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食品遭“重金属”毒害污染

梁知行

坐到餐台前，面对满桌饭菜，首先关心的不是它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而是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这绝非少数人的矫情。

它们从人类制造的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在现代化轨道上狂奔多年，蓦然回首方觉，人们不时跌落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搭建的人类需求金字塔的第二层———安全需求。

“污染一次，遗害万年”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个小组正致力于污灌土壤蔬菜中镉的减量技术研究。简单而言，就是选择镉吸收能力相对较弱的叶类蔬菜，并结合生产中的土壤修复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蔬菜的镉吸收量。

之所以选择叶类蔬菜，是因学界公认，在所有农作物中，其最易受重金属污染，而镉，是导致天津土壤污染中最为重要的重金属之一。

蔬菜中的重金属，20多年来的监测，显示出一条令人忧心的轨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资环所现任副所长王正祥就曾参与过天津市园田土壤和蔬菜中8种重金属，即汞、铜、锌、铅、铬、镍、砷、锡的含量状况调研。调查结果表明，施用城市垃圾肥的土壤，有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汞达到背景值的30多倍；而污灌区土壤，8种重金属含量全部高于背景值，其中镉超出10倍，汞超出125倍。

土壤中本来含有一定的重金属，未受外界污染的土壤的重金属含量称为土壤背景值。

王正祥等人的调查还显示，蔬菜中重金属方面，污灌区蔬菜中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远离城市污染源土壤，其中镉和汞超标2倍多。整体上看，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尚未超过食品卫生标准，但这种积累的趋势值得警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监测站的研究人员再次锁定污灌区蔬菜。他们从天津的东丽区、西青区和武清县这三个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的污灌片区采集大白菜、韭菜、芹菜、黄瓜样品进行重金属检测。结果发现大白菜中，43%的汞超标，23%的镉超标。而部分样品的铅属于轻度污染。说明污灌区蔬菜中重金属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近年持续关注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2006年，他指导研究生李宗梅，从东丽、西青等7个区县的污灌片区采集土壤和小麦样本并检测分析重金属的分布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土壤中镉和锌含量超标；小麦穗实样本中，66 .7%的镉含量超标，最大超标1 .33倍。锌，也有一个样点超过食品卫生限量标准。

这些数据，并不会随着时光流转快速过期。因为重金属随污水进入土壤———主要是40厘米以上土层后，不易转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就如墨汁滴入清水中，浑然一体，难以剔除。现有的治理方法，如利用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将重金属转移出土壤，或利用土壤修复剂稳定重金属，或利用表面活性剂清洗土壤等技术手段，大多处于试验阶段，加之治理费用昂贵等因素，真正用于工程的成熟方法很少。

因而重金属对土壤，可谓“污染一次，遗害万年”。

污灌区高歌猛进

污灌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是天津农业的一大顽疾。2003年的数据显示，天津污灌面积为9万公顷，占全市灌溉面积的22%.

天津的污灌区主要有三个，南排污河灌区、北排污河灌区和北京排污河灌区，南排污河从城西流到城南，以生活污水为主，兼有工业污水。北排污河从城东城北流过，主要接纳冶炼、化工等工业污水。而北京排污河主要接纳的是北京的工业污水，途经天津北部的武清县、宝坻县、北辰区等。三大排污河的终点是同一个，渤海湾。

大量使用污水灌溉，天津乃情势所迫。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流纵横，但严重缺水，每亩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60立方米，只有全国亩均拥水量的15%.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说，这主要是因为海河上游水库众多，水到天津段，所剩无几。

公开资料显示，天津农业年均耗水约12亿立方米，占全市可供水资源量的半数，因为灌溉方式粗放，水利用效率不高，农业用水实际需要24亿-28亿立方米，而每年能够提供给农业的水量仅为15亿立方米。

与农业的水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天津是老工业城市，从洋务运动的军用工业起步，如武器与船舶制造，冶炼、化工、铁路、电信等，后逐步向民用工业倾斜，如棉纺、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催生了一串中国第一：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等。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滨海新区开足马力后，天津工业迎来又一个春天。作为伴生品，工业废水不断增加，2003年的排放量是2亿多吨，成为企业与社会的沉重负担。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富含氮、磷等营养物，且一定含量的重金属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自然成为补给农业用水的不二选择。

天津的困局是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的缩影。中央从1956年便倡导污水灌溉，1957年将其列入国家科研计划，1959年确立“变有害为无害、充分利用”的原则。之后，全国陆续形成五大污灌区：天津污灌区、北京污灌区、辽宁沈抚污灌区、山西污灌区、新疆石河子污灌区。

有现实需求和政策鼓励，全国污灌面积节节攀升：1964年4.2万公顷，1976年18万公顷，1980年133万公顷，1991年306万公顷，1998年362万公顷，占全国灌溉总面积的7.3%，其中85%在缺水的北方，集中于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附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这两类地方的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都比较严重。

从“补品”到“毒品”

天津南排污河旁于台村58岁菜农冯玉江记得，他还是孩子时，全村人就用南排污河的水浇地，有人还会从河里挖污泥铺到田里当肥料用。那时河水大多来自厨房、厕所、洗衣盆，富含氮、磷等，且有铬、铜等一些植物生长所需元素，是庄稼不错的“补品”。

大量文献资料显示，起初，污水所过之处，庄稼长势喜人，污灌被视作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既给工业和生活污水找到出路，又使农业增收，它对生态环境的杀伤力则被忽视。辽宁沈抚灌区曾作为污灌典型向全国推广，沈抚灌渠被当地人称作“大米河”。

大好形势没能一直延续。冯玉江记得，南排污河逐渐变得黝黑、恶臭，有时又像水墨画，出现大片大片的红、黄、蓝等色，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有种难以言表的怪味。在他印象里，转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沿河陆续冒出很多工厂，当时于台村即有十数家，有生产自行车的，有做电镀的。而电镀厂，恰恰是排放镉等重金属的大户。于是，于台村一带随之成为研究天津污灌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理想地点之一。

1974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发现，使用工业废水多年的沈阳张士污灌区的大米遭到镉污染，糙米镉含量最高达2.6m g/kg，后来严重到完全不能食用、只能用来制作浆糊，张士污灌区只好改做开发区。

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1997年，农业部环境保护所对24个省市的320个污染区的农产品进行调查，发现小麦、玉米重金属超标率高，分别为15 .5%和14%，以汞、铬、镉、砷等为主，在污灌区尤显突出，如张士污灌区小麦重金属超标率为27%.

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案称，农产品出口因重金属超标而被退货的事屡有发生，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改善污灌并不容易。2008年，天津市对南排污河进行全线治理，包括淤泥清理、河段固堤、堤岸绿化等，北京奥运会那段时间，水质骤然变好，但很快又大步倒退。当地媒体报道称，那是因为沿线企业入河污水口设置混乱，加之部分工业园区未按要求建成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或处理能力不足、排水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向河内偷排生产废水的事情屡屡发生。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于台村村民张希福说，附近一家大型化工厂大概一周偷排一次水，有时是蓝水，有时是红水。

重金属污染对农作物的改变不只是品质，还有数量。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抑制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和对营养的吸收。一组经常被学界引用的数据是，全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粮食每年因此减产1000万吨，受污染1200万吨，两项合计每年至少损失200亿元。

于台村西边的小南河村，与一家化工厂为邻多年。村民们说，化工厂把废水直排河道，用这种水浇地，玉米经常成片成片死掉。

无独有偶，2009年，因为炼铅企业违法排污，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广发乡金鸡岭村的庄稼几乎绝收。干瘪瘦小如麦穗的玉米，橘子一般大的黑黑的柚子，被摄影师卢广收入镜头，画面令人过目难忘。

缺乏约束的污水

污灌本不该成祸首。美国、前苏联等的污灌比中国起步更早，以色列后来居上，1/3的农业用水是污水，但这些水都经过严格处理，重金属含量大大降低，达到了安全使用的标准。

污灌水质问题很早已引起中国关注。1961年曾出台《污水灌溉农田卫生管理试行办法》，但从中国污水处理率看，这个办法没能真正发挥作用。1974年全国污灌会议上，沈阳的专家郑重提出：污水灌溉必须有条件，农田不是垃圾堆，不能不加限制地污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仍不加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直到1998年，全国污水处理率不足30%，2007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为63%，乡镇企业的污水处理率要低许多。

1985年，农业部首次发布《农田灌溉水质标准》，1992年和2005年两次修订，对农田灌溉水质要求、监测和分析方法做出具体规定。现行版本中，汞、镉、砷、铬、铅的含量都有要求。

污灌涉及环保、水利和农业等多个部门，但在哪个部门都属于边缘问题，哪个部门来监管农田灌溉水质，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污水浇地会受到何种处罚，并无相应的法规进行约束，更谈不上长远的发展规划。由此，《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实际效用不难推想。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污灌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不同作物、不同土壤适应何种水质的污水，还停留在泛泛而谈的阶段。

研究表明，不同植物种类、品种及同一植物植株的不同器官组织对重金属的吸收及蓄积能力差异巨大，比如砷污染土壤中生长的水稻，根部砷含量很高，米粒砷含量则相对较低。土壤的性质也会直接影响到重金属的生物活性和毒性。一般来说，酸性越强的土壤，重金属活性越强，越易被农作物吸收。

