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二度传播

梁知行

【编者按】 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卫生史上的沉重话题。十五年前，“艾滋村”在卖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现，引发良知追问和制度反思，大陆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办法和艾滋病免费治疗政策，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机的传播，并不止于河南的省界线。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其输出半径早已达到周边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遥远的云南、贵州、广西。今年以来，在湖北和更远的湖南，发现了卖血、输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村，当地农民组织队伍到河南卖血，在河南市场整顿后回本省继续卖血，导致艾滋病毒二度传播。虽然大陆在各省建立了数千个筛查站，各地近年来已在进行调查防治，但传播链并未完全掌握和切断。
      河南艾滋血二度传播的后果，眼下仍未充分显现。传播链条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处于蒙昧状态中。

                                                         湖北“艾滋镇”血液传播链
□   记者  邓飞 发自湖北
          有一段时间，镇上连续不断死人，“像鸡得鸡瘟一样，一个接一个死掉”。奇异的是，他们大多不到60岁，属于不应该死的人。每次听到镇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财都会头皮发麻。
他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一根取不出来的针—这些人都去河南卖过血，他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3月8日，金牛镇上飘着雪粒，41岁的朱逢财在一个旅社房间里提及当年卖血史，心存余悸。
    金牛镇是湖北东南的一个农业小镇，东依黄石、大冶，西通武汉江夏、南接咸宁，北邻鄂州，大金、铁贺两条省道穿镇而过，人称“五县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湖北大冶第二医院患者输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这个小镇为中心，又向周边县市伸延。
                                                                  

