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地图

梁知行

作者：邓飞

江苏



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

（《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

（《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

（《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1/3。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江西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四川


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民主与法制》 2004年报道）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



河南


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


浚县北老观嘴村

（《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


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



广东


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

（《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



湖北


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河北


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

（《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这些县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


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

（《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


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

（《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



安徽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人民网》2001年报道）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湖南


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

（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


隆回县金湖村

（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海南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

（《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


万宁市新群村

（《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陕西


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


商洛市贺嘴头村

（《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浙江


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



山东


肥城市肖家店村

（《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



内蒙


包头打拉亥

（《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



云南


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

（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


天津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重庆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

(《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


台湾


台中县大肚乡王田村

至2007年底，该村一处电信基地台设立约5年，其间有上百村民罹患癌症，患病者更多，居民恐慌到极点。有村民质疑是基地台的电磁波，让该村成为“癌症村”。


来源：凤凰周刊

梁知行

中国上百癌症村悲歌

少女冯亚楠之死

记者邓飞

“这么多年在喝砒霜水。”

看见检测结果，冯军的脑袋像蜂巢嗡嗡响起来。

凄厉的蜂鸣声不能阻止女儿冯亚楠的血液变白，和最终走向死亡。

【钢厂的祸水】
   
17年的时间，不够让村人记牢冯亚楠的瓜子脸型。2007年，她死于白血病。1990年，她出生在河北省大厂县夏垫镇，距离天安门不足50公里。

父亲冯军一度沮丧，他尝试再生一个儿子。4年后，他又多了一个女儿。

违反计划生育给冯带来了惩罚——冯此前在河北武警部队入党、复员，时为镇土地所临时工。他失去了这个身份，不得不离开家门，四处做小生意糊口。
   
1998年，冯军回到夏垫村承包了20亩土地。他花了3年时间把两个取土坑改造成鱼塘，养起鸭子和草鱼。生活的艰辛令这一家人异常团结，冯亚楠生性活泼，立志要考到北京电影学院做一名演员，对家里的活亦能样样上手，深得父亲喜爱。
   
2000年，冯看见马路对面的化肥厂烟囱冒烟了，据说是天津老板把化肥厂改成了河北大厂金铭精细冷轧板带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金铭公司）。冯感觉欢喜，工厂食堂或许能采购他家的鱼和鸭子。

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向好。2001年，夏垫镇被确定为河北省35个重点小城镇之一。2002年4月，这个镇子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为中国4个重点规划发展小城镇之一。之前，夏垫是华北最大的牛羊集散地，帮助大厂县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牛肉生产基地。

但钢厂修起了围墙，铁门紧锁。冯军无法游说他们收购他的水产品，却和他们发生过一次冲突。2005年6月，金铭公司厂房扩建，工地上有大量地下水涌出。金铭公司通过一条沟渠将其直排鲍邱河，沟渠正在冯家西侧，距离不过10米，异味呛鼻，冯军不得不连番交涉。年底，公司转用地下管道进入鲍邱河排污。
   
2006年初，冯发现女儿对最喜欢的炒栗子失去食欲，一问知道是头痛、牙床发肿。镇卫生院怀疑是白血病，女孩转院去北京，确诊为急性白血病M5型，需数十万元医疗费用。

一个大夫告诉冯军，如果没有家族遗传，得白血病往往和环境污染有关——城里孩子大多因为室内装修的甲醛污染，而乡村里的孩子一般是因为环境污染。大人因为免疫力强，则患上其他癌症。

冯发现，白血病和其他的癌症早已在村里泛滥开来，他的女儿是数十例病人中的一个。

【井里到底有什么？】
   
1999年，冯在鱼塘边上打了一口水井，40米深。

现在，他想到了这口井。

井里有什么？

冯决心一探究竟——他的计划是，如果确认井水被金铭公司污染，他就可以找他们索要女儿的医疗费。几十万元的医疗费，没有其他出处。
   
2006年3月底，冯军和妻子找了三个塑料酒壶，洗净，装好水，送往河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廊坊分中心检测——该分中心多次称人手不够，要求冯军自己送水过去。

4月3日，检测报告显示：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送检水样总砷超标2.95倍，总锰超标3.8倍。

