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围城：院领导才是最大“抄袭者”

梁知行

“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心理过山车

“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如果项目明年结题，他的特聘教授资格将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评，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延期两年结题”。

他盘算着，离他退休还有5年，如果能再申请上一个项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请不上，则被降级为“普通教授”。

国家社科办有规定，手持项目者，无权再申请新项目，必须等项目结题，他很矛盾，一方面盼着结题，一方面又想使项目延长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他觉得学校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让老师不能消停，是“折腾教授”，他感到当教授越来越难，“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

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

赵涛企图找到以往项目立项的规律，他买了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一位哲学教授把正在翻译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学著作，直接当作“原创”，本以为够冷僻了，没想“克莱登”遇到“克莱登”，还是被告发了。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赵涛买的那部厚书中说，外国文学类题目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80%。”

有的甚至连题目都一字不差，比如，两个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项目同时出现在立项栏中，一个标价42万，一个标价15万，胡学文为此还打电话询问过国家社科办有何不同，对方答复，“一个是重大项目，一个是年度项目”。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断标准。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赵涛听几位国家社科评审评委说，课题指南中三分之二题目是“坐机关办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个单位组织雄厚的“实力”申报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当时标价8万元，因找不到相关材料，“特大课题成了特大难题”。

赵涛发现在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他注意到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个别”学科，不想太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

国家社科基金也经历了从没多少人申请到趋之若鹜的变化：198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有500万元，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已近4亿元。

国家社科办网站谈到社科基金发展的喜人形势：“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

仅去年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受理机构就接到14万种材料，包括赵涛在内，加上省部级和级别更低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

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处，发现校级项目的一摞申请书都长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别跑了，顺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网上看到义务传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传授了几十条“注意事项”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一份申请书通常有15页。仅其中课题说明，要写5000到8000字，“申报项目是‘期货’，你把它说成一朵花，结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

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申报书投递之后，经筛选，被匿去名字和单位后，分到匿名评委处。这叫双重匿名。一份项目申报表由5名匿名评委打分。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

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几个名单在专家库里的教授，也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请高抬贵手”。事后才知，此人并非相关评委。

以2010年为例，匿名评委有5362人，打听匿名评委如同大海捞针。

匿名评委审读堆积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满篇都是套话”，而那些集体参与的专著，除了个别章节，大部分为“拼凑而成”。匿名评委有时虽分打得低些，但还是会给“通过”，都是圈里人，睁只眼闭只眼。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国家社科办每年都强调严防评委被“攻关”。赵涛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关”，说明“攻关”的存在，想到这里，他莫名地担心起来。而国家社科办的对策是，将会议评审专家库扩大，增加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降低“攻关”可能性，对个别信誉不良专家，要除名。

胡学文清楚历史：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博士、论文、获奖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

学校分等级，教授分等级，学科也分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211”学校会有数以“亿”计拨款倾斜。“211”外的大学，校长为了政绩和争取地方政府拨款，也向这些指标系统靠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一位副教授本来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实力派，但5个专业不对口的古代文学“专家”评委乱点鸳鸯谱，把项目给了其他专业申请者。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论文还要发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需要经社科处认定，换算成相当于国内“核心刊物”级别，存在风险，因此学校也不鼓励老师发表在国外刊物。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如果没有职称晋升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做。”他说。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六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原来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现在因为承担社科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落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超过，屈居第二。学校和系里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这一点，赵涛竟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轻松感。

社科基金网站上的公告说，能一次性通过结项的课题为50%左右，还有50%左右需延缓结项。

赵涛的题目和政治的关系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结论正确，“说过头话，你还要不要结题了？”

赵涛很幸运，今年7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

对赵涛们说，似乎“学术”与“申报基金”是一回事：学术就是申报基金，申报基金就是学术。

“小人是逼出来的”

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

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

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胡学文现在的国家级项目，10万元，学校配套5万元。有的学校按照国家项目金额100%配套，以资奖励。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其中多数是学校中的“权贵”，拥有行政资源，重大项目几乎被他们包了。

当然也有老师出来叫板，让那些累计拿了国家几百万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谁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学文让老婆替他管账，他的基金比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细算，还得给结题后的成果出版预留至少4万元钱。

1990年代，他出版学术书，出版社不问他要钱，还给他稿费。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当成一个业务，知道你手里有国家的钱，都理直气壮地要，连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费，再卖书，赚两次钱”。

把足额的钱报销回来的活，把赵涛炼成了半个财务专家。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会计在他的报销单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来报。”会计警告他。难怪每年年底，他都见同事们在突击花钱。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但赵涛习惯了也变得麻木了，放着钱不报是傻子。

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赵涛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钱”弄到手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

他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定稿中，删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关注何时迈出这一步。

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引发媒体和高校教师热议。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给教授配备助手”等。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一刀切的数字化考核“导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学风”。

“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胡学文很赞同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学校长的改革理念，但他对这项改革能走多远心存疑虑，在整个学术生态大一统的环境下，它能单独撕开一角天空吗？


（应被采访者要求，报道中的胡学文、赵涛二人为化名。感谢贺卫方、朱大可、王晓明、展江、陈力丹、易中天、郑也夫、初晓波、冯原等教授对本文采写的帮助，实习生常仙鹤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在批量化生产的“博士工厂”中，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博士，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教授们开了公司疯狂赚钱，车一个比一个好，房子一个比一个多”。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博士叶明觉得自己收获的仅是“不名一文的学位，消逝的青春年华和被扭曲的心态”。

博士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教务老师打来的电话，“有一门必修课程还没修完，需要补齐此学分才能申请学位。”他觉得既吃惊又滑稽，他缺的这门课叫做“科研训练”。

顾名思义，这门课应是博士生的入门训练，但却被所有人遗忘了。

这像是叶明整个博士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理科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门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靠自己摸黑折腾。”

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陈洪捷教授提供的数据，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

数量与美国相当，而博士生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今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推出《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士、博导和相关人士，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愕然的数字：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校方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出学习年限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对4年仍未毕业的硕士和8年仍未毕业的博士做退学处理。

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诸多大学对硕士生、博士生基本“零淘汰”的情况下，清退研究生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了六年多博士教育的叶明说，单纯将博士生的质量问题归结为淘汰体制的缺位无意义，“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应尽的职责，忽视体制承担的责任，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公平。”

“提高博士质量，不仅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应淘汰不合格、不负责的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在欠完备的制度下，读博成了一场“赌博”。

最多的一个导师招了50个博士

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入学不久，另一位年轻老师开始辅导叶明。但一年不到，他就飞赴国外做博士后，又加之其兴趣与叶明导师不一致，这期间的辅导“没任何实质意义”。“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期的结果：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惶”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可以无耻至极。”叶明说。

还有一位导师，曾在研究生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们能不能毕业，做不做得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

对本土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博士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

毕业近三十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他和导师间的讨论非常多，“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也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位博导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学生。“院士的学生为什么也抄袭？50个学生，认都认不过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抄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不够导师资格。”马中骐说。

带两位数学生已并不鲜见，博导们也有不同方法来应对膨胀的学生数。在张峰所在学校，有一位导师每年招5-7名博士生，硕士则更多，身兼行政职务的他，忙不过来，就安排了几名年轻老师，“小老板带博士，博士带硕士”。

博士生常年无法见到导师便成为常态。在周光礼的调查中，甚至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

老板与“包身工”

与叶明一样，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赌”导师的运气也不太好。不过，吴的导师不是对学生过问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

吴安平希望专心从事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但导师的指令无法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会暗示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

而在仅有的20%属于学生的科研时间里，导师也很难给出有益指导，“顶多说点‘要多读书，要抓紧时间’之类泛泛的大话。”吴安平说。“一流大学也有三流教授，三流大学也有一流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说，由于博导的数量与博士点的规模紧密相连，所以在一些拥有丰富博士点的一流高校，水平不高的教授也很容易变身博导。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学生可能只是导师的棋子，每年给很少的钱，把文凭卖给你，而你则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另一所211高校的博士生张峰也有类似感受。张的导师整天忙于各种基金、项目的申请，在学术上与学生的交流不多，即使有交流，也多是他关注的产业化项目——这类课题的经济效益显著。

至于博士生比较关心的基础研究，导师兴趣不大，“更有甚者，要发表文章了，找导师修改，导师一句话把你噎住：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东西？”张峰说。

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早已不新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导王永成曾被9名博士生“炒鱿鱼”，起因是他要求学生长时间为其开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且只支付极低的报酬。