                                                                      河南卖血史
      朱逢财的家在镇子边上，家境贫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数厘米，很小就出门做泥水工。在武汉的工地上，他认识了同乡的一名腿脚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们回到镇上结为夫妻，租了一个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朱需要四处寻觅赚钱的机会。
一个姜姓朋友说可以去河南驻马店卖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们在武汉坐上火车，来到河南驻马店159医院。朱抽烟喝酒，被查出转氨酶较高，医院拒绝收购他的血，要他戒烟戒酒，降下来再说。
朱发现金牛镇的老乡们很多，几十人在当地租了一大间房子，每隔几天就去卖血，买了猪肝、红糖来补充营养，“他们说这样造血快”。为了争取留下来，朱变成了大家的保姆，帮助他们做饭洗衣，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去卖。
当年的金牛镇辖2个居委会、33个村委会。金山张村的人来得最早，一些能说会道的村民还成为“血头”，除获得血站的奖金之外，还要每次收取卖血者5元“手续费”。
朱逢财回忆，当年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的农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队，争先恐后卖血。卖血者大多和他一样，需要钱给父母治病、交孩子学费甚至缴交农业税费，当年的中国农村赋税沉重，生计艰难。
朱卖了两袋血，交给血头10元“手续费”，拿到了150元，勉强可以应付家乡两个月房租。
有人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令朱害怕，“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财回到了金牛镇，筹集了800多元买了一台三轮车，车厢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机显现，政府整顿血液市场，金牛镇的卖血者们回到了当地，有的继续卖血，有的回归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张村开始不断死人。他们都不到60岁，“像鸡瘟季节死鸡一样，一个接一个死”，医院查不出原因，当地人认为是瘟疫。政府出面将村庄划为禁区，禁止人员进出。
消息传到镇上。朱逢财打听到几个死者姓名后，不由头皮发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卖过血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来到了这个小镇，采集血样—桂在调查河南艾滋病问题时，发现数以万计的湖北老乡在河南卖血，他判断这些外省卖血人也极可能感染艾滋病，将在各自家乡引发新一轮艾滋病危机。
朱逢财和20多位卖血者交上了血样。次年春，朱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报告。
果然是。
朱双手颤抖，把信藏在抽屉里，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终于猜到了真相，两人抱头痛哭。
当年，中国启动对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计划。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个县市跻身中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朱得到了免费药物。
当地对卖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带着疾控中心的人四处寻找其他卖血同伴。一个叫吴电宝的卖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吴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岁的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吴得到救治，但和他们一起在河南卖血的100多人逐渐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乡，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胁的生命，远远不只是这些卖血者。
                                                      危险的输血
1997年3月27日，25岁的张满容被送进地处金牛镇的大冶市第二医院待产。
张的家在距医院约两公里的堰口村。
医生要张做一个付费3000多元的剖腹产，“这样比较安全”，后又说手术失血较多，最好输血，“补充一些营养，产后恢复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张说，她接受了一盐水瓶输血，付费500多元。
2007年，张感冒，又患上结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医生发现她脸上长出了疱疹，怀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医院接受过输血，就马上安排血检。
张不知道的是，大冶二医院因为违规采血、输血，导致了令当地头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财2003年参与的卖血人员调查，是政府对卖血、输血危机摸底的措施之一，但当地公众并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个曾在大冶二医院输血的蔡姓男子无意揭开—蔡感冒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后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镇上，径直去找二医院理论—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二医院医生让他输点血，好得快。
消息传开，在二医院接受过输血的人相继血检。这些人除了金牛镇本地人之外，还来自附近各个县市。
大冶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包括数名“河南卖血者”—他们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当地医院供血。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称，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不够，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
事实显示，二医院曾诱导患者接受“过度治疗”——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输血。
院方称，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2007年6月，张的丈夫袁小群带着两个孩子接受血检，发现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儿子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个。正常人为500个以上。
袁如梦初醒，妻子和两个儿子近年轮番生病，持续不断需要治疗。这个父亲一年在外打工所赚的钱，全部用于给妻子儿子治病。
夫妻牵着两个孩子找到医院理论。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医院签定了一份《医疗事故调解书》，医院在当年12月前赔偿袁家4人“精神慰问金、误工费、丧葬费及医疗事故赔偿中各项费用共计44万元”，医院承担4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但医疗机构须由医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须自愿放弃诉讼，不再起争端和提出其他索赔要求。
这样的协议，大冶二医院签了数十份。但对输血感染者的追踪并不完全，陆续有患者发病后自行找到医院。
苦楚的各方
33岁的大冶二医院医生张爱华（化名）已经不记得医院被砸过多少次。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横幅，冲进医院砸玻璃，还大喊要打死院长。”张说，他们之前都惊慌失措，丢下工作四处逃避。后来，医院建立了某种机制，每每听到喊打声，办公室就紧急通知镇政府，镇里报告大冶市政府。约20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大队防暴队员跳下车，手握自动步枪，维持秩序。
大冶市、镇政府然后出面，组织双方谈判。医院现在设立三种应急模式来解决艾滋病纠纷：一是分期补偿，即每人补偿精神费4万元，前期治疗费按3万元计算，后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00元并承担治疗费；二是一次性赔偿10万元；三是通过法院调解。
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感染，还有多少人冲进医院，医生们每天提心吊胆，“就像楼上的那只靴子没有掉下来。”
最近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叫李凯（化名）。
38岁的李凯是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人，他因为不满医院开出的赔偿，向《武汉晨报》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
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迅速安排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对李凯的报道引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熊志红为组长的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大冶审计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医院已向财政部门借款700多万元，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艾滋病病人赔款、生活困难补助、治疗费等。
