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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网站上使用Cookie，包括第三方Cookie，以便网站正常运行和提升浏览体验。单击“全部接受”即表示您同意这些目的；单击“全部拒绝”即表示您拒绝非必要的Cookie；| 谈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曹东义 鲁迅是当代的伟人，是人们心目之中的骄傲。然而85年之前，他关于中医的只言片语的言论，至今仍然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反对中医的依据。笔者在《捍卫中医》（2007年6月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之中，已经做过一些辨析。经过不断思考、反复查阅有关文献，认为这是被人恶意利用的一种错误。必须加以澄清，以免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半夜出来吓着了那些不让他安宁的人。 鲁迅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论中医的？是如何谈论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评价一切事情的是非，不应该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与他父亲生病早死有关；而他父亲得病、治疗效果不理想，与他们家庭发生突然变故而“家道中落”密切相关。为此，我们不得不费一番功夫，先弄清楚鲁迅家庭为什么由兴旺，走向了没落？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根据 郭宇一发表的文章《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考案始末》[1]介绍说，鲁迅祖父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12月27日。这是农历的年底，按说他应该是公元1838年出生。20多岁考中秀才，又于1867年30岁时，周福清在浙江甲子、丁卯两科合并乡试中考取第86名举人，是一个有成就比较早的人。他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会试中了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那是他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然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辉煌的顶峰，日后的仕途却不是那么如意。 周福清在翰林院工作三年之后，他并未如愿升迁，而是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去任县知事。事有不顺，他为上司所不容，终于在光绪元年（1878年）由两江总督沈葆祯革了他的知县职，改选为教职。所谓教职，介乎今天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之间这么一个职务，而且就这样的一个职务，吏部也没有正式批下来，当了不满三年知县的周福清只能以七品知县的级别退职了，他当时只有40来岁，心有不甘，不愿仕途从此结束。因此，他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得内阁中书，一直候补了9年，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才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当时已经50岁。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按一般惯例，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需要三年之后重新候补，周福清此时五十六岁，再过三年，虚岁便是六十的人了，哪里还能再有机会补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仕途也就基本到头了。 恰巧这一年为庆慈禧太后的60岁的“万寿”， 甲午(1894)年要开恩科，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成了周家如鲁迅所说“从小康而坠人困顿”的转折点，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陷入了困苦无奈的生活窘境。这都是周福清“高考舞弊”案惹的祸。 在清代，科举贿考舞弊之风时有曝光，这是当时政治的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当绍兴一带的举子们有人得到消息，听说京城来杭州监考的正主考官是殷如璋大人，他与周福清是“同年(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且二人互相认识，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因此，脑筋灵活的人就不断有人上门，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走后门”，希望多予关照，借此中举。绍兴的马、顾、陈、孙、章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送给殷如璋，以买通关节，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报。 周福清一开始并不情愿做这样不光彩的事情，但经不起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他的侄子这一年也要参加乡试。经过来人反复“开导”，周福清的脑筋开始活泛起来，他想一来可以照顾姐夫和众乡亲的面子，二来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也要应试，他们出银万两，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一举多得，就做下了后悔一生的一件蠢事。 