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考古资料在古医籍研究中的作用

胆一

考古资料泛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甲骨、金文、简牍、帛书、册卷等文字资料以及各种器物和遗址，中医古籍主要指唐宋以前尤其是两晋以前的传世典籍。这些中医古籍文字古奥，言简意赅，加之年代久远，历经天灾人祸，竹简编绝，文字改革，故散逸毁伤，在所难免，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考古资料与这些古籍产生、流传的时代相距不远，语言文字相仿，书籍制度类似，又较少后人的妄加增削，基本保持了原貌。因此可以用来确定古籍的成书年代，梳理解读古籍的内容，辑复业已散逸的古籍，为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可信的原始资料。古人早就充分地认识到考古资料的价值，并早在汉代即开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但近年来中医古籍研究整理工作却往往忽视考古资料的作用。因此有鼓与呼的必要。

考古资料在传世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考古资料，泛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甲骨、金文、简牍、帛书、册卷等类文字资料以及各种器物和遗址，并不一定非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而获得的资料。传世中医古籍泛指近代以前的古代医籍，主要是指唐宋以前尤其是两晋以前的古代医籍。由于这些古籍文字古奥，言简意赅，加之年代久远，历经战乱毁伤，竹简编绝，文字改革，颇有错简衍脱者，给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而考古资料与这些医籍产生、流传的时代相距不远，因此对古医籍的研究整理工作显得特别重要。
古医籍整理研究利用考古资料的历史概况
古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考古资料对于古医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古籍的研究整理过程中有意识地使用了考古资料。这当然首先是从经学、史学等“显学”、“大道”开始的。如两汉时期的有些学者曾用景帝时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战国时代经书抄本，即所谓的古文经，来校正流行的今文经。西晋时代的有些学者在汲郊(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冢的竹书发现后不久，就用其中的一种编年史，即所谓的《竹书编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在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经学、史学著作的整理研究中，也涉及到“医学小道”的一些内容。如汉代著名古文学家郑玄认为《神农本草经》乃确为上古神农氏所作；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黄帝：“龙颜有圣德，可谓天授自然之体。犹不能坐而论道，故以地黄元年正月甲子，游名山以求神仙，著体诊则问对雷公、岐伯、伯高、少俞之论，备论经脉，傍通问难，以为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虽不足训，然也可对研究《黄帝内经》成书年代有一定启示。
至于运用考古资料专门用于进行医籍整理研究，则要晚得多了。现知比较明确地利用考古资料的，最早的当推唐代王冰整理《内经·素问》。《黄帝内经》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七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各9卷，各为81篇。《素问》到唐时仅存8卷，其中第七卷的9篇已佚，王冰注解此经时，从他老师处得一种秘本，补充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仍缺2卷(至于到宋时补充附于该书之后的《素问遗篇》2卷，显系后人的伪托之作)。《灵枢》一书，原来只剩残卷，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高丽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直到南宋时的史崧，才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加以校正出版。至此才有《黄帝内经》流行本之完帙。
清末以降，随着金石学的发达以及考古学的兴起，古代文物大量出现，其中并包括很多的文字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汉简和敦煌卷子等。同时，照相、印刷等技术的进步，日藏中医散佚古籍的复归，为学者们利用各种考古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清末以来的学者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古医籍方面，取得了很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自上世纪的50年代后，考古事业发展迅速，对整理研究古籍有用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如1954年济南大观园商场地下挖掘出的汉墓石雕、1956年山东微山县出现的汉代画像石刻、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针、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属针具和医工盆等，为整理研究古医籍提供了实物资料。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先后在一些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竹书、帛书、木牍等，如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汉简《治百病方》，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1种帛医书、4种竹木简医书和帛画导引图等，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发掘的竹简医书《脉书》、《引书》等，这些竹木简牍、帛书中，有的是长期失传的重要医书，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的现存最古抄本，价值比过去在敦煌出现的六朝和唐代的古书抄本要高得多。因此，考古资料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就愈来愈突出了。
考古资料有助于确定古籍的成书年代和源流
在医学史和文献研究中，由于缺乏可信的原始资料，学者们在某些古典文献的年代和源流上，长期争论不休。由于考古资料有比较确定的下限年代，有些文字资料没有经后人的窜改，因此可以用作检验某些古医籍的时代和源流的标准。