“看看学校多的二线城市，如武汉、西安、南京，教授们开了公司疯狂赚钱，车一个比一个好，房子一个比一个多。”有博士抱怨说。

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光礼认为，在学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程度依赖于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

在周光礼的调查中，有被“雇佣”的学生抱怨说：“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跟工作有啥区别？还不如出去工作。”

“论文校园代理”与“文凭贩卖机”

选导师是读博过程的第一轮赌博，做科研则是另一轮。

由于各校均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

理工科博士在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想要发SCI并不容易。张峰说，无奈之下，一些学生只能改变研究方向，往容易发论文方向靠，最后导致毕业论文成了“四不像”。

为了发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则更普遍，“虽然实验要求重复性，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重复核实，往往会将结果改得漂亮些。”张峰说。

发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而在导师缺乏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科研条件又参差不齐的境况下，何时能出成果，没人心里有底。曾有一个月，张峰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到12点才回寝室，直到凌晨两三点都睡不着，极度焦虑。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因此难度小了很多，但却掺了许多杂质。就读于华北地区一所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许嘉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3篇论文，但却要支付一万多元“版面费”。

交钱发论文已成公开的秘密。博士生对发论文的需求旺盛，而杂志社也自负盈亏，急需寻求经济来源，于是便孕育出了搭桥牵线的特殊中介——“校园代理”。有不少博士生在课余从事此行当，以此赚取生活费。

一般而言，国家级核心期刊的一篇论文版面费为三四千元，而代理能从中赚取约10%。为了凑成生意，代理需要在校园张贴广告，一旦广为人知，客源便不是问题。而代理所能联系的期刊也五花八门，“只要有钱，再难的事都好办。”一位曾经从事代理的学生说。

许嘉说，学校对发文的数量要求太多了。“博士三年，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还行，但要发三篇，就肯定要凑合注水了。”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一架庞大的“文凭贩卖机”。据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考证，目前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然而，正是这区区253所博士授予高校，成为了美国的“人才收割机”，源源不断地从全世界吸引人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收割”。

没尊严地活着

对于年龄普遍超过25岁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赌博莫过于今日的付出与明日的收获是否成正比。

每月289元，这是许嘉读博期间的补助。由于所在的大学并不在211之列，因此博士补助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水准。于今日的消费水平而言，杯水车薪。

由于近年来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省属地方高校，因此，“收入不及低保户”的博士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在2009年9月之后提升了补助标准的211院校，博士生每月生活费也不过千余元，这与直接工作的同学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同学聚会时，最囊中羞涩的必定是还在读博的，久而久之，我开始逃避这种聚会。”有博士在论坛上说。

即将“奔三”的许嘉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双休日去培训机构带课。对于未曾迈出过校门的博士生来说，辛苦一月之后收入接近2000元已相当不错。

更窘迫的是以“朝九晚十二”的作息时间泡在实验室的理工科学生。为做实验，张峰曾连续两周没迈出校门半步，更别提花时间挣外快，“先把博士的胃养起来才能搞科研。”他深有感触地说。

在一家非211高校理工科读博的林建民，每月从学校领取两百多元补助，再靠给导师做项目得四百元辛苦钱，但收入还是远远赶不上所在的沿海城市飞涨的物价。他曾靠做翻译、代写论文赚过一些零花钱，但不久就因实验室工作太忙而放弃了。

自博士入学后，林建民就没谈过恋爱，他甚至主动放弃了几次机会。“如果我18岁，我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吃路边摊，给她买很廉价的礼物，也许还很浪漫；但我已经28岁了，如果再请她吃路边小店的拉面，给她买几十块钱的首饰，就算她不嫌弃，我自己也会颜面全无。”

林建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博士同学生活得没尊严，连去电影院看一场3D《阿凡达》都要做很久思想斗争。每月初，许多人都会一遍遍地查银行卡，看那笔少得可怜的补助是否到账。有时，到账时间晚了一两天，学校BBS的博士版面上就会出现许多询问帖，生怕学校漏发了那两百多块钱。

在华南地区一所大学读博的胡阳已经成家，入学时孩子才七岁，但他不得不离开远在北方的妻儿，过着每天往返于图书馆、寝室、食堂的单调生活。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博士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学位含金量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没有学校愿意要本土博士了，或许都是清一色海归了。”吴安平悲观地预测。

只有聪明、勤奋且运气好的人才能从这场耗时3到8年的“赌博”中胜出。

读博前，叶明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妙的憧憬；而六年后，他觉得自己收获的仅是“不名一文的学位，消逝的青春年华和被扭曲的心态”。

吴安平也认为，如果重新来过，他不会选择读博。现在，他也不愿意涉足学术圈，“这个圈子已变味”。

刚入学时，吴安平也曾希望毕业后当老师，但他慢慢意识到，在此环境下当老师只能误人子弟，自己很难独善其身，“你只能延续这种培养模式，就算你自己不想做，你看看周围，也会问自己：怎么就你融不进那个圈子？”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记者：李秀卿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大学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在过去30多年间，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出口。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高中，一系列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向大学。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确为一代人打开了向上的通道，那么2010年的“高考”不再具有这样的魔力，许多高校面临“零投档”。一直以来大学都被认为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但是扩招后的10年间，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入学率则达到了60%，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的时候，大学的定位开始饱受质疑。

　　这种质疑来自大学的两端，入口与出口。

　　在取消了国家包办的“毕业分配”10年后，大学的入口仍然由国家统一把持。教育研究者储朝晖说，世界各国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垄断招生。这种统一招生模式的弊端正日渐显现，入口的狭窄让大学形成“千人一面”的模式，而高昂的培养成本则使大学的价值跌落云端。

　　在大学的出口，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与现实脱节的。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

　　大学专业的失衡与大学精神的失落，引发了接连不断的争论。至今无人能回答“钱学森之问”：大学为什么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

　　改变或将开始。在7月和8月，接连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目标显而易见，就是要衔接教育和人才培养。纲要提出，10年后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小康》杂志采访了参与起草教育规划纲要的专家，试图解析其中的变化根源，也希望探究中国如何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大国。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鲜明的信号是，大学的进口与出口都将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体制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都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信息，招生就是高等学校选择人才。而在大学的自我选择上，除了给学校“松绑”外，更重要的是解决高高校的低效率问题。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大学的改变则需要教育整体规划的改变，未来大学的定位，或将关系到中国能否制造出国家核心人才的竞争力。

　　有关大学的黑色幽默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性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高校扩招以后，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放暑假了，大学教师贾宏(化名)却依然不能睡个踏实觉，他心里装着的，除了那些两个月前已走出校门却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外，还有一个个令他不可思议的就业数据。

　　贾宏在天津一所高校里任教，除了教学工作以外，他还兼任系里的教学秘书，他从来不担心系里的招生情况，新闻专业持续多年的热度依然没有减退，“基本上每年都挤破脑袋。”但是，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却并不乐观，“也许新闻专业毕业生太多了吧，基本上各个院校都设置了新闻系。”贾宏分析说，他每天都盯着传媒英才网、沃华传媒网、笨鸟网等招聘网站，他不明白，为什么招聘单位那么多，而自己的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

　　“大学往往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因此入学关口竞争激烈，但最终的输出口却显得有些平常。”贾宏无奈地说。

　　不再统一分配了，为什么还在统一招生？

　　每年6月至8月，进入暑期的高校便会迎来吐故纳新的时节，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招生工作随之展开，新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梦想了至少12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年复一年，貌似简单的进进出出，事实上却变化巨大。

　　10年前走进大学的人，笃定会由国家安排一份工作，而10年后走进大学的人，大部分都得自寻出路。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他们所进入大学的课程设置，十年间的内容仍然大致相同。

　　到2010年，大学扩招已经迎来了第十一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1999年的首次扩招，使得这一年的大学生增加了52万人，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但是到了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增加到了1020万人。

　　但是，拐点已经显现，“多收了三五斗”的新民谣在校园里流传。大学十年不变的招考模式开始引发争议。

　　2010年，北京市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考生人数创下6年来最低，为80241人，录取率则高达80%以上。不上大学的人们，选择了另一条出路。但今年北京高考的最大亮点不是高录取率，而是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改革。朝阳区团结湖中学高三学生李冰并没有参加今年的高考，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李冰的理科综合成绩一直不理想，但动手能力很强，去年还获得了电工电子专业的中级资格证书。正是凭借这一证书，今年3月底他参加高职的自主招生考试并顺利通过。