按清朝的规定，考官一出京城，就不允许会见亲友，考官到达目的地，还有监视他们的官员在侧监督，想要接近主考走“后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这些因素，周福清觉得一旦主考殷如璋到了杭州，不要说见他的面，就是送一封信也难。思前想后，惟一可行的就是在他由京赴杭的途中找机会。他得知殷如璋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周福清就决定在此“行贿”。于是，他于八月三十一日只带领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途经上海，五天后到达苏州，等了两天，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随即派陶阿顺前去投帖拜会。陶阿顺雇船朝着主考官乘坐的大船驶去，但无法接近，又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将一个信封交给殷如璋的差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商量事情。主考官殷如璋见差人送上来一个厚厚的信封，心中有某些预感，想看又不敢当着副主考官看，就把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这位副主考也许是不识相，也许是想知道这封信里的秘密，就一直坐在那里，扯来扯去就是不离开。 主考官殷如璋无奈，只好故作镇定，与周锡恩海阔天空地继续闲聊。周府里的仆人陶阿顺，也是一个经常迎来送往的人，他等了又等，没有一点要回信的消息，心里就沉不住气了，发作起来。他毕竟没有办过这样的事，不知道其中“奥妙”、“机关”，他慢慢地失去了耐性，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船上的听着：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连个回话也不给？！”舱内的两位大人听得真切，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包不住了，便示意副主考官周锡璋拆阅来信。一经打开信封，只见其中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一张周福清的名片，另一张纸上写着五个考生及鲁迅父亲的姓名。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件已完全败露，两位主考大人当下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发往苏州府讯问。陶阿顺经不住拷问，“顺顺当当”地就招供自己系受周福清指派，来如此这般行事的。苏州知府当即拿下，并迅速报告吏部，将陶阿顺及物证押送杭州，浙江巡抚崧骏马上命令杭州知府陈鹿笙审理，同时将考生马家坛及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考卷扣留。 这件事在京城和两江传开，影响很大，御史诸成博先向光绪皇帝上了奏摺禀告此事，十天后，浙江巡抚崧峻的“请示报告”也摆到了光绪皇帝的面前。光绪皇帝当即给吏部下了批示：将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 周福清被解审讯时，他撒谎说，自己是到北京探亲的，路经上海时得知这次主考殷如璋系同榜进士，一时起意属于“即兴作案”，想为几位应试的同乡子弟疏通一下，事前其他涉案人员并不知此事。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他说那只是“一纸空票”，自己推想“事成之后”那几位家道殷实的考生，能承担他许诺的这一万元费用。这样以来，周福清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使其他同案犯“成功解套”，他自己也因为没查出真金白银，属于“犯罪未遂”，没有形成严重后果，送的也不是银号的庄票，为他日后得以“从轻发落”，有了因由。崧峻不知是出于“官官相护”，还是“同病相怜”，就向清廷写了报告，极力为周福清开脱。刑部也基本以崧峻的意见为基础，向光绪皇帝奏道：罪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是，光绪皇帝不肯通融，当天即下了圣谕：判周福清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周福清就这样在等待“秋斩”的过程之中，侥幸未被选中。原来每年被皇帝朱笔批准死刑的人，也是有比例、指标的，不是一刀切。也许是命运安排，也许是黄金白银送礼起了作用，周福清在监狱里竟然“三次未中”，因此改为终身监禁；又因为光绪皇帝被软禁之后，慈溪垂帘听政，礼部尚书薛允升在慈禧面前为他求情，终于在1901年，他64岁的时候获得释放。而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已经于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因病去世了，终年只有37岁，属于中道夭亡。周福清老人，在“由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之中，到1904年去世。 那么，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得的是什么重病呢？ 鲁迅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案发入狱之后，其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在杭州乡试，与“高考贿赂案情”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后又被革去秀才，精神情志上蒙受了沉重打击，一时郁怒成疾，无处发泄，便借酒浇愁。对于他的坏脾气，鲁迅先生印象深刻，多次提到过。按照中医学的理论，忧思伤脾，郁怒伤肝，情志不遂，易成大病。肝气不舒，情志不遂的人，也更容易发怒。而发怒的过程，气血上涌，让人面红目赤，腹胀胁满，既不利于消化，也不利于气血运行。因此，中医说“怒伤肝”。 伤肝的人，应当节制情绪，调节饮食，而不能过量饮酒。周伯宜面对自己前途被毁，父亲生死难卜，还需要经常打点走动，送礼求情，探求消息。他悔恨郁闷，整日借酒浇愁，而过度饮酒会加重肝的损害。渐渐地，他的脾胃，他的肺肾也受到影响，除了胁肋疼痛之外，出现了腹胀、水臌。周伯宜在生病期间，不注意调养，病状逐渐加重。他自己感到好象一匹布紧裹着身体一样难受。而且由于疼痛不止，有人劝他服鸦片救急，渐渐地就成了瘾，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有一次鲁迅与他母亲出去找周伯宜，只见他正躺在烟馆里吞云吐雾，母子二人只好含泪离开[2]。 