大冶市宣传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一直为艾滋病群体殚精竭虑。他们提供的材料称，2000年，该市发现HIV感染者以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29个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将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艾滋病贫困家庭纳入低保救助对象，每年春节市政府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从2005年起，大冶市财政每年投入20万元作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临床受血感染纠纷的赔付，并募捐专项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以及艾滋孤儿、孤老的生活救助，补贴病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治疗及子女入学费用，实施临终关怀。
同时，大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对一”帮扶活动，由副科级以上单位帮扶一个贫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费药物，每个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领取药物，并每三个月集中检测治疗效果和肝肾服药损害。
张说，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再也没有拿过1000元以上的月薪，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
但更苦楚的显然是无辜感染HIV的人。
5岁的袁红（化名）在两岁的时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种中药来对抗HIV。他经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进医院。
因为需要回家取药，父母带着他回家。三轮车颠簸厉害，风很大，孩子紧紧抱着母亲，眼神惊恐不安。
袁家两层的房子只是用砖头、水泥板搭起框架，没有任何装饰，一楼的房间洇湿了墙上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危机在延伸     
大冶市卫生部门多次声称，在金牛镇发现的HIV感染病例均发生在1997年大陆《献血法》出台之前。《献血法》出台后，该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黄石中心血站，再无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试图给金牛镇划上一个句号，静待时间消磨一切，但事情还没有终结。
吴电宝被树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兵—服用药物后开始摸索生产自救方法并逐渐脱贫。2005年成立互助小组，带领病人一起开展生产自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悔恨、彷徨、轻生到治疗、自救、致富”。
2006年，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歧视宣传活动，并赞颂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们种瓜养猪养牛养鱼种优质稻。
吴说，“是党和政府将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发誓要反哺于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财抱怨说政府并没有落实好“四免一关怀”，直到2008年底，他一个月领取的生活补助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财约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车，围堵大冶政府大门。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补助，要求惩罚原二医院的院长—这名院长后调任大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大冶市政府承诺将依照相关程序处分当年的院长，并将每一病人的月补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称，湖北是输血感染艾滋病重灾区，伤痕之深至今并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辩称，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散见互联网的各类资料，足以还原湖北艾滋病严峻格局。
根据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单位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东部的浠水县累计发现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县16个乡镇场（区）、163个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县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随州市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后，该市均川镇被筛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内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随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个家庭，几乎遍及全市所有乡镇。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个血液买卖集散地，除采集本地人血液，还吸引数千湖南人前来卖血。
湖北西部的巴东县，被大陆媒体发现了一个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县已经累计发现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张效武曾承认，1980年代末开始，湖北省约有８万多名青壮年到邻近省份参与地下卖血，经血源交叉感染后，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年，卫生专家推算，湖北全省实际HIV感染者在3万人以上，疫情严重程度在中国排在前10位。在被明确的传播途径中，血液传播居首位，占70．73％，而性传播只占3．42％。令湖北卫生部门迷惑的是，在进行婚检和体检的正常人群中接连发现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这类传播途径不详的人在湖北省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占到惊人的24．57％。
李凯在金牛镇离奇感染HIV，显示了卖血—输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链条。对此湖北省卫生厅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强调打击“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禁止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卫生厅曾发出警告称，曾往河南卖血的人员群体，回到家乡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将导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实表明，湖北卖血者回籍后继续卖血导致新一轮感染的，远不止金牛镇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东北部的大悟县、红安县两地医院自采自卖血液，导致至少50名农民输血感染，农民们写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陈3次自费从湖南到湖北，最后写出6000余字的报告上交中央，获得高层批示。
国家疾控中心成立调查小组，深入大悟县调查艾滋病人情况。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大悟县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其直系亲属每人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办通报称，湖北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达5132例，是2001年的10余倍。卫生厅官员解释说，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占感染总人数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继续布局示范区争取更多资金遏制艾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编写的《全省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显示：全省计有中央重点示范区2个县市、中央和省共建示范区11个县市、国家合作项目示范区14个县市、省示范区12个县市。
但资金瓶颈导致筛查、追踪不彻底，去河南卖血者回到当地，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链条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采用母婴阻断措施，像袁红那样的儿童本可幸免于难。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间潜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财走在大街上，揣了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晚上7点半需要服用的三颗药丸—两颗红色，一颗白色。他和远近的人们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间留存的些许寒意：他长了一个痔疮，镇上诊所和二医院的医生一共打针10多天，就是没有人敢动手来做个小手术。
湖南小村血祸
□   记者  邓飞