　　4年前，北京市部分高职院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试点学校自主命题、自主组织考试、自主确定招生标准。今年，北京市推行的“高会统招”录取，则让成绩在本专科间浮动的普通高中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高会统招”是将会考成绩作为进入高职的前提条件，以“1个专业＋1所学校”为1个志愿单位，同一个专业志愿下，考生可填报5所学校，每个考生可以填报20个志愿，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考生的利益和职业意向。

　　“我们就是要让高校跟考生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谈恋爱的关系。学生能找到他希望上的学校，学校也能招到他希望要的学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前段时间做了个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60%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上的大学不满意。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高校招生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储朝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步统一招生：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教育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由国家包办，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后来发现，统一分配导致了人才的浪费，人不能尽其才，以前调工作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有时甚至需要省长签字。” 慢慢地，统一分配分不下去了，就改为了自主择业，但统一招生的方式至今还保留着。

　　“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应该改革，实际上考试制度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是有限的，最主要的还是招生方面的改革，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在正式发布之前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就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根本观念变了——教育不仅仅是国家的，更是民生问题。”储朝晖认为，招生没有必要全国统一，只有学校跟学生之间的直接相互选择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统一招生就好比“先结婚，后恋爱”，学生进入高校后，再和所学专业、所在学校培养感情，而高校有了自主招生的权力，学生也不用再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学生与学校之间就有望形成“先恋爱，后结婚”的关系了。

　　“高考就好比是婚姻介绍所，有了这个中介后，谈恋爱的双方就互不见面了，失去了互相了解的通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让学校与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的前提，是让学校与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主体。解决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有一个统一考试，但这个统一考试就像美国的SAT、ACT考试，只是一个参照，到底要不要录取你，仍由学校决定，也就是提高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储朝晖建议。

　　“推进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深化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招生制度改革比考试改革更重要，要逐步缩小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范围，让一部分学校、一部分学科专业从统考统招中分离出来。”对于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高职招生不参加统考统招，采取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或提前招生、注册入学的办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表示支持。

　　“目前的分批次填报志愿统考统招和平行志愿录取的办法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将学校按985、211和一般本科高校分成批次录取，不利于部分非985高校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录取优秀生源；二是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学校和专业，有的人原本想读的专业因差了几分未能如愿，却要拿名牌学校的学位，硬着头皮读没兴趣的专业，将来很难成才。同时，这个专业的老师也无法找到有志向和有兴趣的学生。”胡瑞文说。

　　三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大学抉择”

　　统一招生的局限性在学生和高校这对“婚姻主体”之间设置了分数这个障碍物，于是，接下来，不管爱与不爱，适合与不适合，学生与高校之间都必须长相守，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储朝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叫“专业思想不牢固”，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或者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以外，过多地钻研了另一种兴趣爱好，都有可能被贴上此类标签。因此，在储朝晖看来，现在不少高校给了学生转系、转专业的机会，算是前进了。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天性为是”的概念，认为天生的东西就是符合内在规律的，外在强加给人的东西是不符合内在规律的。在储朝晖看来，中国教育之病根在于，本该属于每位教育当事人的权利被剥夺，层层上收，学生难以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教师难以成为教学的主角，以致千人一脑，千校一面，“我们现在要改革，就是要把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作为学校教学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把上级的行政指令作为依据，忽视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

　　不少人还记得，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出现奇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竟有9人师出同门。这位名师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当年叶先生创造的奇迹在现在看来像是个神话，但若深入探究叶先生的教学方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我国光学科学的奠基人王大珩是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年全国有2000多名学生报考清华，录取名额为340余名，录取比例为7：1。当时清华物理系是热门专业，叶先生亲自面试报考物理系的45名学生，最后录取了24名，而毕业时只有10人。叶先生不仅招生的时候亲自面试每个学生，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每隔两周就要和学生进行一次单独面谈，了解学生的特长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1980年考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据他回忆，虽然是本科学习阶段，但无论是基础课的教学，还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每个阶段的训练都非常严谨，尽管面临着成本的压力，但练习加工的时候，他们依然拿真正的金属练手，“记得一次做实验，一百个零件摆在我们面前，每个零件都要反复研磨三次，再达到很高的精度进行误差测试。”马陆亭说，实习的时候，他就会开机床了，“即使毕业后马上进工厂，我们也不会怵头。”

　　王尧读了4年中专后，2001年起在北京联合大学读大专，然后升本，他学习的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在他看来，从专业知识和实践的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对他的帮助甚至还没有中专老师大，“中专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对企业需求比较了解，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与用方面的脱节，实际上从教师安排和课程设置方面就开始了。”王尧至今还记得，学校里的一位老教师曾经无奈地说，像机械制图这门课应该至少学一年，每周4个学时，机械工艺这门课没有两年更是连皮毛都学不透，“但这些课往往都被压缩了，专业课不像以前学得那么深了，一些有利于拓宽思维广度的课程被加了进来，例如现代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我还学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会做网页，还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数控机床操作工职业资格四级证书。”

　　尽管在自己的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领域内浸泡了9年，但王尧在迈出校门后还是从事了一份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他已经算是幸运儿了。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22%。那年的六七月份，中国有多少像王尧一样的年轻人，从象牙塔走出后，脸上却写着茫然。

　　大学还能改变命运吗？

　　从上幼儿园，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再到上高中，参加高考，继而上大学，对于这些“天之骄子”们来说，每个环节的输入端都恐落人后，竞争异常激烈，而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站在最终的输出端口时，才发现异常冷清、乏人问津。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风向标”，“2006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只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而《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则显示，有18%的被调查者表示 “愿意”接受零月薪。

　　调查显示，有59.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制约因素。

　　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而今，当大学过多受制于统一招生制度、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学习深度不够等综合症并发的时候，大学还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吗？

　　河南农民滕振国，在自学数载后，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却遭遇求职难，最后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知识没有改变命运”曾一度让滕振国感到很无助，他坦言，“考上时，真的没想到过会再回来。”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就业率倒挂也成了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比不过职校生。

　　“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很不正常。”储朝晖认为，“这说明研究生的招生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以及高校的培养能力都没有很好的结合，许多人考研是学历导向拉动的结果。一定要让教育回到本位，有一句话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历只是给别人看的，而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一个人的素质。”

　　在胡瑞文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阶段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教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生产第一线，县镇和农村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现在太多的大学将自己定位为培养精英和学术型人才，但我国大学、科研院所每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到10万人，每年流入社会的却有50万研究生和300多万本科毕业生。“我认为高校扩招以后，不少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许多毕业生的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高等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让人们能够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上去审视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和世界规模第一的突破，进而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马陆亭告诉《小康》记者，高等教育到了一个提升质量的阶段，也就是以特色取胜的阶段，应该鼓励不同学校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形成差异。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路在何方？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说法，应该是：“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要有一个“大提高”。

塞在笼子里的中国人才

　　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2010年，大约有10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正在艰难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然而，在大学生为求职而焦虑的同时，企业也在忧虑，它们满怀希望地守候在中国人才生产线的输出终端，但是对贴上统一标签的“人才”进行了一番挖掘后，却发现依旧无法从成批的“中国式人才”中找到适合的人才。

　　“这种现象构成了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鸿沟’。”长期关注、研究大学生职业化能力培养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邢文祥告诉《小康》记者，“高校扩招带来了大学生数量的剧增，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在更宽的范围内挑选更加优秀的人才，按常理推断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应该越来越高，但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并不是很高。”

　　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已经基本成为一个人才的输出端口，大学毕业证成为最基本的入职门槛。如果把大学作为解剖台上的物体，把出口剖开，长时间教育累积形成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

　　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从一个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了。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发现，现在的家长在孩子小升初阶段极其煎熬，而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学习压力往往比大学生还大。有一段时期，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求小学低年级教师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但家长们却不干了。“小学阶段应该提倡快乐教育，完全不竞争；中学阶段再让孩子慢慢地开始竞争；而大学，应该成为人才培养最为艰苦的阶段，让学生完全竞争起来。”

　　让竞争步伐来得迟缓些，恐怕是每个家长、老师都希望的，但他们又唯恐自己的孩子、学生落在同龄人的后面。

　　“现在的竞争从一个人上幼儿园就开始了，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适应了中国的土壤，因此也毒害甚广。在一路竞争的过程中，人才的竞争变成了知识点的竞争，比考试、拼分数，有一批人自然就走在了前面，另外一群人自然就落在了后面，难道落在后面的人就是能力不够、潜力不足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竞争被演化为对知识点的快速反应，因此培养不出拔尖的创新人才，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马陆亭分析道。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也认为，由于各个地方都存在小学考试的压力，使得幼儿园在无形之中也被划入了应试教育的范围之内，让孩子接受内容完全被规定好的教育，“这和儿童的个性是冲突的，不利于人的长远发展和对人才的培养塑造。”