因而，污灌区的利用，一方面要合理选择灌溉对象，食用根、茎、叶的农作物和中药材、绿色食品不宜污灌，高粱、玉米等高秆植物，棉花、林木等非食用植物可适量污灌；另外要合理选择灌溉时间，优先顺序为播种前、非苗期，苗期，小麦、水稻等灌浆时应杜绝污灌；有条件的地方，应实行清污混灌或轮灌；喀斯特地区和沙地不宜污灌；医药、生物制品、石油炼制等行业所排污水不宜灌溉。

但在维普、万方数据库输入“污水灌溉技术”这个关键词，只跳出40多篇论文，真正结合实际研究污水灌溉技术的只有寥寥数篇。农民们则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出一些简单的办法。冯玉江说，如果水质看着太差，就把水抽上来沉淀一段时间再浇地。

近年城镇化高歌猛进，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像摊煎饼一样吞没大片耕地，近在咫尺的传统污灌区首当其冲。冯玉江所在的于台村，原先人均1.5亩地，现在只剩人均二分多地，可能很快也会被征走。

天津污灌区如今实际面积几何，天津农委、天津水务局、天津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都不愿向南都记者透露，至于污灌区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最新数据，更无法从官方获取。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关系到食品安全，比较敏感，了解实情并愿意透露的人很少。

“呼吁20年，仍是老样子”

重金属一旦进入农作物，深深嵌入细胞之内。王祖伟说，无论是浸泡、冲洗、蒸煮、煎炒，都无法将其减少或剔除。

而它们通过食物潜入人体后，如在土壤中一样，不易排出或者分解。国际公认，毒性最大的重金属有5种，铅、汞、铬、砷、镉。

铅，直接伤害脑细胞，特别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另外容易致癌、致突变；汞，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脏，对大脑、神经、视力破坏极大；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铬中毒一般由六价铬引起，过量摄入六价铬，肾和肝会受损，胃肠受刺激、溃疡、痉挛甚至死亡，长期大量接触六价铬，接触部位易现溃疡等不良反应；砷，急性中毒会导致人在数天甚至数小时内死亡，慢性中毒则易诱发肺癌、皮肤癌、膀胱癌等；镉，在人体内形成镉硫蛋白，有选择地富积于肾和肝中，易引发肾病，且易阻碍骨骼代谢，造成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症状，如日本的痛痛病。

透过血清和头发，即可窥探到体内重金属是否超标。而这种隐蔽的污染是长期的，一旦爆发，触目惊心。1980年沈阳市调查发现，沈抚污灌区居民普遍存在白血球增多、肝肿大、慢性胃炎、贫血、高血压等疾病，其中以肝肿大尤为突出，检出率达10.6%，是清灌对照区的26倍。

需要说明的是，损害沈抚污灌区居民健康的不只是重金属，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分析认为，污水灌溉带入农田的污染物大于农田自净能力时，其中的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病菌、寄生虫卵等会对该地区环境卫生造成污染，危害人体。

作为人类健康一大杀手，重金属危机爆发频繁。远如日本的痛痛病和水俣病，近如陕西省渭南市华县龙岭村长时间食用砷、铅严重超标的核桃等，成为癌症村；因为农作物砷、铅超标，去年以来，陕西凤翔、四川内江、湖南郴州等地数千人血铅超标、镉超标。

治疗重金属中毒，常常使用螯合疗法。即注射某种螯合剂，与体内重金属相结合，然后随着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需要时长达1-2年。而重金属对各种器官造成的慢性毒害，以及由此在人们精神中留下的阴影，远非几年能够消除。

重金属染指的不只是农作物，还有水产品、猪肉等。

资料显示，2005年，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对省内四大湖泊水产养殖区及近海水域水产品质量进行调查，约四成样品镉、铅、汞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27%受到中度乃至重度污染。2009年，辽宁甚至专门试行“出口活贝类被国内检测机构检出贝类毒素和重金属超标调查处理工作程序”。

而猪肉中的重金属，则大多是人为故意，在广东高级畜牧师梁皓仪看来，这个问题比瘦肉精更严重。

梁皓仪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高铜、高锌、高铁等被加入猪饲料，比如高铜，超标10多倍是常事。因为有外国公司和研究者大肆宣扬，增添这些重金属，可防止小猪腹泻及促进生长，使猪肤色红润。“这些说法很不科学，对于细菌性拉稀，加重金属有点作用，但很多拉稀是病毒性的，这没有任何效果。”

猪饲料中添加重金属的做法是舶来品。比如高铜，早在40年代即被英国用于猪饲料中，但后来研究表明，其在饲料中的含量超过一定额度后，会影响猪肉品质和安全。许多国家遂禁止或限量使用，中国采用的是后者。

虽然过量添加重金属的危害已是老生常谈，但并不影响中国猪饲料企业的热情。梁皓仪用“愚昧”二字作评，“毛细血管充血，全身变得红润，脱毛，粪便发黑，这些都是典型的重金属中毒症状，但却被当做身体健壮的表现。”

而且，很多用电镀废弃物生产的硫酸铜被加入猪饲料，“这种硫酸铜的安全性无人监测，但毫无疑问，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质。”梁皓仪说，“重金属问题，我呼吁了20来年，但还是老样子。”


记者：左志英

来源：南方都市报

lh401

真是不看不知道呀！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呀？

梁知行

“投毒”时代的国歌

今世何世，多谈食品安全不免被视为幼稚。

一则寓言告诉了我们，国人的体质事实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投毒时代，人蛇不再对峙，无论药材还是食材，蛇都被追剿着，因蛇胆具有清热祛火解毒的奇效，蛇们最先发现人好其胆而过于肉，故每有农民取了蛇胆后，以线缝合放归的。蛇极灵性，被取胆者，他日捕之，则远远地侧身晒疮，以明无胆。渐渐地，一贯自负的毒蛇也“从了”，居然停止了咬人，因为它们每每发现，咬人，人不死，自己倒死了。被人活活毒死。

如此毒逾毒蛇的体质，当非一日铸就，大抵20年来，国人的食谱被投毒者悉心关照，红汞、二恶英、苏丹红、三聚氰胺、甲醛、抗生素、激素、农药……日饵小毒，循序渐进，西方称为“慢杀拿破仑法”，本该速死的拿破仑因此而苟延了很长日子，死得不露形迹。

互相投毒的时代。互相拷掠的时代。因为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们一定比拿破仑活得更长，但是我们的后代咋办？！

成批的孩子，糖尿病、高血压，成批的孩子，大头症、性早熟……人的天性，莫如爱子，你再狼性，对自己的孩子总该人性吧。

于是我们再唱国歌——

起来！不愿被毒死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个经济总量已经居三望二的民族，所有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列强几乎都被我们甩到了后面，而我们，居然还得高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句歌词，1949年以后差点被改掉，是毛泽东的坚持，要人们居安思危才保留了下来。

谢谢毛主席！谢谢！


(主笔 胡展奋)

良心照进厨房

我们都不曾亲眼见证，一盘青菜是怎样从农田走到餐桌。法规与监管，不可能如天网般网住食品安全的所有漏洞，只有良心才能照亮食品生产的整个过程。

是的，良心——听起来不靠谱，却是食品安全最后的盾牌。

记者/黄 祺

食物暗箱

厨房就像一个黑箱，厨房以外的人，永远不知道厨师往菜里放了什么。这一点，过去的帝王最明白。所以外国帝王使用银质餐具，用以检测毒物，中国皇上有专门的试吃员，直接用人体试验检验食品安全。现代社会，厨房延伸成为一个行业，对于今天的消费者来说，食品行业就是我们共有的“厨房”，但食品行业漫长而复杂的生产链，让我们更加难以看到“厨房”里的真相。

“食品行业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业，如果不讲良心，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彭瑞衍在食品行业内做了几十年，现在是上海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的名誉会长。“食品是可以捣糨糊的产品。”这话听起来有点怪，彭瑞衍列举了食品的几个特征，用来证明他的论断：

现代食品几乎没有靠一两样原料做成的，这就给“捣糨糊”提供了条件。比如面包，我们都知道面包的原料是小麦，但小麦的等级千差万别，用同样多的小麦，一个面包的成本有可能是1块钱，也有可能是10块钱，甚至100块钱。光有小麦是做不出面包的，一个面包里，食品添加剂、辅料的品种少说也有十多种，任何一种添加物的用量，都会影响面包的质量。仅仅一个面包，值得担心的地方就不少。小麦是否变质？食品添加剂是否是正规产品？辅料用得对不对？更有甚者，不良生产商将根本就不能用于食品的化工原料投入食品，消费者却浑然不觉。鸭蛋中的苏丹红、牛奶里的三聚氰胺就是骇人听闻的例子。

食品还是一种极其善于“伪装”的产品，通过加工后，种种缺点均被一一掩盖，光凭食物诱人的外表，消费者永远发现不了劣质原料和糟糕的加工环境。“一块肉掉在地上，厨师捡起来扔进锅里，你吃肉的时候能吃出来吗？”多年前的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不是记者暗访曝光，陈馅月饼会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不新鲜的肉可以用嫩肉粉“扮嫩”，没有骨头的骨头汤可以被“一滴香”搅浑，经过蒸炒烹炸后，食物原本的缺陷被互相掩盖。

