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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玉树地震遇难义工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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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6 22:41: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导读]这个收入不高,身体有病,一生未娶的香港货柜车司机秉持信念,低调行善九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跟孤儿院孩子们在一起,黄福荣笑得很开心。志愿者供图



黄福荣曾经服务过的洛水镇图书室,孩子们在看书。柜子上挂着悼念阿福的字条。


香港义工黄福荣(又名阿福)在青海玉树地震中救人牺牲,成为汶川大地震以来第一个遇难的志愿者。随后,他迅速成为新闻热点,有人称他为“当代雷锋”,香港特首曾荫权撰文称他为“香港人的榜样”。

深圳志愿者“拍子”回忆起那个憨憨的、性格内向的、善良的阿福,心中充满愧疚:“跟他在一起那么久,却一直不知道他的全名,直到这次新闻报道后才知道。”

这位来自香港的义工,他的高尚不仅在于4月14日义举的一瞬间,更在于其长达九年的低调行善。

用庸俗的成功学来分析,阿福是社会的底层,收入不高,自己有病,一生未娶,哪还有心思去行善?但阿福秉持内心的信念,低调行善九年。如此践行为善不想人知的,能有几人?这便是行善之难。

本报记者倪志刚 四川成都、什邡报道

徒步中国宣传骨髓捐赠

“可能只有在我做一些帮人的事件中我才可以感到我自己的存在,才可找到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价值”。

——汶川大地震后黄福荣写给朋友孙小兰医生的信

如果不是黄福荣此次玉树遇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无数志愿者都不知道,9年前,黄福荣就已经是个因为慈善而引发全国关注的新闻人物。

2001年上半年,时年37岁的香港集装箱货车司机黄福荣,在内地旅游时见到了一本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书——《挑战死亡——白血红心走天涯》。

这是被誉为“当代保尔”的患白血病脑癌的“双癌上校”隋继国所著,他在退役后骑自行车走完国内200多个大中城市,为骨髓捐赠作宣传。

黄福荣深为感动。一直以来就有做慈善义举的他决定追随这个顽强的退役军人。

此时,隋继国正从北京计划徒步走到香港。

黄福荣通过出版社联系上了隋继国。在湖南衡阳,这两个男人见面了,黄被深深折服,他认隋为大哥,并与隋继国结伴同行前往香港。

2002年元旦,受隋继国影响的黄福荣自发为香港与内地的血癌病人筹款,由香港尖沙咀出发,展开“行路上北京”壮举,宣传骨髓捐献,背着行囊上路,终以3个月时间行毕全程2800公里。

这一年,湖南卫视《真心风采》栏目举办的2002年度“十佳爱心大使”评选中,隋继国、黄福荣作为一对搭档入选。在黄福荣的回忆里,这是他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2003年底,隋继国因为白血病去世,黄福荣大受打击。后来,他发现自己患上了肺结核糖尿病,情绪更加低落,一度一蹶不振。

黄福荣的日记多次提到隋继国。后来在四川地震灾区,一次苦闷中他在日记里写道:“大佬,我很想你!为什么天要让我认识你,但又这么快把你带走。”

成都志愿者

“每天看到新闻都在哭,晚上根本睡不着,有时闭上眼就好像看到很多人希望有人可帮到他们”。——汶川地震后黄福荣写给朋友的信

2008年5月20日,汶川大地震后第6天,西安的孙小兰医生收到邮件,信是她的香港朋友黄福荣写给她的。他说,他很想去四川帮忙,问她是否有熟人在那边。

他说,他跟大哥(隋继国)说过很多次,以前内地的水灾、天灾他也想去帮忙,但最后都没有去,感到很后悔,他不想这次再后悔。

他描述他的心情说:“每天看到新闻都在哭,晚上根本睡不着,有时闭上眼就好像看到很多人希望有人可帮到他们。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孤儿的小朋友,我好心痛呀。”

2008年5月31日中午,黄福荣抵达成都。他在孙小兰的朋友介绍下去了四川省民政厅。

这天下午,成都志愿者蒋雨晰(当时四川省民政厅外地志愿者团队队长)见到了一个背着一个大包、黑瘦而带着忧郁的中年男人。简单的询问中,她知道他是香港人,货柜车司机。于是她安排他去做些登记、发放车辆通行证的活。

