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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非典"的疗效很快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中医药专业协会会长彭定伦医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种解释："由于非典的疾病来源、即病原体以及传播方式我们都不很确定，而且目前西医的治疗都是针对一些症状的治疗，治愈多半靠人体自身康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医在非典治疗过程中可以占据主要地位，当然也需要西医的支持疗法。"然而多数西医专家并不认同这些中医草药，就像他们历来认为的那样，中医显然没有经过西医那样的严格科学检验。 在北京，我们不仅看到了要比广东高得多的非典死亡率，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西医医生冲在一线，而中医的作用只体现在预防性的中药汤剂上。直到五月上旬，政府才开始明确提出："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北京市政府随即作出反应，5月10日，北京开放了5所医院，鼓励中医介入一线治疗。 政府的这种声音表明，在西医盛行的今天，政府希望能够在抗击"非典"这场瘟疫中给中医一个更好的位置和机会。因为如果疫苗、抗生素的开发赶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难道我们不可以在前人曾经开辟、熟悉的一个领域里去寻求一种现成的方法？ 几千年来，中国人抵抗瘟疫的历史，虽然悲壮，但却极大地促成了中医的进步；在这一历程中，瘟疫就像鞭策中医变革的一个幽灵 事实上，中国人对瘟疫并不陌生。从《史记》起到明朝末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魏晋和明末曾出现两次人口曲线低谷，显然与疫病有关。《清史稿》更多达100多次。但令撰写《瘟疫与人》的麦克尼尔迷惑的是，清代高频率的瘟疫流行，中国的人口却出现激增，清朝中期突破一亿，末期达到三亿，而同时期的欧洲总人口才一亿五千万，而且是低度成长。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中医的贡献功不可没，尤其与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有关。正是在人痘术的启发下，西方医学开始利用疫苗对抗瘟疫。但在此之前，瘟疫始终是东西方医学史上最大的难题。这道历史上不断变幻的难题，不仅促进了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而且也成就了几千年来历经风雨飘摇的中医。正是在无数次瘟疫流行的生死涅盤中，中医不断地走向辉煌。 东汉末年连年瘟疫，一场连绵不绝的的斑疹伤寒大流行，对当时的政局、文学、医学及宗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元208年，雄心勃勃想统一中国的曹操，与孙、刘盟军对抗于湖北赤壁，因斑疹伤寒流行，曹操被迫引军北上，这次瘟疫出现的军事转机，是此后持续半个世纪三国鼎立局面的转折点。9年后，斑疹伤寒再度在中原大流行，当时号称"建安七子"的中原文学巨匠，有五人丧于这次瘟疫，辉煌的建安文学从此凋零。当此民病困苦之际，道教产生并宣称可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一时间，从者甚众。张仲景（150－219年）一方面因家族中60%的人死于此症，一方面感慨于民众"钦望巫祝"的无奈之举，以瘟疫热病"伤于寒"为理论根基，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一改古代以巫术形式逐疫、驱疫的陋习，将流行病的治疗引上医药的正途。 道教医学的法术虽然不入正统医学主流，但"道医"－－作为宋代以前中国医坛上的主将，在流行病治疗学上却成就非凡。首先，他们独特的静心、守神养生学，为病者自体的元气恢复创造了条件。其次，葛洪在世界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以狂犬脑治狂犬病的免疫疗法。道医孙思邈也曾带600余名麻风病人入山治疗，治愈者十分之一。并发明了用白皮粥（糠秕）治愈脚气病流行病的方法。而直到19世纪末才有荷兰医生艾克曼发现米糠可以治疗此病，20世纪西方才从米糠中提纯出维生素B1，成为脚气病的对症之药，一直沿用至今。 中医理论的另一次重要发展是由一场更为凶险的瘟疫引起。公元1232年春，蒙古军队撤离开封之围，开封城内迅速流行一种怪病，3个月中死亡人数超过90万。有幸逃过这次瘟疫的医生李杲写下了《脾胃论》，为当时中医学"金元四大家"重要理论之一。李杲认为，面对瘟疫，良好的抵抗力是首要的，而这个抵抗能力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属肾，后天为脾，但先天无法改变，只好求诸于后天的脾胃，因此善待消化系统即是抗病之道。这一看法，对今天治疗肠病毒，及流行性感冒仍具指导意义。据李杲对病症的描述，此病很可能是中世纪欧洲称之"黑死病"的鼠疫。这次瘟疫可能随后又被蒙古军队围攻卡法（Caffa）城时传播到了欧洲，并导致2000万欧洲人口的死亡。 明清时期的另一次瘟疫高峰又促进了中医的一次极大的发展。17世纪前半叶多种瘟疫席卷中国东部的几乎所有城市乡村，并在1640年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些瘟疫包括从国外传来的天花、鼠疫、霍乱、性病等，当时的情形是"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伴随气候恶化、严重饥荒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中原人口死亡率高达70%，其中1/3死于各种瘟疫。促使中医学从这些大瘟疫中惊醒过来的代表人物是吴又可，他在1642年的力作《瘟疫论》是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戾气从口鼻而入，老少强弱触之皆病。