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 功夫 修行 修炼 入门第一步----江湖骗子大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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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道门-组织兴衰     
会道门形成于明代中后期，在清朝得到活跃和发展，在北洋军阀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兴盛，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大分化，新中国建立后趋于衰亡。
会道门不同于宗教。在明清两代，封建帝王将会道门一概视为邪教，至民国时期，有的则挂上了宗教团体、公益团体或慈善团体的招牌。会道门是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其日常活动表现为封建迷信和练功习武相混杂。会道门作为迷信组织，追求功利，要求“神力”服务于人的现实利益，关心世间的事物和自我安乐。而宗教则要求人的利益符合“神意”，关心超乎此生的人生意义或价值根基。
借解放初期的摧枯拉朽之势取缔会道门
解放初，全国共有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余人。这些会道门大半被特务利用，成为当时企图与人民政府做斗争的最大的反动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一规定为打击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强大法律武器。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道徒争相退道，会道门在社会上声名狼藉，风光不再。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
当时，山西省取缔会道门工作的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1950年，山西全省取缔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陷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对小道首教育训练，令其登记、悔过，分别情况，给予管制。第三步，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组织道众诉苦、控告，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1951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述工作。1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批语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与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
然而由于反动会道门具有顽固性、神秘性和欺骗性，对会道门的取缔未能完全彻底。一些反动道首从大城市转入小城市，从小城市转入农村，开始复辟。1955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统一部署、同时行动，坚决取缔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反动会道门。
60年代后，反动会道门虽然没有彻底根除，但从总体上看，其道种的数量在逐步减少，其活动的规模、社会危害程度都在缩小。
新时期会道门死灰复燃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自农村到城市相继发生了巨大变革。机遇和挑战纷至沓来，情况瞬息万变。一些人信仰动摇，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惶惑之中，将目光投向神秘力量，神秘主义风潮悄然兴起，冥想气功、风水术、易卦占卜、鬼文化……，给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以可乘之机，会道门乘机死灰复燃。
新时期会道门活动的重要特点：(1）会道门活动渗入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例时有发生。如，河南省在1981年破获的20起会道门破坏活动案中，查出入道的中共党员有52人，共青团员28人，基层干部有50多人。(2）打着宗教旗号要求政府予以承认。(3）向港台以至国外转移，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反过来又向内地渗透，企图利用合法途径进行非法活动。
中央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十分重视。1982年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明确规定，“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人钱财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
“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历史所分组冯佐哲会道门正式产生于１５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但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朔到据今６个多世纪以前的元代晚期，甚至还可以从更早的年代找到它的影子。总的说来，它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秘密结社组织。近代历史上的会道门大多是由民间秘密教门逐渐演化而来的，但两者又不完全等同，有的教门与会道门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会道门又可细分为“会门”?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等?和“道门”?如九宫道、先天道、一贯道、归根道……等?两种。大体上来说，“道门”的历史要早于“会门”，“道门”一般是由民间秘密教门?如白莲教、黄天教、闻香教、先天教、罗教?演化而来，例如，一贯道的创始人王觉一，传说就是闻香教教主北直隶?今河北?滦州?今滦县?石佛口的王?森?氏家族的后代。“会门”则出现在明末清初以后，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时期，数量更是迅速增加。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而是在彼此渗透，相互融汇，混同共生，甚至有的一个教门，既称“会”?教?，又称“道”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如先天教，又称先天道；黄天道，也称黄天教；九宫道，亦称普济佛教会；一贯道，又称中华道德总会……，久而久之，不少人便把它们看成了一个整体概念，大概在解放前后才逐渐有了“会道门”这一总的名称。但如果要追朔会道门的历史渊源，可以说与历史上的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教门的流传和发展大有关系。因为历代的白莲教教首们，为了避免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取缔，或为了敛财发家，便不断更改和增建新的教门，真可谓花样翻新，五花八门，这正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讳言白莲，实际白莲”；“避白莲之名而传其钵，逃无为之号而流其派”?黄育螰：《破邪详辩》?，于是便造成了一“道”?“会”?多名，或多“道”?“会”?重名的现象经常出现。会道门产生后的几百年间大致经历了初创、兴旺、盛行、分化和衰败的几个时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根除，一有时机便出来兴风作浪，进行活动。
解放后，会道门的反动性、落后性和破坏性充分暴露出来，完全变成一个了反社会、反政府的反动组织，构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威胁，因此理所当然的被人民政府镇压、取缔。这一点已写入了我国的宪法。



