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病还须心药医---禅修与心理治疗（上）
智悲翻译：禅修与心理治疗（上）Meditation and Psychotherap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乔治 博加特 博士Greg Bogart, Ph.D. 首版在美国心理学杂志， 1991 © 乔治 博加特， 版权所有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1991 © Greg Bogart,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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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为何要在心理治疗中采用禅修？迪塞里奇(13) 在各种精神病案例中把禅修做为首要或次要手段来研究禅修的治疗效果。他把禅修定义为一种高效并且划算的自我治疗养生法（因为占用治疗医师的时间很少）。它可以帮助患者了解到自己的心理过程与耽执，培养观察者自我，并获得改变或控制心理过程的能力。 卡彭特(14)写道，“禅修和密宗可以为心理疗法提供很多的帮助”并表明禅修的治疗功效产生于放松、认知、调整注意力、自我观察和洞察力的结合。夏皮罗与吉尔伯(15)详述了关于禅修会产生治疗效果的两个主要的假设：一，禅修可以使人放松 二，禅修可以改变观念。 迪克曼(16)认为传统神秘科学中有很多西方心理学要学习的内容，人类苦难的主要原因是对自我本性的无知，开悟或认识到真实自我能够从根本上减轻人类的痛苦。他写道：西医疗法中关注的是情绪、思想、记忆、冲动、图像、自我概念等意识内容，而非个人存在的核心意识（迪克曼称之为“观察者自我”)存在于意识本体而非意识内容中。因此意识超越了思想、图像、记忆和情绪的范围，不能被观察到，但可以直接体验到。禅修能提高自我观察的意识，改变观念和思维习惯模型（P33），改变动机，减轻自我意识相关的动机的强度（即“自我客体”），从而导致症状的减轻（P11）。 在迪克曼的观点中，“禅修是疗法的补充，不是替代”（P143）。此疗法对于在工作、亲密关系和娱乐中受到干扰并期望缓解症状的人们最有帮助（P174）。它可以改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中心，纠正对世界的误解，教导对满足个人需求方面更有效的新技巧。西方治疗致力于个人欲望的实现，自我目标的满足（P81）。而神秘主义质疑并根除欲望，尝试带来心理与情感状态或态度的改变从而减少问题的发生。这是疗法的重点(p.78). 瓦萨洛(17)表示赞同并写道：通过对人类两大窘境的观察（即抓住不放或者无视），佛教心理学和禅修训练能够帮助人们接受现实并减少个人主义的偏见。 卡兹，宝瑞森克和班森(18)申明禅修可以做为治闻的基础；观察和分类情感事件从而洞察情感方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赋予个人较大的责任感并打破概念的限制、老套的反应和行为。因此禅修在治疗中可以刺激更深的了解自我的欲望并强化治疗过程。禅修疗法在治疗期外也可以进行，只占用病人自己的时间，而不用占用医生的时间。禅修使病人更深入于自我探索并为治疗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因而可以促进治疗的效果。此外，治疗和禅修都假设理解一个人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抵触可以减轻痛苦并促进心理的成长。他们表明结合禅修和疗法的结合是“在技术上可以互相兼容、效果上可以互相加强的”。 布莱德 道熏尔和艾尔(19)对此结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禅修的目标（领悟到自我是虚幻的）与治疗目标（促进有凝聚力的自我）是矛盾的。高登(20)警告说在结合治疗和禅修之前要认真考虑病情的发展情况。沃尔曼(21)声明禅修和治疗的结合是多余的。相反，杜布博士(22)通过采访和调查问卷考察了(30)个长期禅修者后发现末明的愤怒是抗拒禅修的主要原因，从而说明心理与精神的成长有关联的，是持续发展的。 巴彻(23)建议心理治疗先于禅修治疗比两种方法混合使用要更有效。他认为尊重存在人本疗法强调的发展阶段任务很重要；自我鉴定，情感接触与表达，自我发展和增强自尊是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再开始正式的禅修治疗：对情感和焦虑的不认同。虽然禅修与治疗在提高人们幸福水平、强化对当前的意识、克服焦虑上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哲学的差别将它们合理的区分开来。