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瓶大国”----104亿个吊瓶，谁支着？

梁知行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一张绿色的海报异常醒目。在这张一人高的海报上，印着“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几个大字，让人走进感染科的大门一眼就看得到。

　　不过，这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宣传效果。2011年的第二天一早，挂着吊瓶的病人们已经塞满了病床。

　　“假期过去了又要赶着上班，没办法请假的。输液好得快一些。”一个女孩说。因为挂吊瓶的病人太多，她被“挤”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

　　看着科室里“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医生杨霞充满了无奈。“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小科室，一天至少要输60瓶。”杨霞说，“我们也会建议病人不用输液，可很多时候实在是劝不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球发生的160亿次注射中，中国发生了50亿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国”。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联组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也表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到13亿人口，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里挂了8个吊瓶，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平均水平。

　　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杨霞常常发现，来自己这儿看病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开点药就走，“还真没碰见过要输液的”。可换上国内的病人，“好像不输液就治不了病似的”。

　　1831年，当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第一次尝试着用输血的工具给一位病人输入盐水溶液的时候，这一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静脉注射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两个星期不用取下针头的套管针。但在西方国家，输液一直是医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的“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来说，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会采用静脉注射这种开放人体静脉通道风险较高的方式。

　　只是在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高燕面临这样的尴尬。“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还是上了年纪家人陪着来的，很多人一进门就要求打点滴，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拍桌子。”这位主任医师努力模仿着这些病人愤怒的语气，“我都这么难受了，发烧的温度这么高，你们医生一点都不同情我！”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输液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得快”，甚至一些医生也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认为，这种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因为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方舟子说，“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

　　杨霞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为了证明输液与口服药物的治疗速度“势均力敌”，她随手从文件夹里拿出了几种常见药物的说明。其中，常用于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的说明书中介绍，莫西沙星口服后“迅速、几乎被完全吸收”，绝对生物利用度总计约91%；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头孢克洛的说明里也写明，药物代谢动力学证明，该药品口服后“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来医院挂个吊瓶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杨霞说。她解释说，任何药品都有自己的代谢规律，口服药一定要按照包装说明按时、按量服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会忘了吃药，在医院输液就会老老实实地按时按量，结果就产生了误解，觉得“输液才好得快”。

　　她还记得一位急性子的感冒病人，吃了一天药发现没好，就赶来医院，坚持要输液。最后在自己的劝说下，再等了一天就痊愈了。

　　“任何病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痊愈周期。”杨霞说，“其实，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在效果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品与注射治疗相比还有一条更加现实的优势，那就是低廉的价格。高燕举例说，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用输液来治疗感冒发烧，不仅浪费而且有风险

　　不仅如此，静脉注射在感冒发烧等“战场”上，常常被称为“大炮打蚊子”，不仅浪费，而且还有隐藏的风险，可能造成额外的“伤亡”。

　　“从我们医学上来讲，静脉注射是一种侵入性、有创伤性的给药方式。”高燕介绍说，“它也可能引起很多的不良反应。”

　　在药物治疗中，不同的药品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副作用。当人们使用口服的药片、胶囊的时候，药物通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这个过程相对比较缓慢，造成的不良反应也相对比较轻。一些可能引起过敏的杂质可能在消化道里就被分解掉了。

　　当人们使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时，药物就能够通过针管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又快又猛”地造成发烧、皮炎、皮疹等不良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休克或者死亡。

　　2010年11月15日，重庆的一名护士在输液的过程中私自将药品加替沙星换成甲磺酸帕珠沙星，从而造成47岁的重庆妇女罗友菊病情加重，甚至一度“全身发乌”；就在一个月之后，呼和浩特的一个一岁大的小男孩因为拉肚子被父母送往医院，结果在输液的过程中孩子不断哭闹、呕吐，随后呼吸越来越微弱，并最终死亡。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高燕说。