会道门-组织特点     
会道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宣扬三教合一或多教合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教门之经卷，本来就是在吸取佛教、道教义和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词句拼凑而成的。当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还吸收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一些东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一般说来没有国教，而中国人又是比较讲究现实和实惠的，再加上多数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科学知识较少，因此信仰并不专一，几乎世界万物什么都信。多种神佛样样都有，诸如佛、菩萨、太上老君、孔子、关公、吕洞宾、天地鬼神、上帝，甚至狐狸、黄鼠狼……，一概全信。同时也因各个会道门的创始人文化修养十分有限，只能从别的宗教的经卷中东拉西扯，胡编乱凑一些词句，再用浅显、粗俗的文字和形式表达出来，构成了自己的所谓经卷。因为这些所谓经文?宝卷?普通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理解，故易于流传。
　　２?宣扬“末劫”来临和“真空家乡，无生老?父?母”的信仰。中国关于劫难的说法很早就有，例如南宋时柴望在他所著的《丙丁龟鉴》中就宣传“红羊劫”。他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大动荡、大厄运。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２５５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９４７年?，其中共经历２１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不安，或天灾人祸，是大灾大难之年。据此柴望断言丙属火色赤，未为羊，因此构成了“红羊劫”。此外民间教门还有“红羊劫尽，白阳当兴”的隐语，也是宣扬劫难思想。它们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即明暗两宗，而它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期被称为“青阳”、“红阳”和“白阳”三际。其实这也就是佛教中的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说，以及儒家所说的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意思。再有，会道门普遍信奉“无生老?父?母”?这是它们的最高神灵，是创世者和救世主?，宣扬为解救人类的劫难，无生老母先后要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降世，由他们分别主宰各个时期的人类世界。青阳时期由燃灯佛掌管天盘?即宇宙、世界的意思?，红阳时期由释迦牟尼佛掌管天盘，白阳时期由弥勒佛掌管天盘；青阳时期明暗对立是过去，为初际；红阳时期明暗斗争是现在，为中际，此时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抑制了光明，形成大患，这就是“恐怖大劫”、“世界崩溃”的降临；白阳时期光明最后战胜黑暗，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为后际。在无生老母的指示下，弥勒佛在无影山?即是神人或真命天子出生的地方?前多造“法船”，作为交通工具，把遭受“劫难”的亿万儿女渡回涅*1境地——天宫。这里是充满幸福的极
　　乐世界，这也就是所谓的“真空家乡”，同时也是人们所说的“千年王国”。这正如《龙华经》中说的：“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
　　许多会道门的首领就是利用这种“末劫”思想，宣传、鼓动人们入会该组织，并扬言人们如果入会，就可以在弥勒佛的保护和庇佑下，在大劫难之际免受劫难，化险为夷；并可以建立千年福王国，此时人们就可以进入梦寐以求的“丰乐安稳”的世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了。同时他们经常以弥勒佛?或真紫微星?降世自居，聚众起事，宣传要“换乾坤”、“换世界”、“世界将为之一变”……，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同时经常向门徒灌输“善因自种，福慧自修，孝顺父母、尊敬师父、广行阴德”，并以此作为“三皈五戒”的补充。
　　３?会道门的首领主要的目的是敛财、发家致富。会道门的首领大多数都以借机敛财?有的还同时骗色?为重要目的，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入道费”……，此外他们还想出了各种办法，从门徒身上搜刮钱财，诸如门徒入会时要交钱，会首向门徒“赐职”时，下级要向上级交钱，另外还有什么“献心费”、“元勋钱”、“功德费”、“尽孝费”、“水钱”、“线路钱”?又叫“盘缠钱”?，甚至门徒向教首的孩子磕头也要交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且他们还经常向门徒宣扬，谁交的钱越多，谁将来得到的报酬也越多，地位也越高，当然来生的福泽就越大。往往各个基层组织纷纷按系统把敛来的钱财，层层上交，每级都扣一部分，级别越高扣的越多，最后交到总教首手里。门徒向教首交钱，名曰：“朝贡”。例如，八卦教教首刘佐臣就利用敛来的钱财买房置地，发家致富，并为其子弟捐官。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刘佐臣长子刘如?儒?汉用了４６００余两白银，捐了个山西荣河县知县，一直作了十几年。乾隆初年，刘如?儒?汉之子刘恪又用钱捐了个州同知。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左右，刘恪又给其子刘省过用钱捐了个县丞。再如，仅据不完全的统计闻香教?清茶门教?教首王森及其王氏一家通过收徒敛财在河北滦州、真定、迁安以及北京、通州、密云等地有田产１１处，修建深宅大院９所，积粮无数，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户。他家的弟子也有人捐了官。
　　４?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为诱饵，广收门徒。会道门招收门徒的手段之一就是为人治病怯灾，或声称能使人身强体壮、健康长寿。因为他们知道，生老病死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下层民众更为重要，因此对人们的吸引力也最大。
　　会道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占、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弟子们分为文武两套，即文弟子、武弟子；文场、武场；文斋武荤等，各有各的用场。教首们就是用这些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彼此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成员。于是就形成了“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劫数，复以符咒，而同教自乐而从逆矣。”
　　５?以封建家庭世袭制为基础，内部等级森严。会道门组织大多都是以一个家族为基础，搞世袭制。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家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一般是父老子继，夫死妻继，或兄死弟继，往往一传几代，十几代，很少外传。例如，八卦教教首刘佐臣死后，由其长子刘如汉继任教首，他死后，由其子刘恪继任，刘恪死后，又由其子刘省过继任，这样刘氏家族一百五六十年间，一直统治着整个八卦教组织。再如，闻香教教首王森死后由其子王好贤继任，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十几代。
　　会道门内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教职分为数等，如教主、头行、续行、总会、开示、经主、会头、会主、领众、走道、坛主、香头……，各级之间差别森严。门徒只能跟自己的师父单线联系，一般不能随便越级联系。又如，罗教最初分三个教阶，亦称“三层功夫”。分别称为小乘、大乘、三乘，后来又细分为十二步。只有三乘才有资格为弟子取带“普”字的法名。平日门徒对待教首就如奴仆对待主子一样，要无条件服从，不能有丝毫违抗。
　　６?会道门中一般妇女比例较大，尤以寡妇为多。会道门主张“夫妻同修”，故妇女在其中比例较大。再有它的最高主神无生老母就是女性神灵，可见妇女在其中的地位之高。此外，女教首也不少，如黄天教的教首“普明”之妻“普光”，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普净”?又称大姑奶奶?、“普贤”?又称二姑奶奶?、白莲教教首唐赛儿、收元教教首王聪儿?又称齐王氏、齐二寡妇?、天理教教首李文成之妻张氏?又称李四嫂?……，不胜枚举。至于教众中女性就更多了，其中尤以红阳教为最，该教成员中寡妇最多。
　　７?会道门内许多秘密不能外传，彼此联系迅速。会道门内有许多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就是普通成员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他们彼此联系却有一种特殊方式，非常迅速。例如，闻香教的通讯方法极为便捷、迅速，叫做“竹签飞筹”，即是在烙有三个王字的竹签上，“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
　　除此之外，会道门也还有一些特点，如有一部分会道门组织总想攀附权贵，力争合法化，为搞政教合一做准备；有的则暗地活动，进行捣乱，并侍机夺取政权，它们时隐时现，至今并没有彻底根除。