巴彻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泾渭分明，即保持了整体性又能达成各自的目标。禅修教会患者意识方面的技巧，培养平静的心灵，内在的和谐，转化并超越个人焦虑，这些都是精神疗法的重点。 沃恩(24)列举了禅修和治疗的共同部分：陈诉事实；放松负面情绪；努力和一致性的需要；真实性和避免信任的自欺；完整性和完全接受所有体验，允许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发生，要比生活在一个虚幻和对世界的否认中好的多；洞察或宽恕自己或他人；敞开心扉和发展给予和接受爱的能力；意识和非主观的注意；从限制自我概念中释放，从恐惧和迷惑、从过去和更早的情况中解脱。 康菲尔德(25)，著名的心理学家和佛教禅修老师，声称西方治疗强调分析、调查和个性的调整。但忽视专注、寂静与镇静的发展，“三摩地的切断力与禅修中的寂静”，能够“渗透思想的表面”并“使意识能够切断极度的焦虑”（P37）.禅修，在他的观点中，意味着不仅仅是寻找舒服和稳定，而且还可以处理内在的混乱和承受代表自我死亡的深层次的心理转变。这些也是心理疗法的主要目标。可是康菲尔德26也强调“禅修并不是全能的”。他写到在许多领域上，如处理悲痛、沟通技巧、成熟的关系、性行为与亲密关系、职业与工作的问题、恐惧和恐怖症，童年创伤等，西方治疗方式反而更快和更成功。 欧丹金卡(27)写到禅修主要教授集中注意力的技巧，从而强化精神与情感的自我意识，控制本能的反应与强迫性反应，洞察本性和现实，探究宗教主题、概念、情感和扩展自我意识从而进入到更广泛的觉知中。 布鲁克斯和斯卡莱诺(28)在越战战后综合症治疗中对超自然禅修进行了研究并确定了禅修疗法的有效性。经过三个月的禅修治疗，治疗对象的消极意识、焦虑、麻木情绪、酒精消耗、家庭问题、找工作的困难、失眠症和其它外伤后的紧张混乱都得到明显的减轻。采用传统疗法的治疗对象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关于禅修的生理学数据显示，禅修疗法对于治疗各种与压力相关和失眠的问题都很有效。许多研究表明禅修在上瘾、高血压、恐惧、恐怖症、哮喘、失眠症和压力等问题的预防和恢复方面大有作为。研究也表明接受禅修疗法的患者相对其它治疗组在积极情感健康、积极个性转变、自我实现、自发性自我观注、内向性、内省性、亲密沟通的能力等方面有较好的改变。(29-31)德尔蒙(32)提出禅修与个性分数的关系，主要涉及自尊、自我概念、抑郁、身心失调综合症、自我实现、控制点、内向性/外向性。他没有发现禅修改变个性分数明显的证据，但却发现禅修对于自我实现和减轻焦虑方面看起来有些效果。
蔡尔兹（33）发现对少年犯进行超自然禅定疗法可以改善自我实现、焦虑、吸毒的状况，带来行为和人际关系上的好转。戴斯（34）注意到超自然禅定疗法会提升自我概念的发展和内控点。勒丝（35）表明禅修可能增强治疗专家的准确的同情心并开放内在体验。凯夫（36）相信禅修可以提高情商，加强人际关系意识，强化自我中心意识，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高尔曼（37）声称禅修可以缓解一般性的焦虑，但不能治疗特殊的恐惧。他认为禅修者更能适应高压的环境是因为他们放在内心的压力而非长久处在压力或焦虑下。
但是有些人对禅修能够减轻心理压力有争论。以上研究结果如果按史密斯（2）方法论评判还是有争议的。威尔和默里（38）认为自我报告与焦虑行为方面相对于其它治疗禅修没有相对的优势。其研究结果都不能证明禅修在减轻焦虑方面的有效性。
德尔蒙（39）对血乳酸、血流动、激素水平、血浆苯丙氨酸、神经递质的代谢物的检测结果也不能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证明禅修的有效性。
放松模型
许多临床的实例证明，禅修对生理学放松是很有用的。研究表明禅修导致耗氧量，二氧化碳的消除，呼吸率，心输出量，心率，动脉乳酸浓度，呼吸商，血压，气体和体温明显减少。(40-50)禅修也会增加与皮肤阻力的关系，在显示阿尔法脑波和乙型波的减少。(40)所有的这些与禅修相关的生理学都会屈服觉醒的放松的画面，已经被提出的观点是，禅修主要是放松技巧，可以通过减轻焦虑或焦虑免疫使思想风平浪静，降低躯体症候、恐惧和恐憎恶。
禅修治疗效果的放松模型是，通常与心理学的相互抑制相关。沃皮（51）假定畏惧性精神病可能熄灭，如果他可以象征性的发生在不相容反应上出现，比如放松。这种自我控制现代行为战略的基础，将会与下面的禅修进行对比。
相互制约模型
葛尔曼（7）对于佛教阿毗达摩心理学的研究和禅修，定义了相互制约的原则，作为禅修效益的中心。阿毗达摩的教法描述“心灵时刻”流，是精神状态不变的流。精神因素组成精神状态，在纯粹、全部、健康因素和不纯粹、非全部、不健康的精神性能上是有差别的。直觉的迷惑朦胧或者物体知觉错误，是不健康的主要因素，引起不健康认识错误，比如困惑、害羞、无悔的，和不健康的情感因素，煽动、担心、紧张、麻木、贪婪、贪财、嫉妒和厌恶。