1确定成书年代成书年代的确定，对于古籍研究至关重要。但由于缺乏有关资料，对有些著作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成书年代难以确定。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无疑给这项工作注入了新鲜活力。我们现在可以断定《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不是黄帝、神农所作而是后人伪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考古未发现原始社会有任何文字，连夏商时代都没有什么医书，殷墟出土的十六万甲骨中，没有《神农本草经》的原文，更没有《黄帝内经》。至西周时还没有什么医药书籍，只有片断的药方。至战国时始有原始的医稿，《内经》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割裂黄帝、神农与两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书至少有部分内容是历代“述而不作”但以口述方式流传下来的黄帝、神农关于医药方面的认识。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介《黄帝内经》时所说：“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难经》也不是秦越人亲手所著，亦非这个时代的作品，而是公元25年左右后人托名之作［1］。
自疑古的学风在宋代兴起以来，有不少传世的医学著作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考古资料为好几部这一类的古籍恢复了名誉。例如《雷公炮炙论》之撰年，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刘宋雷斅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第二，唐末成书(丘晨波《雷斅及其炮炙论》)；第三，宋代成书(李涛《中国医学史大纲》)；第四，五代成书(朱晟《汤药剂型的历史》)。敦煌医卷《张仲景五脏论》载有“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该抄本年代为唐末，故第三、四两种假说可以完全排除。再根据考证《张仲景五脏论》撰年大约在南北朝这一点，唐末假说也不能成立，则刘宋时期雷斅撰写实为可信。再如传世本《伤寒论·伤寒例》也有四种说法，据敦煌医卷《伤寒论·伤寒例》残卷，虽然“张仲景原撰”和“王叔和编著”两说还不能最后确定，但“唐末俗医改定”和“五代高继冲掺入”两种假说可以完全排除。可见疑古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有“小心求证”的艰苦工作基础。
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籍也有很大的价值。如关于秦越人的里籍问题，历代中医学者聚讼不已，莫衷一是。但从微山两城、济南大观园、嘉祥宋山等处出土的“扁鹊针灸图”多集中在鲁西地区来看，再结合《山海经·东山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史记·扁鹊传》等传世文献及历代史学家的观点，扁鹊的里籍乃齐之卢国即今山东省长清县一说比较可信。再如关于张仲景是否“官至长沙太守”一事，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或线索，但1981年南阳医圣祠发现了张仲景的墓碑和碑座，碑的正面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等字，碑座有“咸和五年”四字(即东晋司马衍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虽然尚不能就此断定张仲景任过长沙太守，但至少更多了一条更有力的证据。
2厘定古籍流传源流在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方面，地下出现的时代较早的抄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如以江陵张家山竹简《脉书》与马王堆帛书相对照，便可发现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逸书实际上是《足臂十一脉灸法》和《脉书》两种，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法》与《阴阳十一脉灸法》确是不同的两种书。将上述三书与《灵枢·经脉》相对照，又可发现三书均为《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脉书》稍晚于“足臂”，而《灵枢·经脉》则出现得更晚，由此可以考察经络学说的起源和《灵枢·经脉》篇的源流。
地下发现的有些佚书，有些可能是现在传世古籍的祖本，有些可能就是古代经籍志著录而已经散失的佚书，有些虽然与传世古籍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对了解传世古籍的有关情况也有很大的价值。如《汉书·艺文志》中载录当时存世的医学文献“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分为医经、医方两大类，现除《黄帝内经》一书尚存(也有许多散失)外，其余均全部亡佚。但有不少当时存世的医书，由于刘向、刘歆和班固等人均未见到，所以未著录，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十四种，就是《汉书·艺文志》所没有著录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艺文志中的某些医书中，有几种恰恰与马王堆出土的某几种医书异名同书。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中医文献学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3了解古代医籍制度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的全面考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的早期古书没有专门的书名、不署作者姓名、多以部分篇卷或单篇别行等特征，找到了很多的实证。如《灵枢·经脉》篇，很可能是后人在整理“足臂”、“阴阳”、《脉书》等古代著作后，编入《内经》一书的。而《内经》中的“七篇大论”，也有可能是在《内经》成书以后，而单卷别行的。这也就是使我们对诸如《内经》的作者是谁、内容前后不一致乃至自相矛盾等问题产生迷惑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古书的流传之本、类书引文和敦煌写本等与简牍、帛书对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后的刻印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简牍、帛书本要接近得多。
考古资料在校勘古医籍中的重要价值
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医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逸书，但是跟传世古医籍有某些共同或相似的内容，它们都是用来校勘传世古医籍的极好资料。如人们所知的利用敦煌卷子来校勘古医籍的著名例子［2］：
敦煌医学之P：3287残卷之内容，散见于《素问·三部九候论》中。依据残卷避讳武周新字，可知抄本为唐高宗时期。现通行本《素问》是唐宝应元年(762年)由王冰编次的。该残卷在王冰编撰之前，故可校勘该书，以纠缺误。如敦煌本言“经间之病”，而通行本曰“经月之病”，“间”、“月”一字之误，差之千里；敦煌本载“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通行本曰：“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弹踝诊法”现存本脱文简义，语义不通，千百年来不能正确地应用于临床。
