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世家的师道末路

梁知行

雷家，四川夹江县的一个教师世家，在绵延传承500年后，竟已走到了“讲台”的尽头

　　本刊记者/陈薇(文)

　　甄宏戈(摄影) (发自四川夹江)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雷家了。在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的街头，问询起雷家，复印店小工、宾馆服务员、人力车夫、文具店老板娘和出租车司机都迷茫地摇着头：“雷家？什么雷家？”

　　尽管当地县志、教育志中对这个教育望族曾屡有记载，但雷家如今看起来已是声名寂寥。

　　自明代中期起，雷家世代在夹江教书育人，500年间产生教师47位，与教育行业相关从业者近30人。在上世纪80年代，雷家一度曾有14人同时手执教鞭，成为当时夹江教育界佳话。

　　然而在“传道授业解惑”500年后，雷家如今已经陷入教育血脉日渐衰竭、师道即将中断的惶惑之中。

　　“雷家的家道传承，已到了穷途末路。”雷家第15代传人雷鸣村落寞地说。

　　雷家的书

　　2010年3月18日，整个上午，院子里静悄悄的。这里是夹江县教师进修学校。52岁的雷鸣村报到已一个多月，但仍不明确自己的岗位与职责。“度日如年”，他形容自己。这个皮肤白净、身形瘦弱的中年男人无事可做，只是呆坐着，半晌，叹了口气，起身又接了一杯茶。

　　目前，夹江教师进修学校只有12位教职工。在夹江教育系统内部，这里是心照不宣的“养老单位”。

　　2010年农历新年前，雷鸣村得到调令，“进修校任务非常繁重，也很需要人才”。然而，本来雷鸣村可以在4月为县中小学新任中层干部讲讲如何落实教育政策一类的课程，却因为相关培训延迟，要继续空坐一个月，才有可能回到讲台之上。

　　这并不是他的家族里唯一一份闲适的教职。他的堂侄雷声烈在夹江县委党校任副校长，党校的工作时紧时松，无事时，雷声烈便打几圈麻将——这是当地人最热衷的娱乐活动。

　　但雷鸣村不会打麻将。在此之前，他是夹江中学分校副校长，再往前是云吟职业高中副校长、茶坊中学教导主任、吴长镇中学教师。从1981年参加工作，他已在讲台上站了近30年。

　　作为雷家第15代孙，雷鸣村的背后有着雷家500年教育事业的传承。16世纪初叶，夹江雷家第一代祖雷翰松(湖北麻城人)，以进士身份赴川为官，卸任后便定居夹江，开席教书。

　　此后的几百年光阴里，雷家人读书、科举、教书，从雷家第二代至第13代，勾勒着高度相似的人生轨迹。

　　据《夹江县志》记载，雷家传至第11代雷平川时，当地府衙曾颁赠“斗山望重”匾额，以寓其家族“有菁峨朴之风、负泰山北斗之望”。第13代雷少根曾被选中公派日本留学，但临行前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制，在其曾任教的嘉定府中学堂，有学生郭沫若。

　　绵长的教席传承，让雷家声名日隆。在当地民谚中，流传着“江家的谷，史家的树，王家的银，雷家的书”，意指夹江四大望族。

　　“雷家有钱就买书，到解放前，家里藏书至少在万卷以上。”雷鸣村的叔叔、雷家第14代传人雷应源说。直到现在，在雷应源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全都堆满了书。

　　教育世家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得以延续。雷鸣村的父亲雷应澜、叔父雷博渊是雷家第14代传人中的代表，分别以“应澜的口才、博渊的肚才”闻名夹江教坛。这其中，于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雷博渊，更是被乐山、夹江、犍为等地学校同时聘用，每天步行四五个小时辗转任教。而同代人中的雷应源、雷应涛兄弟俩，分赴甘肃、云南从教。

　　在一个如此显赫的教育世家，后人投身教育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正是从这一代开始，雷家后人的生活轨迹开始渐渐转变。

　　意外从教

　　“原本，我并不想成为教师。”雷鸣村说。

　　1974年，雷鸣村初中毕业，他本可以读高中的，因为家庭成分是“教师”只能选择下乡。“就因为是教师的娃娃，不能读高中。这个新社会还说什么尊重知识、尊重教育？”

　　从此，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每天赤着脚、猫着腰，踩进猪圈人猪共用的粪池里做清洁。粪池不到1.5米深，上面还有随时准备排泄的家猪，在这个终年不见阳光的狭小空间里，即便是夏天，雷鸣村也会冷得全身发抖。

　　雷鸣村憧憬着离开农村的那一天。但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家人劝他填报师范志愿参加高考时，他却拒绝了，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文革中，父亲、叔叔们就因为是教师，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侮辱”。