在健康状态下的这些因素都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在不健康的状态下都会被看成是敌对的。留心观察和内在洞察力最重要的是（对于物体清晰真实的感觉），抑制迷惑根本不健康的因素，这些都是导致谦逊、谨慎、公正、信心、无执、非厌恶、公正、镇静、浮力、柔软、效率、精通、同情、爱心和利他的安乐的发展。通过葛尔曼，“阿毗达摩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精神健康，是通过健康人的不健康心理因素相互抑制”。
葛尔曼对于阿毗达摩的摘要描述是具有启发性的，相互抑制的理论在不受批评性的基础上。夏皮罗和讥笑者（15）提出关于相互抑制心理学的问题，辨明系统脱敏疗法的焦虑，这种影响也可能是由于注意力的转变和认知的再聚焦。（52,53）宝芝（54）写了相互抑制理论忽视了一些焦虑和性能的复杂关系，例如，不足觉醒的水平可能过贬低，从最佳的性能做过多愤怒焦虑。而且，假设禅修导致全球减轻焦虑与个人想法相关(37)可能不会被发现；禅修可以让人放松，对达到脱敏的否认是有作用的，或者令人不安的想法和设想可能在禅修中出现。
此外，通过宝芝可知，禅修不能减少使用毒品的焦虑，通过放松疗法可以取代禅修；取而代之的是他可能会被二取一，人们可以达到改变觉悟的状态。这样，禅修可以减少与毒品和酒精使用，例如，焦虑的减少可能不会是减少最好的解释。有些证据表面人们可能摄食物质药品不会减少焦虑，但是肯定会产生觉悟的意识。
凯金，哈曼特和索贝尔（55）曾写过，之前的研究在使用放松的方法（例如禅修）对于治疗毒品和酒精滥用，都提出了假设，物质使用是与焦虑是有原因的，焦虑可以通过放松的培训上减少。无论如何，证据显示这样的沉淀焦虑会限制人际紧张情景，涉及减少感知个人控制紧张性刺激，与镇静的影响，酒精和其他的毒品经常消耗他们的欣快。这样，经验主义对放松训练的效力或者禅修作为一种对治物质的使用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写到，甚至假设证明有效，增长感知控制比减少焦虑是一个貌似更好的解释。
放松模型的批判
除涉及到减少焦虑和相互抑制这些重要问题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原因让人有必要去重新思考能否将“禅修”作为一种放松和减少焦虑的根本手段。宝芝（54）写到：“禅修放松模型”使“禅修”变得更容易让人熟悉和接受，也使科学界人士和大多数公众都能进入这一领域，也使得“禅修”的各种应用研究硕果累累。
然而，这种有关“禅修”的看法可能言过其实了。“放松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与“禅修”修行有关的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仅仅被解释为去除压力（即生命个体想减轻旧有压力而使自身正常起来。）、抵制放松、或者内心压抑情绪爆发（这些压抑情绪平时都被其他心理活动所掩盖）的综合症状。
此外，放松模型导致一些人相信“禅修”与其他放松技巧没有什么不同。（56-59）例如班森（57）推断：冥想、禅、瑜伽和一些放松技巧，包括自律训练、催眠、逐步放松、以及特定形式的祈祷引发特定的“放松效应”，这些技巧仅仅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集中注意力的方法、与外界隔离和一个舒适的位置。
德尔蒙特（60）似乎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持咒入定和催眠两者都涉及选择性地集中注意力、降低对外界和自身的感受、被动的意志、包容的心胸、放松的身体姿势、以及有节律地重复单调的元音或亚元音。同时，这两种状态也都涉及逐渐加重的昏沉睡意、大脑右半球活跃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取得优势、入睡前的遐想增多、退行性心理状态和容易接受暗示。两者都是发生了改变的意识状态，两者的共同之处包括相似的引导步骤和相似的效果。
宝芝写到，把“禅修”看作一种简单的放松现象去除了禅修的神秘性。但有很多重要理由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
首先，尽管班森推断放松效应是个单一的现象，但很难给放松做一个精确的定义。例如睡眠和超自在禅定，这两者都是放松，但却与截然不同的意识状态有关。(40，61，62)此外，很多所谓的放松行为其实非常活跃，在生理上也处于觉醒的状态。