在同一种"戾气"下，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从而悟出瘟疫的产生与特定物种的感受性有关，与气候、地理环境有关。比如这次非典，并不是所有有接触史的人都会得非典。据称，中国第一例非典患者黄杏初虽然使八名医护人员感染上非典，但守候在他身边的亲人无一例感染。 戾气作为致病物质的说法已接近现代医学的病毒说，因此常常有人替吴又可表示遗憾，认为如果他拥有了显微镜便会发现病毒的存在。但事实上，他的"戾气说"具有与病毒说完全不同的内涵。 曾经无度肆虐到几乎人类每个民族的天花，被现代医学宣称已在自然界中消亡了。这个人类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最初成型于中西医早期的一次碰撞：中医人痘中的"以毒攻毒"思想与西方人的科学实验精神 天花，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传染病。最早由患了天花的俘虏带入中国。十八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人数达一亿五千万。中国人最早预防天花的方法，不是躲避天花，而是接种天花，让未曾发痘的小儿穿上天花患儿的内衣，或将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的鼻孔中，从此就种上天花，不会再出现感染。这种人痘术发现之前，中国人天花的死亡率是90%，推广之后，死亡率降至1%。这种最早见于中国北宋时期的种痘记载，起初在民间秘密流传，十六世纪盛行于世。 公元十八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当时英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夫人蒙塔古有感于自己的兄弟死于天花，和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1718年6月蒙塔古夫人返英后，又大力提倡种痘。 从此，人痘接种术在英国流传起来。1796年人痘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来代替"人痘"，事实上，"牛痘"只是"人痘"的一次革新。1805年，牛痘返回到人痘的故乡中国，并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一历程显示了医学的跨文化沟通。1980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天花，建议全世界范围停止种痘。 今天，由当初牛痘发展起来的疫苗已成为现代医学对付各种瘟疫最有效的方法。西方医学对流行病的认识是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它把研究对象进行分解、分析，然后寻找致病原和抗体，作出疫苗。疫苗的出现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也给了人们从未有过的一种乐观信心。当天花从人类的视野中渐渐消失，人们认为这是西医的胜利。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医生斯图尔特骄傲地宣布："现在该是合上传染病书本的时候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找到一种病毒的疫苗是需要时间的。人类已经寻找了20年艾滋病的疫苗，至今仍无所获，找寻SARS的解药也许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而且，当变异性很强的流感病毒、流行病毒每年爆发时，疫苗方法多显无效。但中医治疗流行急症却屡显神威。1918年夏秋之交，廊房一带流行虎疫(即霍乱)，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各域。"孔子后裔一代名医孔伯华先生与当时的名医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组成临时防疫医疗队，奔赴廊房，免费为虎疫病者诊治施药。仅十几日的艰苦工作，局面便幡然改观。1956年，乙型脑炎在石家庄流行，中医运用张仲景白虎汤方，疗效非凡。第二年，北京继发乙脑，生搬硬套采用石家庄经验治疗，结果疗效很差。于是一片怀疑声起，认为中医"不科学"，只会治慢性病，而无法对付急性流行病。名医蒲辅周挺身而出，根据当年北京气候偏湿的特点，用白虎汤加用祛湿之药，疗效达90%。 在东西方表现为饮食、服饰巨大差异的背后，是它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思想的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也反映到了中西方不同的医术之道：西医讲求对抗，中医谋求共处 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近20年来，新出现的和卷土重来的传染病至少有30种，1995年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高达1700万人。今天的SARS只是又为这个群体增加了一种而已。医学专家的恐慌源于他们的对手微生物具有极强的进化优势。据称，发现青霉素仅一二年，第一批耐药生物便出现了。从那时起，西方医学就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届时我们将怎么办？"一些医学专家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对抗生素都产生了抗药性，那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场灾难。"也许，人类无法根绝有害病毒的存在，西方医学与病毒之间敌对的对抗，使他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役。 而中医学的独到之处则是它始终谋求与万物的共存之道。它没有把目光聚焦在小小的必须用显微镜或更精密的仪器才能认知的所谓"病毒"上，而是更宏观地从生命和环境统一观、生命活动的动态观看待宇宙万物。 在它的词汇里不强调对抗，而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康复能力，让机体自组织能力去杀死敌人。