讲完上面的例子，彭瑞衍问：“难道给厨房装满摄像头？或是每一口锅边站一名监督员？”厨房里的事，天知地知良心知，如果起码的道德底线崩塌，再多的监管也难守住食品安全。现代食品行业，食物的生产加工被分层层分解，餐桌上的任何食物，都经过了无数人的手，食品安全考验着整个社会的诚信和良知。良心——这个看起来最不靠谱的东西，在彭瑞衍看来却是食品安全最后的盾牌。

上海食品研究所技术总监马志英，没有完全赞同彭瑞衍的说法，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有效的监控管理，才是实现食品安全的切实手段。

特别是近几年数次食品安全事故后，食品安全法治趋于高压状态。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对外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人民法院要准确理解、严格适用法律。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不仅要考虑犯罪数额、人身伤亡情况，还要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犯罪行为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恶劣影响等。

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彻底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要从严控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对于贪腐渎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从重处罚。

“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不少了，往往是执行中出现问题，执行法律的人，归根结底不还是人心的问题吗？”彭瑞衍反驳。

阴魂不散的三聚氰胺被他认为是最典型的例子，2年前，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当事人和企业负责人因此锒铛入狱。但仅仅事隔两年，当年未销毁的问题奶粉，再次出现在多个省市的市场上。“我们有法、有规定，但为什么毒奶粉两年不销毁？为什么未销毁的毒奶粉会流入市场？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

在民众对食品安全充满悲观的情境下，良心，被政府部门和食品行业重提。今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主题被设置为“自律铸就诚信”，与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国家4个部委和3个局的主要负责人，齐齐上场倡导行业自律。在强调了多年的法规与监管后，管理部门也最终发现，食品安全说到底要靠良心。

红灯困境

在食品领域，良心、自律、诚信不是供人欣赏的奢侈品，它们直接影响食品安全。论坛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司司长徐景和把食品安全事件的原因分为“天灾”和“人祸”，而食品生产者不讲良心酿造的“人祸”，是影响食品安全的最大风险。“个别食品生产经营者违背法律，故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有害食品，我认为是当前巨大的风险。我们仔细盘点，这几年国家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也可以盘点国外食品安全事件，主要问题是个别生产者突破道德底线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我不是说讲良心没用，所谓良心属于诚信体系，是食品安全保障的一个方面，需要长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建设，但在中国社会目前的阶段，食品安全还是要靠法治，靠政策法规和管理，最重要的是执行力。”马志英说。他认为，发达国家的食品企业，自律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企业以此来树立自己的诚信形象，博得消费者的信任。因此，很多企业的内控标准，常常远远高出国家标准。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不能把食品安全的“宝”，全部压在从业者的良心上。

事实上，马志英的观点与强调良心并不矛盾，只不过，前者更多考虑现实环境，而后者充满了理想的期待。现实的状况是，大家都知道讲良心是对的，但讲良心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奖赏，谁讲良心很可能谁吃亏。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红灯困境”：一群人等红灯，一开始有三两个人闯红灯，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闯红灯，如果你坚持遵守交通规则，比别人晚过马路，你非但不能因此得到奖励，还会被认为很傻。食品行业的自律面临着同样的“红灯困境”。

在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上，不管是来自政府部门还是食品行业的发言者，都在强调只有坚守良心的企业得到鼓励，食品企业的自律才可能实现。但现实是，尽管大家都知道自律的重要，但自律却很难得到应有的奖赏。

“缺少自律，这不是食品行业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不过在食品行业这个特殊的领域，不讲良心的害处很容易被暴露出来。”马志英提到不久前的长江激素鱼风波。一家环保组织日前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毒”隐于江———长江鱼体内有毒有害物质调查》。这份报告显示，在取自南京、重庆、武汉、马鞍山四市长江中野生鲤鱼和鲢鱼体内，测出了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 NP 和辛基酚 OP ，此外，部分鱼体内还检测出了重金属。“像这种因为水体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已经不是食品行业的问题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司司长徐景和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缩影。

“当赵本山的小品在春晚上宣扬如何忽悠别人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告诉大家良心的重要？”彭瑞衍承认自己扯得有点远，但这却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源头，在一个诚信得不到鼓励的社会氛围里，食品安全可能是最先崩塌的地方。

管不胜管

那些强调行业自律的人，并没有否认管理的重要。

上海世博会食品安全迄今为止取得的管理成效，得到了普通市民和食品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近日媒体报道，今年1-8月，上海市115家世博“中心厨房”抽检合格率超过98%。上海市食药监督所负责人介绍说，100%的抽检率、食物全追溯等“防线前移”的措施，在保障世博园区食品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博会食品安全保障，建立在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的基础之上，把这样一套严格的管理流程普及到广大城乡，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马志英介绍说，中国食品安全目前的困境，与小农户分散生产、小企业数量庞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管理”在这样庞杂的生产形式面前，常常显得无力。马志英最近参加了世博会丹麦馆主持的有关乳品安全的研讨会，他得知的信息是，十多年前丹麦也跟中国一样，奶农户数较多，经过近十年的兼并，养殖户规模扩大，户数减少，为当地牛乳品质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论坛上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在有40多万家左右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一共有12万家。有十六七万家是获得相关的证照，但是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证。还有十六七万家是什么证照都没有获得的。“食品生产加工的空间很大，但企业规模都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实现食品的质量安全，真真切切地要依靠企业加强自律，要建立质检工作的执行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大量的规模很小、数量很大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还需要认真地解决好，确保加快结构调整，加快企业调整、建立诚信体系、完善监管制度。”

“可以说，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现阶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国家每年投入食品监测的经费，是一个异常庞大的数字。”马志英说。从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出席人员的级别，可以看出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蒲长城特别提出，食品安全“关乎国家的社会安定，关乎我们经济发展的全局，也关乎我们这个民族的形象”。

但问题是，头顶数个部委，中国食品安全事故还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在马志英看来，目前这种事后检查的管理方式，也是食品安全管不胜管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从已经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看，问题总是出现在食品生产的最初环节。投放三聚氰胺的是奶贩子，海南毒豇豆风波出在种植环节，猪肉、牛肉注水也发生在进入市场之前。食品生产源头，是风险最高的地方，但也同时是管理最为薄弱的地方。马志英认为，在生产分散的现实条件下，更需要将食品安全监管重心，向食品生产源头倾斜。目前将监测放在食品链末端的做法，不仅难以消除源头隐患，也更容易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失去信心。

相关政府部门当然也早已意识到监管靠前的重要性，但在一些地方，责任部门显然还没有把食品安全监管当做头等大事。河南省审计厅的一项调查最近被曝光，调查发现，本该用于食品安全监测的专项资金，被各级部门挪作他用。河南是农业大省，为保障食品安全，近两年，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安排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项目2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2亿多元。调查显示，从省农业厅到县农业局，专项资金都有被挪用的情况，这些钱变成了车子或者房子。因为资金挪用和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一些已经建成的项目，也不能发挥作用，成为烂尾工程。

“如果人心坏了，食品安全怎么好得了？”彭瑞衍的话透着焦虑，听起来也有些悲观。他又拿一个家庭的厨房做了比喻：烧饭人是需要有爱心的，他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人。给我们所有人“烧饭”的，是食品行业的每一个环节，所以，用“爱心”来要求食品行业的从业者，决不是矫情。



高价买命

有这样一些都市人，他们愿意花高价买更健康的食物，他们愿意下地种菜自给自足，他们自称用力所能及的方式，逃避着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记者/黄 祺

妈妈种菜团

一个家庭里，谁最操心食品安全？毫无疑问，是每天为家人料理三餐的女主人。

翟敏就是这样一位女主人，特别是有了女儿以后，翟敏把很多的心思，花在家里的餐桌上。为了让家人吃到放心而健康的食物，她不厌其烦地“折腾”，尽她力所能及的本事，捍卫家人的饮食安全。

从好几年前开始，翟敏对菜市场上销售的蔬菜、禽肉，疑虑重重，她的担忧过去主要来自媒体的报道。最近，翟敏得知女儿的同学里，有八九岁女孩被诊断为性早熟，这样的消息，更是巩固了她心中的担忧。“鱼是激素喂的，猪是瘦肉精养的，蔬菜里有农药，反季节蔬菜要用激素，真是吃什么都不放心。”

不放心怎么办呢？一家人三餐总不能少。最初，翟敏拿出求人不如求自己的巨大决心，在自己小院和阳台上种植蔬菜。她以照料花花草草的姿态，照料着阳台上的番茄、青椒，但效果却不大好，“毕竟地方太小，种不出什么来”。意识到地盘局限，翟敏开始谋求更大的种菜空间。

通过网络，翟敏发现了一种租地种菜的模式，上海郊区嘉定一家农户，愿意出租土地给城里人，一年租金800元，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翟敏租了地，把更多的时间和热情投入在种菜上。一到周末，她就忙着开车奔向嘉定，时常带上有耕作经验的父母，提供现场指导。“我当然没种过菜，但家里老人会啊。”翟敏很幸运，拥有具备农村生活经验的家人，一心培养女儿上大学的父母大概从未想过，这个从事国际贸易的新上海人，还会有一天向他们讨教种菜的知识。