第二，一些禅修技巧对不同对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即使是同一对象，但条件不同时效果也不一样。（63-66）
第三，放松模型完全没有提到禅修修行的进程，因为它完全是主观的感受。
第四，不同的放松技巧在质和量上都有所不同。下面，我将会回到这一点进行讨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清清楚楚地将不同的放松方法区分开来，就无法将不同方法用于解除某种特定的人类痛苦。
第五，就像前面提到的，禅修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不同的禅修方法能够产生很多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修禅者在思维公案时、内观者面对心识赤裸裸的真相时，都可能变得非常急不可耐和激动，至少短时间内是这样。相似的，昆达里尼瑜伽（67）传统的禅修修行可能会带来自发的身体活动、情感宣泄、或身心觉醒。因此，某些形式的禅修修行并不会导致放松状态。
第六，用来解释放松效应的机制可能也不太合理。例如，节律被认为是引发禅修状态的核心要素。实际上，有些节律却会使人振奋而不是放松，而且很多禅修方法根本不用节律（例如盯蜡烛火焰的方法）。
鉴于以上六个理由，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就是虽然有些证据表明禅修修行会导致放松状态，而且看起来也减少了焦虑，但放松模型自身还不足以全面解释禅修修行的疗效。
从认知学的角度看禅修
宝芝（54）和德克曼（16）更喜欢从认知学的角度来解释禅修，即把禅修看作一个有条不紊地改变注意力的过程，包括将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内心，从多种刺激变为单一刺激，意识模型从活跃转变为包容（活跃模型以专注、控制、完成任务、应付处理外部环境为特征，而包容模型则以注意弥散和放下为特征）。葛尔曼（7）也将禅修描述为“自我调节和重新训练专注习惯”，其方法是有条不紊地改变旧有的习惯模型，包括我们的观察、认知和反应模型。
德克曼（68）提出了“去除自发反应”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用专注力重新去探索行为和觉知”。用这个概念来理解禅修修行所导致的认知改变非常合理。“去除自发反应”意味着要转变觉知和认知结构，而很多人认为这一结构比较原始，因为这是人类用来分析、抽象、运用智力的结构模型。然而，这种感知结构的模型也可被认为是活泼的、感性的、融合性的、有生机的，不再区分主体与客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感觉形态之间的区别。
德克曼（69）将“去除自发反应”称作是一个“去除错误的固有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产生神秘的经验和不同寻常的感知状态。他坚信，体验到状态变化或神秘状态都可以理解为“感知扩展”、“感知到所有刺激物阵列的新维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感知到原来没有注意到的真实。这样的经历就叫“超感知现象”，这样的经历超越了惯常的途径、观念和记忆，“这是运用新知觉能力的结果，这种新能力来源于感知到原来被注意力忽略或屏蔽的刺激物阵列。”
关于禅修的生理学数据显示，禅修疗法对于治疗各种与压力相关和失眠的问题都很有效。许多研究表明禅修在上瘾、高血压、恐惧、恐怖症、哮喘、失眠症和压力等问题的预防和恢复方面大有作为。研究也表明接受禅修疗法的患者相对其它治疗组在积极情感健康、积极个性转变、自我实现、自发性自我观注、内向性、内省性、亲密沟通的能力等方面有较好的改变。(29-31)德尔蒙(32)提出禅修与个性分数的关系，主要涉及自尊、自我概念、抑郁、身心失调综合症、自我实现、控制点、内向性/外向性。他没有发现禅修改变个性分数明显的证据，但却发现禅修对于自我实现和减轻焦虑方面看起来有些效果。
蔡尔兹（33）发现对少年犯进行超自然禅定疗法可以改善自我实现、焦虑、吸毒的状况，带来行为和人际关系上的好转。戴斯（34）注意到超自然禅定疗法会提升自我概念的发展和内控点。勒丝（35）表明禅修可能增强治疗专家的准确的同情心并开放内在体验。凯夫（36）相信禅修可以提高情商，加强人际关系意识，强化自我中心意识，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高尔曼（37）声称禅修可以缓解一般性的焦虑，但不能治疗特殊的恐惧。他认为禅修者更能适应高压的环境是因为他们放在内心的压力而非长久处在压力或焦虑下。
但是有些人对禅修能够减轻心理压力有争论。以上研究结果如果按史密斯（2）方法论评判还是有争议的。威尔和默里（38）认为自我报告与焦虑行为方面相对于其它治疗禅修没有相对的优势。其研究结果都不能证明禅修在减轻焦虑方面的有效性。
