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血证的著名四川专著——《失血大法》

梁知行

治疗血证的著名四川专著——《失血大法》

血证，即包括吐血、咯血、便血、衄血、尿血、汗血等在内的血分病变及出血性疾病。虽然，早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不少关于血证的论述，其后的历代医家对血证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亦均有不少的发明和阐论，然而，都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治疗方药，尤其是缺乏关于血证的系统专著。直至清末，两位杰出的四川医家杨凤庭和唐宗海才集前贤之所得，遵循《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原则，对血证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并结合他们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了《失血大法》和《血证论》两部著名的血证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这两部专著，对血证的病因病机、治疗方药在理论上作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其中有不少发明与发挥，建立了一套关于血证论治的完整理论和治法方药体系，奠定了中医治疗出血性疾病的基础，至今仍指导着临床研究和治疗，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一、杨西山及其《失血大法》

杨凤庭，字瑞虞，号西山（1736-1795年)，四川省新都县人。杨氏系县中名士，人称“西山先生”，自幼天赋聪颖，凡书读一遍即能朗朗成诵，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举凡天文、地理、农圃、医药之书，无不研读。杨氏虽知晓百科，然尤精于医道，故常为人诊治，且每每应手取效。由于当时他所遇的血证甚多，故对之深入研究，颇有心得与见地，遂撰成《失血大法》一书。当时的医界治疗血证率以滋肾阴降心火为不二法门，但收效常不理想。杨氏则认为血证的病因病机是“由肝不藏血，脾不统血。肝不藏血则阴虚生火，脾不统血则阳虚生痰，此火与痰本从虚生，而不可独治火清痰也”(《失血大法》卷一)，进而提出了本虚标实的基本病理和血证病位重在肝脾的新见解。在治法上，杨氏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他说：“余之治法，凡失血初起，先责重在肝脾。盖脾阴虚而肝火易生，木胜而脾气受克。气上脉急，阴虚生热，宜以甘缓之，以酸苦收之、降之。先用甲己化土汤……缓肝之急，补土之虚。”(《失血大法》卷二)杨氏的此种认识与治法确有其独到之处，因为肝阴虚则木火旺，脾阳不足则土更不能荣木，从而相火翕然而起，气机随之逆乱，引动不能归藏肝脏之血液沸动而不循脉道，遂演变为诸般出血证。用甲己化工汤养肝阴，敛肝火，培脾土，确为对证有效之方。然而，引起出血的原因，不仅仅是相火不宁，尚有心火上炎、龙火上腾、胃气上逆、中气下陷等等多种病因病机，因而虽然杨氏之法为治疗血证另辟了一条治疗途径，但仍不能弃以上诸法而不用。

此外，杨氏生平尚撰有其它医药著作，如《女科枢》、《分门辨证》、《脾胃总论》等。

梁知行

四川草药医

“草药”一词，虽早在晋代的医药文献中就已出现，但那时所指的还仅仅是来源于植物类的药物，与现今之“草药”涵义是不完全相同的。现在人们所称的“草药”，实际上是针对“官药”而言的，考其渊源，实始自宋代。北宋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其中规定药物的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制度，以保证药品质量和国家的税收，熙宁九年（1076），北宋政府又在京城汴京创办了太医局卖药所（一度称为熟药局），专门出售成品药和中药饮片，此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设的官办药局（药材公司）。其时，人们把国家经营的药称为“官药”，而把国家不经营，但民间却在使用的药物，尤其是一些价廉易得的鲜活药物，称为“草药”。这里的“草”，实际上已赋予了草野、草泽之意，草药已不仅指植物药，也包括了一些动物药、矿物药和加工制品类的药物了。尽管宋以后历朝历代的医药管理机构有所不同，但草药这一称谓却一直沿袭至今。

四川地大物博，不但盛产“官药”，草药资源也极为丰富，并由此而孕育出了无数技艺精湛，深受群众喜爱的草药医生，他们对四川医药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据方志所载，后蜀至北宋初成都的谭仁显就是一位擅用草药的高手。谭氏不仅亲自采集草药，还在“所居庭庑、篱落间，遍植草药”，为人治病，一时，遐迩闻名。清光绪年间（1875-1908），合川一县经营草药者就有100余户，使用草药在400种左右。清末民初，川东北的开江县有草药医生30多人，其中甘裳乡的陈宪顺（绰号陈毛火）更是以其用药品种多，疗效好而名噪一时。民国时期，在峨眉、乐山、灌县、大足等旅游观光之地开店经营草药者为数不少，甚至连一些寺庙宫观也经营岩白菜、雪胆、马尾连、雪莲花、皂角菌等草药，随着旅客的应用和宣传，四川的草药也由此而名扬海内外。