在她的印象中,黄福荣“重活都抢着做”。

而实际上,黄福荣认为活儿太少、太轻。后来他主动找到搬运物资的活,这让他感到很充实。

成都志愿者邓丽在一次晚上清点物资时,无意间发现黄福荣往肚皮上注射什么。她大吃一惊,难道他是吸毒者?她走过去,压抑住不满问:“老黄,你在干什么?”黄福荣告诉她,他有糖尿病,必须注射胰岛素

“我一下子被震住了,没想到他这么拼命。”从那一刻起,邓丽对这个相貌普通的香港人肃然起敬。

在他的日记中,他记录了两次押运物资去灾区的事情。

第一次是去广元市。

第二次是去茂县,途经海拔很高的夹金山,而他穿的是单衣,被冻得够呛。

什邡三个月

“当闻讯赶来的电视台记者把话筒递给他时,老黄很快跑掉了”。

——深圳志愿者摩卡回忆

2008年6月11日,成都志愿者“午后的水妖”接到另一个志愿者的电话,让她捎一个香港人去什邡洛水镇。

第二天上午,在川大门口,她见到了一个“黑、瘦、粤式高颧骨,有些疲惫,背着大包”的男人,他正是黄福荣。他一直想到重灾区去服务。

“车开动后,他掏出药盒,吃药。我问:‘你身体不舒服吗?’他轻轻说,糖尿病。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午后的水妖”这样回忆道。在她的印象中,黄福荣很少讲话。

洛水镇中心有一座老道观,叫川主庙。在这座庙的对面,是深圳网友拍子等人捐建的一座图书室。第一天,他们为图书室搬家具。

距离图书室100米不到,就是洛水中学。当地为遇难的学生设置了灵堂。在黄福荣的日记中,从当天起一直到两个多月后离开,他每天都要去给孩子们烧一炷香。

“面对老黄我是汗颜的,惭愧的,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百个日日夜夜,这两天脑子里浮现的,全是他孩子般的纯真的笑容。是的,他有一颗孩子般透明的心。”远在深圳的志愿者拍子,如此回忆他跟老黄在一起的日子。很多时候,拍子让老黄和一些中学生们打理图书站,“他总是被那帮调皮的中学生弄得很无语,又丝毫没有办法。”

跟孩子们在一起一直是黄福荣最快乐的时候。在志愿者们留下的照片中,黄福荣笑得最开心的,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

川主庙一直是道观两个道士自己修缮,道长说就是修十年八年也要自己把它修好。黄福荣被这种精神感动了。

在图书室工作间隙,黄福荣主动去帮川主庙修缮庙宇。后来,他干脆住进了川主庙,经常帮道长挑土、清理废墟。

“他是一个好人啊!”当川主庙林道长知道老黄遇难的消息后,一直含泪念叨着这句话。

在他的记忆里,老黄不怎么说话,每天总是起来很早,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水,把水缸中的水全部挑满了,然后整理废墟。七八月的天气,太阳很毒,老黄的肩膀很快就磨去了皮,“他经常一干活就是七八个小时”。

黄福荣一直牵挂着这个庙宇。2009年灾区地震一周年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什邡川主庙,替川主庙干了一个多月的活。

蚊虫叮咬,伙食很差(斋饭),不断要吃药。在什邡志愿者狗狗的眼里,黄福荣在什邡很快变得更黑更瘦了。

“狗狗”是当地义工组织的负责人。有一天她送给老黄抗震救灾纪念证,老黄笑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很认真地跟她说:“狗狗,你帮我写上名字吧。”

而老黄香港人的身份再次给他带来麻烦。有一段时间,支援当地的西宁特警每天都去查,甚至7月初的一天七八个特警围住他,查看他的日记、相机、MP3,盘问他的信息,要查看他的志愿者证书。这让黄福荣倍感委屈。他跟狗狗说,他可能呆不下去了。狗狗知道情况后很气愤,就带老黄去抗震救灾指挥部,自己给他做担保,帮他办了一张志愿者证书。老黄笑了,“我终于可以留下来了。”

