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历史背景及其与《内经》、《本经》等古代医籍的学术联系

胆一

（一）．《伤寒杂病论》的学术地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也是在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
它继《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著作之后，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及某些杂病的诊治规律，发展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所创立的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它既适用于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也适用于杂病的辨证论治，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晋代以降，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因此，《伤寒杂病论》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必读典籍之一。
(二)．《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历史背景
1．作者生平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邓县）人。
    据文献推算，仲景约于公元150—219年在世。约生于汉桓帝和平初年，大约经历了桓帝（17）、灵帝（19）、少帝（3）、献帝（30）三个朝代。
林亿《伤寒论·序》载：“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名医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何顒别传》载，张仲景曾“总角造顒”， 何顒谓其“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当为良医”，且“卒如其言”。
曾随同郡张伯祖学医，后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最终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医学大家，相传：“至京师，为名医，于当时，称上手。”
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弃官加乡后，潜心医学，《南阳县志》：张机又得阳励公之传，精于治疗。
弟子有：卫汛、杜度，皆以医名。
2．成书的时代背景
（1）东汉时南阳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西汉中期以后，南阳的宛市即成为全国的六大都市之一，与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等齐名，《盐铁论》称，“宛周齐鲁，商偏天下，富冠海内”。
东汉时，南阳已为鱼米之乡，而其工业以冶铁为主，张衡在，《南都赋》里曾专门就南阳的经济尤其是农业作了介绍。。

到了东汉，南阳更因为是光武帝的故乡而号称南都，与洛阳并称为全国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
此时，不仅因为南阳帝乡多近亲，公候将相、近侍权臣，多为南阳豪强，而由要人引荐者担任中下级官员的也很多，促使其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刘秀重视教育，全国的教育事来都有大幅度的发展， 班固《东都赋》：“四海之内，痒序盈门。”
南阳的学校更胜于他郡，因而也为名士之乡。据各种史料记载，东汉南阳的名士有六七十人之多，这是他郡远不能及的。
张仲景生活在南阳这一特殊的地区，对于其文化知识的陶冶和医学知识的长进是不无俾益的。
（2）东汉时期，祖国医学的理论与临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医药文献方面，《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医经七家，《汉书·平帝记》并有楼护日诵本草数十万言的记载。
从仲景自序来看，当时《素问》《灵枢》《难经》《胎胪药录》《阴阳大论》等医书已在世上广为流传。
从《甲乙经·序》来看，当时专门论述方剂治疗的《汤液经》业已问世。
这样一来，当时中医基础理论、药物学、方剂学、针灸学的基础医籍已经具备，医学的基础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并日渐充实。
再从当时的医疗水平看，也已具备了一定和水平。据《汉书》记载，仓公淳于意已有医案的前身医籍问世；《后汉书》记载，太医令郭玉诊脉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而《华佗传》所记载的华佗诊病的事迹，更说明了当时的临床水平的提高已非汉初时所比，这些无疑给仲景的著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疫疠的流行激励了仲景著书济世的决心
曹植在《说疫气》中形容当时的惨况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
王仲宣《七衰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贫妇人，抱子弃草间，……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


张仲景家族亦未能幸免，正如《伤寒论·自序》中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住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三）．《伤寒论》的学术渊源
其一，基础理论主要继承于《内经》《难经》《阴阳大论》；
其二，诊法是从《内经》《难经》而来，不过其间的脉诊系将《内经》的三部九候法简化为上中下三部（人迎、趺阳、少阴）诊法，并将其与《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有机结合而成；