　　起于幼儿时期的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之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徐安琪曾做过一份题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用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调研报告还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若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

　　在北京、上海等地，若按照一个中产家庭的平均教育花费估算，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所需费用则高达100万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家庭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所负担的教育成本，社会呢？“要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每个学生都是人才的胚子、人才的雏形，每个人都可以成才，并不是学习好的才是人才，也并非社会上层精英才够得上人才的标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主张不拘一格培养多样化人才，鼓励特长发展、个性发展和自由发展。按照王烽的观点，人应该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若是这样，在人才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对他的培养同样重要。

　　在被称为“小社会”的大学，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多少成本呢？“1996年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了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四分之一。”马陆亭为《小康》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定一所大学2010年的人均学费为5000元，则可以得出现在大学生年人均培养成本为2万元。如果这所大学有3万名在校生，那么我们可计算出该校年运行支出应该为6亿元。但事实上整个支出还大于这个数，因为还有科研和学生的其他消费支出等。

　　对中国的1900多座高校来说，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花费如此高额的培养成本。但显然，培养成本一路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

　　流水线上的“断裂”

　　从幼儿园到小学，然后到初中，再到高中，最后到大学的这道流程，表明中国式人才生产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流水线。只是有的人没走到底，就在下一个制造环节的端口被统一考试制度和冷冰冰的分数过滤器筛选掉了。

　　在学术界，人才的成长理论分为几种，“积累论”认为学的知识多，人的素质自然就改变了；“轨道论”认为培养人才就像坐火车，要每站必经，才能到达终点。

　　“这两种理论都未必正确。”储朝晖认为，人才成长更像登山，极少数人通过走直线到达了山顶，绝大多数人盘着山绕圈子，但最终还是到达山顶了，“评价人才的标准不在于他走过了怎样的路线，而在于他最终是不是走到了山顶。实际上人的成长是必须要走曲线道路的。”这条曲线是否一定要经过大学呢？储朝晖说，未必。

　　储朝晖认为，如果高等教育成为了被学生选择的对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竞争就都会缓和，“接下来的竞争不是能不能上学的竞争，而是选择什么学校的竞争。这就要求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必须有所不同，但现在无论是招生，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高校都缺乏自主权。大学的‘婆婆’太多了，所以不可能从一个学生终生成长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我赞成适度引入推荐制度，由有经验的老师、校长、专家、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向大学和用人单位推荐有个性的青年人才进入相关大学深造，或者到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试用，而不是唯分数选拔。”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建议。

　　虽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已经尝试着迈出了自主招生、中学校长推荐制的步伐，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在流水线上被批量制造着，比“千人一面”更可怕的是大学“工厂”制造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根据麦肯锡公司刚刚发布的2010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中国大学生仅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仅有30万人跨过了及格线。

　　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于是，无奈的企业开始自办大学了。今年3月30日，麦当劳中国汉堡大学在上海正式成立，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曾启山表示，麦当劳计划今年内在中国开设150～175家餐厅，相应新增10000个工作机会，该大学将为这个增长计划培养和储备人才。8天后，中式快餐代表企业真功夫宣布成立真功夫米饭大学，将培训至少3000名管理人员，同时每年将陆续投入3000～4000万元，建立人才发展体系。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也一直有对大学毕业后的人才进行“再加工”的传统。王英(化名)大学毕业后通过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面试、笔试、体检、军训、培训五个阶段的严格考核后，目前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据他介绍，和他一起跨入企业“人才加工厂”大门的大约有七八千人，他们交纳了4800元的培训费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学习与实践，如果在某一阶段被淘汰了，就会把相应阶段的费用退还给他们。

　　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后，王英成为了被公司留下来的三四百个“英才”中的一个，如此激烈的竞争是他在大学里很难体验到的，对于像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走向社会后，似乎还面临着“重头再来”的问题。“说实话，在大学里学的知识挺多、也挺好的，但就是感觉与实际脱离，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王英坦言，机械制图、电气线路等，是极少数对他工作稍有帮助的课程，而大部分知识，还是得在工作中学习。

　　当中国的用人单位纷纷开始建造“人才加工厂”的时候，高校必须反思了。

　　“一部分高校追求研究型、综合化和各项评比指标，比较注重学校的自我发展；怎样和企业、行业合作，怎样为企业培养实用人才，怎样加强产学研结合，花的精力还不够。应该强调学校要办出行业特色、职业特色。高校一定要有明确的行业服务目标，要多和行业、企业交朋友。”在胡瑞文看来，高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行业、企业可能更有发言权。

　　在当下的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有效机制。“大学除了基础知识教育外，如何根据市场的变化与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实用化教育明显不足。”邢文祥在进行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调研时惊讶地发现，对“职业意识”的看重程度造成了企业和大学生的根本性分歧。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如果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工厂，那么进入大学的新生就是这个工厂的原材料，大学毕业生则是出厂的产品。目前，高考制度可以统一检验原料的质量，而产品的质量只能依据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知识、技能、行为、贡献等来评判。“因此，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差异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目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邢文祥说。

　　(《小康》实习生李雅男、郭晨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人心中最理想的工作单位

　　NO 1.政府机关 32.4%

　　NO 2.国企 18.3%

　　NO 3.事业单位 15.6%

　　NO 4.外企 15.5%

　　NO 5.民企 8.6%

　　NO 6.自己创业 5.7%

　　NO 7.非政府组织 3.1%

　　(来源于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调查数据)

学校改革是所有改革的核心

　　——本刊专访《教育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 王烽

　　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如此重视的《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今年7月底颁布实施。此前的一个多月，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重新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小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第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方面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有何特点？

　　王烽：一是比较全面系统，特别在发展和改革部分，涉及到了各级各类教育，把学前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单独提出来了，还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六大改革任务。二是层次非常清晰，在推进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主线下，提出了战略思想和目标、发展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三是特别重视民意、特别注重基层经验，特别重视试点实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由原来自上而下推动的阶段进入到了自下而上的阶段，即大思路来自上层，但具体实施，主要依靠各地、各学校基层的实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小康》：“教育规划纲要”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任务。现在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由扩大规模转为提高质量，那么人才培养作为核心的位置也就更加凸显了。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突破，例如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是第一次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上提出来，而且提出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随后提到“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实际上里面包含的重要理念就是要摆正政府的位置，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保障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解决政府统得过死、学校过度行政化的顽症。“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提出也是一个突破。学校改革实际上是所有改革的核心环节，因为学校往上要承接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又是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所以位置非常关键。

　　《小康》：“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例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高校首先要解决低效问题

　　《小康》：目前我们仍是“一考定终身”，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内涵是什么？

　　王烽：从制度上、实施主体上、时间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依据和参考信息，招生就是高一级学校选择生源，这两个本身就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做计划、组织考试、统一排名、分批录取，无形中就把考试和招生混合在一起了。这样就体现不出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体现不出多样化人才观和人人成才观，也体现不出基础教育自身的价值。

　　改变这种现象，就要让不同的主体负责好自己的事，政府管监督、管公平、管宏观统筹，高等学校就要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念，制定各自招生标准，根据各方面的信息自主确定招收哪些学生，考试机构专门研究和组织考试，高中搞好自己的素质教育。

　　《小康》：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小康》：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小康》：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网上百家讲坛冲击波

　　网络自学会成为未来大学的新模式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预言说，5年以后，学生们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刹车失灵的电车正冲向轨道前方的五个工人，作为司机，你如果不改变行驶方向，那么五人必死。此时，有一条分叉轨道可供你转弯，不过分叉轨道上也站着一个工人。拯救直行道上的五个人将以牺牲分叉道上的一个人为代价，你会如何选择？”

　　2010年，一个电车撞人的公开课视频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开来。故事出自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开设的政治哲学课“正义”(Justice)。偶然看到这堂课的网络视频时，英语专业的王翔说他想不出该驶向哪边，“但正因为纠结，所以一下子就被这门课粘住了。”

　　王翔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争论，于是翻译之后，他把带有中文字幕的视频传到了互联网上。只是那时他还不知，一些著名的字幕组早就开始成规模地为中国网友译介类似课程。

　　几个月后，被粘住的已不止王翔一个人，粘住人们的也不止“正义”这一门课——耶鲁、剑桥、斯坦福的教授们，用英语和桑德尔般引人入胜的方法，解读西方历史、人类学或狭义相对论。如此高端、易得、妙趣横生的教育资源，不受青睐也难，特别是在当下人人标榜学习的时代。

