂老板的，但因为老板不在，所以就砍死了老板娘。
全民焦虑时代，如何化解医患危机
2011年11月05日 09:29:54 来源： 广州日报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在医疗改革逐步推进的今天，医患关系却从未像现在这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危机四伏。从深圳的“八毛门”、广州的“录音门”到佛山南海红十字会医院活婴当死婴丢的“乌龙门”，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此起彼伏；从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患者持菜刀追杀砍伤，到潮州男科医院副院长被患者砍死，医患纠纷充满暴力和血腥……医患关系究竟怎么了，令人深思。
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甚至成为举刀相向、你死我伤的仇人？
纠结于是病人先对医生失去信任，还是医生先对患者不信任，似乎已毫无意义。医生可以质问说，患者对医生的每一个诊疗都详细记录，每一次会诊都全程录音，如此不信任又为何来就医？而患者更有理由反问，当活婴被医护人员当死婴丢弃厕所时，这般的漠视生命又让患者如何对其信任？
“医”和“患”不是天生对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作为纯公益性事业，医生工资待遇有保障，能全身心救治患者，因而也能受到患者的普遍尊重。然而随着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怀疑论”甚嚣尘上，医患关系也难以逃脱。当然，如果要探究医患不信任的根源，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多病因：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与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与以药养医的管理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患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此而言，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是社会诚信的整体性缺失，罪魁祸首则是尚未理顺的医疗卫生体制，或者说是医疗事业丧失公益性结下的一个苦果。
如何化解医患信任危机？尽快理顺扭曲的医疗体制，回归医疗的公益性，当然是根本所在。正视危机，医患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多替对方想一想，多给予对方一点信任，或许能稍稍缓解当下紧张的关系。
《人民日报》海外版最近报道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焦虑已成现代人的时代通病，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蔓延至各个阶层。处于一个“全民焦虑”时代，医生有焦虑，他们认为自己的工资低，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同时还要担心来自患者、医闹的压力；患者更有焦虑，到医院有排不完的队，开不完的药，还要担心病能不能治好，医生会不会负责。
要打破医患之间的这种“囚徒困境”，就要避免患上“焦虑传递病”，丢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在沟通和换位思考中重塑信任，继而以一种良性的循环传递互信，也许就会少些焦虑。“怀疑一切”不应是患者的普遍心态，更不该仰仗暴力解决纠纷；而医生“脱下白大褂混入人群”的逃跑之策终不是解决之道，尊重生命、对得起自己手中的那把手术刀，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