在封建社会里，草药虽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从整体上说来，仍是不受重视的，草药医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在士大夫者流及儒医们心目中，草药充其量只是“官药”的药引子，草药医被称为铃医、草泽医，三教九流中是不入流者，是难登医学大雅之堂的。在历代的四川各级方志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名医传记，而其中属草医者则寥寥无几。民国时期，连中医都备受摧残，草药医的际遇也就更为凄惨，贩夫走卒般的挑担卖药也被明令禁止，更勿论开铺设店，为人治病了。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人民群众的信任，草药和草药医才获得了新生。一些草药医不仅进入了医院，而且当选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介还多次宣传报道他们的精湛医技，高尚医德，使人们对草药和草药医有了新的认识。如成都市中草药医院的刘吉明（1929～）医生，是成都市“刘草药”的第14代传人。他早年常随父、叔上山采药，深知草药药性，临床喜用硬九子连环草、一枝箭、无花果等治疗肿瘤，并获一定疗效。刘氏自1951年行医以来，一直重视医德医风，他不仅为陈毅、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治过病，而更多的是为成都的工人、农民服务，并经常利用节假日，走街窜巷，为行动不便者举医上门。文化名人阳翰笙曾题“医德”匾额相赠，可见其医德医风感人之深。与刘氏齐名的另一位成都草药名医陈福春，1911年出生于乐至县农村，]925年跟师学成后就一直在成都行医。陈氏精于中草药，运用大剂重方治疗肝、胆、脾、胃疾病及毒蛇咬伤均有独到之处。1959年和1976年，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两次编修《四川中药志》，陈氏均被邀请参加，提供了大量川西草药用药经验，为该书的编写作出了贡献。

此外，擅用中草药治疗骨伤的刘合顺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刘氏于1875年出生在盛产药材的峨眉山下龙门乡。1893年，刘探知其舅父金某在大堡抚夷厅（在今峨边县）与一批“金枪医手”相识，此后每年农暇即去大堡住上几月。他无偿地为医手们干活，医手们喜其灵活，常教他一些拳棒和正骨之术。刘勤奋好学。先后得到13位师傅的指点，7年之后，医术渐精。1899年，刘合顺在峨眉山当脚夫，一日有位上海游客不慎在金顶摔伤，僧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请他试治。不意刘合顺很快就将伤者股骨复位，并就峨眉山上的草药包扎，伤者在庙上住了月余就得以痊愈，从此刘合顺善治骨伤的声名就传闻远近。

刘合顺行医之初，除正骨外，又兼治吐血、妇科、风湿等症，收入渐多。为提高医术，曾私买尸骨，解剖观察，练习正骨手法，经细心琢磨，终于练成“一手还位法”。他能凭手感探知骨折情况，凭手法复位，再用药物促进患者复原。因此，不仅在峨眉名声大噪。而且内江、自贡、乐山等川南各地，亦常有伤病员来峨眉求医。刘氏除应用部分中药外，颇喜欢使用草药，而且疗效也甚好。

1950年，刘合顺因曾任伪保长时有劣迹而被逮捕，判以徒刑。峨眉县人民政府念其有正骨技术之一技之长，在公安局（峨眉山市绥山镇九街）开设了一所“峨眉县正骨诊所”，令其立功赎罪，时周围数县均称其为“刘合顺正骨诊所”。1964年10月，刘合顺病故，时年89岁，其医术传马星恕等人。

四川草药医生的用药特点是医药结合，对症治疗，偏重于问诊，很少有四诊合参者。一般是凭个人经验的积累配伍用药，很少有统一的处方。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使用的多是单方、验方，所以有些单纯的病症，如烧伤、烫伤、毒蛇咬伤等，一旦用药对症，则效如桴鼓，而一旦遇到较为复杂的病证，如暑湿、哮喘、月经不调等，其用药则无法兼顾病情的各个方面，难以取得显著之疗效。四川草药医生所用药物多为本地土产，干鲜并用，多不经炮制或只作简单的处理后就直接用于治疗。也有些草药医生使用少量“官药”，如川芎、当归、大黄等，但却极少有用甘草者，认为甘草味甘能缓解药性，不利药效的迅速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