会道门-注意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解放前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等?组织的秘密结社，往往是把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和求得自身解放与搞迷信活动混杂在一起，在当时来说，是包含着进步和落后?甚至反动?两个方面的。今天我们应以唯物主义精神，科学的态度，继承、发扬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扬弃落后、迷信的消极一面，即吸取精华，抛弃糟粕。但是今天一些反动势力?如李洪志及其他的“法轮大法”?，却是利用封建迷信的糟粕对抗历史进步的潮流，这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警惕和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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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组织——一贯道
【专题】崇尚文明 反对迷信

http://www.enorth.com.cn　 2003-05-13 01:00  





  
　　1951年初，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公园内举办了“一贯道罪证展览”，观众络绎不绝。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数不尽的财物、金砖、银元、金手镯、稀世古玩，还有大烟具、榨果器……这些都是一贯道长期以来勒索欺诈所得。在第二展览室里，陈列着一份份特务训练证明书、“委任状”、“手谕”、手枪、子弹……这些都是一贯道利用教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种种罪证。

　　面对如山的铁证，有的道徒终于看清了披着宗教外衣的一贯道的庐山真面目。他们幡然醒悟道：“咱以为光是信佛，原来还有特务捣鬼”，真是“道邪人也邪”。有人更后悔不迭地说，“误了工，花了钱，病死了儿子，肥了一贯道，再也不相信了。”

　　人们不再以虔诚的心情来看一贯道的“仙佛”和“师尊”，而把一贯道编造的故事当成了笑料。

　　诈骗钱财蹂躏妇女

　　“一贯道”，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一个教会组织，而实际是打着教会旗号，利用封建迷信，欺骗陷害道徒，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组织。解放前夕，在北京的一贯道组织设有总坛1个，本坛32个，分坛43个。共有坛主103人，点传师110人，道徒约10余万人。总坛设师尊，是一贯道的最高负责人。本坛设坛主、点传师等。这些师尊、坛主、点传师等，差不多都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汉奸特务之流，且都曾参加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动组织。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由于许多农民、家庭妇女及一些商人、学生头脑中都存在着深厚的迷信思想，一贯道便利用“扶乩”、“降神附体”等迷信伎俩，迷惑群众，招收“道亲”。他们一方面利用乩语，敛聚钱财，以供自己挥霍；一方面以“包治百病”为幌子，装神弄鬼，强奸妇女。例如，同化坛点传师刘景泰吸收道徒3000多人，就骗取香资达15000斤平方米，并利用各种说不清名目的宗教仪式，骗取道徒的粮食、金条等财物。点传师杨生甫，就曾奸污过两个寡妇和两个少女，并将少女拐走。女点传师白秀茹更组织了所谓“暴子队”，以男人为骨干，专行强奸妇女之勾当。其方法是，行锵欲奸污的妇女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供奉水果的盘子里。烧香礼拜后，由点传师抓一把沙子撒向空中，然后将纸条取出，谎称有密言，遂将列名条上的妇女唤进暗室，即行奸污。强奸后，再用小刀划破该妇女的手臂，并问其是否疼痛，直到被奸污者说“不痛”，才表示此人“信心坚定”。为了不使丑事泄露，他们甚至杀人灭口。

　　揭发一贯道的罪恶

　　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一贯道“机手”高永周对一贯道的揭露。他说：

　　一贯道为了骗取无知群众钱财，迷惑人心，便训练了许多男女当“三才”。“三才”里没有结了婚和年纪大的，全都是20岁左右的未婚青年，因为他(她)们懂事不多，最好利用。一贯道的每一个“坛”，差不多都有一份“三才”，其中“三才”也叫“机手”，他专管用罗圈绑着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是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字记录在纸上。这套鬼把戏便叫做“扶乩”，也叫做“开沙”。写出的字就是一贯道的“坛训”，又叫“神训”，意思是神借着“天才”的手来训话。所以“天才”是“三才”中最重要的一个。我自己就是“天才”，在一贯道里呆的年头多了，啥事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是18岁入的道，因为我还机灵，所以一贯道天津的一个头子刘新泉，便教我练“天才”，整天背“经书”，学着作四六句、五七言的流口辙，拿着木棍在沙盘上练写行书，并且不许出房门一步，怕我向别人说。但主要的还是教我怎样和“点传师”串通一气，在“扶乩”时见机行事，以使人们相信，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能念念有词，而且与求神的人们的希望符合，一定是有神道，不会有假。其实，“点传师”早就暗示给我求神的是什么人，因此，我闭上眼睛编出来的“坛训”，大致都能合情合理。为什么“坛训”都能合辙押韵呢？那是因为练得熟悉了的缘故。像道徒入道时烧“表文”以前，我便从“表文”上看到了入道人的姓名等等，到“扶乩”时，我便把他们的名字编到“神训”里，不知底细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便上了当。如果临时来不及了解，我便凭着经验把话编得糊里糊涂一此，这叫隐语，目的不外是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便叫他们“舍身办道”。这些年来，道徒们在“开坛”、“立班”、“渡仙”“超拔”时，这套鬼把戏蒙住的可多了。由于没有止境的“行功”、“献心”，而把家产钱财献光了的，像周纯身、张文甫等真是数也数不清。有时，“机手”还伪装“某某神”借了我的身子，这叫做“借壳”，装神弄鬼，自称什么“济公活佛”、“白凤大仙”之类，欺骗无知道徒。

　　高永周搞这个沙盘有八九年了，许多人被骗得迷迷糊糊的。他说，“解放了，我不能再让人受骗了，我不但向政府坦白了，而且还要向大家揭穿一贯道的罪恶！”

　　高永周接着又揭发了一贯道开办“炉会”残害无知道徒的罪行。1939年4月(农历二月)，一贯道为了发展组织，在地安门外朗家胡同开办“炉会”，又叫“顺天会”，参加的人有“点传师”、“坛主”、“三才”等180余人，借考“酒色财气”、“了冤欠”等等名目胡作非为，结果两个女道徒被毒打惨死，其他的道徒也大部被打，并被骗去许多财物。

