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村”癌症阴影

梁知行

未经环评的垃圾焚烧填埋场困扰福建惠安东坑村7年，政府计划变为垃圾中转站仍遭反弹

山霞镇副镇长苏素兰承认，自2003建垃圾焚烧填埋场以来，5400人的东坑村得癌症重大疾病死亡的有70多人，但惠安县癌症高发，很难说该村就比其他村发病率更高。

村民李细珍统计，去年6月以来，因癌而逝者已接近死亡总数的1/2.

身患肝癌的李平顺最终没有熬到春节。据福建省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村民李细珍统计，这是去年6月以来，该村因癌症逝去的第14个村民。

43岁李平顺的死，再一次加剧村民对垃圾的恐慌。距住宅最近仅百米的一片山地2003年建起焚烧填埋场之后，东坑村连续数年承担了消化全镇生活垃圾的重任，恶化的环境令村民深受困扰。

当惠安县政府放弃“每乡镇建一个垃圾焚烧填埋场”的方案，计划将填埋场变为污染较轻的中转站，把垃圾压缩运送至全县统一的焚烧发电厂，仍遭反对。上百名愤怒的东坑村村民去年两度阻止中转站的建设。

此前决策的轻率和监管的缺位，让村民对政府下一步的“农村家园清洁行动”失去信任。而类似僵局非东坑村独有，惠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今年6月将投入运营，有的乡镇垃圾中转站却还未能动工。

选址距村民住宅仅百米

不需走出庭院，站在东坑山脚下村民的家门口，迎面就可看到一座新建的两层高楼房。这里就是被迫停工的垃圾中转站主体建筑。如果将时光推到7年前，该处彼时刚刚矗立了一个日处理垃圾5吨的垃圾焚烧炉，每天袅袅冒出黑烟。

骆晓明恰好是在7年前出任惠安县环保局局长。

他回忆说，更早些时候，惠安农村生活垃圾有限，且当地有在土地上挖坑焚烧垃圾作为肥料利用的传统，所以并未感受到太多困扰。但随着社会发展，农村生活垃圾日多，村民也渐遗弃了焚烧施肥的传统，四处堆积的垃圾开始成为农村生活的隐患。

在骆晓明成为环保局局长之前两年，惠安县委、县政府就开始在百崎乡兴建了全县第一座日处理垃圾3吨的垃圾焚烧炉。

“当时福建有一个生产垃圾焚烧炉的工厂，省里也推广垃圾焚烧，县里面就开始买焚烧炉上项目。”骆晓明说。

他承认，这个为解决环境污染的决策，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环境评价，虽然彼时已有强制性环评的要求。

2003年，推广到山霞镇的垃圾焚烧场就设在东坑村边。现在回过头看，选址距最近村民住宅仅百米左右，的确过近了。

县政府对垃圾焚烧项目有一定的资金挹注，山霞镇东坑村的焚烧场，总投资为80多万元。2003年，镇政府即以每年12万元的价格将焚烧场包给东坑村的李章川运作。

2004年调到山霞镇任党委书记的陈国栋说，后因焚烧炉质量不好，烧烧停停，到2006年，遂改将垃圾堆放在不远处的一处废弃石窟内进行填埋。

日夜值守拒外村垃圾

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东坑村村民都满腹怨气。

他们说，最初焚烧炉只处理东坑村的垃圾，后来邻近很多行政村的垃圾也都运到这里来，承包者李章川还每车另收100元钱的垃圾费。

所谓的垃圾填埋，事实上则名实不副。

“几乎从没采取过填埋、压实，粘土覆盖、污水处理、消毒消杀等工序。”村民李细珍说，直到2009年8月他们向相关部门举报后，暴露在户外数年的垃圾山才被消毒并在上面覆盖粘土。

去年9月，在向泉州市委及惠安县委督查室进行情况汇报时，山霞镇政府承认垃圾填埋管理不到位，存在覆盖不及时、消毒不到位的现象，但又辩称利用废弃石窟填埋，不会渗透，且填埋后基本能做到及时消毒及覆盖。

李细珍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而今年3月15日，记者在填埋现场实地查看，发现去年8月覆盖的薄土，经雨水冲刷，侧面已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垃圾。更高处的另一处填埋地，垃圾则浸泡在深达数米的雨水中。

在向上级部门的汇报中，山霞镇政府还提到，东坑村村民是在村委会选举结束第二天，才首次阻挠垃圾填埋工作，背后有落选村民的“煽动、捣乱”。反对垃圾焚烧的核心人物李细珍说，他们之前就有向村里提及垃圾污染问题，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原本承诺予以解决，但并未履行，村民才进行自力救济。

去年8月20日，最靠近垃圾填埋场的坑仔尾自然村，群众每户出资200元，雇佣周边村民进行日夜值守，阻止其他村的垃圾车进入，并挂上“东坑不是垃圾村”、“还我们家园”等标语。这样的维权行动，一直持续到春节。

山霞镇政府后来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外村的垃圾不再进入东坑填埋场。有一段时间，东坑村自产的垃圾，就被运送到较原填埋场略远的一处荒坡上，露天焚烧或者堆放。近一两个月以来，村委会又将垃圾转移到骨灰堂附近的空地上，垃圾堆放地四周一片狼籍。