其三，药学理论系全面继承了《神农本草经》及《胎胪药录》的成果，并在临床实践中予以发扬光大；
其四，方剂主要来源于上古的《汤液经》，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
其五，其诊治疾病的方法则是在综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并充分继承了包括公乘阳庆、仓公淳于意及其老师张伯祖在内的先贤名家的经验而成。
    综上所述，张仲景是在系统总结与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著成了我国第一部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辨证论治的专书----《伤寒杂病论》。它既是对前人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医学术理论的再创造。
（四）．《伤寒论》的学术成就
其一，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运用《内经》以来的有关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病因病机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创造性地对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表现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创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
一是将理、法、方、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并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脉证并重的诊断法则与辨证论治的纲领。
二是处处体现了对立统一法则与整体衡动观。在辨证时，一定要系统、全面地观察患者症状、脉象以及其他方面的动态变化，并运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进行辨证的分析，以明疾病之所在，证候之属性，邪正之盛衰，证候之进退，演变之趋向，预后之吉凶。
三是充分体现了三因治宜的灵活性。其论治，必因证立法，因法设方，因方用药，且方剂不仅有其适应证，而且有其禁忌证、煎服法及注意事项，照顾十分周到。
四是记载了许多功效卓著的方剂。严遵法度，用药精当，配伍严谨，加减灵活，攻效卓著，不仅为多种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药，而且首次全面系统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范例，所以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
五是记载了许多不同的剂型。书中所载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含咽剂、灌肠剂、肛门栓剂等，为中医药制剂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二，《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将东汉以前的 “医经家”与 “经方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克服了“医经家”侧重于医学理论探讨，忽视临床技能研究以及“经方家”侧重临床实践，忽视医学理论探讨的弊端，为后世医家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
   总之，《伤寒论》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不仅为外感病及某些杂病的辨证论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治疗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而后世各个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无一不从《伤寒论》中受到了启发，汲取了营养。
二、《伤寒论》与《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学术关系
(一)、《伤寒杂病论》与《内经》
承《内经》以阴阳为纲，辨表里虚实寒热
继《内经》六气学说，建《伤寒》六经辨证
继承与发展正邪相博的病因观
发扬光大“谨守病机治病求本”的治疗观
灵活运用早期治疗，防治传变的原则
(二)、《伤寒杂病论》与《难经》
全面继承独取寸口的理论与方法
“伤寒” 的概念、诊治原则，受《难经》影响甚深
脏腑补泻，治未病思想，与《难经》一脉相承
1．全面继承独取寸口的理论与方法
独取寸口理论与方法  
寸口三部分位的确立
寸口诊法的具体内容


（1）．根据三部脉的共同变化作总体的推断
在《难经》中，通过寸口脉的共同变化来诊察疾病也是脉诊最重要的方法。如《九难》：“数则为热，迟则为寒”，《十四难》:“脉洪大者，苦烦满；沉细者，胸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沉细夜加，浮大昼加”
《伤寒论》更是把通过寸口脉的共同变化来诊断疾病作为脉诊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平脉法》:“脉有三部，尺寸及关，……变化相乘，阴阳相干，风则浮虚，寒则牢坚，沉潜水蓄，支饮急弦，动则为痛，数则热烦……”。《辨脉法》:“寸口脉，浮为在表，迟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平脉法》:“寸口诸微亡阳，诸濡亡血，诸弱发热，诸紧为寒。”
（2）．根据尺寸脉的对比变化推断阴阳气血的盛衰
《二难》云:“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内，阳之所治也。”《三难》云:“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以后者，阴之动也，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 阳乘之脉也。”