　　雷鸣村的父亲雷应澜在誊写毛泽东诗词时因少了一笔，被冠以“篡改毛主席诗词”的罪名批斗。叔父雷博渊被树为“反动学术权威”劝退出党，隔离审查。1975年，这位一辈子教书育人、诚实宽厚的夹江才子抑郁而死。

　　“浩劫之年莫须有，至终含恨未抬头”，雷博渊、雷应澜的遭遇让育人十数代的雷家遭受极大打击。雷鸣村甚至一度决定：不再做教师了。

　　不过，1981年，机缘巧合之下，不愿意做老师的雷鸣村还是成为了一名农村教师。他参加了1978年高考，在家人建议下将师范作为保底的第六志愿，不料单单在那一年，师范院校提前招生，他被峨眉师范学院录取并顺利毕业。

　　因教学能力突出，雷鸣村先后升任教学组长、教导主任，最终，在2003年，45岁的雷鸣村被委任为夹江中学分校主管普通高中教学的副校长。

　　“不实惠的教师岗位”

　　与雷鸣村相似，雷博渊的外孙女张丽雅同样熟知雷家历史，也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刚毕业时不愿意成为教师。

　　1965年出生的张丽雅曾羡慕过那些父母不是教师的孩子。她的同学，父母在粮站或供销店，买白糖、打煤油特别容易，但她那当小学校长的母亲雷鸣枢却什么都买不到，“那时候觉得老师没本事，没有其他工作实惠”。

　　偏偏她的父母又很忙碌，忙到没有时间照管她。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雷鸣枢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校，晚上九点下班。除去日常管理，校长每周还必须保证亲自上课十节，听其他教师讲课十节。而同样身为教师的父亲，在张丽雅的印象中，从没有在凌晨一点之前睡过，“脑海里全是他在灯下批改作业的背影”。

　　“做教师太累，太辛苦”，张丽雅不愿意。高考落榜后，她做过导游、宾馆服务员，还去深圳帮别人卖过矿泉水，十年后才回到夹江做了老师。

　　这恐怕是雷家祖辈们未曾意料到的，此前，教师曾是雷氏后人自觉自愿的选择。比如雷家第9代的雷宣，曾因家族生活困难不得不弃教从商。但当赚得白银一万余两时，就悉数投入扩建雷家大院，重新做回了教书先生；曾短暂担任夹江县田粮局长的第10代传人雷我田，因厌恶官场做派，毅然辞官归庠。

　　在“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中国，教书先生虽日子紧巴，但书香门第的雷家始终保有一份精神上的满足，这支撑着雷家的世代传承。然而这种满足，雷鸣村和张丽雅已经感觉不到了。

　　5个教师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张丽雅在夹江毛街幼儿园做老师起，至今已有19年。这期间，玩具从木头的变成塑料的，孩子从200多名增加到500多名，入园年龄也从三岁提前到了两岁，“现在的家长，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她说现在的孩子甚至懂得“奉承”老师了。走进门，有孩子会大喊：“张老师，你今天的鞋子好漂亮！”

　　如今在幼儿园做教师的雷家人共有三位。除了张丽雅，雷鸣村的妹妹雷鸣柳、雷声烈的妻子曹萍都在夹江机关幼儿园。

　　三个在幼儿园、一个在进修学校、一个在党校——这是目前雷家后人从事教师行业的总人数。

　　而在上世纪80年代，雷家在职教师同时曾达到14人之多，其中包括张丽雅的母亲雷鸣枢与父亲张仲钧，雷鸣枢的姐姐雷鸣楷、妹妹雷鸣枝、妹夫黄廷弼，以及雷鸣村的父母雷应澜、刘玉华。

　　文革时，他们不同程度受过冲击。其中，雷鸣枢、张仲钧和黄廷弼更被批为夹江教育战线上的“三家村”。

　　“红卫兵涂了很多糨糊在白色高帽子里，戴了后头发上都是糨糊，我妈边洗边哭”，张丽雅依稀记得这场景，“我妈后来说，当时死的心都有，完全不想活了。”

　　“遇事泰然情自若，伤痛能平。”雷家三姐妹之一的雷鸣枝曾用极工整的楷书写下这样一句词。

　　文革结束后，雷家老师陆续恢复了教职。但没过多久，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批受家族传统影响过的一代人陆续退了休。

　　如今，刘玉华与儿子雷鸣村住在一起；81岁的雷鸣楷因性格内向终身未婚，独自生活；而家中辗转留存下300多卷雷家古书的雷鸣枝、黄廷弼夫妇，孙辈均长大成人。

　　原夹江二小校长雷鸣枢，现在每周三定期参加退休教师聚会。学校赞助每人每周10元，自己再出4块钱，十多名退休教师就能去夹江县城周边的农家乐打圈麻将吃个饭，呆上一天。他们的人数，说不定某天就会突然少了一个。雷鸣枢记得，最后一次有学生来看她，已是8年前。