　　高永周说：

　　当时“顺天会”是由男“点传师”刘新泉和女“点传师”齐玉贞负责。两人在会中暗地通奸，不料被指派侍侯他们的坛主天津某汽车行经理刘孟荣之妻李德忠看见。刘、齐两人怀恨在心，就借故考李德忠的“了冤欠”，由刘新泉用扁担和带钉子的木棍把李打得在地上翻滚惨叫，死去活来，奄奄一息。旁边的道徒中有个从绥远来的葛太太，看不下去了，就跪下求情，要求替李千忠挨打，刘新泉就扭过头来拚命地打她，李、葛两个女徒，就这样凄惨地一同被打死了。刘新泉感到这事儿大了，连忙疏通和一贯道结在一起的伪警察局私下抬埋。刘新泉又怕在道中有影响，便为李德忠开了一坛，诡称她成了什么仙；并派刘孟荣到绥远做当地的“道长”，把天津坛主中西大药房经理王璧图之妹给葛太太之夫说上媒；还强迫着道徒们具结不向外讲。两条人命在一贯道阴毒诡骗下便如此了结。

　　点传师刘新泉早就看上天津女坛主金淑云，在这次“炉会”中，便由齐玉贞撮合，巧借名目，强与金淑云结婚，并给金淑云改个名字叫“金昙”，意思说这次结婚只是昙花一现，以后不负责任。

　　一贯道在“炉会”中还巧立各种名目折磨道众，称之为“考”。高永周说：

　　平常每日吃饭时，只给少许咸菜，有一天忽然买了许多咸菜，大家就多吃，不料饭后他们竟把水缸、锅炉都封上了，一天一夜不给大家一点水喝；隔一天又尽量让大家喝水，到晚上又把所有厕所都封了，不让撒尿，有的就尿了裤子！后来又把水里对尿让大家喝，说越真诚的人喝得才越多。还有一次夜里来了回“飞刀斩妖”。半夜真大家睡熟，把所有的衣服、鞋都拿走了，但听院里乒乓乱响，呼喊捉魔，但大家都找不到衣服，只见院里一个白茸茸的影子来回乱跑。正在这时，刘新泉进来了。大家跑下求罪，刘新泉说这是训练“真灵魂”，(除邪与鞋同音)、去了假躯壳(指拿走衣服)，大家都不是凡人啦！原来事先由一个人反穿皮袄，燃爆竹，扮做妖怪欺骗大家，那里有什么妖怪啊！“考色”时，强迫男女道徒各一人全身赤裸着，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问好看不看。“考财”时，那名目就多了，说人在“六道轮回”中都有怨仇，应当拿钱折罪，越出得多的折去的罪越多……类似这样的事情说也说不完，每天除睡觉两小时以外，就是考这样、考那样，说错了便受到毒打。

　　上当受骗的一般道徒饱受了一贯道的欺压勒索，有的因此倾家荡产，成为少数道主的牺牲品。

　　反动的政治组织

　　一贯道不仅是封建落后的迷信组织，而且具有深厚的反革命政治色彩。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便勾结日寇汉奸胡作非为。一贯道道主以“万教归一”的口号，在日本特务头子的指挥下，大肆活动，扩展组织，积极为日寇效劳。在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勾结国民党官僚和特务危害群众。

　　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一贯道就通过“乩语”来从事辱骂，甚至连“五一”、“五四”下了雨，也造谣说“天意不顺”。当北京开始建立村政权时，他们即在京郊暗中操纵农会，并煽动别人散布谣言，说“你们这些穷孩子靠八路军不行，靠我们这些人还能吃碗饭。”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一贯道变本加厉，益发猖獗，妄图和美蒋“里应外合”，宣扬“世界大战已起”，“美蒋军要来北京”等言论。一贯道还大肆制造和传播“割蛋割乳房”的恐怖谣言，借以威胁恫吓群众，造成社会不安，破坏生产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他们甚至秘密组织武装，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暴乱，梦想复辟。在一贯道散发的反革命传单中，公然号召道徒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权，要道徒们“联成一气，同心共胆，能文的用文，能武的用武，合群合力，然后再拿出金刚手段……历尽了千辛万苦，自有那成功的一天”。一贯道还荒唐地给道徒们封官许愿：一贯道的首领即是将来的真主，点传师都将任县长以上职位。

　　可见，一贯道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果断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镇压少数别有用心、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道主，并挽救受骗上当的道徒。至于一般道徒，他们多半是因为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骗入道的，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只要他们脱离反动组织，停止非法活动，就不加追究。凡是已经与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断，摆脱一切威胁，并能勇敢地揭发毒害自己的反动道首，检举披着“仙佛”、“师尊”外衣的特务分子，揭露其各种奸谋，协助政府肃清一贯道的，应当受到政府的奖励。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护。一般道徒都看清了一贯道的真实面目，积极主动自行退道，仅山西一省即有8万道徒自动退道。人民政府对于自动退道的道徒，一律不咎既往，并且对于他们这种悔悟自救的行动，表示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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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2008-01-26 23:19:05)转载标签：一贯道邪教台湾杂谈 分类：天心海策(历史)