翟敏在嘉定的“地主”是“甩手掌柜”，除了帮着浇浇水，地里的形势一概不管。种菜可不是朝三暮四可以糊弄的活，如果不使用化肥、农药，更是需要搭上不少人工，费时费力。再加上翟敏经验和技术有限，嘉定的菜地经营实在不怎么样。“长得不好，蔫巴巴的。”地里品种不少，什么丝瓜、南瓜、菠菜、萝卜一应俱全，但品相实在上不得台面，也不够翟敏家餐桌的需求。

因此，翟敏还得购买蔬菜弥补不足。“去超市买有机蔬菜，价格的确贵。”超市有机蔬菜的价格，是普通蔬菜的数倍。翟敏偶尔也去菜市场买菜，买回来用一种外国品牌、有除农药作用的清洁剂浸泡15分钟，一丝不苟。

眼见嘉定的菜地供不应求，翟敏又开始新的探索。现在，她参加了一家田园俱乐部，成为会员后，得到一片60多平方米的土地，平常由农场工人帮助种植有机蔬菜，俱乐部每周送菜到家。会员得闲的时候，也可以到农场亲自下地，一边是为了找个乡野放松心情，一边也可以监督农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机种植。会员年费近3000元，翟敏定了2份，也就是6000元，每周两份菜4口人吃不完。

现在，俱乐部送来的菜成了翟敏家餐桌上的主要来源，算下来，每月蔬菜花费500元。跟一般从菜市场买菜的家庭相比，翟敏家蔬菜的花费可能是其他家庭的2倍。不过翟敏认为“值”，只要能让全家人健康，这点代价算什么呢？除了蔬菜，肉类一定买品牌的，鸡蛋呢，翟敏则依靠自己的判断，向一名江苏农妇订购。农妇是翟敏在菜市场偶然遇到的，一脸本分，翟敏相信她售卖的鸡蛋是真正的草鸡蛋。价钱谈好10元钱一斤，比市场上号称的草鸡蛋贵上三四元。

跟翟敏有一样想法的都市妈妈不在少数，翟敏参加的俱乐部负责人苑柠告诉记者，他们的会员大多与翟敏类似：年轻妈妈、家庭收入不错、对家人健康非常重视、对食品安全顾虑重重。苑柠的农庄没怎么打广告，靠着妈妈们口口相传，会员增加的速度超过了他这个老板的预料。一到周末，俱乐部的农场里，俨然是妈妈种菜团的天下。

吃上的贫富差距

另一位会员赵平人到中年，常常呼朋唤友地驾车下地。在姐妹淘里，她简直就是一个健康饮食的义务宣传员，她宣扬的中心思想是：为了吃得健康，多花点钱不算啥。

赵平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大多数来自她的国外亲戚。“我们家在美国、日本的亲戚回来，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潜移默化中，赵平也越来越不放心国产食品，现在，除了农庄提供的有机蔬菜，其他的食物尽量选购进口产品或者国外品牌。“过去穷，什么便宜吃什么，现在有能力了，健康最重要。”

三聚氰胺等牛奶安全事件后，赵平一家基本把牛奶也“戒”了，偶尔喝一点，要么从国外带奶粉冲调，要么从电视购物里订购进口牛奶。“前几天电视购物的牛奶断货，我家好久没喝牛奶了。”

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彻底击溃了很多人对自己辨别能力的自信心。名牌又怎样，“三鹿”曾经也享誉全国；“省优” “部优”又怎样，多少认证给钱就能买。信任崩溃后，一些人只好把价钱看成唯一“靠谱”的标准。“便宜没好货”——这尽管不是真理，但在食品安全无所适从的现实状况中，有那么一群人，宁愿相信它。

“如果端上来一块20元的牛排，我是不敢吃的，要知道，我们去超市买来的生牛排，就要好几十块钱一块，20元的烧好的牛排，用的是什么肉啊？”谢敏是上海一家希腊餐厅的老板娘。与中国菜相比，西餐讲究少用作料、原汁原味，对品相的要求也很高，如果牛肉注水，煎烤的过程会让牛肉缩水变形。就算老板娘想买便宜牛肉，艾丽娅餐厅的菲律宾大厨也不会同意，这位固执的大厨从不给老板留面子，在他看来，如果端上桌的牛肉“缩水”，就是砸了自己的招牌。讲究的原料也让菜品的价格水涨船高，像这样的西餐厅不是人人吃得起，高价的原料也不是一般家庭天天可以享用——这是残酷的现实。有人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现实，但看看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为何他们大多集中在中小城镇？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协会4年前曾做了一次调查，他们从全市十几个早餐小摊点上买了油条样品，送到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发现90%以上的油条铝超标，严重的甚至超标10倍以上。铝超标的食物可能引起老年痴呆，还会影响儿童智力发育。上海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事后得知，相关部门对永和豆浆、新亚大包、肯德基等大型连锁食品企业抽查的结果显示，这些品牌企业油条铝超标情况很少。

传统上海早点被叫做“四大金刚”，油条名列其中，上海有上千个早餐摊点，有一种说法是，每天约有20万人吃油条。散落在街角、菜场的油条摊销售量大，还是餐饮连锁店销售的油条量大，我们没有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早餐摊点比连锁店便宜至少一半的价格，对收入不高的普通百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要便宜就吃不到好油条？这听起来是一个可悲的消息，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业内人士介绍说，油条中的铝来自发酵粉中的明矾，市面上已有销售的无铝发酵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无铝发酵粉目前的价格要比传统发酵粉略贵，但一旦得到广泛应用，规模效应会让这种发酵粉价格逐渐降低。也就是说，如果油条摊点能够使用无铝发酵粉，可能会略微提高油条价格，但与健康代价相比，这个涨价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问题是，油条摊的事儿，该谁去管呢？”

没人管就自己管吧。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吃进各种可疑物质，那就想办法将它们排出来，于是乎，像张悟本一类廉价的排毒江湖术士，嗅到了广阔的发展机遇。“把吃进去的病吃出来”——张悟本的口号直接叩响了民众焦虑的心灵之门。

吓出来的商机

有需求就有商机，既然有那么多人愿意“高价买命”，满足这种需求的各种产业也就应运而生。

最近几年，超市里“有机”产品的货架越来越大，连身在其中的从业者，也禁不住感叹有机农业发展的速度。“有机农业”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不过在很多起步较早的国家和地区，有机农业用以吸引顾客的卖点，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

从事有机农业的台湾人曹多柔就有明显的感受，这几年她每年到上海考察市场，发现市场上有机农产品的品种越来越多，生产商数量也快速增加。在台湾，曹多柔的农场通常去白领集中的大都市写字楼做营销，因为白领们关注环境，他们宣扬的是，有机农业不会污染生态环境，选择有机农产品，是为了把清洁的家园留给子孙后代。

而在上海，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有机产品，图的是安全，有机食品的吸引力在于，吃进肚子的东西没打农药。

趁着大众对食品安全担忧之危，有机农业迎来了“大跃进”。苑柠介绍说，上海地区的有机农业企业，大概有几十家，拥有二三百亩土地的大规模企业，也有近十家。记者在上海郊区一家大型有机农场看到，这家农场除了有机蔬菜以外，还养殖鸡鸭和猪，号称使用有机饲料，价格当然也比一般产品贵很多。

目前中国有机农作物与普通农作物的价格差距，高于很多国家。德国的有机蔬菜比普通蔬菜贵20%，台湾的价差在60%-70%，上海市场上有机蔬菜比一般蔬菜要贵2-5倍。尽管如此，有机蔬菜还是越来越被消费者接受。“从2000年起，我们的销售额每两年翻一番。”这家有机农场负责人说。现在，这家农场每天生产有机农产品3吨，主要通过大型超市卖场销售，送菜到家的服务则只针对VIP顾客。

在快速发展的有机食品行业内，相关的服务也随之诞生。一家叫做“智耕农”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家机构的工作，是搭建有机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教育并帮助消费者选择可以信赖的有机农产品。事实上，面对琳琅的有机农产品，很多消费者无法相信它们真的“有机”，多种多样的认证也无法取得消费者的信任，这家机构事实上是在认证之外，试图建立消费者的信任体系。

超市卖场，如今也把对食品安全的保障承诺，作为同业竞争的新武器。在上海一家卖场里，把一包冰冻童子鸡放在自助终端机上扫描条形码，终端机屏幕上就会显示这只鸡的所有生产信息。“养殖户：杨小华。养殖地：江苏东台许河镇东进村”。屏幕上有杨小华的照片：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自家鸡舍外。除此以外，水质报告、饲料检测报告、包装材料证书等资料的扫描文件，也能够通过终端看到。

这套系统被叫做“可追溯查询系统”，由麦德龙所属的麦咨达创建。负责人罗爱军介绍说，为食品供货商建立生产、物流信息网络，目的是让食品从生产到餐桌的过程透明化。“透明不等于安全，但透明可以保障安全。”罗爱军说。

在已经远去的“熟人社会”，你家做的包子卖给隔壁家的孩子吃，你一定会考虑食品安全。而现代社会，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距离如此遥远，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给监督和双方之间的信任带来重重障碍。生产信息的透明化，相当于把消费者搬来做生产者的邻居。