　　另一些风险潜藏在操作环节。如果输液器具在生产和储藏过程中受到污染，或者输液部位的皮肤没有经过完全消毒，输液的过程还会成为一道桥梁，让病毒、病菌能够轻松进入人体。最严重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病原体随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引发威胁生命的败血症。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曾经介绍说，在中国的某些省份，不使用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进行注射的比例达到30%。

　　即使完全消毒，输液依然存在着其他风险：如果打点滴时使用的药液浓度过稀或者过浓，就可能在进入人体后，破坏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输液速度如果过快，或者输入过多药液，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心脏衰竭和肺水肿。甚至，如果在针管的药液中混入了气泡或者血凝块，还会堵塞血管，让心脏停止跳动。

　　“我们常常说，能口服药物就不要选择输液治疗。”高燕说，“这是医学界的一种大常识。”

　　病人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

　　尽管口服药物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疗效又与输液基本相同，在竞争中几乎“完胜”，可回到现实，这些优势似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每到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医院里总是随处可见扎着针、挂着吊瓶的病人们，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场景简直就是一片“吊瓶森林”。

　　高燕记得，自己1986年刚做医生时，打吊针并不是常见的治疗方式。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有患者开始向医生要求，希望用好一点的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吊瓶林立”的景象在医院里越来越普遍。

　　曾经旅居美国的方舟子表示，自己在美国从没看过像国内这样到处都在输液的场景。他在一篇文章中猜测说：“打点滴在国内的泛滥，应该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着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打点滴看上去要比吃药先进、彻底得多。”

　　不少人推测，经济利益也是如今中国医院里输液泛滥的重要原因。这种被称为“以药养医”的问题正推动着“吊瓶林立”的现状愈演愈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又宁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些医生和医疗机构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由此也加深了患者的错误认识。

　　“还有个别医生为了争业绩、拿回扣，只能拿患者‘开刀’。”刘又宁说。

　　杨霞也听病人描述过自己的就医经历：还没做血液检查，只是量了量体温，医生就直接让病人去打“三素”。这种由抗生素、激素、维生素混合在一起的静脉注射药液，退烧是很快，但“潜在危害更大”：“抗生素用法不规范，容易产生耐药性；激素更是不能随意使用。”她甚至看过一位病人在这样挂了一次吊瓶之后，出了一身的疹子。

　　另一方面，杨霞常常为了说服病人放弃输液、选择吃药而大费口舌。“大部分病人会尊重医生的意见，不过实在太坚持的，我们也会妥协。”杨霞说，“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医疗环境，我们还是会听病人的。”

　　方舟子也认同，中国的医生可能无法向美国医生学习，对感冒患者不开药或开点镇痛解热药就打发走。“这不仅会被患者认为是不负责任，万一患者因为感冒并发了更严重的疾病，医生的麻烦就大了。”他说。

　　“病人在医院里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方舟子说。

　　如今，“吊瓶大国”的现状还在继续。1月2日，就在那块“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的大海报前，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终于挂上了吊瓶。她觉得这样“安心了许多”。


来源：中国新闻网

励杏老人

中国的医疗有时候真是很无奈，吊针的不当使用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不按照疗程用药，症状好了后就不用药了。

心物一元

利益经济私有化是根源，没有困难创造困难。

怨不得医院，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互相、转圈报复整治，能脱离的很少。

梁知行

输液，为何泛滥成灾？

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对此专家分析认为，这和医院及医生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不得不迎合患者不正常的要求有关。央视《新闻1+1》2011年1月6日播出节目《输液，为何泛滥成灾？》，以下为节目实录：　

　　节目导视：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一个医学常识为什么反而会演变为输液泛滥？

　　医生：非常严重的(会)休克，甚至引起死亡的都有。

　　解说：过度输液危害巨大，面对慎重输液的医学警告，医院里却是如此场景。

　　患者：最好是输液，输液快一点。

　　解说：“输液大国”、“抗生素大国”、“感冒药大国”，药品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胡皓夫：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