村民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们指责垃圾焚烧并不及时，堆放过久，环境污染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癌症高发”官民争议

距填埋场一百余米处，即是村民住宅区，地势相对较低。村民说，一到下大雨，堆积的垃圾就会顺着雨水流下来，进入庭院甚至房屋内。等到天气放晴，暴露在阳光下的垃圾山，又会袅袅向空中升起烟雾。

2009年9月，村民将附近一口水井取样送往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结果是，菌落总数为4400，远高于小于等于500的要求，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垃圾堆积带来的恶臭和蚊蝇泛滥，令村民备受困扰。

“吃饭时到处是苍蝇。”陈碧华边用手比划边说，妇女给小孩喂奶，为防蚊蝇，还要特地在小孩脸上盖一块布。

李细珍则进一步怀疑，该村高发的癌病和垃圾场有关。

山霞镇分管卫生的副镇长苏素兰承认，自2003年建垃圾焚烧填埋场以来，5400人的东坑村得癌症重大疾病死亡的有70多人，但因该县癌症高发，很难说该村就比其他村子发病率更高。可资比较的是，东坑村6年来死亡总数为226人，死亡率为千分之5.83，与2009年山霞全镇各村人口平均死亡率千分之5.73相当，因此没有理由证明死于癌症者与垃圾焚烧填埋有关。

“以前也有人患癌症，但不如现在这么多。”李细珍据该村骨灰堂登记表统计，去年6月以来，共有32人死亡，其中14人患有癌症（其中一人在厦门工作），因癌而逝者已接近死亡总数的二分之一。且距垃圾场最近的坑仔尾自然村，2003年后因癌死亡的4人，均逝于2006年之后，这似乎显示出，近年癌症发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

在癌症发病率上，官民存在争议，但谁都不否认，未经妥善处理的垃圾焚烧与填埋，对村民的健康会造成一定影响。

山霞镇党委书记陈国栋承诺说，会做好善后处理，将石窟内垃圾侧面用砌石挡住，再在垃圾上填埋粘土并绿化，“泉州市委督查室主任最初也很震怒，但在我们解释完之后，也对我们表示理解。”

应对完泉州市委督查室的检查之后，半年多来，东坑村边既有的垃圾仍然故我，也没有相关人员因此受到惩处。而部分东坑村村民要求，除了要对垃圾场后续的环境污染进行有效处置，还要对受害群众给予医治和适当补偿。

垃圾中转站建设僵局

在惠安县政府最初的构想中，每个乡镇都要有一个村落像东坑这样，建立一个垃圾焚烧填埋场。这个规划在2007年有了变化，他们决定在全县建立一个投资近2亿元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而每个镇只需要有一个垃圾中转站，负责压缩和运送。

在山霞镇，中转站的选址，再次瞄准了东坑村。

2003年，垃圾焚烧项目刚刚进入东坑村时，虽然程序与焚烧质量均存在问题，起初并无反对之声；而现如今，即便政府可以出具有关垃圾焚烧发电厂和中转站的所有相关文书，仍遭遇民间强力反弹。

去年，上百名东坑村村民先后两次集体行动，把建设中的垃圾中转站的污水池和设备基坑填埋掉，工程被迫暂停。

东坑村村民们，还停留在历史遗留问题———垃圾焚烧填埋未能善后的愤怒之中。此前的经历，让他们相信，即便只是垃圾中转站，也同样会因监管不力而污染周边环境。

“如果其他村子的垃圾运过来，我们会拼命！”李细珍说。

惠安县环保局局长骆晓明承认此前在监管上存在问题，在谈及村民反对的原因时，他还特别提到，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受阻经央视报道后，为当地民众带来了示范效应。

“和垃圾焚烧不同，实际上中转站产生的污染物不大。”骆晓明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大势所趋的环保措施，否则乡村将垃圾遍地。而目前，全县统一建立一个焚烧发电厂的方案，较原来每个乡镇设立一个的规划，更具合理性。

但他的解释对于心存疑虑的村民而言，作用微乎其微。

东坑村对垃圾中转站的抗拒，亦非独例。惠安县有19个乡镇，其中4个在建设垃圾中转站的过程中，因村民反对而受阻。虽然在这些村落，也同样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村委会并无足够的财力、人力和责任感，来妥善处理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将其四处堆放是触目皆是的景观。

骆晓明已给未完成任务的乡镇发出了通知：务必在6月前建成垃圾中转站，否则，该县今年的头号工程项目———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工后只能呆在那里“晒太阳”。

对于山霞镇而言，骆晓明认为，在东坑村设置垃圾中转站条件相对更为适合，如果改换到其他村落，可能会面临更大阻力。记者得知，东岭镇最初的选址因村民反对而被迫更换后，亦同样遭到另一个村落的阻碍———前一个村落的反对成功为他们提供了理由。

但是东坑村的垃圾中转站主体建筑，两层新楼如今依然保持着沉默，而这样的僵局，也仍在惠安县持续。



□采写/摄影：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