周伯宜想到家遭变故，为了“罪减一等”的父亲，已经买了不少田产，诊病又需要花很多的钱，不得已还得卖地，他的心中充满惆怅。然而地只剩下稻田二十亩，是一家人的口粮，不能再卖了。积蓄花光了，就卖东西，或者上当铺。因此，他一开始舍不得花钱治病，又觉得自己的身体逐渐支持不住了。他感觉到的症状不再是吐血，而是小腿肿，鼓胀，浑身乏力。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浮肿病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病。他最后决定请医生治疗，而请医生就得请最好的。据说当地有名的医生是“姚芝仙”，他的诊费是每次一元四角。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又加上是隔一天诊一次，更难负担。但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咬咬牙去拼凑。 前后两年的诊疗过程，疗效并不理想。周伯宜的水肿越来越厉害，慢慢的由腿部肿到肚子上。人瘦得不堪，起床走路变得不可能。他甚至连摔碗的力气也没有了，常对他的妻子说，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被湿布捆紧了，动也不得动，连喘气都感到吃力。 对全家最难的是筹钱来买药。高明的大夫用药也特别，价钱一般都不低廉。买药的任务都由老大来承担。鲁迅（当时名叫樟寿）几乎每天都要出门办事，不是去当铺就是去药铺。在塔子桥东咸欢河北，有一个“恒济”当铺，他是那里的常客。当铺的伙计通称“朝奉”，都有一副傲慢的神气，对来当物品的百般挑剔。而当铺的格局也很奇特，柜台很高，个子矮小的樟寿要踮脚仰视，才能看到小窗户内的朝奉。他就这样把母亲给他的东西换成钱，然后拿了钱去药房抓药。 长达两年的痛苦经历，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医生，由“姚芝仙”换成了“陈莲荷（实际上是何廉臣）”，也没有能够挽救鲁迅父亲的疾病，这类疾病属于中医所说的四大难证之一，在当时很难治愈。1926年，他把《父亲的病》这篇文章，收集在《朝花夕拾》里，对于他同年父亲患病的过程，进行艺术加工，对于中医则尽可能进行贬低和批判。这不完全是他借机发泄私愤，而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丁文江甚至写诗把“喝酒吃肉骂中医”，当作一种消遣，是“最革命”的象征。 为了说明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需要看看当时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 1918年7月5日，鲁迅给办《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写信。钱玄同是他在东京时期的同学，也催促他创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约稿人，笔名叫“金心异”，他们一起为《新青年》撰稿。鲁迅在信中说：“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指刘师培等），要刊（《国粹学报》）丛编，（以与《新青年》竞争读者），却也好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鲁迅这样谈论国粹，今天我们读来可能觉得很诧异，但是，那时候“进步青年”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鲁迅说，我“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只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指刘师培研究《文心雕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3]” 在这封信里，鲁迅为了维护《新青年》杂志，而批评《国粹丛编》，谩骂爱心维护中华文化的学者，是很过激的言行，他日后应该为此而感到脸红，应该后悔不迭。但是，当时为何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是对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写密信，也不应该这样斯文扫地，如泼妇骂街一般。 1919年4月16日，在五四运动过后，鲁迅给编辑《新潮》杂志的傅斯年写信，他是学生领袖。《新青年》杂志，是北大几个老师轮流编写的；而《新潮》杂志，是北大学生1919年1月创刊的，由罗家伦和傅斯年主编，销路很好、很火爆。鲁迅在信里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4]。” 在五四前后，在鲁迅的眼里，中医属于旧医学，讲生理的时候就需要“打一打”。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的余云岫，已经在1916年作《灵素商兑》，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正规进攻”，鲁迅对中医采取“打医生”的策略，只不过是一种“声援”而已。 鲁迅这样的认识，与当时新思潮进入中国遇到阻碍有关。他在1920年5月4日，给他的学生宋崇义写信，认为五四运动“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祸萌是甚冤也。”他当时没有看到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这与后来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他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者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5]” 鲁迅在宣扬新思潮的时候，只看到了新思潮的积极意义，唯恐新思潮来的不彻底，来的不够迅猛，而没有料到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远期后遗症”。他在打碎旧世界的时候，在控诉旧世界“吃人”的时候，也同时打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许多优秀传统。