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采血浆站-----艾滋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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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浆站”背后还有多少吸血虫？

　　　　　　　　　　　　文／闵云霄

　　2008年5月27日，贵州省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镇远县委书记黄保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进行一审并公开宣判。黄保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总刑期14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在黄收受的67万元贿赂款中，镇远县卫生局的血站陈登富分六次送了黄保勤46万元人民币。

　　这一笔款送给黄保勤，黄以“思想解放”的名义“把镇远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因为，在此之前，陈通过短暂的接触，发觉黄保勤是个用钱就可以搞定的人。黄保勤目前真的被“搞定”了，虽然一审判决他表示不服，但是他的“吸血”将付出一定的代价，等待他的相信是法律的严厉处治。

　　这两年来，贵州省“血浆经济”行业发生过几次严重的违法案件：克扣几百万供浆员的营养费、补助费；偷漏几百万元的税款；丹寨县单采血浆站医疗垃圾非法买卖违法事件；镇运县单采血浆站非法为临床供浆造成患者感染传染病违法事件。有记者惊呼：相关血站没有被吊销许可证，也没有见到有关部门为此承担责任，更没有官员为此丢官。

　　很快，参与吸血的这几个“血耗子”落马了，但是令人深思的问题还依旧存在。单采血浆站还在继续，卖血还大量存在。在第三世界的贵州，贫苦的农民去卖血浆一次，拿到85元的营养费，名义不是“卖血费”。按照国家规定，如果每个月“卖”两次血浆，就有170元，对于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这足以解决一个人一月的基本生活费了。

　　就连血站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也表示难言的同情：“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本来清静的贵州，早2006年7月份就遭到了“非议”。一篇“卖血老人的眼泪PK卫生官员的宝马”报道引起广大网民的注意，也引起了国家卫生部的极大关注。随后《贵阳晚报》和《南风窗》报道，逐渐将贵州省“血浆经济”可能引发艾滋病危机暴露在公众的面前。

　　历史惊人地重演，技法却没有“开拓创新”。和黄保勤同样级别和身份的望谟县原县委书记王治斌。因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１４万元，去年被黔西南州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中，2003年至2006年，贵阳冠佳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陈联，因在望谟县开办的单采血站等被多次要求关闭，后经找到王治斌协调关系，才得以继续开办。为感谢王治斌，陈联先后4次，共向王治斌行贿2万元。
　　
　　　　
　　单采血浆站的流水工作是，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可是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中国的单采血浆，一边享受事业单位的正科级待遇，一边在市场上四处游说，以达到倒卖血浆赚取利润的目的。在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市场化运转体系中，更多的人瞄准了不太透明同时人们不是很熟悉的血浆单采行业。据媒体报道，福建连山单产血浆站年采供量大约为30吨－40吨，在全国而言规模不算小。有工作人员介绍，一袋500ｃｃ的血浆仅给卖血者80元钱，每天约有100人来卖血浆，除了给20多名临时工一个月800元左右的工资外，剩下的全部是企业所得。除去生产成本，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高得惊人。

　　高额的利润空间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违规违法操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通过这种流程，镇远血站站长陈顺利贪污2100多万，“改制后”未入账的7300万也“大功告成”地进入了陈登富的个人腰包。

　　1996年，单采血浆站的违法操作曾给河南省带来一场艾滋病危机，河南单采血浆站随后全部关停。10年后，贵州省目前拥有25家单采血浆站，遥遥领先于全国之首，分别位于惠水、盘县、长顺、松桃、纳雍、瓮安、龙里和独山等25个县。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而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单采血浆站路在何方？背后是否还有更多次吸血耗子？我们期待政府的高瞻远瞩和有力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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