欧盟已经要求所有食品实现可追溯。“可追溯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追溯到源头，并把不良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罗爱军说。除了透明的可追溯系统，麦咨达还对供货商进行管理。“比如你的农地有多少面积，应该买多少农药，农药用完后标签和瓶子必须回收，我们通过回收包装对农药的使用进行监管。”

“可追溯查询系统”投入数千万，在企业看来，保证食品安全已经是一项“值得”的投资，对于越来越成熟的消费者来说，价格已经不是选择商家的唯一标准，食品的安全保障，变成了重要的选择因素。

当然，像这样的超市，顾客大多为中高端饮食业商户。而且，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从超市里采购食物解决一日三餐，成本也会高很多。这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的可恶循环中：“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高价买命是一种无奈之举，价格不应该成为食品安全的拦路虎，再穷的人，也应该有权得到安全的食物。


激素吞噬童年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儿童已较普遍地受到EEDs的污染，而性早熟患儿受其污染的程度则要严重得多，证实EEDs是儿童性早熟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记者/应 琛

“小大人”越来越多

8月27日下午，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门口热闹非凡，这里设立了诊断儿童青春期发育异常的专家门诊。候诊区的长椅上坐满了家长，婴儿的啼哭声和孩子们的吵闹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场面常年如此，求治的患者中儿童性早熟和矮小症的患儿占了绝大多数。

“这里不仅有上海的孩子，外地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莹莹的妈妈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她在给女儿洗澡时，发现莹莹的乳房有些凸起。当时，她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最近莹莹老是嚷着胸脯疼，联想到早先的“早熟门”，她便赶紧带孩子来了这里就诊。

莹莹的块头一直要比同龄的孩子大一些，而今年一个暑假的时间里，她的体重也从30公斤长到了35公斤。“我们刚刚做完骨龄检查，医生说我女儿的骨龄要比实际年龄大近两岁。”莹莹妈妈说，带着女儿来医院看生长发育门诊，才知道现在有早熟现象的孩子这么多，不但专家预约要等很长时间，连B超，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做。

性早熟是指女孩8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或10岁以前出现月经初潮，男孩在9岁以前有第二性征发育，睾丸容积≥4ml。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门诊中，大多数就诊患儿年龄在6到8岁，女孩多于男孩。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黄晓东介绍，真性性早熟的表现，与正常的青春发育过程一致，女孩在乳房增大后，可出现阴道分泌物，阴毛腋毛生长，初潮等，男孩则呈现外生殖器的增大，阴毛腋毛生长，喉结凸现和遗精。同时还伴随生长加速，骨骼成熟加快，体形变化，如男生肩部增宽，女生臀部脂肪聚积等。

自1960年代开始，世界上就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儿童体格发育和青春发育年龄提前的趋势。从1959—2000年40年间，中国女孩初潮年龄从14.38岁提前至12.33岁。上海1950年代为15.9岁，1990年代提前至12.75岁；北京1960年代为14.5岁，1990年代提前至12.6 岁，而广州1990年代为13岁，2006年已提前至11岁。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少年卫生教研室与复旦大学儿科医院曾于1998年联合进行过儿童性早熟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地区儿童性早熟的患病率为1%，如果上海有300万个孩子，大概就有性早熟患儿约3万名。

真凶还是疑凶？

导致假性性早熟中最常见的是误服避孕药。“农村的孩子因为误服避孕药，产生性早熟的情况已屡见不鲜。”

关于前段时间圣元奶粉“早熟门”事件，上海市中医性早熟特色专病诊治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医科主任俞建表示：“至少厂家没有作案动机，外源性的雌激素没有意义，既不能改善味道，还要增加成本。奶源中含有激素的情况不好说。”

“大环境是这样，好像每个孩子都或多或少受点影响。”莹莹妈妈说，她一直比较注意莹莹的营养均衡，并没有常吃洋快餐，也没有随意服用保健品。“早熟门”之后，她现在特别怕食物中含有激素：“我准备让她平时再尽量少吃鸡肉、牛肉，多吃蔬菜。少喝饮料，多喝水。”

迄今为止，现有的研究还没有为肉、奶产品中激素的残留对健康的危害提供确实的证据，但要作出外源激素和人体健康无关的结论，同样需要大规模的对照研究。同时，至今国内外都没有进行过有关发育期女孩性早熟与食物中的激素有关的大规模研究。

儿科学普遍认为，性早熟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是遗传因素与生活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许多家长认为吃洋快餐就会导致性早熟，这是一个误区。洋快餐之类的垃圾食品可能造成性早熟，未必是因为其中添加了激素，而是因为它有增肥的作用。长期吃这些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本身就会导致发育提前。但这也跟人的体质有关。每个人的遗传基因背景不一样，对同样东西的敏感度也会不一样。同样是吃洋快餐，很多人也不会性早熟。有人因胖过头，反而引起了青春期延迟。”俞建解释道。据相关数据显示，儿童不论年龄多大，只要体重达到35到45公斤，就达到“性成熟启动的阈值”。

活在激素中

在黄晓东看来，现在的环境是一个被雌激素污染的环境，“我们暴露在雌激素的环境下已经很久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家已发现植物性雌激素数十种。很多天然的植物性食品都含有雌激素，比如我们常吃的大米、大豆、芝麻、豆浆、红薯、柚子等本身就含有植物雌激素。在一些营养品，如雪蛤、蜂王浆、羊胎素中也含有雌激素。但这些雌激素含量和人工注射到动物身上的激素比起来，它们相对安全。

近年来，国内医学界开始注意到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存在和不良影响。媒体的报道中，喜欢将这类起恶性干扰作用的物质称为“环境激素”。

“比较专业的名称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EDs)’。”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西医综合研究员，长期从事儿科内分泌疾病的高级专家蔡德培纠正道，EEDs是环境中存在的能干扰人类或动物内分泌系统诸环节并导致异常效应的物质。环境污染，特别是由洗涤剂、农药及塑料工业向环境排放的物质及其降解产物可产生一系列的EEDs。“EEDs可以有一些潜在的激素的活性，但不是真正的激素。它能和人体内的激素受体结合，引起类似激素的活性。但首先要强调，这种活性是比较弱的。现在的问题是，环境中不是只存在一种东西的污染，同时存在几十到上百种污染物，它们之间会发生协同作用。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要强得多。”

EEDs，例如废气、废水、废渣、农药等，这些当年排放的或者现在治理得还不够的污染物，在环境中客观存在。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或从这种水中捕捞上来的水生生物，以及进食了受污染的土壤上长出来的植物，人体内就可能会含有一定量的EEDs。

“但是这并没什么可怕，不必造成恐慌。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会有，只不过浓度比较淡。EEDs与儿童性早熟的确有一定的关系。但必须要说明，凡是发病的孩子，首先其接触EEDs必定相对较多。其次是个体差异所致，患儿的基因背景与正常孩子不同，他们对EEDs的敏感性明显较高，这点非常重要。”蔡德培说。

早在几年前，蔡德培就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引致儿童性发育异常的机理及其中药治疗研究》。该研究首次对正常儿童及性早熟患儿血清中多种EEDs的含量进行了监测，并与患儿生殖器官病变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经过对较大样本的性早熟女孩和正常女孩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儿童已较普遍地受到EEDs的污染，而性早熟患儿受其污染的程度则要严重得多，证实EEDs是儿童性早熟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在已经被确认为EEDs的上百种物质中，由洗涤剂、农药及塑料工业等向环境排放的物质居多，其中农药就多达数十种。“国外已有大量的文献报告，大多数种类的EEDs往往同时具有拟雌激素作用和抗雄激素作用的双重活性。在女性EEDs可作为假性性早熟的直接病因，而对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提前启动的真性性早熟患儿，EEDs则可成为其发病的重要促进因素。”蔡德培说。

吃什么，怎么吃？

相对于成年人，儿童对食物中残余化学物质的抵御力差很多。医学专家担心，由于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水平很低，所以一点点小的增长就会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影响。

俞建表示，性早熟可能带来的危害，首先是身高问题，其次是由于心理发育落后于生理发育带来的压力与恐慌。不过，在俞建做过的研究课题表明，性早熟在对儿童心理产生的影响上，男女会有截然相反的作用。女孩的负性作用较多，经常带有害羞的表现；男孩往往则产生正性作用，认为是有男子气概的表现。因此，不同性别的孩子产生的性早熟，心理上要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

此外，性早熟还会带来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从长期来讲，性早熟的孩子成年后生育能力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女孩在出生之后，她能成熟的卵泡数其实基本定好了，一生中只能排三百多个卵子。女性发育早，绝经期也会相对提前。另外，还会造成月经不调，怀孕的几率降低等问题。

“有研究认为，性早熟的人患乳腺癌的几率比一般人高。这或许跟雌激素分泌得过多或者接触得过早、过多有一定关系。”俞建说。

同时，黄晓东还提醒家长，现在社会比较复杂，孩子发育早了，可能成为性侵害的对象，家长在这方面要多指导孩子，帮助孩子提高防护意识。

在生活中如何避免外源性激素的过量摄入，如何预防性早熟的发生？专家建议，第一，家长要多关注孩子，早发现，早治疗。第二，不要让孩子服用保健品、滋补品。第三，各种各样反季节的水果和蔬菜尽量少吃。第四、避免营养过剩，纠正专吃肉类的偏食习惯。