冯军感觉脑子嗡嗡响，“原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喝砒霜水”。而医学资料表明：砷、锰等重金属能引起人的头痛、头晕、神经错乱、关节疼痛、结石、癌症（如肝癌、胃癌、肠癌、膀胱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及乌脚病和畸形儿）等；尤其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细胞、脏器、皮肤、骨骼、神经破坏极为严重。

冯马上打电话回家，叮嘱家人不要再喝井水了，并赶紧带小女儿冯伟楠去医院检查。果然，冯伟楠也被确认白细胞增高，血小板降低。两个女儿都得了白血病，冯身上却已没有100元钱。

拿着检测报告，冯军开始向县里控告金铭公司污染水井，导致两个女儿生病。

他从此似乎攀上了一级级延伸的绝望的梯子：

镇上和村上的干部斥责说：“我们都没事，为啥就你女儿有事？”

县信访局的人说，金铭公司现在是利税大户，“政府还指望金铭开工资，你可别折腾”。

县环保局拒绝认可冯的检测报告，称冯有可能在送检的水里添加毒物，所以检测报告没有法律效应，但又不肯重新检测。

官员们反而要求冯交出自己的鱼塘，为金铭公司的扩张让路——此时，金铭公司已经蓬勃发展，需盖建更多厂房。

一份悖谬的通知摆在冯军面前，“不扒房子，不撤出鱼塘，就不给钱，你就没有钱给女儿看病”。

这完全颠倒了冯军起初化验井水的设想。

6月3日，冯军扒光了自己的房子，得到了45万元补偿赶去医院。8月，冯几乎花掉了补偿款，却未能控制女儿的病情，医院说还需要30万元做骨髓移植手术。

冯不得不从北京接回女儿，在村外租了一间房子照顾，出现重大状况就急送北京。冯亚楠恳请父亲放弃对她的治疗。

【另一架绝望的梯子】

冯军仍然开始了寻找30万元的艰辛之旅。

于是他爬上了另一架绝望的梯子。

冯去找金铭公司，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投资商只和政府发生关系，有事，你去找政府。”

因为对官员们的斥责发怵，冯想直接找到县委书记。但他被秘书拦住，秘书发怒说：“你自家孩子生病了，竟然敢找书记要钱？”

冯决定上京“告御状”。

冯很羡慕河北同乡李贵树夫妇的好运气——在火车站巧遇总理温家宝，令白血病儿子的命运奇妙逆转。他曾多次到东交民巷寻找总理，每次都被送到东交民巷派出所登记，后来又去中南海，结果被送到府右街派出所。

如果是重大节日，夏垫镇的官员们会接回冯军。更多时候，冯被派出所放出，又被送到另一个派出所。

女儿的医疗费仍没有着落，冯焦虑却又走投无路，一天要抽掉五包劣质香烟。因为自己村子是联合国的规划项目，冯最后去地处三里屯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告洋状”。有警察警告他不要找“黄毛”，冯辩解说：“现在‘黑毛’都不管事了，我才不管‘黄毛’‘黑毛’，谁管事，谁就是好毛。”

冯被送进了三里屯派出所。
   
2006年9月底，冯找到国家环境保护部，环保部向河北省环保局开具来访处理介绍信，河北环保局批转廊坊市环保局，最后由大厂县环保局接待处理。

冯家水井因为金铭公司工地需要取水，得以保存。10月30日，廊坊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人员对金铭公司的总排口作了检测，但没理睬那口水井。《污染源检测报告》称，金铭公司总排口废水所测“砷”、“锰”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不超标。

冯不忿，指责市、县环保局迫于政府压力，提前通知金铭公司打开污水处理设备，等降低各项指标后再行检测。他的论据是，环保局知道水井一定有问题，故意不去检测。此外，冯发现环保局没有收取金铭公司的检测费用。

当月，演员宋佳去北京医院看望白血病人，和冯亚楠合影留念。“孩子很开心，说等病好了，宋佳姐姐能帮助她学习演戏。”