        医疗专家一度困惑不解，湖南北部的幽远山区如何和千里之外的河南血祸接上关系，遭遇艾滋病重创。
       雁池乡，和“湖南屋脊”壶瓶山仅一河之隔，距离石门县城100余公里。千百年来，山民们在山谷里、一条清亮大河边建房开地，繁衍生育，如同一个世外桃源。
      1990年代前期，贫困推动村民们成群结队走出大山，通过焦柳铁路远赴河南卖血，最终带回了艾滋病毒。
                        

                                                                                    两个家庭的顶梁柱
       2010年2月24日，三亩池村里还残留着新年喜庆，鞭炮声远近响起。66岁的伍法现坐在晒谷坪上和串门的亲戚聊天，老伴覃荣华在厨房忙活。如果他们唯一的养子伍远星没去河南卖血，今年38岁的他应该和父母妻儿一起，享受初春的暖阳。
       1994年，22岁的伍远星想结婚了，但家里没钱修屋，而没有房子也注定得不到丈母娘同意，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去打工赚钱，伍由此离开了村庄。
       伍远星去了广东、河南等地打工后回村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把孩子交给父母，伍又外去打工，直到2001年，伍远星才建起一栋两层的楼房，贴满了白色瓷砖。
      但2002年，伍感冒发烧，身体发虚，人肿了，莫名奇妙地肚子饱—各种疾病轮番袭击伍远星，晚上更是不得安神—倒下又起来，媳妇给他盖被子，左盖右盖都不是，“反正要依他的”。
      伍被送到石门住院，发现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伍远星死去。此后家人得知伍曾经去河南南阳卖过血，赚了1000多元。
     为了给儿子治病，伍家已经花了两万元毕生的积蓄，现在每人领取每年600元的困难补助。一亩稻田可以提供一年口粮，还可以在一亩六分的山地上种些红薯、玉米，养两头猪。
     覃荣华望着13岁的孙子伍军，“以后只能靠他了”。
    媳妇和孙子没有被感染。媳妇在外面打工，先是在广东，现在据说在上海。公婆说不出她到底做什么工作，但她会定期电话回来，询问儿子的情况。
     三年级起，伍军就开始了寄宿生活，他的两只耳朵和手背被冻得裂口子。因为国家减免了乡村学生的学费，他在学校只须交餐费—每餐3元，一天9元，每月生活费270元。学校知道伍家的情况，每年减免250元。
     伍军带《凤凰周刊》记者去了父亲坟头。隔着一条溪流，不远处是喻家村，各家屋脊遥遥相望。
     “那边还有几个（死于艾滋病）。那头覃家的儿子也死了，跟远星都只隔几天。”覃荣华说，覃家一度责骂说他们家儿子是被伍远星害的。“怎么可能去害他呢？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一起长大。”
     在22年前建造的土坯房前，73岁的老人覃道支正在剖开一根青竹，见覃荣华走进来，愕然，但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掉下泪来。   
     和伍远星一样，覃家大儿子覃事金在河南南阳卖血感染艾滋病，41岁去世。
      在阴暗的房间里翻了很久，覃道支还是没有找到儿子的任何一张照片，但他找到了孙子寄来的照片—覃事金临终前，叮嘱自己13岁的儿子，一定要照顾好爷爷奶奶。儿子14岁就离开了学校，到了南方打工。
       过塑的照片上是一个留着分头、稚气未脱的男孩。他每天在工厂工作12小时，每一年给爷爷奶奶寄来数百元，供他们买油盐。