　　黄建始：抗生素合理应用缺少管理、缺少监督。

　　解说：《新闻1+1》今日关注，“请强制我们远离危险！”

　　主持人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1+1》。

　　天气寒冷，感冒的人多了，像这样的画面在医院当中就是再寻常不过了，有人非常形象地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是“吊瓶森林”。人们原本是在追求健康，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在威胁着自己的健康，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威胁，今天我们关注这个问题。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2011年1月6日

　　解说：这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这也是北京各大医院每天出现的场景：拥挤的人群，忙碌的医生，还有这成排的吊瓶。

　　患者：感冒了。

　　记者：您这是打的第几瓶了？

　　患者：我这是打第三瓶了。

　　患者1：第二瓶吧。

　　患者2：第五瓶了。

　　解说：当农历节气进入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也同时进入了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感冒、发烧、打吊瓶，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哪家医院不是如此呢？

　　患者家属：发烧、咳嗽，昨天打的(点滴)，今天也打了，她不吃药，她不爱吃药。

　　解说：输液，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习惯性选择，正在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近日，国家发改委就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

　　字幕提示：2010年12月28日新闻 晚间新闻 8瓶！输液输出“高”水平

　　同期：去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全国人均输进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解说：每人8瓶，有媒体称，中国人几乎把输液当成了可乐喝，一个全民输液时代悄然到来，输液泛滥成灾，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记者：一般的时候你要是病了，是打针还是吃药？

　　患者：一般是输液吧，好得快，赶紧回去上班。

　　患者：很少感冒发烧，如果要是感冒发烧了，一般是输液，输液快一点。

　　字幕提示：新闻直播间 广西南宁

　　市民：输液快一点。

　　市民：不影响工作，见效快一点。

　　字幕提示：山东青岛

　　市民：吃药我觉得可能几十块钱，用不了一百块钱，应该就差不多(好)了。但吃药可能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记者：你还要上班吗？

　　市民：明天就该上班了，所以我想赶快好，就想打个吊瓶。

　　高燕 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有的时候病人可能恨病用药，流感是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像现在输液的话，大部分还都是抗菌素，对他(患者)根本是没有效果的。流感的病程，自然的病程就是需要三到五天，你即使输液它也是需要三到五天才能好。

　　解说：今天，面对人均8瓶这个令人吃惊的数据，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另外一个数据。“在我国，每年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有60%左右是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发生的，这通常是因为药品直接进入了血液，缺少消化道及防御系统的屏障，再加上内毒素、PH值、渗透压等诱因导致的。”输液产生的危害应该是一个医疗常识。

　　高燕：能口服的就不要去输液，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我想可能还是大家一个认识的误区，出现输液反应，这个很常见，病人轻的，可以只是有一些皮疹，注射局部的疼痛。重的话可以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甚至经常还能有一些死亡病例的报告。

　　解说：“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这张一人多高的海报就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但是，无论是前来就诊的患者，还是为患者开药的医生，谁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在中国，输液为什么会泛滥成灾？危险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主持人：全民输液时代，像这样的总结还是少一点的好。说到这种过度输液应该是两方，医生还有病人。你觉得在这个事儿当中两方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白岩松 评论员：先说这种现象。刚才就在咱们播短片的时候，你看外面的导播在耳机里都跟咱们说，他儿子为了输液要排一个小时队。说明输液不是躲的问题，而是求之不得，甚至成了某种待遇。我觉得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患者。1，患者想快，快点儿好，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导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着急。2，他觉得这好，别人也打，我为什么不打呢，否则就吃亏了。

　　主持人：高级别的待遇。

　　白岩松：一个求快，一个求好，而且是对比当中他要这么做。

　　第二，医生。1，医生第一是“被”，很多患者觉得你要不让我打点滴，你就怠慢了我，你对我不太负责任。2，由于以药养医，吊瓶可能是吃药的10倍价格，那个二三十解决了，这个要二三百，这里有利可图。

　　第三，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们也有责任，媒体、社会及整个周边环境，对输液所产生的危害做的宣传和科普太少。