同样的路，欧美如何走过

美国和欧盟国家并非生而就是“世界上食品供应最安全的国家”。类似的“食毒时代”，他们也经历过。

记者/邵乐韵

从屠场出发

1906年以前，美国几乎没有对国内生产的食品药品进行监管的联邦法则。一部扒粪文学掀起了革命的开端。

1906年2月，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面世，以立陶宛来美移民日格斯一家在肉联厂打工的悲惨生活为主线，揭露肉联厂工人非人道的劳动状况，“本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从腌肉车间里取出的猪肉常常发酸，就搓上苏打粉，去掉酸臭味，经过化学处理，需要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就能有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然后卖到自助午餐柜台上去。有‘五香火腿’、‘红焖松鸡’、‘红焖火腿’。做火腿有巧妙的机器专门灌注盐水。

“凡是已经腐烂得再也不能派任何用场的臭肉，连同地面铲起的渣滓一道，用来制成罐头，或者剁碎制成香肠。已经生霉发白没人买又运回来的食品，用硼砂和甘油处理之后，又作为原料重新制成正品。”

这不是疯狂的臆想，是辛克莱在芝加哥屠场生活七个星期、观察体验肉食生产各个工序后，搜集而来的大量真实资料。

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看到这令人作呕的描述，总统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

《屠场》导致美国肉类食品消费和出口急剧下降，瞬间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关注。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当年6月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由此进入了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化的新时代。

1927年，美国农业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下属机构：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组织。1930年，该机构名称缩略为“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FDA。

和FDA一起在联邦层面上负责食品安全的，还有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和检验局(FSIS)、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等机构。其中，FDA管辖范围最宽，涉及肉类、家禽以外的所有食品，FSIS负责肉类、家禽和相关产品，CDC对食源性疾病从预防、治疗直至后期研究负责到底。

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陆续通过了近20部重要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赋予FDA更多的职权。FDA专家从原料供应、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确认其生产过程符合法规、食品标签内容正确无误，防止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或防止不准确的标签误导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而一旦出现某种食源性疾病的暴发，FDA也有自信能追溯到疾病暴发的那一天，确定是由哪种食品污染引起的。

对于被查出问题的食品，FDA毫不手软，生产商或销售商都会受到处罚，且要花巨额费用召回相关食品。2002年，由于违规生产药品，FDA对著名的先灵葆雅制药公司开出了5亿美元的高额罚金，堪称FDA惩处纪录之最。

谁来保护我的健康？

严厉的处罚和有效的食品来源追溯机制，对食品企业形成有力的威慑。因此，近年来虽然美国时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但多数属于疏忽导致的意外。发现问题后，除了FDA强制召回，食品企业也会选择自觉召回。

随着全球消费市场的演变，FDA的职责也在逐渐演变：侧重点从最初的应对问题转向如何防患于未然。FDA的触角不但遍布美国，甚至延伸海外，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机构”。

2008年11月19日，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之后，FDA在中国北京设立了首个海外办事处，负责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食品进行监管，并且帮助中国建设和完善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同年，广州、上海办事处相继成立。

在中国设立海外办公室是第一步，FDA还计划在印度、拉美、欧洲和中东设立办公室。

目前FDA驻华工作人员共有13名，其中8名美国人，5名中国人。他们主要在中国关注3个领域，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驻华办事处的任务之一是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在华开展大量调查工作，发布监测报告。

FDA驻华办事处主任高立麒(Christopher Hickey)在日前接受《亚洲制药新闻》采访时谈到中美在药品调查上的不同：“如果美国FDA要开展调查，我是指在美国国内，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设有调查员，到处都有。这些调查员接到任务后便会着手开始调查，不仅仅是在药品领域，还包括我们所监管的其他所有领域，他们会通过当地的区域性机构上报调查情况，并最终给出调查结果，监察员会对此进行审查，然后由中央政府对最终的监管结论进行审查。

“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总体上讲，这样的组织结构并不存在。比如，对于山东省的调查员所得出的调查结果，SFDA并没有开展任何中央审查程序。这与我们的运作机制截然不同；这样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因此，你也看到了，要管理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高立麒以药品领域为例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至少在中国，事件原因调查显然比有关NDA(支持新药申请)或ANDA(简略新药申请)的调查项目要困难得多。“很明显，当我们主动联络企业时他们会表现出非常不安的情绪，这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或者我们已经发现了证明其产品存在潜在问题的证据。”

从怀疑到信任

欧洲食品安全局也是在“食品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

欧盟是一个由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性组织。起初，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食品安全危机应急处理与预警分析的行动机制以及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和交流渠道，所以在出现食品安全危机的时候，欧盟各成员国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和沟通，损失惨重。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疯牛病暴发流行期，主要的发病国家如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有大量的牛患病并被宰杀，发生疯牛病国家的牛肉及牛肉制品的出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欧洲的食品安全治理由此出现公共信任危机，英国消费者协会曾经做过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3/4的民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不信任政府。

面对欧洲议会对疯牛病危机处理不当而遭受的谴责，当时欧洲联盟委员会承诺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建立新的共同体食品调控机制，并且首次提出创建独立的欧洲食品机构。

2000年，欧盟发布食品安全白皮书，提出了成立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建议，以协调欧盟各国，建立欧洲层级的新的食品法规，为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提供科学建议。

在欧盟执委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努力推动之下，EFSA于200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意大利的帕玛市，主要目的是提供独立整合的科学意见，让欧盟决策单位面对食物链直接与间接相关问题及潜在风险能做出适当的决定，以提供欧洲公民安全高品质的食物；EFSA的成立，也对当时逐渐消失的消费者信心，提供了实质性的保证。

2006年1月，欧盟又颁布实施了新的《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欧盟食品新法规的主要原则是：食品和动物饲料生产者对于食品的卫生安全负有不可推卸、重要的责任，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生产者必须保证其生产的产品是安全卫生的，唯有安全的食品和饲料才能被允许进入市场销售，不安全的食品和饲料必须退出市场。

新的法规还建立了可追溯性的规则，强化了召回制和市场准入资格：所有食品、动物饲料和成分的安全性，都可以通过从农场到餐桌整个过程的有效控制加以保证。

在德国，食品追溯制度应用的一个典型便是为鸡蛋编码。为确保质量，每个鸡蛋上都印有一串编码，这些编码就像是鸡蛋的“身份证”，根据它能查出鸡蛋来自哪国、哪地和哪个饲养场。如果鸡蛋质量出现问题，有关部门可以一直追查到饲养场或鸡笼。

由于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联盟、世界第二大食品和饮料的进口组织和主要全球农产品贸易单位，EFSA与各成员国之间建立24小时快速预警系统机制，互通食品安全的信息，发现和应对食品及动物饲料的安全问题。

2007年，欧盟各成员国共接到有关食品和动物饲料安全7354例，与2006年相比，上升了13.5%，欧盟各国政府及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警觉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2009年，EFSA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国际合作计划，预计在未来5年内，凭着EFSA既有的学术优势和经验与其他国家的食品卫生安全中心(如美国的FDA)和联合政府单位(如OIE，IPPC，EPPO等)合作，进而影响未来国际间关于食品安全评估的决策。


来源：新民周刊

梁知行

烟波浩渺，洪泽湖一望无垠。在江苏省西部，淮河水注入洪泽湖的交汇处，盱眙县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纵横交错。

9月14日下午，盱眙县明祖陵镇。江苏仁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许墅，探查了一番虾塘后对南都记者说，“已经十多天没有捕捞了。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市场，卖不出去。”

7月20日以来，在盛行食用小龙虾的南京市，各大医院陆续接到患上肌肉酸疼症状的病例。经诊断后得出的结果是，患者都得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由卫生部下派的专家组事后得出结论，病例均属“哈夫病”，与食用小龙虾有关。

一时间，各种传闻甚嚣尘上，人心惶惶。虽进入尾市，但来自全国各大水产交易市场的数据显示，小龙虾几乎卖不动了！9月19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中秋节、国庆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温馨提示》中，也特别明确指出，“慎食小龙虾”。

曾风靡大江南北的小龙虾已暂时风光不再。而因此引发的各种忧虑，才刚刚开始。

恐慌来袭

一个名叫“横纹肌溶解症”的幽灵

7月底，食用小龙虾风气旺盛的南京，陆续传出食客肌肉酸痛甚至溶解的消息。这个厄运，也降临到了小龙虾老饕张小灵（化名）的头上。

那是8月18日晚上，张小灵和其他几位朋友聚会于南京一家酒楼，“就专门吃小龙虾。”张说，平时隔三差五会去享用这一美食，当晚，自己吃了10余只后便跟朋友们尽兴而归。

第二天早上，张小灵觉得背部异常酸疼。“我以为是自己平时缺少运动，感冒了。”张说，为了缓解疼痛，中午便去一家按摩店做推拿，“还是没效，睡觉不能平躺，侧着睡觉得胸闷。”为此，张去了医院。

“又来一个。”听了张对自己不适症状的描述后，医生如此感叹。通过对肌酸激酶的测定，张小灵已远远超出正常值（正常标准为26-14国际单位每升），“记得我的测量值当时是640，还有好几个比我高的，好几千了。”输完医生开出的药水后，张就回家去了。