    再说这事以前，咱先明确下什么是邪教，简单定义的邪教是:让你荒了地，抛了家，弃了学去相信“神”的是邪教；宣扬“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有得救的是邪教；鼓吹入了“教”能治病，能消灾避难的是邪教；欺骗、威逼妇女受教主凌辱的是邪教；说传统宗教过时了，要信新“神”的是邪教；非法聚会是鬼鬼崇崇、乱喊乱叫、乱唱乱跳的是邪教；让你用骗人的手段诱使他入加入的是邪教；加入后不让退出的是邪教；把社会、政府、普通老百姓当成“魔”的是邪教；以“神”的名义煽动成员对抗政府的是邪教。
毕竟说的不是正邪讨论，咱还是说正题｀｀｀｀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7f16e01008f0g.html) - “邪教”一贯道在台湾的发展_雾星云_新浪博客
    一贯道，为我国民间宗教之一，又称天道。是非法邪教.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最早的教派可能是罗教，之后分化各种不同教派，一贯道是很晚才兴起的一支。其渊源可溯至清末王觉一。他借用《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及《开示经》中的偈语，建立“东震堂”，接续先天道统。以无生老为信仰主神，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
　　1997年，统计信徒数达942000人。但了解内情者认为，全台湾一贯道信徒约有200万之多，仅次于佛教和道教的信徒数，居12个宗教的第三位。各组线依其发展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的目前有张培成为首的“基础先天”、施庆星为首的“宝光建德”、黄世妍为首的“宝光崇正”、陈鸿珍为首的“发一崇德”(“发一”即“发一组”，前身系天津“同兴坛”)、张玉台为首的“发一天元”、杨佛儿为首的“兴毅南兴”，以及卢燕清为首的“文化组”等，都有家庭佛堂千堂以上，信徒数万至数十万人。1996年4月，台一贯道总会理事会改选，连任两届理事长的张培成按章程规定卸任，台籍前人施庆星接任理事长；总会增设“行政指导委员会”，由张培成、陈鸿珍、高金澄(“安东组”领导前人)三名大陆来台的元老分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施庆星等任委员。
　　一贯道与其前身教门相比，在王觉一手上开始更多地向儒学当中寻找理论支持。在台湾，一贯道涂上了浓厚的所谓“儒教化”色彩。它确定的书面宗旨为：“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事，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尊四维纲常之古礼，洗心涤虑，借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拘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贤，冀世界为大同”，其中儒家伦理道德的词句和内容十分明显。相对于此，一贯道曾经惯用的扶乩降神的把戏，随着台湾民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如何掌握道内世俗主义成分和神秘主义货色之间的“度”，台湾一贯道上层颇费了一番心思。如陈鸿珍支线80年代初就遇到过已建立的某些大专院校佛堂因怀疑扶乩而瓦解的局面，使他们感到传统的以“道术”为主的传道方式必须有所改变，改变为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三教经典”作“微言大义”式的阐发。这样一改，使其恢复了在高等学校的发展势头，终至成为全台湾一贯道中大专学生最多的支线。现在，虽然一部分组线还保留着一定的扶鸾开沙的故伎，但在发展规模较大的组线，那套表演性的作法都已经“淡出”乃至完全被放弃，代之以《四书》、《五经》的研读。同时，针对社会上对它原有的传闻，一贯道兴建的多座大型庙宇和数以万计的公共佛堂面向公众开放，经常性地举办“国学班”、“国术班”、“国艺班”之类的文化讲习活动，大力宣传其“毫无迷信怪异之色彩及铺张浪费之举动”。所有这些，应该说是为适应现代台湾人的心理需求和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所作出的重要调整。与这种努力相关联，一贯道还刻意标榜自己是“入世的宗教”，投入很多资财开展社会服务事业、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如设立养老院、育幼院、医院、诊所、图书馆、康乐中心，创办文教基金会，奖助贫困学生，组织救灾捐款等。这类措施，加上台湾当局的有意扶植、着力抬举的确使社会舆论从根本上扭转了对一贯道的看法。
　　一贯道有在工商业者当中活动的传统，台湾的轻工、餐饮业中有不少道徒。著名的航运巨头张荣发是“兴毅组”的虔诚道亲；现任一贯道总会理事长施庆星掌握的“天银化工公司”是世界五大薄荷生产企业之一。经商收入可用来“办道”，保证了一贯道的财力相当雄厚，那些公共道场盖得一个比一个富丽堂皇，从中即可见一斑。台湾一贯道总会系统目前还拥有30家出版社，大量出版其经典、善书和其他读物，制作视听宣传品；办有20多种定期刊物，其中包括《一贯道总会通讯》、《基础》、《宝光建德》、《崇德》、《新纪元》、《萍江竹刊》等。一贯道总会的系统之外，还有不少派别、支线分散在台湾各地，其中有的尚属于“正统”范围，有的则被视为“旁门”。前者如传自哈尔滨、由长春籍“老前人”何宗好领导的“兴毅组”，这个组有31条支线，道徒据称达60万，是台湾一贯道最大的一个组，但1988年何去世后分崩离析，只有四条支线以“兴毅南兴”的名义参加一贯道总会，其余各自为政，有的对总会采取相当排斥的态度。后者的代表是从“基础组”分裂出去自立门户的“中华圣教”一派，首领为大陆籍军人出身的马永常，总堂设在高雄旗山，服饰礼仪迥异于一般，且试图与一贯道总会分庭抗礼，总会不承认他们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有必要指出，一贯道总会内部各组线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见得都很密切和谐调。因为台湾官方对总会的职能十分重视，各组线在总会权力结构中的利益平衡问题就显得非常微妙，特别表现在几条大型支线对总会主要职务的分配上，可谓煞费苦心。至于实质性的“办道”即拓展人员的工作，各组线始终壁垒甚严，各干各的。由于台湾一贯道实际已经进入了群龙无首的“后祖师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各组线的独立王国倾向有增无减，一贯道总会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台湾一贯道从40年代后期就开始向国外传播，现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脚，道徒超过100万人，主要是华人华侨，人数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日本、东南亚、美国和南美，也有少量外国血统人士入道。1996年10月，在台湾一贯道总会主导下，成立了“一贯道世界总会”，会址设于“基础先天”在美国洛杉矶的“全真道院”，张培成出任理事长。一贯道世界总会的成立，意味着台湾一贯道在国际上的活动将进一步有所加强，其影响不宜低估。此外，1991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的宗教调查中，有33.33%的受调查一贯道团体把“加强与大陆宗教交流活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这个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
　　统而观之，一贯道在台湾特定的内外环境下经过50年的发展演变，在存在方式、信徒构成、公众形象、社会地位等一些方面，与它在大陆时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了解这种状况，研究这种变化，对认识类似的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新兴民间宗教”在现代条件下的演化规律及其前景，认识宗教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在台湾当前特殊政治生态中的标记意义，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海峡两岸的情况多有差别，一贯道的名字在大陆早已与其历史劣迹固定在一起，如果有人想把台湾一贯道的一套搬到大陆来，引出的将完全是学术领域和宗教领域以外的问题。
　　1988年9月和1994年6月，台湾一贯道总会曾两次做出“不派员到大陆传道”的决议，但仅仅停留在姿态上，对道徒的个人行为基本没有约束力，致使干扰两岸正常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愉快事件屡有发生；能否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智，是台湾一贯道领导层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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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兴起了富士山大石寺派的日莲正宗，亦名创价学会，其所建立的政党则名为公明党。该宗以日莲（西纪一二二二──一二八二）为教祖，否定印度释迦牟尼佛的地位，说什么释迦是化佛，日莲是本佛；释迦佛已涅槃，乃是过去的佛，日莲才是本来佛，现在化世，而且永久化世。如今的日莲正宗，则又以现尚健在的此派创始人池田大作为教主、为永恒的佛。其虽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为专修法门，对于共有二十八品的《法华经》却只取其中的第二〈方便品〉及第十六〈如来寿量品〉，可谓断章取义，而却又排斥佛教的其他经论及所有的各宗各派。故有日本学者将日莲的宗教狂热及其排斥异己的行为，比作基督教的耶苏；其信仰的方式，与其说是佛教，当毋宁说是神道教的亚流。其实乃是日本民族化了的神道教，当日莲宗渐渐归宗正统的佛教之后，便出现了日莲正宗。如一定要说日莲正宗与佛教有关，也可将之归类为‘附佛法的外道’，绝对不是渊源自印度的正统佛教。