冯再次找到环保部，状告大厂县环保局包庇污染企业。一张来访处理介绍信再次从北京转到河北省、廊坊市。
   
2006年12月4日，廊坊市环境保护检测站再次作出金铭公司所排污水的检测报告。据检测结果表明，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要求，金铭冷轧板带所排废水中的PH值、氟化物、挥发性酚、锰、砷等各项检测值均符合标准，只有石油类超标2.9倍。

这一次，冯家水井被权威部门首度实地检测。检测报告称：该井井水氟化物、砷分别超标0.9倍和0.04倍，其他达标。

有好心的北京官员私下告诉冯，地方的环保局和污染企业有深刻的暧昧关系，不如找卫生部门。

冯军骑着自行车，转而一次次求助于市县两级卫生部门。
   
2006年12月13日，大厂县卫生防疫站来到冯家水井采样检测。金铭公司4名保安冲上来，当场将冯打得晕死。

冯在镇医院的病床上接到了《检验报告书》，得知自家井水比照《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锰和砷的含量分别超标8.2倍和1.4倍。

金铭公司赔付冯军1万元医药费后，填塞了该口水井。
   
3个部门的4份检测报告，对同一口水井的“砷”、“锰”得出落差甚大的检测数据。河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廊坊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除开人为作假之外，一个污染源在不同的时间段对水井的污染是不同的，相关检测数据也会发生变化。

【侥幸的立案】

2007年，冯军开始跟随一些绝望的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冤，每次都被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成为令廊坊市官员头痛不已的“上访钉子户”。
   
2007年5月，冯军被介绍到廊坊市政法委上访，不胜其烦的官员们当时设想交由大厂县委书记特事特办，拍板先拿一笔钱来救孩子，切实降低该市上访率。官员们反复叮嘱冯不得声张，“要是下游的死者知道了，哭爹喊娘的都来了，市里就惨了”。

私下赔偿的计划最终不被大厂县买账。

女儿的脸渐渐变得透明，冯说他透过女儿的脸看到了死神逼近，却无可奈何，跪在天安门广场摊开女儿和宋佳的合影照片与求助信，但很快被带走。他只能跪在北京的其他街道，乞求路人相助。

有人走过，嘟囔了一句“一个大男人也来行骗”，令冯悲痛欲绝。

一辆能与死神赛跑的车造价30万元，冯军最终没有筹到哪怕一只车轱辘。

2007年6月19日，冯亚楠的血在夏垫镇的出租屋里停止了流动。

冯认为是金铭公司的污染、官员的冷漠渎职杀死了他的女儿。冯决定用他活着的日子，为女儿讨回公道。

优于中国其他地区上访者的是，冯只需一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天安门，容易接触高梯次的部门，退而影响当地。
   
2008年8月，北京迎来了奥运会，冯军避开镇上对他的监控，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北京方面很快叫去河北、廊坊、大厂三级官员将其接回，并强调一定要解决冯的问题。

冯的党员身份、武警出身和为女儿谋取救命钱的单纯动机帮他获得了更多同情，而免去了诸多惩戒。
   
9月，冯军诉金铭公司一案在大厂县人民法院立案。冯的诉状要求金铭公司对女儿冯亚楠之死承担责任，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145万余元。

2009年3月10日上午，冯军抱着一堆报纸、材料走进夏垫镇法庭，头发蓬乱，手夹着一根香烟，肥大的军裤裤裆没有系好扣子，洞开。

女儿的逝去令一个家庭分裂。冯一心要为女儿讨一个公道，妻子觉得他是搬起石头去砸天。几次争吵后，妻子带着逐渐恢复的二女儿搬了出去。剩下冯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

冯军是夏垫镇唯一成功将金铭公司推上被告席的村民。之前，夏垫村一个生产队24户村民因污染问题得不到处理，曾堵住天津老板另一个轧钢厂的大门一整天，每户村民最后获得1000元左右的赔偿费，但遭到了政府“下次一律抓起来”的严厉警告。

法庭立案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冯到街上买烟，被人用衣服蒙住头部，推上一台面包车。行车中冯被一路按住拳打脚踢，开到天津市武清境内后，一脚踹下了车。衣服撕破，鞋也没有了，不得不光着脚走到一个商店报警。