在灾区,黄福荣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低调存在着。

深圳志愿者摩卡和小树夫妇地震后和其他志愿者在洛水搭建帐篷学校。在摩卡的回忆中,“每天傍晚,都会有个40多岁的中年人匆忙赶过来帮我们铺地砖,搬桌椅。他无声地来,悄悄地走,我们一度以为他是洛水镇本地人。”后来摩卡才知道他也是志愿者。

帐篷学校开学那天,老黄又是早早地去了,和志愿者一起将桌椅板凳摆好。“当闻讯赶来的电视台记者把话筒递给他时,老黄很反弹地跑掉了。”

为了让自己做更多的事情,黄福荣尝试着与什邡各种志愿者组织接触,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捐款,看望孩子。

麦田计划什邡站志愿者成刚说,黄福荣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且捐款。有一次黄福荣回到香港后,又给麦田计划的活动捐了1000元。他跟成刚说,不要写他名字。成告诉他,他们有规定,必须登记名字。老黄说,那就写“傻子”吧。为这事,两人在QQ上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2008年7月21日,黄福荣认为自己留在灾区用处不大了,于是离开了洛水,去西安等地探望朋友后回到香港。

2009年5月底,黄福荣再次抵达成都,与多名志愿者见面,随后与人去汶川、北川、青川探望灾区群众,7月底再次到达什邡洛水,帮助修缮川主庙,时间大概为一个月。

这一次,将是他与四川众多志愿者朋友相见的最后一面。

“特(突)然感到很孤独,从香港来的都走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做,只有我……”——黄福荣日志

黄福荣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正如他三姐所说:“请大家不要把黄福荣变成一个烈士或一个完美的人。”

从众多志愿者的回忆以及黄福荣日志中流露出的信息来看,黄福荣善良,敏感,不善交流,低调,内心脆弱,但却有一颗坚韧的爱心。

“每次照相,他都主动站到最边缘或者最后面。”一位志愿者回忆。

志愿者拍子回忆,老黄“敏感、木讷”,“几乎不怎么跟人沟通,非常封闭自己”,不太会调节生活。

刚到洛水镇时,黄福荣主要跟着拍子。拍子说,他太像个小孩了,经常为找不到事做而苦闷。刚开始时他经常给老黄安排事情做,后来慢慢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他自己学会怎么去帮助别人,于是有段时间故意不怎么搭理老黄。老黄在这种情况下,到处联系人找事做,后来带人去川主庙修庙。

拍子为那段时间“故意冷落”老黄感到愧疚。他说,老黄一直“需要一种价值感”。

在黄福荣的日志中,同样多次流露出他内心的多愁善感和敏感。

在听到一些学校孩子遇难的事情后,他写道:“自从来到这里后心情一直是很沉重,可能自己对感情这方面是很软弱,当看到些伤感的事就会流泪。”

“遇到不少好人,有个小女孩叫聂平,每当他们走后都会过来帮我,有时知道我没吃东西就拿给我吃,她很乖,又很喜欢看书,可惜我跟她的年龄相差太多了怕被人误会,不然一定要认她做妹妹。”

经常去帐篷学校帮忙,志愿者们留他一起吃饭。他在日志中写道:“中午他们做饭时也叫一起吃,但总不知为何跟他们有一种距离的感觉,可能是自悲(卑)吧,他们是老师,我算是什么?只是来这里走走,做点搬搬抬抬的简单事,哪好意思跟他们一齐(起)吃饭!所以做完了就悄悄地回图书站。”

此类心境在他的日志中有多次表露。在他的日志中,他希望一刻不停地有事情做,一闲下来,心情就空落落的。

在灾区,他听到了范跑跑的事,也听到一个教师在地震时竟然推开身边学生逃命的事,这让他很难受。他有感而发地在名为“傻人有傻福的空间”博客上写道:“其实我哪有资格说别人?可能有些感慨吧!虽然我现在常常这样想,如果用我这样没用的人来换一个或更多比我有用的人,我会毫不考虑去做。但如果真的给我遇上,我会怎样做?不知……”