他们当时甚至把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文字上，提出来要消灭汉字。在今天看来，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鲁迅他们年轻的时候（尽管他当时已近40岁，思想还是年轻而幼稚的），也犯下了几乎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已经说过，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旅法留学生《新世纪》派，于1908年前后首先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6]。“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7]”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与之论战，但是，影响不大。五四前后，取消汉字之风，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又捡起来了，其影响随着白话文的推行，而日益高涨。 章太炎的弟子“疑古玄同”高喊：“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鲁迅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傅斯年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8]。” 在这样的背景里，中医学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吗？显然不能。 1922年鲁迅住在北京，当时他已经42岁了。12月3日，他在为《呐喊》出版写自序的时候，提到了中医。自序的开头，他提到了自己的家事，提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那是很不幸的一个童年记忆。他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把陷入困顿的原因，归结为他父亲的病，而在他的眼里，医生简直就是趁火打劫。“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这段描写中，他父亲患病两年多的事情，被放大为四年多。 紧接着，鲁迅自叙父亲病逝之后，他的家道衰落了。他不得不放弃了仕途的道路，去学差一等的“洋务”。“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所谓仕途经济）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失意的鲁迅，进了南京水师学堂。他为了不暴露“鲁迅的真实身份”而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鲁迅就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用的是字母N和K来代替这个学堂。 在学堂里，他“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也就是知道了一些早期的西方医学知识，这些极不成熟的知识，使他“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也就是说，鲁迅看中医、评论中医的依据，是西医的解剖，是日本的取消汉方医的政策，而不是在中医治疗他父亲的当时，就抓住了诊病中医的把柄。 在那个时代，由于当地还没有西医，唯一的就医选择就是中医。1926年，鲁迅在《父亲的病》之中，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评价是显然不同的。他说：“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Ｓ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鲁迅在文中，把“巫医不分”扣在中医的祖先头上，而且把当代的“岐黄传人们”仍然等而同之，看不到时代的进步。其实，历史上是中医第一个喊出反对巫术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中医扁鹊。《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医学家，有齐医、楚医、秦医医缓、医和，晋医医衍，都是君侯国里的官员，有级别、有俸禄，所以《国语》记载医和说“医固官也，医之上者，上而医国”。他们这些官医与巫师分灶吃饭，各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因此，晋景公于公元前581年做恶梦之后，害了一场大病，他贵为国君，能够“医巫并用”，所以既请桑田巫占卜，也请秦国的医缓诊治。桑田巫的占卜结果，是“大衍之后，在晋绝嗣者为祟”；医缓经过诊察，断定是“病入膏肓”，针药难于治疗，必须注意生活调养。 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根据自己行医经历，以及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情况，更是明确提出“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科学与巫术的斗争，在春秋末期已经十分激烈，并且形成势不两立之两大职业。医学家敢于大胆地反对巫术，靠什么？当然不可能靠无神论，而是靠自己的医疗水平，也就是靠“竞争优势”，当时医学已经胜过了巫术。《黄帝内经》也把“拘于鬼神者，不可言至德”写入中医的经典之中。也就是说，在古希腊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向众神”宣读医生《誓言》的时候，中医学已经同巫术分道扬镳了。鲁迅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说民国年间的中医仍然“见鬼”，是医巫不分，实在是一种故意泼脏水，是一种污蔑。 当然，现在看来，信巫与信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有市场存在，所以巫术、巫医仍然没有灭绝，这只能怪医学落后。因为，有的时候，医学治疗的效果，还赶不上巫术。世界上那么多医源性疾病，就是鲜明的证据，中医、西医都非尽善尽美。 鲁迅在对于中医存有偏见之后，就借着一个笔名（当时见到他的人都称他为周树人，只有《新青年》的少数几个编辑知道他就是鲁迅），骂开了中医。