德尔蒙（39）对血乳酸、血流动、激素水平、血浆苯丙氨酸、神经递质的代谢物的检测结果也不能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证明禅修的有效性。
放松模型
许多临床的实例证明，禅修对生理学放松是很有用的。研究表明禅修导致耗氧量，二氧化碳的消除，呼吸率，心输出量，心率，动脉乳酸浓度，呼吸商，血压，气体和体温明显减少。(40-50)禅修也会增加与皮肤阻力的关系，在显示阿尔法脑波和乙型波的减少。(40)所有的这些与禅修相关的生理学都会屈服觉醒的放松的画面，已经被提出的观点是，禅修主要是放松技巧，可以通过减轻焦虑或焦虑免疫使思想风平浪静，降低躯体症候、恐惧和恐憎恶。
禅修治疗效果的放松模型是，通常与心理学的相互抑制相关。沃皮（51）假定畏惧性精神病可能熄灭，如果他可以象征性的发生在不相容反应上出现，比如放松。这种自我控制现代行为战略的基础，将会与下面的禅修进行对比。
相互制约模型
葛尔曼（7）对于佛教阿毗达摩心理学的研究和禅修，定义了相互制约的原则，作为禅修效益的中心。阿毗达摩的教法描述“心灵时刻”流，是精神状态不变的流。精神因素组成精神状态，在纯粹、全部、健康因素和不纯粹、非全部、不健康的精神性能上是有差别的。直觉的迷惑朦胧或者物体知觉错误，是不健康的主要因素，引起不健康认识错误，比如困惑、害羞、无悔的，和不健康的情感因素，煽动、担心、紧张、麻木、贪婪、贪财、嫉妒和厌恶。
在健康状态下的这些因素都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在不健康的状态下都会被看成是敌对的。留心观察和内在洞察力最重要的是（对于物体清晰真实的感觉），抑制迷惑根本不健康的因素，这些都是导致谦逊、谨慎、公正、信心、无执、非厌恶、公正、镇静、浮力、柔软、效率、精通、同情、爱心和利他的安乐的发展。通过葛尔曼，“阿毗达摩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精神健康，是通过健康人的不健康心理因素相互抑制”。
葛尔曼对于阿毗达摩的摘要描述是具有启发性的，相互抑制的理论在不受批评性的基础上。夏皮罗和讥笑者（15）提出关于相互抑制心理学的问题，辨明系统脱敏疗法的焦虑，这种影响也可能是由于注意力的转变和认知的再聚焦。（52,53）宝芝（54）写了相互抑制理论忽视了一些焦虑和性能的复杂关系，例如，不足觉醒的水平可能过贬低，从最佳的性能做过多愤怒焦虑。而且，假设禅修导致全球减轻焦虑与个人想法相关(37)可能不会被发现；禅修可以让人放松，对达到脱敏的否认是有作用的，或者令人不安的想法和设想可能在禅修中出现。
此外，通过宝芝可知，禅修不能减少使用毒品的焦虑，通过放松疗法可以取代禅修；取而代之的是他可能会被二取一，人们可以达到改变觉悟的状态。这样，禅修可以减少与毒品和酒精使用，例如，焦虑的减少可能不会是减少最好的解释。有些证据表面人们可能摄食物质药品不会减少焦虑，但是肯定会产生觉悟的意识。
凯金，哈曼特和索贝尔（55）曾写过，之前的研究在使用放松的方法（例如禅修）对于治疗毒品和酒精滥用，都提出了假设，物质使用是与焦虑是有原因的，焦虑可以通过放松的培训上减少。无论如何，证据显示这样的沉淀焦虑会限制人际紧张情景，涉及减少感知个人控制紧张性刺激，与镇静的影响，酒精和其他的毒品经常消耗他们的欣快。这样，经验主义对放松训练的效力或者禅修作为一种对治物质的使用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写到，甚至假设证明有效，增长感知控制比减少焦虑是一个貌似更好的解释。
放松模型的批判
除涉及到减少焦虑和相互抑制这些重要问题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原因让人有必要去重新思考能否将“禅修”作为一种放松和减少焦虑的根本手段。宝芝（54）写到：“禅修放松模型”使“禅修”变得更容易让人熟悉和接受，也使科学界人士和大多数公众都能进入这一领域，也使得“禅修”的各种应用研究硕果累累。
然而，这种有关“禅修”的看法可能言过其实了。“放松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与“禅修”修行有关的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仅仅被解释为去除压力（即生命个体想减轻旧有压力而使自身正常起来。）、抵制放松、或者内心压抑情绪爆发（这些压抑情绪平时都被其他心理活动所掩盖）的综合症状。
此外，放松模型导致一些人相信“禅修”与其他放松技巧没有什么不同。（56-59）例如班森（57）推断：冥想、禅、瑜伽和一些放松技巧，包括自律训练、催眠、逐步放松、以及特定形式的祈祷引发特定的“放松效应”，这些技巧仅仅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集中注意力的方法、与外界隔离和一个舒适的位置。