　　网上的“百家讲坛”

　　情理之中，对于这样的视频，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但几乎所有人在看过之后都觉得应该早点了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认为这些课程绝对值得体验，而那些理由，大多就来自对比。

　　王翔说，他也曾看过国内一些大学的课程视频，“好不好我无法评论，但感觉限制太多，而且我知道XX大学说过，要把一些言论不当的教师清出课堂。”

　　王翔说这话的8月中旬，由若干位当代著名学者主讲的通识教育课已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几天。“非常精彩！只有120个座位，但听讲的人站满了教室走廊”，特意从外地赶到北京的穆心说。魅力如斯，好学者有录音、录像的想法便是意料中事。“不过老师一再强调，录音自己学习可以，但千万不要传到网上。”穆心对此深表理解，“老师在小环境里讲话比较自由，传到网上就后果难料了，尤其是人文社科课程。”

　　然而这样的比较，同时也使外国大学课程作为“教育”资源的吸引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够真实。自从“人人字幕组”启动课程翻译项目以来，一直参与桑德尔“正义”课校对工作的Joanna已经“听讲无数”。她说是那些从没听过的知识给了她最初的新鲜感，不过她也怀疑当下的追逐者大多是在看热闹。“如果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就会选择了，我想这应该是个逐渐理性的过程”，Joanna说。

　　“人们不喜欢国内的课程大概是觉得都是陈词滥调，而非官方声音和西方世界的事物却总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和想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李志毓博士说。这样的评价，至少对一部分“好学者”来说算是中肯。

　　不过，外国大学公开课给人们的另一些感觉却格外真实。

　　在大学里学了七年法律的李凡对艺术颇有兴趣，他最初接触的课程是耶鲁大学克雷格·怀特教授的“聆听音乐”。两节课看下来，李凡说有很多收获，但更多的是感动。

　　“请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总是说‘那位女士’或‘这位先生’，而且他并不忌讳调侃自己。”李凡觉得，这种缩短了距离的平等感和国内老师的居高临下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的老师不见得对学生缺少尊重，但我们的文化不会允许他们用外国老师的方式表达尊重。”

　　在更多的人看来，最有意义的体验还是在外国课堂里接触知识的方式。

　　“那些老师是在和你一起领略某些东西，他们不是指挥官，而更像是学生的引渡者。”李凡说。

　　事实上，北欧各国早已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当下世界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教”被“学”所取代就势在必然。因为“所谓的‘教’，就是以‘有答案’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来教别人。”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几年前曾用欧洲人的这种见解提醒日本教育界，“所以北欧不主张‘教’，而贯彻‘要孩子们自己学’的想法。”

　　拜那些外国大学的公开课所赐，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夏天得以对此有所体悟。

　　“这次假设电车驶来的时候，你正站在桥上，而你旁边有个非常胖的人，胖到如果你把他推到桥下，他的身体可以挡住电车，从而救下五个工人，虽然这个胖人肯定会死。这时你又会如何选择？”这是桑德尔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此时他还没有提到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或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道德学说，但至少据电脑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听懂那些理论学说的准备。

　　“哈佛课程的说理方式特别好，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引发你去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教你一些道理。”Joanna说，她由此更加排斥灌输式的教育。

　　中国课堂，如何分享

　　然而，在人们以零成本获得这些全球教育资源中的奢侈品时，他们或许还是“被灌输”了。

　　“波士顿公共电视台与哈佛大学联合出品。本节目由以下企业提供赞助……。联合赞助商包括……。”桑德尔“正义”课开始前的几屏字幕告诉人们，有人在为这些这些奢侈品的降价支付成本。

　　“本年度结束时，所有的视频录像都会出现在互联网上，免费对所有人开放。希望这门课能够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各个国家……我视此为耶鲁的光荣，更是对耶鲁资源的充分利用。当然，这也是耶鲁建立世界学术霸权计划中的一部分。”耶鲁大学保罗·布鲁姆教授在其“心理学导论”课上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免费开放背后的动机。

　　自从李凡发现这些公开课视频后，他说他有空就会和那些外国学生分享一下他们的课堂，“在他们花钱费力拆掉了大学围墙之后，我的视听进去了，但他们的知识也出来了。”

　　怀特教授在“聆听音乐”课上讲道，“今后，你们会成为古典音乐的给养者。你们，未来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会成为这一西方文化中灿烂瑰宝的保护人。”这时候，已经为自己赋予耶鲁学生角色的李凡觉得，他也被期待着完成这个使命。

　　于是问题浮现：在西方的课堂得以籍互联网灌输全球的时代，中国的课堂能否被分享？

　　其实在刚刚开始翻译外国公开课的时候，“人人字幕组”也曾经讨论过能否为中国大学的课程视频配上英文字幕，然后传到互联网上。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虽然可能只是暂时放弃。

　　“国内大学的一些课程，如果认真听的话你也会有所收获，不过这些课程形式比较死板，接受起来非常困难”，Joanna说。

　　“合作拍摄是最理想的，我们的原创剧制作组里有很多拍摄人才可以用上”， “人人字幕组”课程组负责人梁良这样憧憬，“如果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一起策划制作几套有代表性课程，然后向全球推广，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然而他们最终发现，憧憬或许只是憧憬，因为“向全球推广”这样的话，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说，即便合作拍摄的课程听上去和看起来都还不错。当Joanna不定期地到哈佛、耶鲁的网站上搜寻新视频时，她说她意识到中国的课堂也需要通过如哈佛、耶鲁一样全球来朝的平台来推广，只是中国得享全球来朝的平台在哪里，她和她的字幕组还不知道。

　　教娱时代的“学问”

　　这是个问题，但没有影响人们对课程本身的兴趣。李凡说，“聆听音乐”至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节拍、什么是旋律，以及如何欣赏《命运》和《欢乐颂》。不过他也坦言，这样的课程视频似乎与教育无关，“‘育’比‘教’更重要，但这需要真实的过程。如果你不能走入耶鲁的校园，那么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具备耶鲁精神的人。”

　　“我不会去听这样的音乐课程”，毕业于北京某音乐学院的周徽说，“但这类东西总的来说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求”。关于学习需求是什么，周徽的解释是：了解各类知识，而且确保获知的途径不那么外行，反感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深度，但欢迎兼收并蓄的广度。周徽觉得，在这个少有人能沉下心来探究什么的年代，她的学习需求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学习需求。

　　也许正是因为教育已经卷入消费社会的快餐化进程，所以翻译过那么多课程之后的梁良才会说，“课程很不错，但没有炒作的那么神，好处就是拓展视野，同时让你学到一些东西。”至于梁良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我的英文有了明显提高”。与那些能够“兼收并蓄”的知识相比，原来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英文才是最终的真实。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这是李志毓博士的问题，但她并不期待答案。“当外国大学课程视频、“TED”——一个与“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相关的演讲节目，以及“百家讲坛”等信息民主化平台使所有的知识对所有人而言都触手可及时，大量来得过于容易的也许真的会丧失“育“的意义。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在5年以后，年轻人可能不用再去大学接受教育，他们只要在家打开计算机连上网络，就能轻松地获取知识，而且这些课程可能比任何一所大学提供的都还要优质。

　　事实上，在耶鲁、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知名高校都纷纷网上开课，放出了课堂实录的下载后，其中YOUTUBE已有300家大学的200门课程和6万堂录像课。当下中国的网络传播则有另外的渠道，电视上“百家讲坛”的火播让人窥到了中年人的知识饥渴，但是青少年们则更喜欢袁腾飞这样的另类教师，讲给他们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后者正是因网络视频的传播才“红”极一时。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大学的门不再是唯一的通路。

　　一所现实大学，一所网络大学，如果教学内容都一样，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台湾教改为什么会失败

　　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的，但是1990年之后启动的教育改革却被亲历者们认为是台湾近年来社会发展最大的失败。台湾教改的经验或可当作“它山之石”。

　　文｜龚鹏程

　　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后来自己操办了两所大学，校长当了十几年，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今天再来回顾这样的历程，未免百感交集。

　　台湾教育从受称道到非改不可

　　1895～1945年，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台湾的现代教育体制是移植于日本。但实际上，台湾本地人几乎很少能够上高中，读高中后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幸而能读的，读的也是工程、渔业，或者是少量的医科，人文社会学科是绝对没有的，所有想学人文的台湾青年只能到日本去或者想办法出国留学。这就限制了台湾高级人才的发展。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基础。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慢慢地重新建立台湾的教育体系。1950～1970年代这二三十年间，台湾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1968年以后，台湾开始实施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一般评价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还不错，可以说就是教育提供了相当好的、非常平均、有素质的人力资源，所以当时的台湾教育比较受称道。