一群人的宿命


         伍远星的生身父母在8公里之外的琵琶洲村，本姓贺，他的亲弟弟也死于河南卖血。
        2月25日，冷雨淅沥，乳白的雾在群山里流动。
        这个村庄在2004年开始连续不断死人，引起村民恐慌。村主任伍学波借了一台摩托车，带《凤凰周刊》记者进山。在山路上，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外出，见了村长停下车寒暄几句，憔悴愁苦。
       村长说，他就是一名艾滋病人，他的妻子在2009年底去世。
      走过一座用木头铺的桥，山坡上就是贺家。
      66岁的贺财东背部残疾，当年恐怕养不活第三个儿子，就将贺远星送给了伍家，但约定“如同嫁女一样，人还是贺家的”。
       伍远星经常来到生父家里，和四弟贺武松最为亲密。
      大哥贺武纲说，老三老四从河南卖血回来，带回了数千元，极为自豪。他听说后大惊，但弟弟们宽慰说，“那么多人都在卖，没事的”。
2004年，贺武松在深圳打工，总是感冒却总是治不好，接回石门继续治疗。一天，医生悄悄告诉他，你弟弟是艾滋病。
     贺武松被带回家，等待死亡。
      贺武钢在四弟临死时说，弟弟，你得的是艾滋病，没办法的，哥哥和爸爸已经尽力了。





      很多年，贺财东都不敢公开两个儿子的真正死因，他用红布包好四儿的身份证和一张电梯工上岗资格证，放在柜子里。
“两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这就是我的命。”
     对面山坡上，一对姓甘的兄弟也因卖血感染。2005年，石门县疾控中心曾进入村庄调查摸底病患，但未向村委员会开相关数据，村主任也不知道多少村民是HIV感染者和病人。村民们帮助整理出一份死亡名单，在贺家所在小组，一共有6人因艾滋病死亡，7名感染者存活。
    村里大多数人是一个叫徐建云的村民带去河南的，徐由此被叫“队长”。
    徐建云刚好在贺的邻居家里帮助拆除旧房，被村长叫了进来。“卖血队队长”卖血多次，却没有发现感染，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徐相信自己如有神助，讲述当年的故事的时候，不时嚯嚯笑。
     当年，伍远星、贺武松两兄弟还有一个叫贺财波的本家叔叔三人坐上去石门县城的客车，来到石门火车站—它是19年修筑的焦柳铁路上的一个节点，他们各自支付24元钱买去河南南阳的车票，晚上8时登上一趟绿皮火车，第二天早晨8时就到了南阳，然后坐公共汽车到镇平县。
徐比划着，每次抽出两袋血，每袋400cc，60元，他们要在血袋里写清自己名字。约20分钟后，血袋又送了回来，分离了血浆的红细胞通过那枚还没有拔出的针头重新输入体内。
      这个环节是致命的。
    大陆媒体报道称：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河南发现血浆可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制成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利润可观，由此推动发展“血液经济”。
     血站推出一种“单采血浆还输血细胞术”，称采出供血者的全血，通过离心分离其血浆，再将血细胞还输给供血者，是一种安全、对健康没有损害的技术。
    一些专家称，因血浆蛋白恢复较快，1—2周后可再次献浆，可以提高频率，扩大血源和降低成本，单采浆技术被视为献血技术重大革新，扭转了长期血源不足和血浆成本过高的困难局面。
     事后发现，一些血站将数十人同一血型的血液投入一台离心机，分离血浆后又分包注入多人人体—只要有一个人的血液里带有艾滋病病毒，它们将传染给其他人。
    这种危险不为卖血者所知。鼎盛时期，各省农民挤在上蔡县城一个小型血站登记挂号的竟达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444人至500人。
      为提高采血效率，一些血站不消毒、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多人共用一个针头，造成交叉感染。
     徐发誓说他只带人去过一次，他告诉村民们卖血信息也是为了帮助村民致富。村民们对徐也表示了谅解。
      距伍家约三四百米，40岁的聂绪忠也是病人，进而传染了妻子。
     1994年年底，聂领着10多名村民在邻县一个砖厂打工，带着薪水回家过年，在县城碰到了徐建云带着10多名村民去河南镇平卖血。
“这就是命吧。”聂说，他当时不缺钱，怀里还装着几千元，但徐说去河南玩玩，他也跟着去了。
      面对粗大的注射器，聂一直犹豫不绝，最后想“还是卖点吧，起码搞点路费，要不白来了”。
       聂被抽走四袋血，在大门门卫室领取了100元，正好是他回乡的所有开销。
      1996年，聂结婚，随后远出广东打工，直到2007年返回乡村。2008年，聂扛一根木头时感觉不支，差点摔倒，后高烧一退，卫生院一针只能顶两天，最后在石门被诊断为艾滋病。
        2003年，石门县跻身中国第一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聂绪忠等人得到了石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帮助，每月领取依非韦仑片、拉米夫定片和司他夫定胶囊等三种药物。
       2008年的汶川地震波及了聂家小砖房，摧毁了一部分庭院。聂需要终生服药，无法做50公斤以上的体力活。34岁的妻子起床了，却又躺在客厅里的椅子上，蓬头垢面，叹气。