德尔蒙特（60）似乎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持咒入定和催眠两者都涉及选择性地集中注意力、降低对外界和自身的感受、被动的意志、包容的心胸、放松的身体姿势、以及有节律地重复单调的元音或亚元音。同时，这两种状态也都涉及逐渐加重的昏沉睡意、大脑右半球活跃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取得优势、入睡前的遐想增多、退行性心理状态和容易接受暗示。两者都是发生了改变的意识状态，两者的共同之处包括相似的引导步骤和相似的效果。
宝芝写到，把“禅修”看作一种简单的放松现象去除了禅修的神秘性。但有很多重要理由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
首先，尽管班森推断放松效应是个单一的现象，但很难给放松做一个精确的定义。例如睡眠和超自在禅定，这两者都是放松，但却与截然不同的意识状态有关。(40，61，62)此外，很多所谓的放松行为其实非常活跃，在生理上也处于觉醒的状态。
第二，一些禅修技巧对不同对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即使是同一对象，但条件不同时效果也不一样。（63-66）
第三，放松模型完全没有提到禅修修行的进程，因为它完全是主观的感受。
第四，不同的放松技巧在质和量上都有所不同。下面，我将会回到这一点进行讨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清清楚楚地将不同的放松方法区分开来，就无法将不同方法用于解除某种特定的人类痛苦。
第五，就像前面提到的，禅修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不同的禅修方法能够产生很多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修禅者在思维公案时、内观者面对心识赤裸裸的真相时，都可能变得非常急不可耐和激动，至少短时间内是这样。相似的，昆达里尼瑜伽（67）传统的禅修修行可能会带来自发的身体活动、情感宣泄、或身心觉醒。因此，某些形式的禅修修行并不会导致放松状态。
第六，用来解释放松效应的机制可能也不太合理。例如，节律被认为是引发禅修状态的核心要素。实际上，有些节律却会使人振奋而不是放松，而且很多禅修方法根本不用节律（例如盯蜡烛火焰的方法）。
鉴于以上六个理由，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就是虽然有些证据表明禅修修行会导致放松状态，而且看起来也减少了焦虑，但放松模型自身还不足以全面解释禅修修行的疗效。
从认知学的角度看禅修
宝芝（54）和德克曼（16）更喜欢从认知学的角度来解释禅修，即把禅修看作一个有条不紊地改变注意力的过程，包括将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内心，从多种刺激变为单一刺激，意识模型从活跃转变为包容（活跃模型以专注、控制、完成任务、应付处理外部环境为特征，而包容模型则以注意弥散和放下为特征）。葛尔曼（7）也将禅修描述为“自我调节和重新训练专注习惯”，其方法是有条不紊地改变旧有的习惯模型，包括我们的观察、认知和反应模型。
德克曼（68）提出了“去除自发反应”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用专注力重新去探索行为和觉知”。用这个概念来理解禅修修行所导致的认知改变非常合理。“去除自发反应”意味着要转变觉知和认知结构，而很多人认为这一结构比较原始，因为这是人类用来分析、抽象、运用智力的结构模型。然而，这种感知结构的模型也可被认为是活泼的、感性的、融合性的、有生机的，不再区分主体与客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感觉形态之间的区别。
德克曼（69）将“去除自发反应”称作是一个“去除错误的固有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产生神秘的经验和不同寻常的感知状态。他坚信，体验到状态变化或神秘状态都可以理解为“感知扩展”、“感知到所有刺激物阵列的新维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感知到原来没有注意到的真实。这样的经历就叫“超感知现象”，这样的经历超越了惯常的途径、观念和记忆，“这是运用新知觉能力的结果，这种新能力来源于感知到原来被注意力忽略或屏蔽的刺激物阵列。”