4天后的8月23日，当张小灵浏览手机报时，顿时惊愕：“原来我的病可能跟吃小龙虾有关。”———当天，当地媒体《扬子晚报》刊发报道称，“南京多人疑因食用小龙虾致肌肉溶解”。在这篇最早的报道中，披露病例的症状几乎与张小灵无异，只是程度轻重有别。在南京鼓楼医院，最终将这种症状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

由此，一个名叫“横纹肌溶解症”的幽灵在南京上空盘桓。至9月6日，仅南京市就收治22名患者。此外，武汉、南昌、福州等地亦陆续发现病患；患者最大的共同点，是食用了小龙虾。对小龙虾的恐慌，迅速传到了全国。

爬上餐桌

“盱眙十三香”成了小龙虾产业的助推剂

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小龙虾的故乡在遥远的北美洲。原产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克氏原螯虾，上世纪20年代传入了日本。据可查证的文献资料，1927年，有日本人从美国夏威夷携带了20只克氏原螯虾，准备培育为牛蛙的饲料。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克氏原螯虾在南京登陆。在中国，其得了个“小龙虾”的别名。

“我们那时都不吃这东西的。”盱眙县明祖陵镇仁集居委会沈北组农民沈定先对南都记者说，就算在“三年大饥荒”的日子，小龙虾也“没人吃”。在平时，有一些农民将野生小龙虾捕捞出来煮熟后，作为喂猪的食料。

上世纪80年代初，小龙虾开始被盱眙一带的居民食用。“那时都是野生的。”盱眙县龙虾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建民对南都记者介绍，部分农民从湖畔捕捞到小龙虾后，开始尝试食用。沈定先也佐证了赵的叙述，沈说，濒临洪泽湖的明祖陵镇农民，彼时对小龙虾的做法主要是盐水煮虾，吃法多是蘸酱食用“吃得不多。”沈定先说。

一个历史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国策。作为江苏省贫困县，盱眙经济以农业为主。“那时候大家都在想怎么发展经济。”赵建民说。1987年左右，原名为仁集乡的明祖陵镇，开始出现部分农民少量养殖小龙虾———以此作为家庭经济收入补贴。“大规模养殖，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沈定先说，当时仁集乡党委书记花纯艳为了推广小龙虾养殖，向所在辖区农民推行了如优惠贷款等若干政策。

赵建民向南都记者介绍，第一个力推小龙虾养殖的，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赵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各个地方都在寻找发展地方经济的办法。”赵建民说，如何发展盱眙经济，到赵鹏这一任时，“赵书记已经坐不住了，那时候几乎是全民经商啊，地方也在考虑发展经济。”———最终的结果是，当时盱眙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抓住了泛滥于洪泽湖畔的小龙虾———上世纪90年代，盱眙开始出现专门烧制小龙虾的饭店；赵建民对南都记者说，赵鹏等领导找到“节庆经济”的商机，“青岛有啤酒节，潍坊有风筝节，洛阳有牡丹节，盱眙为何不搞一个龙虾节？”

至此，时任县委书记赵鹏、县长王友富等，开始酝酿发展小龙虾养殖特色产业。尤值一提的是，在以丁香等十几味药材组成的“盱眙十三香”，成了盱眙小龙虾产业的助推剂。“调料像一个鞭炮的引信，一点就把小龙虾这个鞭炮给点炸响了。”赵建民说，有了盱眙十三香，小龙虾的食用方法告别了白灼蘸酱的时代。

十三香小龙虾，盱眙官方开始谋划这一特色品牌。在推广食用小龙虾的过程中，盱眙民间还形成了一首关于小龙虾“食用方法”的歌谣。盱眙县委宣传部的干部李光明，曾向南都记者演示，歌谣如是唱道：

牵着你的手，轻轻吻一口，掀起红盖头，深深吸一口，拉下红裤头，解开红肚兜，拽掉黑线头，一下吃个够。

特色产业

依托着“中国龙虾节”的带动效应，盱眙发展出完整产业链

2000年，中国农历龙年。依照盱眙县官方的策划，时年7月18日，“中国龙年盱眙龙虾节”开幕。

7月19日下午，盱眙举行“千人广场龙虾宴”，这一举动至今仍广为人知并成为历届龙虾节的压轴节目。据地方媒体当时的统计数据，“龙虾节”两天时间里，20余万人流涌入盱眙，小龙虾销售近百吨。

2000年11月，赵鹏调到盐城市任职。接任县委书记的原县长王友富，接过了推广小龙虾经济的接力棒。

次年，盱眙龙虾节冠上了“中国”的招牌。当年，由于《扬子晚报》的加盟主办，第一届“中国龙虾节”因媒体造势开始在全国名声大噪。盱眙坊间有笑谈称，从此，全国人民不再将“盱眙”念成“于台”。

赵建民说，随着品牌的塑造培育，盱眙官方开始有计划地助推小龙虾养殖。2002年，原本种田为生的沈定先，也开始筹资养殖小龙虾。

沈定先对南都记者说，由于得到了政府担保，以前农民较难贷款的银行对虾农开了绿灯。“我贷款2万，自己筹4万，承包了300亩滩涂水面。”

从洪泽湖畔捕捞的野生小龙虾作为虾苗放入池塘后，沈定先便开始等待收成。“不用喂，它们自己长。”沈定先说。

与沈定先想法不同的是，盱眙官方却在费尽心力，培植这一地方特色产业经济。第三届“中国龙虾节”举办时，盱眙官方将会场推广到包括盱眙、南京、上海及浙江金华等四个场地。时任县委书记王友富及其他盱眙官场要员，甚至亲自掌勺为食客烧制小龙虾。

“随着节庆效应的放大，节庆汇聚人气、提高地方知名度等功能一发不可收。”赵建民说，依托着“中国龙虾节”的带动效应，盱眙除了发展小龙虾养殖、加工及配套产品等一整条完整产业链外，还以此发展了旅游、物流等产业。2001年2月，盛产小龙虾的仁集乡撤乡建镇时，其因境内明祖陵而将镇名定为“明祖陵镇”就是官方扩大节庆效应的策略之一。

2004年7月，“中国龙虾节”第一次遭到了媒体的批评。当时以针砭时弊著称的央视《焦点访谈》，在“谁为龙虾节买单”的节目称，盱眙政府为了办节求虚名，“斥巨资搞摊派”。

批评归批评，作为江苏贫困县的盱眙，力推小龙虾产业经济的政策还是得到了江苏省相关领导的肯定。2006年，王友富升任淮安市副市长后，蔡敦成成了盱眙县委书记。彼时，最早在明祖陵镇推广小龙虾养殖的花纯艳，也已是盱眙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小龙虾产业是花纯艳主抓的工作之一。

对于小龙虾产业，蔡敦成总结称，龙虾节的成功在于下好了两步棋：媒体造势和市场运作。当年，盱眙龙虾成为农业部认定的“中国名牌农产品”。贴上“盱眙”标签的小龙虾，也走向了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城市。

也是在2006年，一个名叫许小涛的上海商人，第一次与盱眙小龙虾相遇。许小涛任董事长的江苏仁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如今已拥有盱眙第二大面积（3600多亩水面）小龙虾养殖基地。许对南都记者称，在当年的某一天，许在上海与朋友聚餐，13人吃了3000多块钱的盱眙小龙虾，“人均消费约300块，当时就觉得养这个东西赚钱。”经过了一番考察后，许决定投资小龙虾养殖。

国生长

合肥：“中国小龙虾之都”，盱眙：“中国龙虾之都”，湖北潜江市：“中国小龙虾之乡”

在距洪泽湖约2000米的地方，许小涛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引洪泽湖水注入虾塘。“养殖的门槛比较低，主要还是以经验积累为主”。基地负责人许墅向南都记者称，小龙虾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几乎不需要太多技术投入”。野生的小龙虾，属于杂食性动物。其摄食的范围包括水草、藻类、水生昆虫和水生物的尸体等。坚忍的生命力，不但表现在其能忍受长达四个月的枯水期，甚至连田间的农药都可以抗拒。由于没有天敌，小龙虾像外来的巴西龟、福寿螺等生物一样，只要有适合生存的水域，便可安营扎寨甚至泛滥成灾。

除了洪泽湖，淮河流经的安徽、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一带，小龙虾迅速在河塘沟渠及农田中繁衍生息。由于其杂食的特点，以及其强健的螯足，小龙虾泛滥的地方，水稻等农作物及堤坝深受其害。2003年，知名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看到江西鄱阳县小龙虾泛滥成灾的消息后，决定在当地投资建设小龙虾加工项目，此举一度成为企业家支农的美谈。

“小龙虾的天敌是人，主要方式就是吃。”赵建民说，盱眙成功推广小龙虾养殖，并因举办“中国龙虾节”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被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中国龙虾节”举办后的第二年，安徽合肥也办起了“合肥龙虾节”———除了江苏盱眙，如安徽合肥、湖北潜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等拥有适合小龙虾生长水域的多个地区，都确定了推广小龙虾养殖为特色产业。

2007年6月，中国渔业协会授予合肥市“中国小龙虾之都”称号。最初举办“中国龙虾节”的盱眙县，则在2008年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龙虾之都”的称号。同样是将小龙虾养殖定位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特色产业的湖北潜江市，2010年5月，被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评定为“中国小龙虾之乡”。