他说自己学习了西医的生理解剖和化学之后，进行反思，结果就“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他的所谓中医是骗子的论调，是自己“悟得”的结果，而不是历史事实；中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生死考验，难于割断，不容玷污，即使在在鲁迅的眼里，当时的医患关系也是融洽的。但是鲁迅别有用心地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欺骗的结果，“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就这样把一贯倡导“仁心仁术”的中医，不容声辩地推到“骗子”的席位上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鲁迅虽然无法引经据典，也没有事实作依据，就把日本的取消中医（汉医）拿来说事，他说“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不错，日本从引进“兰医（荷兰医学）”、“德医”之后，打击排斥汉医，并进一步取消了汉医，是在明治维新的早期推行的一种医学政策，并且达到了逐渐消灭汉医的结果，国家也逐步强盛起来。但是，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日本的强盛过程也绝非只是发展西医消灭汉医。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牵强比附，胡乱联系而已。下一节我们还要系统阐述。 他所以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小，因此，他接着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御淑堂去角质瘦脸的最快方法洗面减肥产品排行榜丰胸什么面霜好用瘦脸哪种口服美容品好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毫无疑问，“悟得”中医是骗子的时候，是在他去日本之前,是他自己的个人想法，尤其是基于当时他父亲的病而产生的想法，这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少年所产生的“体悟”，未必正确。因为怀着对于中医的仇恨，对于父亲被误治的痛苦，他来到了日本。他自己称“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来到日本学习西医，思想是不成熟的。他在骂中医的时候，也是当年“旧恨”的一种回放，而不是“新仇”。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骗子”的标准问题，鲁迅没有说。什么人才能被称为骗子？不是随便有一种不满，就可以把别人称为骗子的。尤其是不能以偏概全，按照自己的心愿，把整个“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中医们随意称为骗子。现在，我们翻遍所有字典，查找关于“骗子”一词的的解释，都说故意欺骗他人，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才是欺骗；以欺骗为生的人，才是骗子。也就是说，所有的“骗子”都是有意的。“无意的骗子”是鲁迅的发明，是他自己“悟”出来的罪名。如果按照鲁迅“无意骗子”的说法，世界上的“骗子”可能比正常人多得多。 在医学里，“有意欺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叫做“保护性医疗”。“保护性医疗”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患者的利益，难道其中就没有医生的利益吗？ 鲁迅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鲁迅说的“你们骗我”的“你们”是骗子吗？是有意欺骗，还是无意欺骗呢？ 在没有抗结核西药的1936年，鲁迅吃的很多西药，都是“毫无作用”甚至是有害的。当然，1896年他父亲如果找西医治疗，也不可能不被西医学欺骗，因为那时没有特效药。到鲁迅死的时候，全世界的西医都没有抗结核的特效药，不“有意欺骗”也得“无意欺骗”。 恰成对照，中医药之中很多天然成分，却是“有意无意地”能够抑制结核菌的生长。当然，中医治疗结核病，主要是调整身体的抗病能力，而不一定是抗菌杀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抗结核西药耐药、无效的时候，大多可以从中医药的治疗之中获益。 其实，五四前后伴随新文化运动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事情，时过不久当事人大多有所悔悟，以为自己的言行太过火了。钱玄同甚至觉得面对当年的文章，羞愧万分“惭汗无地”。 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刊登的曾秋士(孙伏园)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文中记载，鲁迅与孙伏园谈话时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我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我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 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只有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显然是太过分了，太荒谬了。那么，他对于中医的评价呢？是否也不正确？好象是他自己顾不了那么多了。但是，读者诸君，只要您仔细读鲁迅的《呐喊自序》，可能早就看出来了。鲁迅早已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当年到日本去学习医学时的思想是很幼稚的。 另一个不为人重视的事实是，鲁迅当年骂中医时的身份是笔名，不是真名实姓。他当时既没有想到《呐喊》可以风靡一时，也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旗手”，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放大，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否则，他会加以慎重考虑，不至于如此出言不谨。 