　　主持人：岩松已经把过度输液的各种社会原因分析清楚了，我们再听听专业人士的看法，我们来连线公共卫生专家黄建始教授。黄教授，您好。

　　黄建始 《健康管理》杂志主编：您好。

　　字幕提示：电话采访《健康管理》杂志主编黄建始

　　主持人：有一个说法，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黄建始：这是对的。我们学医的人从开始就学到，能吃药不要打针，能打肌肉针不要打吊针。但是很遗憾，都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完全是个误导。

　　主持人：为什么一个常识被人们忘记了呢？

　　黄建始：至少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大家健康意识增强了，就像白老师说的，都追求短平快。

　　第二，信息被误导了。因为主要是现代社会普遍都追求快，但没有认识到快不等于好。

　　第三，有关职能部门在定价政策上没有尽到责任，无意间促进了输液。

　　第四，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生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不得不迎合患者不正常的要求。就像我跟一个很著名的专家谈了这个问题，我说打吊针到底好不好？他说当然不好。我说为什么还要打？他说因为我不打它，它要打我，现在我们社会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主持人：我知道您也曾经在国外做过医生，也做过医疗方面的官员，也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在美国输液这样的事慎重程度不亚于一个小型的手术，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如此的谨慎？

　　黄建始：在国外的确是不输液。比如说，我顺便说一下，我在美国做过卫生官员，但没有做过医生，我太太做过医生。在洛杉矶有很多华人，包括台湾去的华人要求输液都不给输，因为保险公司就把他卡下来了，绝对不能做这个事，这是违反科学的。

主持人：好，谢谢黄教授，待会儿我们再联系。

　　岩松，你看，黄教授这个观点跟你是完全一致的。像这种过度的输液，它的风险还在哪些方面存在着？

　　白岩松：其实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很重要，大家只是看到了快或者好，没有看到它对你的危害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危害更早、更细，经常地说清楚的话，也许很多人就会拒绝它。比如说，如果要从输液角度来说，为什么在医学界提倡的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我要再加上一句话，能少输几瓶液就别多输几瓶液。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抗生素滥用。什么叫“抗药性”呢？我相信青霉素最起作用的时候是它刚发明那段时间。

　　主持人：是，细菌都没见过它嘛。

　　白岩松：打一针细菌全趴下，后来打着打着细菌也在跟你搏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可是我们现在在灭蚊子的时候，就开始用大炮打它，已经点滴了、输液了，一下把蚊子给打死了。过两天您身上出现苍蝇的时候，您动大炮已经不管用了，受危害的是你。

　　第二，打点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了，60%的不良反应是在输液过程当中出现的，而且我今天看了很多资料，死亡的病例并不少。另外，在最严格操作的情况下，输液也会导致微颗粒进入体内，慢慢地会形成血栓，对你产生的危害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果我们一、二、三、四都跟大家去说了的话，大家还会这样选择吗？

　　刚才医生说了一句话也蛮好的，遇到尤其像感冒这样的病时，你什么都不吃三五天也好了，打了点滴三五天也好了，可是体内你扔进那么多炮弹去，将来苍蝇都打不了。

　　主持人：我们为什么在心态上已经连生病都等不起了？

　　白岩松：这其实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是，有外在的一种压力，大家的工作、岗位，各方面都来之不易。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唯一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急匆匆地在向前走，另外什么都在追求极致，你看八分饱对身体是最好的，可是我们都要吃撑了；买车家里头1.6排量足够了，非要大排量的；生活半径两三公里之内也一定要买车，攀比；上学一定要去本城市最好的这种学校，但是不一定对孩子好，因为他要在这里落后的话自信心就会遭受打击，但是大家都不会去考虑。我觉得，的确，很长期的紧缺经济和我们人口众多，使大家突然在新的这种时代条件下都要选择我先占上，我要成为极致，我要最好，然后忘了它可能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主持人：像这样的心理，你说我们多长时间可以调试到比较适度的一个状态呢？