《难经》之论，不仅奠定了以尺寸脉的强弱对比判断阴阳盛衰的理论依据， 而且以例举的形式说明了具体应用的方法。
（3）.根据寸关尺三部的不同变化推断人体上中下三部的病变
《十八难》云:“三部者，寸关尺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头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隔以下至脐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脐以下至足之有疾也。”
《平脉法》首条云:“三部不同，病各异 端，太过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见，终必有奸，审察表里，三焦别焉，知其所舍，消息诊看，料度腑脏，独见若神……。”
(4)．根据指法轻重分候五脏的病变
《难经》根据《内经》肺主皮，心主脉，脾主肌，肝主筋，肾主骨的论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按诊指法的轻重分候五脏的方法。
《难经》 “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合者，肺部也”； “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合者，心部也”；如此类推，以次递加至十五菽之重， 分别诊候脾、肝、肾各部。按指法之轻重虽可分为5个层次，但按九候之法又可大致分为浮中沉3种取法。心肺3、6菽重者，属于浮取，肝肾12、15菽重者，属于沉取，而脾之9 菽重者，属于中取。所以在第四难中又说: “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其脉在中。”
２．“伤寒” 的概念、诊治原则，受《难经》影响甚深
伤寒的概念与分类：
五十八难：“伤寒有几，其脉有变否？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苦各不同。”明确提出广义、狭义伤寒的概念，将湿温、热病、温病纳入到伤寒范围之内。
《伤寒杂病论》将温病学说依附于伤寒体系中，在伤寒中兼述温病，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体系，以统治外感病有治疗。
诊断：
《五十八难》：“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
《伤寒论》：“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
“太阳病，或也发热，……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治则：
《内经》：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难经》：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伤寒例》：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
３．脏腑补泻与治未病的思想，与《难经》一脉相承
脏腑补泄：
《六十九难》：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
《七十五难》：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肝实肺虚，补水泻火，治疗心肝之火有余，肺肾之阴不足之证）
治未病：
《七十七难》：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三)、《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
徐大椿《医学源流》：“张仲景之治病，其用药悉尊《本经》，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
清·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后续》：“张仲景用药之意，悉尊《本经》”。
《伤寒论》用药达90多种，其中70多种主要药物均为《本经》所载。
张仲景对药物功能的认识、组方、君臣佐使的配伍法度、药物的四气五味，以及阴阳和合，七情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等药物学理论的运用，张仲景虽未加专论，但从其运用情况分析，都与《本经》所载吻合。
从药味功效上看继承
《神农本草经》：“麻黄，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
《伤寒论》用麻黄者13方，麻黄汤，大小青龙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少阴篇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升麻汤等等。
诸方中麻黄的功用与《本经》的记载颇为吻合。
《神农本草经》“大黄，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癥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
《伤寒论》用大黄者15方，诸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桃核承气汤、麻子仁丸、抵当汤（丸）、大陷胸汤（丸）、茵陈蒿汤、附子泻心汤、桂枝加大黄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以及大柴胡汤中，大黄的效用与《本经》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它如葛根解阳明经热，起阴气，升脾胃阳气以止渴止泻；用五味子止咳逆上气等等，均体现了《本经》用药精神。
从药物配伍上看继承
《神农本草经》：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时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
据《本经》的相须配伍，张仲景取功效相近的药物同用增强疗效：
如麻黄桂枝相伍发汗解表；附子干姜相伍回阳救逆；大黄芒硝相伍竣下热结。
据《本经》的相使配伍，仲景以两种药物相合，以增强疗效
张仲景方中也如桂枝配以甘草，辛甘化阳，以甘草增加桂枝温阳平冲降逆的作用；芍药配甘草，酸甘化阴，以甘草增强芍药养血柔肝缓急止痛之效。
