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同志”抗艾记

梁知行

大学生“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引起各方关注。专家认为，这个群体应当得到保护，校方和社会各界也应给予他们更多支持和扶助

　　本刊特约作者 朱子一 实习记者 刘虹桥 | 文

　　确定自己的身份不会暴露后，刘季(化名)才决定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是一位“同志”(即男同性恋者，gay)，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杭州某大学学生。

　　刘季是2009年下半年确认感染的。这一年，在高校相对集中的杭州市西湖区，当地疾控中心从自愿参加艾滋病病毒检测的195名“同志”中检出11名感染者，其中10名是大学生。而杭州市全年共检出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人，均为“同志”。

　　如今，艾滋病已经开始威胁大学校园，“同志”群体首当其冲。根据2009年11月底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近三年，全国报告职业为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学生病例中，同性传播所占比例从8%上升为36.9%，排第一位。

　　“定时炸弹就在身边，但日子还得过。”在杭州高校“同志”社区中颇有名气的志愿者、浙江大学博士生“同志哥”说。

　　不幸的感染者

　　大二时，和一个男生闹过别扭之后，刘季觉得“心里很难过”。他因此怀疑自己的性取向。上网一对照，他确认自己是“同志”，“我确实只喜欢男生”。

　　通过杭州一家“同志”网站，刘季认识了第一个男友。聊了很久，两人见面了，刘季想见识一下男人怎么跟男人做爱的。由于对方表示之前只有一个男友，身体比较健康，他们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现在看来好可笑”。事后，刘季怕得要死，赶快跑去检测，结果还好，阴性。

　　渐渐地，他们减少了来往。这也是至今为止与刘季保持关系最长的一个，其他的都是“419”(for one night)，即一夜情。

　　刘季在一夜情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直到碰见一位帅哥。他选择了不戴套，总共两次。这位帅哥现在已不知去向，刘季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要说危险的话，就是这个人了。”

　　2009年8月下旬，刘季去疾控中心做检测，初筛结果是艾滋病病毒阳性。接下来，再次抽血检测，确诊。

　　刘季先是告诉叔叔，叔叔告诉婶婶，最后父母和妹妹知道了。“我父母知道后一年都没有干活，妈妈就在那里哭。”不过，父母仍不知道刘季是“同志”，以为他是找“小姐”后传染的。

　　他现在特别憎恨那些明明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却还拼命找“同志”，尤其是年轻“同志”的人。

　　重庆的唐糖(化名)，则直到大学毕业后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学时代的唐糖有些腼腆，交过几个男友，但始终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大三时，他参与过自愿献血，并未查出异常。2006年夏天大学毕业后，他作为西部志愿者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

　　几个月后，唐糖去大连见男友，聊起此前一次高烧难退的经历，从韩国回来的男友警惕地带他去医院做艾滋病病毒检测。

　　“得知检测确认结果的时候，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心里除了害怕，便没有别的感觉。”唐糖回忆道。

　　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同志”社区是整个中国“同志”社区的一个缩影。根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导致的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多年从事同性恋和艾滋病防控研究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这个比例今后上升到40%甚至50%都是有可能的，“传播了那么多年，政府工作才做几年？”

　　当然，张北川指出，上述比例的增加与艾滋病防控项目动员更多“同志”参加检测有关。

　　“同志哥”说，所有的性行为中，插入式肛交最容易感染。女性性工作者是为了金钱，更倾向于采取安全措施；有些“同志”是为了快感，反倒不喜欢用安全套。

　　杭州市疾控中心最近对175名“同志”网民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20岁，八成以上在半年内有过肛交行为，而最近六个月肛交行为中有三成以上的人从未使用安全套。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只占两成。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更注重感情，更愿意在感情基础上发生性关系，因此大学生“同志”的感染率应当低于大城市这个群体感染率的总体水平。

　　但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全国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同志”像刘季和唐糖一样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仍然是一个谜。

　　严重缺课

　　陈非(化名)是一名25岁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从大四时发生男男性行为开始，他有过七个性伴侣，其中三个为一夜情。

　　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岁的上海男子主动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两位均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陈非自己对“同志”安全套也没有好感，认为会降低性快感。

　　尽管深知“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陈非和很多“同志”一样“存在侥幸心理”。在第一次性行为之前，他并没有细致了解过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为，“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安全”。

　　一次无套性行为之后，陈非出现持续高烧，这让他非常忧虑，赶紧去做了检测。他向本刊记者出示了化验单，结果是阴性。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个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后再去做一次检测。

　　张北川说，在学生的青春期到来之前就应该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严重的缺课，导致大学生不断被感染”。

　　广州“朋友公益”的豆豆(化名)也说，当前中国年轻人性观念日益开放，而性教育缺乏导致的无知，会增加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和异性恋者一样，不少“同志”也期待长久的爱情，而现实往往击碎他们的梦想。下学期就要读大四的暖阳(化名)说，他第一次恋爱是网恋，对方没有勇气见面，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军人。两个人山盟海誓。但军人退伍后选择了放弃，不知所踪。