1926年，在他最早期的著作《呐喊》火暴之后，鲁迅说：“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 由此不难看出，周树人当时在教育部任职，是一个政府官员。他以为以鲁迅为假名字发表的东西未必会多么热销，更不会想到他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会如此之大，影响会如此之深远。1933年，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提到，有人为了人身攻击，曾经故意在1926年发表文章，揭破他真实身份，说“鲁迅即教育部俭事周树人”，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时隔十年，在“大家都忘了”之后，又一次提起来，仍然义愤填膺[9]。 鲁迅对于中医与西医治疗原理、效果的看法是错误的，完全不能用是否欺骗，是否是骗子，来评价中医与西医这两个不同人群。 鲁迅错了不要紧，关键是被一些“别有用心攻击中医的人”加以利用，把鲁迅的污点、错误放大，最大化，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他一旦明白过来，他一旦知道了其中的道理，看到了今天的中医与西医的友好团结，他会做何感想呢？ 我认为他会拍案而起，大吼一声：“我岂能容你？！小爬虫，你敢利用我！！！” 在鲁迅的时代，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祥林嫂们自不必说，有了病是要看中医的。但是，在有条件接受西医药治疗的文化名人们心目之中，他们对于中医药的信仰已经消失，甚至把中医药当作“打一打”的对象，或者作为批判旧事物的靶子，有意无意地要加以嘲弄。 鲁迅所说，“陈莲荷”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未必就是历史事实，因为翻遍中医的书籍，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处方。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近年所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其中提到一只由上海“种德堂”老药铺生产的“双料——乌鸡白凤丸”的匣子。周海婴回忆说：“母亲(许广平)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连西医也感到吃惊。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周海婴先生据此评论说：“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在书中海婴还提到，他幼年在上海患严重哮喘，各种药都不灵。经人介绍，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浸入一条毛巾。然后将毛巾拧干，热敷于患儿背部，疗效大好。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鲁迅亲自操作，屡试不爽，这也应该说是对中医中药的一种态度吧!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未必如此，鲁迅对于他喜爱的乌鸡白凤丸，也是一边享受着它良好的疗效，一边却对于这种中药大加嘲讽指责。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1936年8月23日，写了一篇文章《这也是生活》，其中描述过一个病例，鲁迅说：“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10]” 鲁迅描写的这个高中生，他的病是一个典型的西医查不出病来，而中医完全有可能治愈的病例。但是，鲁迅不这样看，不仅他不这样看，而且文章的末尾，他提到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不但想到了盲人摸象，而且捎带着把乌鸡白凤丸加以嘲弄一番。他说：“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乌鸡白凤丸的制作，都是写明了“去毛爪肠”才入药的，鲁迅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把一盘脏水泼了过去，尽管他泼的是他喜欢的乌鸡白凤丸！ 因为鲁迅对于草根树皮为主的中药，是很不相信的，所以他在《新药》这篇文章里，借中医复方与西药单一成分的对比，发挥说：“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11]”这是1933年他对于中药复方的认识。 鲁迅在1925年，曾经大谈他对于中医的怨恨，其中既有他父亲的原因，也有他自己在牙齿病治疗上的不幸遭遇，因中西医对比而生的“新恨”。他说： 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是的)，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对于中医的仇恨，由来已久，但是，都是他个人的经历，对于别人的经历和体会，他是不相信的。因此，他说“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通过自己的经历，与中医结成了“深仇大恨”，是父一辈与子一辈两代人的事情，难解难分。所以，他经常把中医比拟成他另一个敌人，他说“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对于鲁迅如何看中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鲁迅作为一代伟人，有他的贡献，但是，他对于中医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带有偏见的。 鲁迅嫉恶如仇，不仅对于他的仇人“一个也不放过”，而且对于不符合他的标准的老师，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想当然”观点，进行评判。他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就是如此。有一次章太炎先生谈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其中说：“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这本来并无什么原则错误，鲁迅以为章太炎是研究国学的，对于白话文没有权力“瞎评论”，因此就写了《名人与名言》一文进行批评，让人们不要因为章太炎是名人，就把他说的话当作名言。 