　　自明朝开始，中国盛行儒、释、道三教融合之说；到了民国之后，继承白莲教等秘密结社的余绪，而于民间流行儒、释、道、耶、回的五教合一之说，他们截取各家教义，兀自融合，自圆其说，名之为一贯道。虽说主唱五教一贯，实则是以佛教的弥勒信仰、济公传说，及《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维摩诘经》等，作为其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依据。说什么释迦牟尼佛已经退位，现今由无生老母派弥勒掌天盘；又说什么禅宗自六祖慧能之后，道降火宅，只传俗人，所以一贯道亟力诋毁佛教的出家僧尼。他们对于尚未入其道门的人，每每伪称是佛教；将奉祀天灯为中心的天坛，也伪称为佛堂；然在入门接受点传师点了玄关之后，即被告知他们信的是天道，其信徒之间则以道亲互称。

　　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入教的仪式，均与佛教不同，他们用佛经，却不说佛法，而是采用他们得自鸾坛及灵媒的所谓圣训，来任意解释佛经。佛教的古圣先贤无不主张以佛法解释佛法，皆谓：‘依经解经是佛说，离经一字即魔说。’可见，一贯道虽唱五教一贯，实则是以佛教为其腐蚀侵吞，并图取而代之的物件。

　　他们自己没有历史、没有教主、没有教义，却歪曲佛教的历史、搬迁佛教的教主、混淆佛教的教义。明明自称天道，崇拜虚构的无生老母、明明上帝，信仰灵媒、乩童所宣讲的神话，竟又利用佛堂、佛像、佛名、佛经作幌子。佛教以佛、法、僧三宝为信仰的中心，是公开的、理性的；一贯道也借用三宝之名，却以抱合同（双掌合抱的手势）、点玄关（眉心受点，与灵相通）、五字真言（无太佛弥勒）的口诀为三宝，乃是神秘的、感性的。

　　总之，日本的日莲正宗和中国的一贯道，既然不是正统的佛教，也永远不可能与佛教合流；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目的尤其不同。（圣严法师著《学佛群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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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道各有各的修行。

骗子们的手段都是如此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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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震惊全国的无为金丹道暴乱始末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4-01 [ 打印 ] [ 大 中 小 ] [ 关闭 ] 　　1951年8月，山东省“无为金丹道”头子王仲笃自封“天皇”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波及七八个县，祸及几十个村庄，匪徒们杀人、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暴乱发生后，解放军迅速出动3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公安干警和民兵的协助下，很快平息了这场披着宗教外衣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来源：人民网

　　撒大谎造谣惑众，愚道徒奉为“神明”

　　王仲笃，山东博兴县兴福区汾王村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叫王延湖，原先是个中医，后来借行医之便组织发展了一个叫“圣贤道”的道会组织，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会门头头。王仲笃自幼好逸恶劳，只念过2年书就宁死不读书了，此后务过农经过商，但均因嫌苦嫌累而作罢。王仲笃虽说是个花花少爷，但为人有心计，很会笼络人心，脑袋瓜子灵活。他东奔西走了几年，发现像他父亲那样传道收徒，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于是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干起了传道收徒的勾当。他凭借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广收门徒，逐渐成为“圣贤道”最有势力的人物。

　　1944年初，王仲笃把“圣贤道”改为“无为金丹道”，并自称法号“无为胜有为”。王仲笃宣扬日本侵略中国是天意，认为战争中生灵涂炭也是命该如此。他大肆造谣恫吓群众，说共产党现在掌权了，紧接着是千年不遇的“末劫年”。末劫年一到，人们将要死去大半，那时候，社会要出现房无人住，衣无人穿，地无人种，饭无人吃的现象，整个世界将呈现很长时间的混沌黑暗的状态。他又从自然天象上造谣，说未来的“红阳劫”定会实现，劫过后将出现“白阳劫”，这时会出现天换地换，与现在完全两个世界。他还不遗余力地宣称，他曾请过上下八仙，都说世人要临近“末劫年”，人们都要经受大劫难，要想求得解脱，只有入道方能幸免。这些恐怖离奇的内容，使很多愚昧群众内心惶恐不安，纷纷加入道会以求解脱，不少人对他大加吹捧，奉为“神明”。