　　白岩松：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调试。比如说像一些消费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慢慢调试，因为它对你直接产生的是物质的危害，你挣的钱白扔进去了，但是对于像抗生素和输液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等。

　　我觉得首先的责任要从宣传和医生两方面共同去做，为什么？它直接对你的身体带来极度的危害，还不像说你一个月挣三千，但是非要吃咸菜，凑够几个月的工资要去买LV。现在我觉得随着大家慢慢富裕了之后，这个会慢慢地过去。可是，抗生素滥用以及点滴这样的东西不能等，所以我觉得要尽早有一种更严格的规定，迅速使我们回落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上，我们不能总是领先于世界三倍的输液的量吧？

　　主持人：当医疗资源依然紧张，医保投入还不足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过度：输液的过度、剖腹产的过度、抗生素的过度，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稍候我们继续。

　　(播放短片)

　　记者：你喜欢给你看病的爷爷吗？

　　河北就诊患儿：喜欢，因为他不给我打针。

　　患者家长：我觉得他医术挺好，而且医德特别好，能吃药的不让打针输液，这点挺好，孩子也比较喜欢。

　　解说：孩子们喜欢的这位爷爷叫胡皓夫，他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名誉院长，年过八旬，从医50多年。今天，他让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坐诊的几十年间，他只开一些抗病毒的药和中药，为孩子治病。近20年，他只给一个休克的孩子做过肌肉注射，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不打针爷爷”。

　　电话采访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皓夫

　　胡皓夫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从89年开始，我基本上就没给孩子打过针，尤其是5岁的小孩，尽量不要做肌肉注射，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90%是病毒感染，也就是90%的病人不需要用抗生素，但是我们其中70%、80%都用了抗生素。一个病程大概一周左右，这种病人最好休息，多喝水，即使不吃药他也可以自然恢复。

　　解说：去年4月份，200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发布，其中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品种59%为注射剂。报告提示，静脉注射的给药途径风险较高，应重点关注。

　　此外，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注射剂使用率为58.5%，而与之对照的11个亚非国家的注射剂使用率则在0.2%至48%之间。

　　去年3月份，宁夏的两名新生婴儿“超级细菌”出生后感染“超级细菌”，尽管几天之后被治愈，尽管直到现在依然无法说清感染原因，但在当时这个案例还是引发了专家们的讨论。过度吃用抗生素会不会导致免疫力低下？有统计显示：中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约138克，而美国仅为13克。此外，2006至2007年度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美英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2%至25%。

　　字幕提示：2009年5月30日资料

　　肖永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明白的，不光是抗菌药(存在这类问题)，抗菌药只是所有的药品中间的一类。但是这一类药物，它确确实实占到了这个医疗卫生，医院里使用药物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从现在看来，应该是25%到30%。

　　记者：你能够算笔具体的经济账吗？

　　肖永红：比如三级医院，我们说如果它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如果这个医院，三级医院规模我们都知道，可能一年的医院营业收入在10亿左右，算40%就是4亿，抗菌药占4亿的30%左右，那就是一点几亿。

　　电话采访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皓夫

　　胡皓夫：现在我们卫生部也有抗生素合理应用的指导原则，但是现在缺少管理、缺少监督，所以有点纸上谈兵。现在到哪个药房去，你只要说我要什么抗生素，头孢一代、二代、三代，都可以买到，所以这样的话是非常可怕。

　　解说：医院的利益，患者的要求，医生的无奈，常识的缺失，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困扰，但是面对健康受到威胁，我们还是要问，医生开处方时能否不要放弃应有的慎重和强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又能否建立起强有力的医疗监管体系？

　　主持人：希望能多一点“不打针爷爷”这样的医生。我们再来听听黄建始教授的观点。黄教授。

　　黄建始：您好。

　　主持人：有患者说，当医生给我开了单子，让我去输液的时候，我怎么敢不去？有医生说，当患者要求他要输液的时候，我也不敢不让他输。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医患关系？