乡村的希冀
         河南血站的问题最终引起国家的注意。1995年，国家对血站进行专项整顿，并在两年后颁布了《献血法》，试图从法律体系上保障血液的安全。
         从2001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共计投资23亿元更新中国318个血站和119个血库的基础建设和设备，并加强血站的准入制度、人员的培训以及统一考核机制，设备管理全部实行技术规程，同时大力推动无偿献血。
       同是1995年，中国各省加强了对各自艾滋病群体的监控。
      《湖南省艾滋病流行情况及监测概况》显示： 卖血人员是湖南省艾滋病流行的高危人群。据调查，湖南怀化、常德、张家界、湘西等地自1980年代末开始有农村人口到河南等地卖血。该报告称，湖南有卖血人员30万人，其中1990年代初曾到河南等地卖血浆在10万人左右。这些人大多集中在焦柳铁路沿线地区，可以很方便到达河南。
       常德市石门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一个省级贫困县，辖20个乡镇（场）、787个村，人口近70万。
        2005年1月开始，石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了一次庞大的HIV抗体筛查，花费3个月时间找到3509名在1997年以前的卖血者，占全县总人口的0.5%，其中1107人在河南南阳、1511人在湖北仙桃，其余891人在湖南本省卖血。
       调查发现，这些人主要是集中在雁池乡周围山区，以20—40岁的女性为主，其中89.17%是因为贫穷，想通过卖血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其余则由于其他原因如好奇、蒙骗。
       2006年，石门又新发现卖血者400多人，还有数目不详的卖血者不愿接受抗体筛查。当年底官方公开HIV感染者和病人67人，比2004年的统计数字增加40人。自2007年开始，石门HIV感染者和病人的最新数据再无更新。
        石门县疾控中心副主任詹代红称，艾滋病毒感染数据未经省中心授权，不能公开。但詹表示，石门县没有一个孩子感染艾滋病，“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石门县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李先平说，国家在着手筹备三线抗病毒药物，尽全力保护这些特殊的病人。
          艾滋病令琵琶洲村很多家庭一贫如洗。“我一直在想什么办法，才能帮助村民富裕起来。”琵琶洲村村主任伍学波说，山清水秀其实是山穷水尽，山区村庄土地较少，且贫瘠，只能养家糊口，年轻人迫于生计一般都出门打工。
         石门一直是中国最好的的橘子产地，村民曾种植橘子。但2006年，琵琶洲村出现大果蝇灾害，政府要求村民砍掉橘树，每棵大树补助10元，小树补助5元。
       实际上，桔子逐渐不被城市居民欢迎。而石门每年出产柑橘40万吨，“能不能卖个好价钱，要看运气”。
        政府鼓励村民种植烤烟，供应数百公里外的常德卷烟厂。但分到农民手里的收入太少，开始遭到农民拒绝。而高寒蔬菜，运输成本过于高昂。
         一群村民商议了很久时间，最后的共识是种植渐受城市居民青睐的油茶。村主任准备向市委书记卿渐伟写报告，要求获取政策和技术等支持，帮助这个村庄休养生息。
          2月26日，雁池镇飘起雪花，寒风凛冽。通往县城的马路两边，随处都可见男女青年背着大包小包等车—宽长的卧铺车络绎不绝把他们送往广东、江浙，外面那个世界吸引着他们，如同当年走出村庄的伍远星、贺武松等人。


来源：邓飞 -- 腾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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