　　为了进一步欺骗群众，他竟自称是古代仓颉转世，他对道徒说，别看现在“无为金丹道”叫“无为”，将来末劫年一到，“无为”就可变“有为”了。王仲笃还胡说其父的师傅吴帮固是姜子牙转世，声称其如何如何法力无边，还说他到处寻找活佛，最后在高青县找到了一个地主高殿生，称高为周公下凡。高殿生不能左右形势和群众，便说真的弥勒佛是自己的长工唐坤侯，说唐是文王下凡。从此，高对唐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扬言将来万教归一时，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为了建立“天国”进行反革命暴乱，王仲笃还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帮着抄写和整理宣传材料。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有十几个，重要的有王仲华、魏云田、高寅东、周汉志、朱凤岐等人。王仲笃如此一搞，在道徒中名声大振。许多人认为他识字不多，竟能上识天文，下知地理，还能造字，不是道仙又是什么？他的“御”用文人王登荣就是被迷惑较深的一个。这位饱读诗书身为小学教师的老先生，终日用蝇头小楷抄写那乌七八糟的材料，死心塌地为其效劳出力。

　　为了要挟道徒使他们俯首帖耳任他摆布，王仲笃还制定了一套带有恐吓性的法规。他在上香之后，总要念念有词，告诫道徒：凡道中之事，不许泄露，将来有马同骑，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因此，许多道徒欲罢不能，难以退出，只好跟随他走上反革命暴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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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九坛为害四方，封“诸臣”密谋登基

　　为了实现他的“天皇”野心，王仲笃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反革命党羽。除在当地几十个村子发展一批批爪牙外，还派得力干将到外地活动。

　　王仲笃根据道徒的分布情况，确定了9个分坛。他的父亲王延湖是总坛主，名为巽风会坛主。分坛有金斗、五挂、九峰、双喜、八德、五凤、青云、瑞瑶、金山等9个，分坛主均是当地道会头目。根据会规，一旦总坛主有事，分坛主必须马上派人联系，效忠效力。这些做法在发展道会势力，巩固王仲笃在道会中的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仲笃的信徒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按照王的旨意，四处奔走，拉帮结伙，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王仲笃的心腹陈新堂，原是国民党某部的一个营长，入道后成为王的得力助手，陈新堂经常持枪在博兴、桓台边境活动。1951年春，陈新堂在张店与索镇之间，打昏了桓台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抢去了匣子枪和自行车。

　　为了扩大“无为金丹道”的影响，王仲笃还积极与其他反动会门联系。如新安的“九宫道”、青州的“一贯道”、桓台的“华龙会”、淄川的“铁板会”、徐州的“白阳道”等，都和“无为金丹道”有密切的关系。

　　1951年夏天，“无为金丹道”势力越来越大，王仲笃认为做皇帝的时机已到，便大言不惭地在道徒中宣称，自己是“十八子”，是上天派下来的当然统帅。他狂妄地说，自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等换了天下，自己就坐第一把交椅，称“天皇”，是自然的总司令。这一招没有在道徒中引起异议，王仲笃的胆子更大了，便着手筹备发动暴乱和登“天皇”宝座。

　　他首先分封百官，封他左右心腹之人为军政大臣，封刘金亭为总指挥，陈新堂为参谋长，王成五为行政院长，王成善为财政部长，等等，他还让这些“大臣”们向他宣誓效忠，统统听他的号令。

　　王仲笃集中了道徒中的一些巧匠，为他精心绣制了一面金线黄龙旗，作为他称皇时的国旗，也作为向解放军进攻的军旗。关于称皇时的服装问题，他让这些女道徒参照旧戏剧服装制作了一套套黄袍，他自己、各位部长、各路指挥每人一套。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黄袍加身，成为执掌江山面南而坐的皇帝。至于“天皇”的皇宫，王仲笃的想法更是令人发笑。他宣称，不用道徒为此操心，更不必大兴土木，现成的宫殿有的是。他说，只要大家一条心好好干，就能把共产党推翻，到那时北京、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控制在自己手里，旧有的宫殿就可任意挑选，愿意把宫殿设在哪里都行，所以完全用不着大搞建筑工程。

　　王仲笃一伙经过一番潜心策划，认为发动武装暴乱的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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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暴乱惊全国，军民合力灭叛匪

　　1951年8月初，王仲笃以博兴县的汾王村和傅园村为基地，联络了利津、桓台、淄川、高青等县的一批道徒，组成了所谓的“中华人民革命建国义勇军”，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匪徒首先在傅园村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南路的匪徒由王仲笃亲自指挥，有匪徒100多人。他们从傅园村出发，直奔临淄县北境。在大柳树屯，匪徒们砸开了供销门市部，把店里的雨衣、胶鞋、手电筒、副食品抢劫一空。据事后俘虏交待，这些东西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需品。大柳树屯抢劫之后，这伙匪徒又窜到大夫店、房家庄，在房家庄内奸的配合下，匪徒们竟残忍地将不肯跟随他们的一名小学教师和一名村干部杀害。

　　北路的匪军一共有兵力近百人，这伙匪徒从傅园村出发，第一站到了驸马村。该村公安员杨延先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和王仲笃拉上关系而被任命为大队长。杨见匪徒已到，马上把枪交出，在他的指挥下，村内几个叛乱分子立即把村长抓起来，用砖活活砸死，然后扔进井内。这伙匪徒在驸马村闹腾了半夜，又去兴和益乡公所，欲杀害乡干部和夺取枪支弹药，幸亏乡公所同志有所防范，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匪徒们离开兴和益后，又窜到利城区的刘耿村。王仲笃的表弟韩秃子公开响应，并引路包围了村民兵队部。守夜的两名民兵寡不敌众，只能看着这伙匪徒把七八枝大枪抢走。匪徒们在村中折腾了一番，在村小学后墙上张贴了反动标语，看看天将拂晓，才匆忙打了两枪，撤出了刘耿村，欲与王仲笃的匪军会合。