　　黄建始：我觉得，这要从大健康观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三样事情是可以做的：

　　第一，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定价等政策方面，不鼓励输液，而是应该鼓励科学的用药。台湾有一个先例，几年前我曾经到台湾，问了台湾这个事情。台湾的院长告诉我，其实30年前、20年前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后来台湾的医管局就规定，你输液大概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医院没有人愿意去输液了，赚不到钱。现在输液造成的这个空间很大，这是第一条，从供的方面。

　　第二，需的方面。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分配医疗资料的时候，加强健康教育的力度，提高我们国人抗病和管理自己健康的智慧。现在信息已经不够了，要学会怎么利用信息。

　　第三，我们的医疗部门专业人员，还有社会的其它部门，要整个社会养成一个风气，让我们中国人都能知道聪明地看病，聪明地管理健康，而不是傻乎乎地被误导去干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

　　主持人：我有一个小的担心，也是一个细节问题，想请您帮忙。我担心有观众朋友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谨慎输液了，正在输液的朋友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停了？您能不能给一个回应？

　　黄建始：应该不停，应该听医生的话，这就是叫聪明地来管理自己的健康，聪明地看病，而不是根据这个一说就这样做，那个一说就那样做，应该尊重医疗人治病的措施。

　　主持人：既要遵医嘱，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谢谢黄教授。

　　黄教授提到一个概念叫“聪明地看病”，这还有点儿新颖。

　　白岩松：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它解决了那些在患者的压迫之下，让患者打点滴的医生的情况，这样的话你听医生的话，医生就会心平气和地让你吃药等等。

　　但是没有解决另一半，出于利益而要让你明明能够吃药，但是变成了打点滴的情况。在美国恐怕是用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约束，让你没法这么做，而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很久了，我们需要在医院里建立怎样的一种监管系统，对这样一个处方，过度使用的处方，过度治疗的处方形成一种监管。让医生，不愿意给你开药的人，由于患者的进步可以不开了；但是那些想要玩命给你开药的人，出于一种监管不能开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接近百分之百地解决问题。

　　主持人：其实在医生面前，我们患者是非常乖的，基本上不大会挑战医生的权威。

　　白岩松：但是有的时候是要学一点，在我们的身边当一个消费者不说了吗，去菜市场你要带秤，你要带化学试剂等等很多。去医院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些常识，比如说你教给我的，小萌教给我们说，三种情况下你可以打点滴，我们可以每个人去比较一下。

　　第一，吞咽困难，同时也没有办法注射肌肉针，比如说经常容易痉挛或者怎么样，崩针等等，那没办法，或者想其它的办法。

　　第二，严重的吸收障碍。比如说呕吐、严重腹泻，你没法吃药，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和体液。

　　第三，病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体内必须达到非常高浓度的时候才可以起作用。

　　如果不是这三条，你最好不用采用输液这种方式。我觉得，当你了解一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一下判断。

　　主持人：这一比照就觉得，好像很多情况下都不用输液了。

　　白岩松：我觉得最后记住一句话挺重要的，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做抗生素的滥用，当时在“时空连线”的时候，两做了两期还是三期我忘了。我收获了一句话，医生告诉我们，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正在用过度使用抗生素或者说打点滴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弱，而让你的对手病毒变得更强，而我们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一个媒体责任的问题，你看2002年就大规模地关注了抗生素滥用，但是到现在思路也还没有根本地解决掉。比如今天我们说输液的问题，也许在现实当中人们也不能很快地就有这种意识，我们应该怎么做？

　　白岩松：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对于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矿难等等很多的事情，一样，关注一次，你就以为会一劳永逸了吗？不会。关注它，再发生，再关注它，继续发生，慢慢地使人群当中，可能这种明白或者说改变的东西，一点一点在生长。我们也不能过于放大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所以我们也不怕当一个唠唠叨叨的人，在某些问题上。

　　白岩松：对。


来源：央视《新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