　　“我的母亲曾是位思路清晰、言辞明确的‘女强人型’校长，现在却只是一位柔弱的老太婆。”张丽雅说。

　　“幸福感每况愈下”

　　每年，夹江雷家后人会聚上一两次，尽管其中还有5人从事教育职业，但他们已经很少走上讲台了。

　　尽管对退离“一线”感到不舍，但每次谈起现在的教育状况，“赋闲”于夹江教师进修学校的雷鸣村仍然有些忿忿。

　　恢复高考制度后，夹江地区每年有4000名左右初中毕业生，像过筛子一样从上至下“滤”一遍。成绩最好的前150名学生选择前往成都、绵阳、乐山等地升学率高的高中就读，而余下留在夹江的学生，第一选择是省级重点高中夹江中学，第二选择才是雷鸣村以前所在的夹中分校。

　　从2003年到2008年，夹江中学从前350名初中毕业生一直扩招到前1200名，而夹江中学分校则只能从1200名之后“选择”，这让雷鸣村一年比一年气馁。

　　现实是残酷的：不论生源如何，县教育局定下的高考本科上线人数指标一年比一年多；不论离家有多远、择校费有多高，家长们还是削尖了脑袋把孩子往升学率更高的学校里送。

　　“家长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因为生源的问题，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雷鸣村任职的后几年，夹江中学分校的升学人数都在个位数徘徊。

　　没有好生源，没法完成升学指标；没完成升学指标，夹中分校永远是教育局与家长眼中的“差学校”。为了这个单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雷鸣村头疼不已：“做教师这么多年，可以说，在升学率的重压下，在不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和不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下，我的幸福感每况愈下。”

　　不再神圣的职业

　　而雷鸣村们的下一代，似乎离雷家的过去更加遥远了。

　　栗色卷发，手里拿着时尚杂志，窄脚裤、麂皮包，个子不高但精心修饰过的新一代后人雷雪，在夹江县客运中心门口等到了来接她的父亲雷鸣村。

　　雷雪、雷夏夏⋯⋯雷家的“80后”早已不按家谱排字来取名，对祖上的历史，他们也颇为淡漠。独生女雷雪只知道父亲家族很大，而那三位均已年过七旬的雷家堂姨，“每年大概只见一次，认不全了，爸爸让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

　　这个新一代后人喜欢王菲的歌、陈可辛的电影，还迷过李宇春——这些人，雷鸣村在电视上认不出。雷雪接受不了父亲的刻板与严厉。父亲身上的知识分子气、传统怀旧的价值观，在她眼里实在是落了伍。

　　改革开放后，夹江将陶瓷定为支柱产业，生于1989年的雷雪，从小就暗暗羡慕那些家里经营陶瓷生意的有钱同学。她高中时与父亲吵架，脱口而出的是：“做老师有什么好？！我就没看出来你有多好！”

　　半个世纪前，当社会平均工资20块上下时，雷鸣村的叔父雷博渊以高达70块的月工资，养活了全家八口人。“这待遇级别，堪比当时的县委书记。”雷博渊的外孙女张丽雅就曾穿过一般人穿不起的灯心绒外套。

　　而从2005年到2010年，雷家第16代教师雷声烈的月工资却仅从1200块涨到了2000块，“赚的还没有一个小工多”。

　　“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神圣了，它变得和其他的职业没什么不同，”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精神满足，雷雪都找不到成为教师的理由，“何况在市场经济社会，新专业很多，新选择也很多，至少我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自己要走的路。”

　　雷家的“80后”中，雷雪学了汽车营销，雷夏夏选择了软件专业，李佳婧学了外语，各自留在成都、南昌和深圳打工。只有一位黄菊，正在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读大一，然而她也说：“我是不会一辈子做老师的。”

　　“80后”的父母们，包括雷鸣村自己，已不再像祖辈一样劝说子女做教师了：“如果连教师自己都找不到职业的满足感，又怎么会劝说下一代继续呢？”

　　雷鸣村还在说服自己接受身份改变，接受雷家的今天：“家族的衰落，不只是我或者雷家的故事，这是时代的故事。靠我一个人是没法挽救的，只能花开花落，随它去了。”

　　而对此，《夹江县教育志》的编纂者、九十高龄的许世钦老人则深感遗憾：“雷家薪火相传十几代，走到今天这地步，只能说非常痛心。”

　　2010年农历新年，调入闲职不久的雷鸣村第一次主动提出让女儿陪他逛街。

　　“你觉得这件好看吗，这个花纹适合我吗？”雷鸣村拿起羊毛衫往身上比划着。

　　雷雪点头。她有些惊讶，以前那位心里似乎只有百年雷家、说一不二的威严父亲，开始倾听她的意见了。

　　她的心里竟莫名涌起一股悲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亲真的老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