敦煌医学可用以校勘《伤寒杂病论》。P·3287卷可校《伤寒论·伤寒例》。如敦煌本作“夫阳盛者府也，阴虚者脉也，此是两感脉也……两感俱病。”而通行本只有“阳盛阴虚”四字，脱缺简甚，已失原意；敦煌本作“若证不存证疑”，现行本仅作“不在证治”，令人费解。S·202可校《伤寒论·辨脉法》，通过对比，提示该残卷可能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件。
有些出土医书在存世时曾为其他医书转引，有的经多次转引已失原貌。通过考古资料可以校正后来的许多书籍。如我们可以用敦煌出土的《食疗本草》来校正《本草纲目》、《证类本草》的许多内容。《纲目》、《证类》所转引的《食疗本草》残卷26味药物，多有脱误削删，方剂及附注亦不全载。如“甜瓜”条，《纲目》、《证类》较敦煌本少“案经”、“方剂”4个、“附注”3个；“越瓜”条少“主治”、“案经”、“附注”2个，将“不可和酪食”之“酪”误为“醋”字等。考古资料是解读古籍的重要资料
考古资料可以为解读古籍提供有力的证据，并以此为校注、句读、语释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或跟传世古籍有某些共同内容的逸书来解读古籍，这自不待言。即使是跟古籍没有上述关系的逸书和其他文字资料，在解读传世古医籍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在传世古医籍中，有不少通用字和词语由于罕见而不为后人所理解。这些通用字和词语，在一些考古发现的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文字资料里都是常见的、易于理解的，也有一些虽然并不常见但其意义是明确的，或者跟传世古籍对照起来看，意义就明确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对“七损八益”的问题的解决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对于这段文字，历代注家聚讼纷纭，诸种观点不下几十家，但总是从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男子二八天癸至、八八天癸竭作文章。到底什么是“七损”，什么是“八益”，却始终没有解释清楚。直到马王堆汉简医书出土以后，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天下至道谈》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解释，所谓八益，指的是将气功导引与房室生活结合的八种有益的两性交媾活动；所谓七损，指的是七种有害的两性交媾活动，且特别指出：“故用八益去七孙(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长乐。”从内容到文字，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均十分相似。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名老中医之路》一书中，却有许多闻名全国的名老中医仍然对此问题喋喋不休，且坚持以往的观点，这未免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成果也太不重视了。名家大哲尚且如此，其他学识浅薄之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传世医籍中的某些问题，可以根据考古发现文字资料来加以解决。除前所谈的校勘中的一些问题外，在此重点谈一下关于《灵枢·九宫八风》篇中的九宫图问题。《灵枢·九宫八风》中的“合八风虚实邪正图”和“太一游宫图”等，是洛书九数图的演绎，是《内经》中直接引据易理的最明显的例证。但因清人胡渭《易图明辨》曾考证河图洛书为宋人附会之作，易学界长期信奉胡氏之说，不把河图洛书看作汉前古易内容；中医界也就径指《灵枢·九宫八风》“出于《易纬·乾凿度》”，“显然是东汉时代的文字”(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有的甚至认为源自齐梁时医家陈延之的《小品方》［3］。但自1977年7月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洛书九宫图式早在西汉初年以前即已流行。胡渭的考证意见已被推翻，《九宫八风》的成书时间及《内经》受洛书九数方位的影响问题，也就应该重新认识了。
要弄清楚古书里提到的各种医学器物的形制和某些制度，往往需要借助于非文字的考古资料。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便。如根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女尸和1975年江陵168号墓出土的西汉男尸，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的墓葬制度和防腐措施；1963年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针、医工盆等医用文物，使我们对西汉以前的医用工具有所了解；将出土的金针4枚、银针5枚和近年各地出土的砭石、陶针、骨针、青铜针与《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载的九针相对照，我们就可以大体厘定出古代针具的演化过程和具体型制；古代外科刀具，是直接用于手术治疗的医疗器械，自《内经》起历代文献都有一定的涉及和介绍，但未见刀具专论，近年江阴明墓出土的两把医用刀具，使我们对古代外科刀具有了直接的认识。
考古资料是古医籍辑逸复原的重要依据
我国唐宋以前的古代医药典籍大半失传，现存传世本多属辑本，又多有残缺脱误。考古资料的复出，展示了古书的原貌，为复原散逸的医药典籍提供了重要依据。
唐·孟诜撰、张鼎增补的《食疗本草》早已失传，但227味药物，仍全部收载于《证类本草》等典籍中。敦煌医卷S·76(五代前写本)是该书唯一的原抄本，所载26味药物中，12味为孟诜原撰，3味为张鼎增补，余11味为张氏所补原药物内容之不足。近年来谢海洲先生等，依其“体例”模式，以敦煌残卷、《证类本草》等为底本，参考中尾万三辑本而辑成《食疗本草》问世。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成书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原书大约于宋嘉祐年间失传，现仅有逸文散见于历代本草著作和其他文献中。敦煌医卷P·3714背驿牒所记年月，当在乾封元年(666年)以前。该卷抄写仅距原书颁行8年，极近原貌。皖南医学院尚志钧教授，近年依据敦煌医卷和《纂喜庐丛书》影刻日本天平本等，已辑复了《新修本草》。
敦煌医卷P·3822(唐代写本)为唐·苏恭《本草音》唯一原抄本，原书大约在五代后期散逸。P·3655《明堂五脏论》于论述全身血脉之循行法则时，直接引吕广撰《玉匮针经》：“人之血脉，……是热即注风”等90字，该书早已失传。《本草音》及《玉匮针经》两书名传世千余载，均不知其内涵，现尽管仅存片语，我们仍然可以窥一斑略知全貌。
如上所述，考古资料对传世古代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如字典、辞典的编纂过程中，考古资料却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于前人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传世古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常常受到忽视。这对中医古籍研究是十分不利的，也是古籍研究工作中很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目前中医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