《本经》曰：“有毒宜制，可以相畏相杀”，
此种配伍方法，在张仲景方中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生姜配半夏，既可杀其毒性，且取和胃止呕，消散水气之效；大枣杀芫花、甘遂、大戟之毒，并防脾土之虚；常以健脾和胃之粳米，监制石膏之大寒，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桃花汤等。诚如徐灵胎所说：汉末张仲景《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遗法，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
从制剂学角度看发展
《本经·序》谓：“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煎者，宜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张仲景继承了《本经》的精华，并创制了煮剂、煎剂、散剂、饮剂、水丸、糊丸、蜜丸、栓剂、灌肠剂等不同剂型，《金匮要略》中还有坐药、酒剂、洗剂、熏剂、膏剂、擦剂以及搐鼻剂等。《伤寒杂病论》不仅导源于《本经》，并在《本经》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创新，使之日趋完善。
从药物立论上看体系
《本经》在论述药味功能时，是从病证特点描述，而不见脏腑、阴阳生理等理论，如干地黄、鳖甲、阿胶等后世称谓的养阴药，只记载“干地黄，味甘寒，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鳖甲，味咸平，主漏下、赤白，破癥瘕、牝疟、五痔。” 而从无论及“养阴”、“滋阴”之说。张仲景用鳖甲，只取其“主治癥瘕、牝疟（疟母）”，也不是用其养阴作用。因此，从理论体系看，《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
（四）、《伤寒杂病论》与《马王堆帛书》
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共14种，其中记载有药物和医方的共6种，即《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十问》。在这6种方药书中，《五十二病方》最为古老，从字体推断，至少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马继兴认为，《五十二病方》的撰年，早于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其它《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从其内容分析，也都是略晚于《五十二病方》的先秦古书。
其中，《五十二病方》，最具代表意义，全书共约15000字，载医方280多个，用药达243种。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疾病共一百多种。
《马王堆帛书》与《伤寒杂病论》有许多地方息息相印，其亲缘关系远比《内经》更近。
从对“痉”病的认识看联系
对“痉”病之认识，二书均做了记载：《五十二病方》记载对痉病的治疗有8处、20余行，其治法有：热熨发汗、内服药发汗、攻下、药浴、外敷及祝由等，尤以发汗为要。
《伤寒杂病论》有关痉病的证治有10余条，也采用了发汗与攻下的方法。但已不用祝由、蒸熨强行发汗等法。尤其是用汗法治疗时，强调了辨证论治，分为刚痉、柔痉，并注意了养阴生津。
《五十二病方》对痉病的形成只提到了“伤，风入伤”，局限于外伤后的风入伤。而《伤寒杂病论》则把各种原因造成的痉病详加论述，且认为其成因多是人体津液被热邪所伤，或发汗太过，或攻下伤津，致使筋脉失去津液濡养而形成痉。治疗采用清热生津的原则，表实用葛根汤，表虚用栝楼桂枝汤，里热用大承气汤，里虚无邪用芍药甘草汤等，处处维护津液，以使筋肌得养，痉挛自止。
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与《马王堆帛书》时代的医学有着一定的联系与继承，但对二书比类而观，又可以看到张仲景对前人经验的发展。
仲景原文指出“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是说《马王堆帛书》中及同期医书所记载的大发汗、灸、熏、熨等强行发汗是不正确的一面，没有注意顾护津液，而造成痉病发生或痉病加重。因此，《伤寒杂病论》中不再有用热熨发汗的记载。
其他例证：
《伤寒杂病论》中的风引汤，很近似《马王堆帛书》诸伤方第一方药，据推测可能风引汤由其变化而来，或者是《马王堆帛书》同期行之有效的方子。其它如用冬葵子治疗小便不利，乌头祛寒止痛治痹痛，烧  散治疗瘥后劳复、阴阳易（体虚热性病）等，都说明《伤寒杂病论》沿用了《马王堆帛书》的经验，而《内经》却没有这些相似的方法和方药，从而证明《伤寒杂病论》与《帛书》有亲缘关系
（五）、《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
据医史学家范行准考证，现存《金匮要略》25篇262方的内容，为《汉书·艺文志》经方11家274卷缩影，张仲景把上述11家经方的精华，集中于《伤寒杂病论》中，故被誉为“众方之祖”。而这些原经方书虽相继亡佚，但其精华却被《伤寒杂病论》继承下来，保存于《金匮要略》之中。
清·徐大椿指出：“其方亦不必尽出张仲景，乃历代相传之经方也。张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耳。” 肯定张仲景方药为历代所传。
《金匮要略》所载内容，以五脏立论，首论脏腑、经络，然后以病为篇，广泛收载各类病证的治法方药，其所载内容如痹、疝、瘅、五脏伤中、风寒热、金疮及妇人方、饮食禁忌等，以其对照《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11家记载，确实显示出一脉相承，为我们正确地研究古典医籍提供依据和参考。
不少学者考证后认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经方11家医书中的《汤液经法》，即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参考的主要方书。晋初皇甫谧《甲乙经·序》指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张仲景广论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皇甫谧与张仲景相错不过数十年，因而其所言“张仲景广论汤液”是可信的。（《汤液经法》世传为伊尹所作，伊尹史载其善烹调，因而发明了“汤液”之法。）