开庭当日，旁听席上空空落落，除了冯的妻子和两名记者，没有第四个听众。

长期的上访将冯军变成了一个能够持续倾诉数小时的人，法官几次打断他，“简单说，简单说”。

金铭公司的律师对冯的指控表示不屑，称冯不能证明砷和锰就是导致冯亚楠患有白血病的直接、唯一原因。该律师还指出“据我所知，一定量的砷还能治疗癌症”。

冯的母亲穿一身大棉袄，眯着眼睛肃立在法庭门口，她担心儿子被来历不明的人从法庭绑走殴打。

【无悬念的诉讼】

3月10日开庭过后，一审悬而未决，但没有人认为冯军会赢。

金铭公司拒绝承认它是当地生态的最大破坏者。相反，该公司在工业园网站上宣称它的理想“不只是追求自身企业的不断发展，而是勇于承担风险，努力保障整个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发展”。

金铭公司所在的夏垫镇成为了大厂县最重要的工业园，2006年3月升级为省级工业园区，规划面积为10平方公里，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入驻。
   
2008年10月，总投资100亿元的“首钢装备制造业廊坊基地”宣布进驻，夏垫镇马路旁的电线杆上挂上“服务首钢，发展大厂”的朱红广告。

大厂县工业园表示对企业的服务还不够，他们在其官方网站上许诺，将全面提高对入园企业的服务水平，对在建项目继续实行“专项专员服务制度”，为项目单位提供全天候无缝隙服务，包括处理信访等。

对发展的渴望和现时经济的不景气，令当地对招商引资愈加痴醉。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声称“房地产商来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引发争议。

至于与村民井水连带的鲍邱河，至今没有提供任何治理计划。冯军相信，如果他赢了这场诉讼，可能导致不计其数的村民效仿将金铭等所有向鲍邱河外排污水的大小企业告上法庭，令一些官员发抖。

他说，他一定会输，但他不会放弃。

冯把法庭陈述变成了倾诉，但倾诉戛然而止。他说到了和女儿的最后一次见面。

2007年6月16日，少女冯亚楠的口鼻开始流血，她神情平和、从容，劝慰哭泣的父亲不要再为她而蒙受屈辱，并请求父亲代她向帮过他们家的好心人当面说一声“谢谢”。
冯军再次去北京求助。第三天夜里，他的女儿走了。

中国近百癌症村或被牺牲  数万因污染致癌病人无力获救治

在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冯军的女儿只是众多污染受害者之一。

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

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
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但一切在2000年后变成记忆。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4个轧钢厂、杨广起2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
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4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
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
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了，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
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是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对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
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
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

最后的地下水
夏垫村开始深刻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
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
“癌症村”包围城市
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近百“癌症村”之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了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就像围绕夏垫村的鲍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多方怂恿的污染
在法学界看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涉及对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冯军的两年似乎展现了一个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无处求助，进而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
200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
女儿逝世后，冯军试图去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被告知一些费用根本不能报销，且一个人一年最高封顶是1.5万元。
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止到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有评论指出，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
对农民集资办医疗，冯军不解:“为什么工厂伤害了人民，还要人民自己掏医药费呢？”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冯军和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3年多过去，对此仍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稍微像样的调查。冯亚楠的经历表明，他们将在黑暗中死去。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至2009年3月，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第四届东南亚与东亚国家环境与健康高层会议上说，环保部将投入更多经费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疾病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
有批评说，即便民众耐心等待环保部门完成摸底调查，拿出数据，但新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大笔救助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在那些注定被抛弃的“癌症村”和冯亚楠这样的癌症患者之外，还有大量替补进入黑名单的村庄和人名。他们等来了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新法和环保新政，却等不及新政实施的冗长时差。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而事实休克。
“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嘛？我们死定了。”夏垫村里专门负责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汉如此哀叹。

来源：凤凰周刊

散仙客

环境很不友好啊

袋袋香

生命创造出了“文明”，“文明”却杀害了生命，悲哀啊。我们的河山，就如同我们的血脉，河山惨遭荼毒，血脉里淌着毒药，长此以往，不等2012，我们就已经先把自己给终结了！“上层人”污了这大好的河山，可以飘飘然移居海外，可怜下层的百姓啊，就只能等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