据葛尔曼（7）所言，禅修引发了“流”体验，这是所有内在奖励活动的特征。（70,71）“流”体验的特点包括：（a）行为和注意力持续融为一体，毫不分心地专注于手头上的任务；（b）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刺激范围内，排除外来刺激的干扰，注意力完全内收，毫不在意后果；（c）忘记自我，但却高度关注功能状态和身体状态；（d）有足够的技巧适应环境所需；（e）清晰地认识形势并作出恰当的回应。当某人的能力与当时的需求配合得最好时，就会产生“流”体验。（7）
禅修修行转变了内心状态，一方面使“流”体验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控制环境的必要性。因此，禅修可以导致“感知更为敏锐，增强了对外周刺激目标的注意能力，同时忽略无关刺激。”“流”体验与内在奖励活动的感受紧密相关，这一体验中没有焦虑和厌倦。禅修产生的“流”状态与以下特征紧密相连，包括：清晰的知觉、警醒、宁静、柔软、高效、灵巧的行为和行为本身引发的快乐。
在乔治·凯利（73）的“个人构建理论（PCT）”基础上，德尔蒙特（72）提出了关于禅修的“构成主义者假说”，这一假说构建了另一个有用的认知模型。凯利认为，有两个根本真实，即超越人类知觉的真实（与康德主张的“本体”相似），以及人们对这个根本真实的理解和诠释（类似康德主张的“现象”）；后者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不断更新。PCT和东方心理学（比如佛教）都认为普通人是以二元论的构架来理解一元的真实。佛教强调需要以禅修修行看穿二元论的虚幻性，需要去认知我们构建的体系的真面目，也需要去深刻体验整体性。而PCT则强调了构建二元体系的实际价值，以及精心构建永远有效的个人构建体系的重要性，如此则可以更准确地预判各种事件。
戴尔蒙特写到，禅修涉及到两个主要的“认知体系”——内收与外散。内收时，通过尽量减少关注对象的数量，排除或简化注意力进行分析判断的行为。外散时，习惯性的分析判断行为暂时停止，但同时以一个更广泛的精神组织体系扩大了感知领域，囊括了更多的关注对象。这样，在禅修中，一个人当习惯性分析暂停是在一个中立的形式观察意识的内容。禅修的重复刺激导致“没有思想”的状态，因为刺激习惯化并抑制构建系统。
当习惯性的分析被暂时阻断，意识的空间和时间扭曲可能导致，或是回归到一个意识形成的语前形态（例如，性唤起、憎恨、恐惧、爱、愤怒、身材的变化）。戴尔蒙特指出，禅修经常带来大脑半球的偏侧改变。这样，禅修的高级阶段抑制或是超过与大脑左右两半球相关的功能。这一发现与一些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那些人认为禅修主要是一个关于增加右脑半球功能的放松反应。
根据戴尔蒙特（的观点），在禅修中习惯性、逻辑语言分析的暂停，将我们从一贯防御性的构建中释放，允许意识在一个新的方向移动。这里，戴尔蒙特在“优势（升华）（主导）”之间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个人构建中到更高、更抽象水平的运转；在"后续"中，意识从认知到语前或躯体构建向下移动。一种意识的潜意识水平的适应性回归，这其中，被压抑的情绪信息被宣泄性释放；在“超验”中，一个人经历没有想法，团结和幸福的感觉，这之中，禅修者超越构建的两极，并因此恢复到现实基本统一的语前意识。
这样，戴尔蒙特模型表明，涉及到禅修的注意力在训练过程能以三个独特的方式有利：它能被以务实的方式运用于改变人的行为，这通过增强和改善我们个人的构建系统实现（优势、主导）；通过潜意识信息，先前从我们的构建系统内部难以接近的（后续），并至少暂时的，在个人的经验之中带来改变的意识状态，现实的自由空间超越并先于我们的构建系统。让我们来检验禅修是怎样在这每一种方法上运用于治疗的吧。
禅修和行为的自我管理技巧
通过注意力训练，禅修带来向自我观察得改变，从而可能会促进行为的转变。（54,74）这方面可能存在于一个禅修的重要临床形式。德克曼（16）写到，拓展视野和明晰的自我观察，禅修鼓励直接导致从习惯性感知形态和反应中解脱（p.98）。作为客体的动机，自我平息和停止支配感知，并且由于自我观察是从意识的内容中提取的，个体开示了对思想、情绪和幻想自动排列的不认同（P．107）。自我观察改变了影响、强迫思维、自动反应模型的强度，从而提供了修正、掌握和控制行为的机会。
格尔曼 （7） 曾提到，治疗是对特定症状的对治，而禅修不是。生物反馈和行为治疗可能对自我控制和对压力适应性反应的在学习或治疗特定的精神病理学更有效。相反地，禅修对提供一个最不可能触发超量学习、适应不良反应的一般模型是有帮助的。他写到，禅修可能对压力的治疗起作用；禅修从心理和生理上促进应对过程更快速的恢复，这种应对过程是在压力状态下调动起来的；允许更多危险暗示的警报预期，从而更有效的恢复。
夏皮罗和兹弗布莱特（75） 比较禅修和西方行为自我控制策略。除了放松和重新专注，禅修还涉及内省和降低对思想、恐惧和焦虑的敏感性。在一个注意力放松的状态注意气息，成了降低思想和表象敏感性相矛盾反应，并且增加对其他思想、影响和幻想的感受性。（这是指以前潜意识的信息出现于意识中，这是我下面将返回的一个主题。）