　　暖阳有点羡慕异性恋：“异性有婚姻约束，换偶率相对要低。至少怕把对方肚子搞大了，还会采取措施。”

　　实际上，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已经不再将同性恋笼统地划为“病态”。“同志哥”说，这对同性恋人群的去污名化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会能够接纳“同志”，让他们勇敢地走出来，而“同志”也要接受社会主流伦理规范，“不要让外界感觉‘同志’就是始乱终弃”。

　　近段时间，大学生群体以及大学生“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引起各方关注，有些人因此给他们贴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但豆豆说，只要有不安全行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与性别、身份没有绝对关系，“这种标签化更容易对社会大众形成误导”。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学生“同志”可能面临更多的歧视和误解。

　　结束乡村学校教学的志愿者生活后，唐糖需要一份工作。尽管他可以在层层笔试、面试中脱颖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检测的入职体检时，却只能选择退让。

　　最终，在一家入职体检中没有艾滋病病毒检测项目的单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尽管薪水并不丰厚。

　　暖阳发牢骚说，疾控部门一些人士只想着拉“同志”来检测，却不做权益保护，“受压迫者不会有责任感，不管对自己还是他人。”

　　浙江爱心工作组组长王龙则认为，官方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同志”群体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疾控部门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浙江省的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全球基金项目招标中，最初有25万元针对女性性工作者，近3.5万元针对吸毒人群，只有不到1.7万元针对“同志”。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女性性工作者的项目费用减去5万元，增加给“同志”项目。

　　校园内外的努力

　　当年，唐糖从大连回到重庆后，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小组。在小组成员的帮助下，他逐渐走出阴影。

　　2008年的一次社区培训班上，唐糖结识了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的夏菁，受邀参与该组织的“积极对话”项目，在高校和社区开展艾滋病教育和反歧视宣传。

　　从2009年开始，唐糖还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参与重庆疾控部门的校园防艾活动。

　　唐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好，但他希望为今后治病多攒些钱。他表示：“要把自己健康阳光的形象散播给更多的朋友，作为一个已经走出来的人，去帮助别人走出来，会感到很开心。”

　　“同志哥”所在的杭州青春工作组，以及浙江爱心工作组，也都与当地疾控部门合作，正在高校开展针对包括男男性行为人群在内的干预活动，以及协助动员参加艾滋病病毒的自愿检测等。

　　近年来，与逐渐攀升的大学生“同志”艾滋病感染人数相呼应的是，一批由大学生创建、在大学里开展活动的草根组织陆续成立。

　　广州的“朋友公益”就有着不错的口碑。2006年，还在广州某高校读大一的豆豆与身边的朋友共同发起了这个校际组织，其志愿者都是来自高校的学生(包括“同志”和非“同志”)，还有两名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除了面向师生开展艾滋病教育、性教育和反歧视教育，朋友公益还在2007年成立“同城社区”――致力于高校学生同性恋生活空间拓展和全面生活质量改善的服务团体。豆豆说：“如果说‘同志’生活质量高低就像一个水桶内的水，艾滋病只是‘同志’群体所面临众多问题中的一块短板。学生‘同志’和所有年轻人一样都要经历就业、心智成长、情感与恋爱关系、人生规划等复杂问题，光靠解决艾滋病这一块短板是远远不够的。”

　　广州某大学的一位“同志”是豆豆的朋友。读大学时，无论豆豆和志愿者们如何鼓励，他都排斥艾滋病病毒检测。到了2010年3月，已在深圳工作的他主动联系社区志愿者，希望帮助联系检测服务，因为他遇到了一位真正喜欢的男友，希望为长远的情感关系负责，便打算在同居之前去做检测。

　　朋友公益也遇到过不少困难。2009年12月1日，他们想在广州某校的车站发放艾滋病宣传材料，大量精力用于与校方的沟通，该校保卫处一位工作人员甚至说，大学生平时好好读书，最多在校内发发传单，“何必大费周章搞宣传，对大家都麻烦”。

　　同一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青春健康之旅”也在校园内合作举办过两次同性恋主题讲座。一名志愿者说：“学校不希望我们活动弄大了，让外界觉得人大有很多同性恋。”

　　在豆豆看来，教育机构对于性议题的敏感，是高校性教育无法落实和学生健康权益未能保障的一个重要因素，“决策者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所幸，豆豆所在的学校，以及当地疾控部门还比较支持。2010年夏天，他大学毕业，留在朋友公益做全职社工。用张北川的话来说，“火炬传递下去了”。

　　张北川愿意用“同性爱”来替代“同性恋”的称谓。他说，大学生同性爱这个群体应当得到保护，校方和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更多正面支持和扶助，“保护大学生同性爱这个群体，不仅是保护大学生，不仅是保护同性爱，实际上是保护全社会”。

　　7月16日，重庆一位女大学生对张北川进行访谈时，带来了学校里一位“同志”的问题，“如果我们得了艾滋病，到哪儿求助？”女大学生说，这是那位同学认真思考后想出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工作真是与大学生们的需求相差很远。”张北川对本刊记者说。

　　
来源：《新世纪》

ttlcs

嗯，这题目说的有点对了，艾滋病实际最喜欢找的就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