而这个答案,一年多后,黄福荣在青海玉树用生命完成了。


“死在公益路上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2010年4月初,在四川灾区一起工作过的很多志愿者收到了黄福荣的短信或QQ信息,他要去兰州,为孤儿院做志愿者。他在离开四川后,一直跟内地的志愿者有联系。

深圳志愿者摩卡一直记得今年3月,老黄到深圳和他们夫妇辞行,他说要去青海孤儿院。她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老黄看着他们夫妇,很自嘲地说,看你们两个真好,我估计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嫁给我的人,这样也好,我去一个地方做事情就没有牵挂了。

至于为何一直不结婚,老黄的回答是因为有病,怕拖累对方。

西部爱心公益网的NGO负责人林子说,黄福荣最后一程的义工之路,正是与他所在的志愿者组织一起走过的。

他和黄福荣在网上相遇,黄正在找义工项目,对他们的孤儿院扶助计划很感兴趣。

2010年4月1日,黄福荣带了在香港筹集的善款,乘坐深圳的火车抵达兰州,两人相见。

4月8日,黄福荣随同青海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的院长更确木兰一同前往青海玉树。

林子回忆,4月1日黄福荣被他们安排在兰州的快捷酒店,老黄骂他为什么要住宾馆,并且要立马去孤儿院,不然就要回了,说不是来住宾馆的。

6日晚,林子从上海打电话给在西宁的黄福荣,黄很生气,说在西宁住得好吃得好,为什么不早点安排他去孤儿院,太浪费时间了。林子说,其实是想让他适应一下高原。

8日动身去玉树时,林子得知,黄福荣有点感冒。对于高原来说,这是大忌。但是黄福荣仍然不肯撤回。

10日林子再联系黄时,老黄说感冒好了,正准备帮孤儿院修厕所。林子让他暂时不干活,但是黄不听。之后的几天,黄福荣一直在帮孤儿院干活,甚至忙得没时间接林子的电话。

4月14日早晨7时49分,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

8点25分,林子接到志愿者打给他的电话,告诉他志愿者都没事,老黄正在救人。10点多,林子在赶往西宁的路途中接到电话,说黄福荣遇难了。林子一下蒙了,一直不肯相信:“在路上我一直在想,你们是在骗我早点过来孤儿院吧?!”

事后一起的志愿者还原的情景是:

地震发生后,孤儿院的22名学生中,已经有19个出发去附近的中学和小学上学了,只有3名年纪最小的藏族孤儿还没有出发。3名孤儿与老师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黄福荣在他们的附近。

地震后,已经跑到安全地带的黄福荣扭头一看,3名孤儿和老师没能跟出来。他掉转方向,拼命冲上孤儿院二楼的走廊,将受困的老师和3名孤儿奋力推到走廊的窗户处。

当黄福荣正在救援另外两个老师时,余震袭来,阿福不幸被压在废墟下面。虽然他很快被挖出,但是抢救无效,成为玉树地震中第一个遇难的志愿者。

“好兄弟,一路走好!我将沿着你的脚印,一直坚强地走下去!”志愿者林子在追忆文章中写道。

4月18日晚,黄福荣的遗体回到香港。黄福荣的亲友以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在深圳湾口岸迎候“阿福”回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4月16日在博客中写道:“我万分敬仰他(黄福荣)无私奉献、舍身成仁的精神,并引以为荣。”

香港政府表示,黄福荣将获港府追封金英勇勋章,如获家人答允,将成为下葬表扬英勇市民的景仰园的第一人。

不过,黄福荣的家人谢绝了下葬景仰园的提议,称他做善事并非为求荣誉,将与其父一同安葬。

黄福荣的姐姐黄月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比较抗拒‘英雄’这个字眼。我觉得福荣不是想做英雄而舍身救人,他当时只是在现场,救人是出于人的基本反应,一个普通的人也会这样做。”

而这,正是黄福荣一贯保持的低调风格。

阿福身上的义工精神到底是什么?其实,他自己早已说尽,并且践行着——“死在公益路上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不喜欢他们(有些志愿者)那样的炒作,做一点点事,就要四处去报告,到处去说。其实做事情不为别人,简单些好。”


记者:倪志刚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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