行为自我改变的方法也同样是基于意识：内省、自我监测和分析正在控制个体行为的环境因素。自控方法也用来监测思想、感觉、生理反应和躯体症状；检查来历、启动刺激和行为后果；并且识别行为本身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
在禅修的气息上，没有企图制作数据表格或使用系统的和书面的评估数据。相反的，行为内省关注于特定问题观察的区域，这种行为被改变或变更，并为了区别和自我管理的目的利用标记、评价、记录和数据图表。夏皮罗和兹弗布莱特似乎没有意识到禅修的其他形式，比如内观用于区别、标记和记录所有的意识内容和运动。
夏皮罗和兹弗布莱特主张，禅修能够通过教育个体不强调和清空头脑的想法和表象，以及增加对压力状态的警觉，来提高行为的自我控制，从而促进内省行为的执行。此外，当注意力从任务上游移开时，禅修给予注意力的训练，从而安置个体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中断不良行为序列。禅修也不涉及培养特别积极的表象或思想，因为对压力和紧张管理做积极地行为规划的方法，是用恐惧激发识别的刺激，这种刺激是对处理压力状态的积极放松、正面表象和自我指导识别。然而，禅修允许个体暂时放下恐惧和焦虑，并以独立、放松的方式观察他们。因此，它改变了随之而来的内省，这是通过使问题似乎不那么强烈并给与力量和控制的感觉来实现的。
禅修和潜意识：心理分析和佛教观点
在寻求某些形式的心理疗法上，禅修可能在促进内省和行为改变方面确实有一定益处。但是，仅仅以这种方式来看禅修，限制了我们对其促进其他重要治疗目标潜能的了解，例如，对潜意识冲突的认知可能是行为问题的根源。就这一点而言，让我们回顾戴尔蒙特的观察，禅修也能带来意识的"派生"，从而增加接近潜意识。格尔曼（7）也提到，禅修能让以前的痛苦信息浮于表面。因此，有一些理由认为，禅修可能与精神动力学导向的心理疗法一致，着重于揭露和通过潜意识信息起作用。
库尔兹等（18） 写到，禅修导致更大的认知灵活性，它允许个体认知迄今为止独立和无关联的心理学内容之间的链接。以这种方式，他们主张，禅修放松防御并允许浮现出被压抑的信息。禅修和自由联想都涉及内省，虽然个体在禅修期间通常不被鼓励去解释自由联想的意思。禅修相关的自由联想通常用于记忆和像梦，可以带入治疗和通过测试他们的来源和意义来理解。
禅修可能是有益于开发潜意识信息的方法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不被一些人共享的，这些人在心理分析传统中认为禅修是倒退的或病态的。弗洛伊德（76）认为所有形式的宗教体验是企图回到自我发展的最原始阶段，一种“无限自恋的恢复”（p.19），以作为对分离恐惧的防御。亚历山大称禅修为“知道内在的冲动的本能的（欲望的）、自恋的转变，一种对外部世界欲望兴趣完全退失的人为的精神分裂”(p.130)。马森和汉利（78）主张，渴望超越自我是神秘主义的目标，代表一种回归到更早的、无分别的原始自恋状态，通常伴随着“大量涌入的狂妄自大”，以“退失对自然世界的兴趣”为特征。
拉扎勒斯（79）提到，精神病学问题是由超自然禅修（TM）沉淀的。他推断当其被有（此类）知识的医生恰当应用时（TM）是有效的，但是当其被不加选择的运用且承诺的结果没有产生时，它能导致抑郁和人格解体，加重焦虑和紧张、烦躁不安、挫败或无能感。这些发现表明，禅修所导致的对潜意识的特别开放，也可能有助于有时在禅修者当中体验到的负面经验。
几个赞同禅修和心理分析观点的作家曾试图澄清禅修的精神分析理解。沙菲耶（80）概念化禅修为暂时和可控的回归到语前水平，或母子关系的躯体共生期（"somatosymbiotic phase"），这种回归重新激发从发展期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发展期中个体发展基本的信任（例如，依赖外部提供者和自身的连续性和同一性来体验和学习）。基本信任的挫败是由于违背了孩子的“保护屏障”而产生的“积累性伤害”，和随之而产生的不良防御机制，这是精神分析学所研究的。
沙菲耶说，禅修使个体回到最早的注视点，并允许在非语言水平重新体验分离-个体化阶段的创伤。在沙菲耶的观点中，禅修是一个“积极的消极”和“创造性静止”状态，这种状态与“精神分析情景”有些相似之处：利用特定的身体姿势、被限定的视觉感知贯注、和增加的内在感知贯注、增强的思想和幻想的自由联想。然而，当心理分析学强调（关于）自由联想的思想、感觉和幻觉的语言表达时，个体在禅修中默默地体验和见证这些。
确实是好东西可惜自己修为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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