　　但是，1980年代以后，这个本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却备受质疑。在批评和争议中慢慢开始酝酿改革。到19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运动，称为教育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次社会调查，问青年：你觉得我们社会哪些问题最紧迫？大家觉得最严重、排名第一的是教育。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觉得，台湾教育是非改不可了！

　　为什么原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到了90年代就非改不可呢？因为，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对专门人才的训练促进了经济。但是正因为这样，教育是被规划的，该有多少学校、该设哪些科系，乃是根据经济计划来考虑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的社会，却有着一个计划经济式的教育体制，你说协调不协调？教育变成了工具，大家当然会有很大的意见，人们常说台湾其实没有几十所大学，只有一所大学，就叫“教育部大学”。大学其实应该根据学校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提供不同的管理体系，但这些，当时是没有的。

　　此外，大学还有一个非改不可的原因：整个校园里，无论是执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不快乐，非常苦闷。因为入学很困难，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入学压力非常大，当时台湾考生都要参加恶性补习。其次是入学后，学生都是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每个人想通过教育使自己“富国强兵”，将来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可是，这么读书，学生读起来会有乐趣吗？毕业以后事实上也缺乏价值感，因为读这个专业只是为了钱，所以完全不快乐。再者，整个大学类似工厂，学生类似工厂里的工人，老师类似工厂里的技师，教你娴熟工种的知识，通过测验以后送入社会。这样的大学还不该改革吗？

　　台湾教改的脉络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呢？当时的教育改革有几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与台湾当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同步的。政治若想改革，必然先要在思想上解放，所以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没有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故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前身就是校园的改变。

　　第二个脉络，是对大学本身的性质重新来做检讨。当时的教育由于要配合经济发展，以致教育功利化、工具化，所以大学里学术气氛并不浓，教授们也很少写论文。如要改革，是不是应该由教授知识的创新、研究来带动教学呢？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有的是想建立大学的学术导向，有的要推行通识教育，以改造大学功利性的知识倾向。这些都是对大学性质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是大学内部的整体结构重组。原来大学的行政体系，校长是官派的，底下的下属都像做官一样。所以就有许多人提出大学校长要有遴选制度，要有任期制；大学内部各级的人员由学校自选；关于学生的权利义务、老师的权利义务等也该重新拟定。这是大学校园内部重整的问题。当然也跟政治退出校园有关。

　　最后，新教育的模式被提了出来。新教育的模式，是要打破现状的。通识教育就有这样的意向，所谓通识教育，目的并不是在大学里增加一点东西，而是要颠覆现有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大学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台湾当时是从小学做起，有强调人本教育的森林小学、毛毛虫小学等等。森林小学，在山里面办。学生不参加义务教育式的教学，是家长和老师合作办一种新模式的学校。

　　各种方向不断在尝试，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就汇聚成一个大的气候，几百个社团集体上街游行，逼使“行政院”成立了教改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由李远哲主导，提了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报告，主要的关键词叫做“松绑”，就是让学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结构上有若干自由。

　　以此进行的改革，相关的内容非常多，前后大概有上百项。大原则是松绑，通过松绑也开放了私人办学。这里要补充一点，台湾私立大学很多是1949年前大陆大学在台湾设的分校，后来就暂停申办学校。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重新开放私人办学。松绑之余的另一个重点，是人本教育。我们过去的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职业为本，假如以人为本的话，就要发展全人教育、通识教育，或者是终身教育。

　　以上是台湾在教育改革上大体的方向。

　　教改的失败

　　可是，当时提的热热闹闹的教改，后来大家却基本把它当个笑话，或者说是悲剧。社会大体上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呢？原因非常复杂。

　　整个教育改革不是说几句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松绑的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松绑，私人可以办学，但是松绑是有过程的。就像我原来办的学校，申请的时候，只同意开放办工学院，所以我只能申请办南华工学院。后来开放商管学院了，才又去改为管理学院。又后来，才再开放人文和社会学院。开放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人文放在最后面，整个教育改革那么庞大，绝不是说提升了理念马上就可以改变的。

　　松绑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民党还没松手呢，民进党却又插了手进来，结果是政治化愈趋严重，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减反增。学校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各政党都在学校里各自选取支点，在里面运作。做学者很困难，学者几乎都被贴上了标签，你是绿的我是蓝的，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话，选择发言角度，以利于他言论的传销。官方教改领导人李远哲的政治立场及作为，更是备受质疑。变成这样以后，愈发显得所谓的教改非常荒谬。

　　而且行政力量继续在做经费的介入和绩效管理。三天两头要评鉴，大学要评鉴、设施要评鉴、老师要评鉴，用这些来进行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经费介入更是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种种都造成教改困难重重。

　　还有就是整个高校的规模扩张。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希望增加学生的就学机会、降低学生压力。结果是大学的数量激增到一两百家，也鼓励大学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治人物竞选，想发展地方经济也往往主张增设大学，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大学内部组织庞大，数量又多，当然就会考虑经济上的运作，因而越来越强调要引进企业管理经营模式。过去我们若批评大学是学店，是骂人的话，现在的大学却是公然做学店，且以做学店为傲。有些学校还强调老师就像店员，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要好好伺候这些学生，否则学生不来读了，老师就没有薪水。弄得教师毫无尊严，士气大受打击，人人意兴阑珊。

　　其他原因还很多，不再赘述。总之，台湾的教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李远哲先生等人提出的改革多半属于体制、权力分配、技术性的问题，对教育的精神内涵却讨论很少。正因为没有内涵的讨论和导引的方向，缺乏价值目标，所以教改没有未来。

　　当时基本上又只是处理眼前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比如“广设高中大学”就是典型例子。当初为了解决学生入学困难，结果是现在大学却设得太多。大学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个学校准备招生1000人，结果只招到30个人，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很多。学生5科0分，也有学校可以读的。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来，大学还不敢当掉他，已经不够人了，再当掉学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目前的困难都是因为当时没有长远的视野。

　　而且改革的过程变成了资源和权力重组的内部争夺。表面看起来是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校园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过去更激烈。“教育部”每年谈的是5年500亿要分给哪些学校，学校抢来抢去。大家讲的好听，大学多元化，要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型大学，但是谁也不愿意做社区型大学，都想做研究型大学，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分得到钱。所谓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里天天不做学问了，拿着大学法规在学校里大斗法，天天开会，忙得不得了。大学的世俗化又比过去更甚，大学没有办法给社会提供价值性的发展方向，反而流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学者想着做官，大学生则崇拜流行偶像远甚于学院里重要的学术型学者。企业管理的精神又贯穿在大学制度里，整个学校都世俗化了，对现实世界价值不但没有批评，基本上是顺从的、艳羡的。

　　体制也没有改变。虽然大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上谈得很多，但仍然是专业化的体制、功利化的导向，仍然要深深嵌入市场化的机制里面去。我们的教学活动，又仍然是机械化的从记忆到考试，再到遗忘。考试完了，学生也就忘了。毕业拿到文凭以后，更是连教科书都丢了，老师是谁也不记得了。

　　所以，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是失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评价，而是台湾社会的公论。内地人看台湾，可能会觉得政治上乌烟瘴气是个问题。但是在台湾，社会上常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败其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失败使得台湾生命力斫伤了许多。

　　提供这样惨痛的经验和教训，给各位做参考，相信对大陆也会有不少借鉴作用。

　　(作者为台湾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本人审定，有删节。)


来源：《小康》杂志

梁知行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本刊记者/王婧 刘炎迅(发自武汉、北京)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 陈洪捷说。

　　制度异化

　　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 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一些博士生导师辩解称，他们会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项目中需要思考和技术创新的部分，而那些纯粹的基础工作，则交给硕士生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任务其实很难区分。

　　为了整治招生腐败，中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借鉴美国经验，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养制度依然还是过去的学徒式，这也就使得美国的老板制在中国被异化。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书中说，“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许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陈洪捷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上述所言如此严重。但他也指出，“这不是某个导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制的问题。”