与各地运作各种协会授以称号不同，对于小龙虾的生产及销售环节，官方并无专门的监管措施———2003年9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曾印发《出口淡水小龙虾及其制品检验检疫管理规范》的通知，对小龙虾的对氯霉素（抗生素类药，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有害）、硝基呋喃（抗菌药物，可致癌）等农、兽药残留做出规定，以“确保满足输入国的要求”。

前述通知的背景是，2001年11月，包括江苏小龙虾在内的90多批次中国水产品，被进口国检测出氯霉素超标及其他药物残留；2002年1月，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 A ）也针对中国虾产品发出预警通报；同年5月24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农林部通过紧急法案，对中国进口的所有小龙虾和虾类产品进行氯霉素检测。

然而，针对国内市场，官方并无统一的相关规定。明祖陵镇仁和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许墅说，对养殖这一环节，监管部门通常只有水产局和质监局两个部门。“都是随机检测。水产局会过来看看水质，捕捞的时候，质监局会抽查如抗生素、重金属等是否超标。”

在洪泽湖畔的养殖基地，许墅对南都记者介绍，养殖最重要的是水质。“这里的水质，基本是三类水标准。饲料50%以上是水花生、金鱼藻等水草，需要投料时，主要是玉米、小麦和麦麸。”许说，2009年，基地曾发生过小龙虾大面积死亡的事件，后经专家现场诊断是养殖密度过大。“我们将小龙虾捕捞分塘后，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了。”

对于养殖过程中是否会投放抗生素及抗菌药物这一问题，许墅称当下的养殖户已无这一必要。“至于沟里边的，野生的，如果有农药等残留，就不好说了。”———2005年，欧盟对中国出口的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硝基呋喃代谢物等药物残留作出新规定。对此，《扬子晚报》报道称，从江苏出口小龙虾的检测情况看，“达到这一要求十分困难”。2008年，西班牙通过欧盟食品和饲料委员会向中国发出通报称，中国出产的速食虾被检测出含有硝基呋喃。

抗生素等药物残留的问题，并未阻挡住小龙虾产业在中国发展的脚步。据南都记者从小龙虾主产区获得的数据显示，如今，江苏的养殖面积为100万亩，安徽超过60万亩，江西在30万亩左右；小龙虾已成为经济出口支柱产业的湖北省，养殖面值超过了300万亩。

据赵建民估算，小龙虾现在至少每年为盱眙贡献18亿元产值（毛利）。养殖小龙虾之后，沈定先在2007年盖起了两层小楼，沈说，“每年收入12万元左右”。

神秘病毒

哈夫病：“无法解释病因的横纹肌溶解症”

8月23日晚上，沈定先如往常一样坐在客厅看电视。“肯定不是这里的龙虾。”看到媒体披露南京出现横纹肌溶解症的消息时，沈的第一念头是盱眙小龙虾没有问题。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做的当然是第一时间辟谣啊！”盱眙龙虾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建民对南都记者说，“全国有1亿多人在吃小龙虾，怎么别人没问题就他们二十几个人有问题？肯定不是小龙虾的事。”

江苏省海洋渔业局的意见，与沈定先、赵建民等人的判断无异。9月4日，该局专门召开说明会，该局新闻发言人沈毅向媒体通报了对小龙虾的检测结果。沈称，渔业部门的检测表明，“小龙虾本身没有问题”———“对我省5个主产区的10个小龙虾产地使用的3个饲料产品、13个存塘产品及南京惠民桥水产批发市场等9个市场的22个销售产品，共35个小龙虾样品、3个饲料样品进行突击专项抽检，抽检合格率为100%.”

渔业部门表明小龙虾的养殖环节不存在问题后，公众将目光转向了小龙虾烹调环节。“洗虾粉”一时间成为最主要的怀疑目标。由于龙虾在捕捞后身上会带有淤泥等污垢，在2008年前后，全国各地多处烧制小龙虾的饭店，用起了一种俗称“小龙虾”的清洗剂。

现已确证，“洗虾粉”的主要原料之一是对人体有害、工业领域普遍使用的草酸。部分商户在小龙虾烹调环节使用“洗虾粉”的问题曾广受诟病，然而，专家随即否定了横纹肌溶解症与“洗虾粉”有关。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解权说，事件发生后，相关专家对此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基本否定了“洗虾粉”致病的说法———草酸经清水浸泡和高温烹饪后会分解掉。

江苏渔业部门否认横纹肌溶解症与小龙虾有关后，湖北、江西等水产部门也相继召开新闻通气会，并表示各自辖区内的小龙虾“安全可靠”，食客可“放心食用”。与水产部门信誓旦旦的表态不同，南京诊断出横纹肌溶解症后，南昌、武汉等城市也相继报出因食用小龙虾患上横纹肌溶解症的患者。

9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南京宣布有关专家的“初步意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吴永宁介绍，横纹肌溶解症事件发生后，卫生部派专家到南京与当地专家开展了现场调查和采集工作，并协助开展实验室检验工作。中国疾控中心邀请江苏省卫生厅、江苏省疾控中心、南京市疾控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北京市朝阳医院等6家单位专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专家组的意见是，本次所报告病例属于“哈夫病”，与食用小龙虾有关。

吴永宁继而介绍称，1924年，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因食用水产品导致的不明原因的横纹溶解综合征病例，因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哈夫地区，故而称为“哈夫病”（H affD isease，美国又称潟湖病）。该病的临床表现为突然出现严重的肌肉僵硬疼痛，无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发热和肝脾大，部分病人出现酱油色尿液。医学界怀疑，这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

世界上对哈夫病病例最近的记录有：2000年，美国发生了6例因进食水牛鱼导致的哈夫病。2001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也出现9起食用小龙虾发生横纹肌溶解症。在中国，最近的病例记载是在2000年8月上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研究室主任袁云与医师陈清棠合作的论文记载，当年，北京出现些进食蝲蛄（即东北黑鳌虾，与小龙虾同为原螯虾属———记者注）后患上了哈夫病。

在通报会上，对小龙虾是否含有抗生素及受重金属污染而导致患者染病的问题，专家组给予了否认。“致病毒素很可能来自小龙虾个体本身带来的毒素。”吴永宁如是推测。

对于哈夫病，美国医学界至今并未成功分离出病毒，只能将其称之为“无法解释病因的横纹肌溶解症”。南都记者从专家组相关人士得到的最新信息是，目前还没有找到食用小龙虾与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确切关联。

惊恐未消

在2003年，中国的果子狸产业即因SA RS而带来灭顶之灾

对于专家组得出的初步结论，赵建民显得耿耿于怀。“为什么那么多人吃都没事？”赵不止一次地反问，“在盱眙，这个事我们讲是‘一过性’，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然而，市场的反应，却与赵建民的意愿有天壤之别。虾农沈定先对南都记者说，往年在收获季节，小龙虾不愁销路，“每天早上10点多捕捞上岸，捕多少人家就要多少。”自从南京出现的横纹肌溶解症被确认为哈夫病后，“收购的人再也不联系，一天一千多块钱的收入也没有了。”

“卖不出去。”仁和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许墅说，“没法捕，现在没人要。”昔日捕捞小龙虾的地笼，早已收起晾干，整齐地码在岸上。

虽面临尾市，但小龙虾的销售已不如往昔。9月中旬，南都记者在盱眙县城探访，此前小龙虾生意红火的酒店，如今已是门可罗雀。在南京最大的水产市场———惠民桥水产品批发市场，专做小龙虾生意的商户几乎都在哀叹，“只能叫苦啦。”

面对突如其来的哈夫病，南京水产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均表示，以后将加强对小龙虾的监管，确保小龙虾安全地从田间送到人们的餐桌。南京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华文说，“（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小龙虾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和餐饮消费环节的监管，落实索证索票和溯源登记制度，确保小龙虾来路清、去向明。”

9月19日，由农业标准化与食品安全发展联盟、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主办的“全国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原国家标准委农业食品部巡视员张灵光在会上说，小龙虾事件，以及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说明养殖业、散户养殖的模式存在问题。

张说，一个好的标准、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一个被大众接受的标准，可以使一个行业兴旺发达，使一个行业从小到大逐渐增强，同样一个标准可以使一个行业消亡。

在2003年，中国的果子狸产业即因SA RS而带来灭顶之灾。当年，因怀疑SA RS的爆发系因人食用了携带有SA RS病毒的果子狸，在南方等多个省份，果子狸遭到大规模宰杀并停止养殖。如今，其产业已几近沦落。

在前述会议上，与会者发出呼吁，希望从小龙虾育种、养殖、运输、生产加工和餐饮等方面，尽快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产业链的标准化体系。

相关官方部门和行业协会都在为小龙虾打气，但不幸遭遇了轻度横纹肌溶解症的张小灵，自此经历后就心有余悸。“真正原因还没搞明白官方就辟谣，反正我以后是不敢再吃了。”张说，自己对养殖水产品的信任几乎降至冰点。

与往年抗生素污染、“洗虾粉事件”等打击不同，哈夫病或将成为小龙虾产业的幽灵。“要是能养，明年就继续养吧。”明年，沈定先承包的300亩虾塘即将到期，对于来年的小龙虾市场形势，沈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法子的事情，听天由命吧。


记者：上官敫铭

来源：南方都市报

lbx20010

没有一样是安全的！连生命都时时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