近年来，敦煌医卷《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药》被发现，更证实了皇甫谧其言不虚。
“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味，以应周天之数，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　，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却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运行时间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害之用耳。”
由此可知，《辅行诀》是从液经法中择录的，分析《伤寒杂病论》与《辅行诀》的关系，就可以探知其与《汤液经法》的关系。
《辅行诀》由三部分构成，而此三部分中都与《伤寒杂病论》有关。
第一部分，五脏大小补泻方共计为３９方，其中，药味相同见于《伤寒杂病论》者，有栝楼薤白半夏汤、泻心汤、四逆汤、理中汤、小建中汤五方；经加减变化的有：枳实药散、大柴胡汤、苓桂枣甘汤、枳实薤白桂枝汤、芍药甘草汤、旋复花代赭石汤、大黄甘草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黄芩汤、甘草干姜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干姜附子汤、茯苓甘草汤等十三方。也就是说，三十九方中，共计有二十一为《伤寒杂病论》化载选用。
第二部分为大小二旦六神方。共计十七方。对照《伤寒论》无变化的有：小建中汤、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真武汤等。方证中有加减变化者有：黄芩汤、黄芪建中汤、小柴胡汤、竹叶石膏汤、甘草干姜汤、生姜泻心汤、附子汤、大承气汤。惟有大朱鸟汤、大腾蛇汤没有对应的方名，但已含有小朱鸟汤、小腾蛇汤方证于其中。因此，可以说，张仲景将十七方证全部撰入了《伤寒杂病论》。
第三部分为开窍救卒死方证。共五方，其中启喉以通脾气方在《伤寒杂病论》中撰为瓜蒂散证。
综上所述，张仲景从《辅行诀》所载六十个方证中，撰用了三十七个进入了《伤寒杂病论》，将近占了三分之二，而《汤液经》共有三百六十个方剂，其中多少被选入了《伤寒杂病论》即可推得而知了。而《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楚了。因此马继兴等认为：“本书此节各方与张仲景著作相似，足以证明两者确实同源于《汤液经法》。可以说《汤液经法》是《伤寒杂病论》的原始蓝本”。
（六）、《伤寒杂病论》与居延汉简、武威医简
居延汉简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我国西北边陲居延地区出土的3万余枚汉代简牍。这些简牍是西汉至东汉中期汉王朝屯戍居延边塞军队的文书档案，其中记有疾病和医药的简牍近百枚。
简牍中唯一一枚完整的方药简，即《居延汉简》八九·二○(甲五○九)：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圭，日三夜再行。本方剂药物组成为附子、细辛、苍术、桂枝四药，剂型为散剂，服法“以温汤饮”，日3次，不汗出夜二次，用助阳散寒发汗的方法治疗伤寒病，无论是药物组成、服用方法还是叙述方式，都与《伤寒杂病论》有相似之处。
武威汉代医简于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一座汉代土圹墓中出土。为木质医药简牍，共92枚，题目为《治百病方》，属于医方札记，它包括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的医方30多个，用药约百种。木牍84记载：“建威耿将军方良禁千金不传也”。据考证，医简可能是大约公元37年时耿将军的随葬品。由于其墓葬年代属于东汉早期，因此，与《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比较接近。

武威汉代医简与《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较为接近，二者无论在药物的使用方面，还是药物用量及服法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可比性。它们之间表现出一定时期祖国医学发展的联系，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早期与东汉末年中医学的发展状况。张仲景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开辨证论治之先河，立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法，使方剂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考察其前的医学方书，多是罗列病症，然后写出方，基本上属于验方的记录。在武威医简中也有最初的寒者温之、虚者补之，如医简中“治伤寒逐风方”及治“七伤”的内伤药物，均属早期辨证论治法则的具体运用。“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三十岁以上方”及“治久咳上气汤方”，属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法，但都非常原始。而《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用药，更加注重辨证审因，掌握疾病的发病机理，不是简单地以症状为用药依据，而是依据病机证候，精当化裁方药，处处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同时，张仲景著作中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运用，如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气血津液、辨证体系、病理治则等使用之丰富，理论之深刻，实古代其它方书所难企及。因此《伤寒杂病论》具备了医经、经方医书的双重特性，故而有别于其它古医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