　　学术草根

　　“博士是中国学术的草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因为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是由博士生承担，但他们的待遇非常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补助，甚至很难维持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除了给老板做课题以外，他还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兼职”。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博士说，“有时候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陈洪捷认为，博士质量最大的一个隐患在于生源本身。因为读博士的条件较艰苦，因此潜力较好的学生不一定选择读博士，而宁愿去工作或者出国。“在读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不好，或者出身的学校不好，基础上有弱点。第二类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为了到这个城市，或者跟配偶团聚，或者不喜欢原来的工作，所以选择上博士。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拿博士当跳板，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于是，很多导师也就抱怨，‘学生没兴趣，那我怎么培养？’”

　　这个问题显然与国家给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关系。许多中国人选择去美国和西方读博士，即因为那里的待遇较好，博士生可以维持生活，可以养家。此外，中国的博士规定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时间限制很死。而在国外学制是弹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几年。

　　“有时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项大的研究，需要时间慢慢打磨的时候，就要面临毕业、找工作。这种情况就导致博士生做选题时，压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难题。”

　　因此，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对此，周光礼称，“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但对于媒体一边倒的指责，沈阳则反驳称，博导变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导身上。在中国现有的教学体制中，给予年轻学者的机会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纵向课题总是会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阳老师还透露，教育产业化之后，“作为硕士导师，每年要自己拉20万的课题，作为博导，每年要自己拉40万的课题。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学校就不会让你再带学生。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2007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表声明，称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声明称，“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无力缴纳此钱⋯⋯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导无法如此洒脱，因而不得不变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从专心研究课题到费尽心思找项目。“尤其是当你带领着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又还有年轻教师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了。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你不能让他们没有基本的生活费吧？所以就不得不总是想着要找项目。”沈阳说。

　　据沈阳观察，很多博导专注于拉项目之后，自己就不动手做课题了。因此，博导对学术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剧下降，更谈不上有足够能力指导博士生。

　　就在周光礼的报告发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华中科技大学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的研究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少上课，完全是为了“混文凭”而来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华中科大内部相关人士了解到，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奥运冠军杨威和高之外，还有很多在职博士，他们的身份大致有两种：一是在职的青年教师，博士文凭意味着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二是官员，博士文凭则意味着“镀金”。  

(实习生熊一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博士生一两事

　　博士生的生活有着自己特别的系统，这些已不年轻的学生，一面活在系统中，一面又需要面对系统外的现实生活，游离之间的故事忙碌而纠结，让人唏嘘

　　本刊记者/崔晓火 文/刘艳平

　　对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页一页的论文中间，读博期间，如何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成为他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

　　而对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压力都在一个个项目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金烨离开实验楼，扭头又见熟悉的场景——工科实验室灯火通明，而其他专业的实验室则一片漆黑。

　　在他看来，这明暗之间，恰好点破了研究生阶层的差别：与其他专业不同，工科专业导师手里的项目繁多，多到学生需要日以继夜。

　　不过，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各自的博导，几年的博士生生涯里，“关系”二字或许才是最核心的命题，需要认真思考。

　　跟导师“入伙”

　　已是凌晨两点，28岁的信息工程二年级博士生金烨比白天更精神。他说，自从为导师做编程项目以来，自己不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还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赛转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场比赛我看齐了，连铁杆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位来自广西的博士生这么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从武汉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硕士文凭后，金烨在职场面试中接连受挫，“软弱的个性”让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立足这件事缺乏信心。

　　而这种消极情绪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对波澜不惊的校园生活的迷恋。

　　金烨参加考博，并选择了这所二本A类大学中仅有的三个博士点之一的信息专业，他说自己实属无奈。

　　“感觉还是学校更适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学位的话，找不到好工作至少还可以在学校里待着。”他说。

　　2008年，金烨来到这座位于沿海发达城市的大学校园。当时，他所就读的信息工程专业作为博士点启动刚满两年，学科带头人具有国家级学术协会任委员身份，带领了包括金烨在内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与此同时，该专业还与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联合吸纳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烨就读之前，这个专业十年间共有100多名硕士和4名博士后毕业，出路多为属地企业。

　　入读前，金烨就考虑到了由于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缺乏申请国家科技项目的实力。在学院的亲眼所见也证明，导师每年申请到的国家公开项目还不到十个，且名目都是与重大项目相距甚远的“边角料”。

　　不过即便如此，金烨还是发现导师开的是两辆车，其中一辆还是进口车。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项目为数不多，但身处在这座电子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工程专业可以参与的商业项目却层出不穷。规模大到国有企业的研发项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统开发。导师可以借着博士点的名义，把程序卖给公司，差价可以一般都可以达到几十万。“导师自己也不遮掩，总是热情地和我们讨论项目。”

　　于是，作为导师的博士生，金烨责无旁贷地入伙了。

　　为导师做商业项目的“补贴”开始超过国家和大学对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补贴。工作的种类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给多个人做，小型的就让一个博士生带着能干的硕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导师补贴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刚入学的时候，金烨和高年级博士生一起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编程。由于时间很紧，几个年轻人几乎是在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当天，他们为了庆祝，从宿舍叫了比萨外卖。没等比萨送到，导师的电话就到了，要求他们立即回实验室修改一处明显的运算错误。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

　　被动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烨类似，他们被动地沦为各种项目的“技术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镇的非重点理工类院校，贾超的博士生涯进入第四年。在这位冶金专业的博士生眼中，导师总能拿到千万元规模的重大项目，几乎像是一位“老板”。

　　这位“很喜欢在实验室待着，做实验、想问题”的男生，因为当年英语的“挂”科而从北方调剂到了这所自己并非满意的学校。为了能继续留在实验室里，他接受了这所学校当年的鼓励——硕博连读。     因为“那个时候调剂的都是自费，我如果选择读研，三年学费需要交2万。学校为了鼓励硕博的，给的条件是，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免去学费1万，另外从研二可以拿到公费的补助，住宿连续免费。”“考虑到家庭条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欢科研，于是就选择了在这所大学继续读博士。”

　　之后，贾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点多到实验室，晚上12点多回宿舍，周而复始，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出校门。

　　“不过说来惭愧，一直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发表。”这位年轻人说。“读博还是挺难的。我曾经想过放弃，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没有钱，又没有生活，就失去那种迎难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刻，我心里的念头就一个：既然已经选择了，就不应该放弃。于是我坚持到了现在。”

　　在做实验的同时，贾超还得帮导师带硕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导师的硕士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包括实验设计什么的。”

　　除了日复一日拼命地实验和帮导师带好师弟师妹们外，贾超比很多同学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兼职做家教和代课。

　　来自农村的他，每月生活费除了那不变的258元国家补助和导师给的不到300元的补贴外，别无其他。而学校食堂的菜却是一涨再涨，“以前研一的时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现在是一块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让出去做兼职了，实验室又太忙，没有精力，就放弃了兼职。所以，“这学期我有的一点点积蓄，都是上学期瞒着导师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导师相比，副校长的项目更让人“羡慕”。 “其实他人穿着非常朴素，也不开车。但他拿到的科研经费相当多，一般都是几千万规模的课题，和冶金相关，因为冶金是我们学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长揽入怀中的课题涉及面很广。“如果是能源的项目，他就从化工学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项目，那就得从生物科学院找人。 所以，他的学生几乎是遍及学校每个学院的，算下来60个学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实验室里负责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几名助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 “他的学生都是批量生产的。每次带出去活动，都得包好几辆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环境专业的博士生王音说，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体系催生了“项目型”导师和“项目型”博士群体的壮大。尽管在重点大学，对导师和研究生从事商业项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严格得多，然而单是国家项目的压力就足以将博士生的研究冲动抹杀。处在生态链最底层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善。

　　王音告诉记者，国家的重大项目多到这所大学的导师都应付不来，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外面兼职做项目。导师拿到的项目都上报学院，之后学院从项目中提成其中8%，而项目组所用学校的资源和学生都全部免费，并且还给项目组成员发工资。

　　“导师也没必要外面偷偷接项目和在外面租办公室。他们要想晋升或申请到更大的项目，也要凭此前上报的项目成果。”他告诉记者。

　　方中明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机构跟高校的不同，学生的角色也会弱化很多。“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职工。”他说。

　　“学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老师有科研任务，课题必须结题、要发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线，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课题组就得解散。”他说。“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国内目前的环境下，研究生或科学家都是以谋生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点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告诉记者，由于就业压力大，为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样，主要为了学位证书坚持 。“我们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不高，很多硕士的生活都有问题，还谈什么学术兴趣呢。”他说。

　　学术创新遇到的瓶颈在文科类研究生中更为普遍。众多在职博士生拥挤在同一位导师的门槛下，学术的碰撞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形成。不少在职博士生常常延期毕业，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继续学业，于是从开始到最后，导师与学生甚至未能有几面之缘。