　　事后，匪徒们在供词中写道：“原拟南北两股集结以后，北上赶往辛安农场。通过此地内线，再缴下该单位的几条枪，然后进城。入城后首先进攻公安局，夺取枪弹，即动手劫狱，劫走王之父王延湖和心腹王登荣等人。”只因天色已亮，没有实施。

　　事发之前，中共博兴县委曾专门召开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防特防盗的夏防工作。兴福区委书记陈树榛会后还没来得及与区长研究如何落实，王仲笃就开始行动了。兴福区委和区政府一面调集各村民兵追剿匪徒，一面派人速报县委，要求火速增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得知情况，认为事态相当严重，马上将消息转告了山东省军区，山东省军区又马上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就近的山东省惠民、德州、潍坊军分区各派一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赶往博兴剿匪，同时命令山东省附近的其他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当天下午，惠民军分区陈司令员受山东省军区委派，在博兴县兴福区成立了临时剿匪指挥部，陈司令员任指挥，博兴县长马怡亭任副指挥，成员包括博兴县公安局长赵子安及陈树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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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解放军三个团的兵力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兴福区，并将匪徒们藏身的大片的青纱帐包围起来，向敌人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匪徒们一看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再也无心恋战了。他们一个个心慌意乱，不少人脱掉衣服，扔出枪支子弹，只穿短裤逃出青纱帐。战斗仅仅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从俘虏口中得知，俘虏中没有王仲笃，王仲笃在附近驸马村有个干姐姐，他可能带领一部分人投奔她去了。获得这一线索后，指挥部立即派部队缉拿王仲笃。在驸马村经过一番激烈枪战，王仲笃终于束手就擒。王仲笃在押期间，经过多次审讯，才将部分未落网的同伙供出来。公安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将匪徒一一缉拿归案。

　　博兴县政法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在押的150多名反革命分子分别进行了处理，先后数次召开公判大会，将王仲笃、王延湖父子等29名骨干分子处以死刑，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有80余人，其余胁从者被释放回家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至此，这个反动透顶、愚不可及的“无为金丹道”反革命组织终于灰飞烟灭。






惊人的“一贯道内幕”(图)

曲振明 　　解放初期，天津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商人齐树林在震泰钱庄当会计，年方四十岁，有一个殷实的家庭，六旬老母、妻子和一女二子，住在城里一座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中。自从认识了跑合的李墨森，劝他加入一贯道，破坏了齐家生活的平静。齐树林在入道问题上犹豫之际，无端被日本兵逮捕，趁此机会，李墨森挟持齐家入道。入道后，长子、女儿被封为三才，齐太太被封为财师。不久，齐母和幼子染病，受骗吃了所谓炉药香灰而延误治疗，双双病故。在所谓“阿世魔王考道”中，长子被逼逃逸，女儿受辱自尽。遭受如此打击，齐太太患上了精神病，齐树林也丢了工作。解放以后，齐树林夫妇响应政府号召主动退道，并积极控诉一贯道骗财害命的罪行。失散的儿子后来也找回来了，一家人重新团圆。 　　这是发生在天津的一件真人真事，1951年5月天津人民书店编印的《一贯道内幕》，以通俗演义的形式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 　　看了《一贯道内幕》，我觉得这部书有几个特点:首先，装帧设计独特。封面使用各种揭露一贯道罪恶的报纸为背景，竖写“一贯道内幕”5个破头字，其中“一”是个被迫害的人形。内封也很独特，书名周围的框线，使用一贯道的组织结构文字，上横线：道长、坛主、前人；下横线：天才、地才、人才；左竖线：无畏师、法师、三才、坤三才；右竖线：点传师、财师、道规、乾三才。其次，文章结构采用章回体，如同说评书。全书10回，书前还有开场白，转载《天津日报》副刊冯在的文章《除害》，采用问答式的形式，揭露了一贯道勾结日寇、依附旧势力、残害百姓的罪行。再次，资料性比较强。文章除了叙述齐树林一家的遭遇，还介绍了一贯道创道、形成以及灭亡的过程。特别是对大道首张天然在天津传道、查道的记载十分详细。 　　一贯道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旧政权掌握和利用的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天津的一贯道始自1934年，大道首张天然到天津河北大经路三星客栈传道后，将总佛坛设在天津和平区光华里9号。他以“拔王灵”、“开坛求训”多种名目，哄骗入道者钱财，不到一年，便成了百万富翁。1937年，张天然在津设立“纯阳炉”，选择108人入炉受训，其中16人作为“代表师”分拨各地传道，天津遂成一贯道的基地。至1944年，天津总佛坛下，设领袖坛19支，分坛无数，道徒众多，成为天津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广大受骗道徒，取缔了一贯道。 　　关于一贯道的记载，我也收藏了几种早期的出版物。李世瑜《在华北的秘密宗教》，16开型的毛边本，书前有大量的图版。我曾咨询过李先生，其手头的书“文革”时被抄走了，可见这部书不容易得到。我还收藏了1951年12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印发的《一贯道组织系统》三大册，记录了天津所有一贯道组织人员的坛名、职位、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现状等，原是发到派出所的内部出版物，后来也散失到民间。 　　近年来，研究中国的秘密宗教著述很多，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仲伟《一贯道内幕》和2006年团结出版社出版赵宏《袍哥理门一贯道》，都是研究一贯道的专业著述。而天津人民书店编印的《一贯道内幕》以章回小说的形式揭露一贯道的罪行，文笔简洁，情节真实生动，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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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气功的真伪不在于气功是否真的能养生，而是教授气功的人是否真的服从组织的，只要服从，这个功法就是好的，不服从这个功法就是不好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好模式。实际上从存在的理论上来看，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否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将自然的被淘汰。优胜劣汰这本就是自然之性，大江大河水自然流向大海，这是必然的。否则只能说明是不知道，也就是没大脑，就让其脑残算啦。搞得一大批脑残的又开始大声呼喊着。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