因此，病原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对抗后的表征，从而进行辨证论治。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医没有细菌学却能治疗传染病的原因。 "要知道，人体基因有3亿多条，SARS病毒目前可知只有上万个，这些基因自身产生的抗体，足可以摧毁病毒。" 中医战略专家林中鹏教授说。而西药抗生素是将好坏细菌均杀掉，这样常常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对于流行病，中医始终强调"预防胜过医治"。它不同于西方医学单纯的病毒探讨，中医是从生态大系统出发对疫病流行的时间、气象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中医一直认为自然界的气化异常，会导致微生物间的生克规律的混乱，失去相对稳定性，最终导致瘟疫爆发流行。中医从最早的古医籍《黄帝内经》开始就把"不治已病治未病"视为医道的最高体现。并以其神秘而复杂的五运六气学说预测灾变和指导养生。它认为天文地理气运的反常会导致流行病的发生，所以人们养生也应发挥地理优势并结合天时来补偏救弊。如，火运太过之年，地处阴地的人应以室外活动以补阳；地处阳地的人当以室内摄生为主。反过来，寒水太过的年份，地处阴地的人应以室内活动以避寒；地处阳地的人当利用阴性年份，以室外运动来滋阴。这些理论从天地阴阳的角度，为后来中医的流行病预防与治疗指出了大方向。 明言传染病预防的当首推晋人葛洪。不同于西方的洗手与隔离措施，他主张吃药以预防瘟疫。他为霍乱特备"理中丸"；为温毒发斑特配大黄、甘草等组成一方。由于瘟疫多发生在春冬之际，唐代大医孙思邈主张正月饮"屠苏酒"以辟春疫。岁旦饮屠苏酒"辟疫气，令人不染瘟病及伤寒，……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秋季则有端午节登高插茱萸，饮雄黄酒、门前挂艾叶等辟邪疫之俗，显示了古人对瘟疫流行的防范意识。 而疫情的突发，在中医看来，往往与三个原因相关，一是气运的变化，即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与发病有关。二是戾气（致病物质）导致瘟疫流行；三是凶荒兵火，即社会因素与流行病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多次世界流行性感冒的流行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关系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为预测流感流行提供了参数，同时也为其他疾病流行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思路。1926年，西方人罗格尔提出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1951年，郁维氏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罗格尔的观点。那之后，又有人研究，木运盛衰的年份（农历的丁年、壬年），易肝病流行，如1987年（丁卯）的上海甲肝流行，新疆非甲非乙型肝炎流行；火运太过之年（丙年、癸年），呼吸系统疾病，肝病、痢疾的发病会相对增多，如1956年（丙寅）的乙型脑炎流行和今年的非典。 "从运气上讲，2003年为中国农历癸未年，这一年年运属火，第二步气（从春分-清明-谷雨-立夏）时火气更盛，火气太过，肺金受邪，容易瘟疫流行。南方气运早至，所以先时发病。从小满（5月21日）时起，气运进入下一步，气候表现为湿热相争，雨水时降，此病会渐渐隐匿。北方气运晚至，尚可能迁延。" 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傅景华研究员对今年的"非典"如此分析道。 至于为什么青壮年为此次非典的易感人群，傅景华研究员解释说，"这是因为青壮年内部失和的生命状态与自然气运的变化，为病毒的繁衍发作创造了适宜的内外环境。"中医认为"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能避之"。近年来，青壮年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加上疲劳过度、饮食不节、起居不调，心火内炽、津液内耗，正属"不藏精"的群体，而迎合了"潘多拉之盒"的开启。 即便是同一致病物质，侵犯了不同的人，或者不同地区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后果。因为不同的人抵抗力不同，不同地区的气候等客观环境也不同，致病物质会产生变异。因此，美国中医药专业协会会长彭定伦医生称，"中医的优势在于根据同种病症的不同表现、针对病毒的变异灵活地开不同的药方施以治疗。" 总之，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相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宇宙法则统一支配着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变化、人间事物及人体生命。只有二三百年历史的现代医学，目前还难以全面评价并认识具有几千年历史渊源的中医文化。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古老的中医与年轻的西医都是我们人类航程上的守护神，在西医探寻病原并努力发明疫苗的同时，中医也在尽自己的所能。 就在此文行将结束的时候，台湾的非典形势开始恶化。有位台湾学生打来电话说："我们这里已经全盘西化，中医根本无法起到作用。……"。其实，面对凶残的新旧"瘟神"的围攻，任何偏见都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与生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SARS危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同样，中医是中国的，它也属于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