　　断了的传统

　　直到今日，白志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参加自己博士答辩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国内大学严重的教员短缺问题，教育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将一批高学识的知识分子直接培养成为博士。今年56岁的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白志东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在1982年学位制度重建之后获得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本来培养博士是解决师资问题，但我们的导师坚持让学生写paper(论文)。”白志东教授告诉记者。

　　白志东当年的导师是生于湖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陈希孺。陈先生不仅亲自将学生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见，还督促这批中国未来的博士重视对学术专著的研读。

　　“我们当时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要读十几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看完之后，我们需要提出质疑，进行学术讨论。”白教授说。“现在的学生，也许用五年都读不来那些书。”

　　在白教授看来，博士生培养的优良传统在一些学术领域被切断了。如今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扩招之后研究生数量过多，出现了从学生到导师良莠不齐的问题。

　　“我们听说博士生不做学术、做项目的事情在计算机、建筑等工科类领域比较常见。”白教授说。

　　回忆当年严格的学术制度，白教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多次派专员考察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对导师资格的审查十分严格。

　　当年，必须是在最近三年内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组建优秀团队的正教授级别专家，才能任博士生导师。

　　198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和白志东一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马中骐、谢惠民、李尚志、赵林诚和冯玉琳。除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冯玉琳教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外，其余5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时就有导师说，将来的博士生能否超过第一批，这一点很难说。因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学问的艰难，他们更珍惜学习机会。”白志东说。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状况，却似乎全然取决于其导师。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系的二年级博士生雷锦江是幸运的。他认为自己遇到一位好导师带有一定“机缘的偶然”。

　　“一来北大，发现老师特别朴素。桌子上的显示器还都不是液晶的。老师喝水的杯子还是那种搪瓷的，让我特别震动，所以就决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老板。” 雷锦江说。

　　当记者把这位幸运博士生的故事告诉金烨时，他并不表现得惊奇。

　　“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他只是淡淡地说。

博导如是说

　　当大家都来说博士江湖如何风起云涌时，身在其中的博导的话，或许能给人不同的视角

　　文 / 马多思 陈俊宇

　　1964年6月出生的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谁在决定博士生轻重？

　　中国新闻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导权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却几乎都能毕业。而美国博士生最终无法毕业的比例可能超过30%，真是如此吗？

　　张涛：博导权力是很大，但是从学校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希望学生不毕业，所以博导有权力也不敢轻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毕业，除非你实在是不好好学习。科学的辉煌时代很多领域没标准，后来有了标准，发展的高峰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学生毕业定个标准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递交论文的高峰期就到了，这个时候不少博导最头疼，因为绝大多数论文实在没优点，一些博导还得拼命去找优点。虽然不少博士生论文和题目都不好，但是他也毕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让他毕业也不好。北大历史系很严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合适，假如都符合标准了，都该毕业，不符合标准的，就都不该毕业。但是地球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谁都不好。我还是比较严格的，对于水平不高的论文，我给的最终评语都不会很好，还是实事求是指出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扩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扩招，把一批质量不高的中学生带进来了。硕士的扩招，又带来的很多质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扩招，造成博士生中进入了很多质量不高的硕士。我们每年培养博士硕士越来越多，但是确实牺牲了一定的质量。

　　张涛：学生招多了会有问题，但是你不培养这么多也会有问题。前几年中国每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没有培养出科学巨匠吗？倾全国力量都培养那么几个博士，也会有问题，例如很多学生就会跑到国外去，享受外国的教育资源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别的原因吗？

　　郭世佑：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例如整体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一个好老师只能带出有限的好学生，但是一个好制度能带出更多的好学生。

　　我们国家的学术界越来越功利了，很多博导都在跑课题找经费，但是我认为，课题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你跑的课题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样，衡量一个老师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这种专业，你没有一分钱课题经费，它也照样可以做研究。课题指南限制很多，有时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围。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课题里面搞出来的。把申请经费当做重要指标的做法并不合适，一部分有实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请项目。你不去找评委，你不去拉关系，你就拉不到课题。不靠人际关系大多拿不到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没有课题但是学术水平高的老师，还可继续担任博导，但是其他学校就不好说了。这种评价体系，对不负责任的导师没有约束性，对负责任的导师反倒有约束性，因为负责任的导师不一定靠课题靠经费，他主要是辅导指导学生。兴趣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有的博导因为项目不够，就被剥夺了带学生的权力。

　　目前导师每年都要填表，例如发表多少论文专著啊等等，学校从数量上给老师们压力，老师对学生管理怎么样，负责不负责，这些评价体系却体现不出来，老师们只能凭良心办事。学术本身，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术水准不是靠填表填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闲出来的，心态要平静。我们的评价体系怎样保证那些敬业的老师安心钻研学问，不要轻易打扰他们，更不要通过填表的方式羞辱他们呢？

　　填表的主要内容除了有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多少经费，而且还要自己吹你的社会影响。我提出我不填这种表，影响是别人说的，不是自己吹出来的。甚至有的影响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体现出来。

　　另一个是学风问题，树立良好的学风就要尊重学者尊重学术，领导要带头尊重。我们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衙门，分行政级别。学生进校开欢迎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是校领导，第二排院长，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级。学术在学校没有地位。

　　评价体系中，有些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实有时博导都没在这种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这也是不合理的规定。

　　张涛：学校评价体系是有问题，钱越多，评价越好。设想现在能不能你10年没钱，没研究经费，只要在学术界有影响，还能坐在博导的位置上？数学家陈景润可以不要任何经费就做研究，现在我们的高校还允许不允许这么干？估计陈景润今天连职称都没有了。

　　包身工？微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国外的博士生，有些会因为一本博士毕业论文而扬名世界，反观中国，却看不到类似的故事，有专家说中国的博士生创新力太差？

　　张涛：是很不够。现在很多人目的性太强。出生在60年代的人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在科学界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很多就是小学时赶上文革，接触面多，因为无法好好上课。等到中学时，遇到改革开放，能得到很系统的学习，然后上大学。这使得我们没有过早地被应试教育束缚，反而创新能力强。

　　真正的博士，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去寻找，整个学科甚至人类历史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想办法解决。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博士。但是现在中国，往往是老师写个题目，然后你去完成这个题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博士生成了博导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听说过博士生为博导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博士生打工。我的课题比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课题，经费最多十几万。我总共带十几名博士生。有时学生就业有压力，我就把国家课题分一些给学生做，请他们参与。不是让学生为我打工，而是帮助学生，他们填表的时候，填上他参与了重大国家课题，对他未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主张合写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写了著作，稿费分给他一多半，还一再表扬他做的工作很多。还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还得帮助博士生修改论文并在这种权威媒体上发表，有时修改论文比自己写论文要累得多，牵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说我是在给我的博士生打工。

　　张涛： 我也听说过有带几十个上百个博士生的现象，因为这类博导掌握的项目大，属于做“工程”，做一个体系。项目多，经费多，就可以多带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收入很低。而且据说有的教授带的学生多了，连论文都来不及看。

　　张涛：这种现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师还是尽量多发钱，让学生生活得更好，博导发给学生钱也要根据平均环境。你要是发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师就会压力很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经费。当然我觉得让学生安心下来，研究和学习成果会更多。

　　中国新闻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钱吗？有几千元吗？

　　张涛：一个月拿不到几千元，几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学生，也可以申请不要，一个人平均每月大约有1500元钱吧，外加年终奖，我还努力让自费生与公费生收入基本一致。

　　饶毅：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

　　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就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国家不能用研究生的数量来评价高校，而不顾质量

　　本刊记者/崔晓火

　　9月初与清华大学著名海归教授施一公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诊断”中国当下的科研文化问题之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坚称，他们的观点并非突破前人，而是代表了众多中国科学家“敢怒不敢言”的思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饶毅表示，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是一个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的科研环境怎样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

　　饶毅：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着功利思想。愿意投身学术创新的人很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呼吁，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科研文化的缺乏也对当下创新型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博士生培养体系下，博士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如何？

　　饶毅：当前，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他们不希望学生得到更多的科学训练，而是追求短、平、快，很快地做老师交给的任务。有些老师不仅不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而且加以限制。

　　很多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饶毅：中国近年来强调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自然也意识到， 和发达国家相比，研究生教育是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研究生“产量”的一个原因。但国家不能用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的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此外，我一向认为对于国内的研究生，不要强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应该让各个单位的研究生委员会去决定某个研究生能不能毕业。一旦研究生入学，这个委员会要跟踪学生，最后委员会投票决定这个学生直接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