鲁迅说：“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鲁迅分析说，“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12]” 鲁迅于1935年对于章太炎先生的这段批评，不知道章先生是否见到，即使他见到了，是否知道署名“越丁”的作者就是他的学生鲁迅呢？也许鲁迅为了给老师留一些面子，在文章的最后，就说到：“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也。” 当然，鲁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善意批评”，也不限于这一次。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章太炎去世之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在这篇纪念文章里，鲁迅仍然有所批评。他在文章之中说：“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一直在苏州讲国学，并没有“和时代隔绝”。鲁迅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完全是他对于国学的误解。他以为国学无大用，是不值得提倡的，他在五四前后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革命，一旦放弃了革命，就意味着堕落。因此，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鲁迅回忆所接受于章太炎的教育，是他“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这也许是“世事异也”，二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造成的。 鲁迅竟然说晚年的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对于1933年，章太炎出版自己的著作，也大加非议：“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早期革命文章）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他这样评论章太炎对于国学的研究和开讲习所传播国学，是不够公允的，也是他以自己的爱憎苛责师长的表现。 谈论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不能不说他的小说《药》，尽管其中没有说中医如何不好，但是人们一直认为治痨病的偏方“人血馒头”，可能与中医有关。反中医人士，2006年在网络里搞取消中医活动，更是把这种野蛮的偏方硬按在中医头上，当成鲁迅批判中医的一个依据。我们查遍了中医的古籍，也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偏方，一贯提倡仁心仁术的中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偏方呢？现实里没有找到依据，我还得回到鲁迅这里来。他是怎么听说的？抑或他是怎么构想的？为什么要这样构想？ 为了打开这个问号，我必须从鲁迅对于“小说”的态度谈起。他在1933年评论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3]” 为了改良社会，鲁迅创作了许多典型意义的人物，说了许多象征性的事件。他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依靠“医学上的知识”，主要是用来宣扬西医知识，批评中医落后陈旧。鲁迅希望在小说里表现自己的爱憎和观点，以便实现他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望，所以他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人血馒头事件”，就是他提炼的一个“病态社会”的典型材料，主要是为了说明民众的愚昧无知，也从一个侧面控诉黑暗势力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偏方”出自谁之手，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也是反中医人士“悟出来的”一个用意。鲁迅在《药》里没有格外指责中医，因为这件事可能就是虚构的。 鲁迅说：我“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由此看来，虚构故事是为了表达思想，完全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考证，那样不仅失之拘泥，而且完全违背鲁迅创作的初衷。小说毕竟不同于杂文，不是写实，而是创作。鲁迅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我们认为，1933年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尽管是回忆，“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他的原意，对他不当的地方进行批评，才符合他的思想，毕竟历史又过去了70多年，我们不能要求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正确认识中医。但是，“东方科学七君子”在发表“迎奥运宣言”的时候，提出来把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骂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话，从中学课本里删去，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负责任的行为。不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损于鲁迅形象的缺点，这个缺点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用来攻击中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