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粮基地的重金属忧患

梁知行

丰年警言

过去七年，中国粮食生产画出了一道上扬弧线，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七连增。

联系到2010年年初的西南五省份百年难遇的干旱，年中中部数省洪涝滔天，大灾之年大丰收，不可谓不是奇迹。

然而，12月底落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却在欢呼奇迹的举国氛围中，难得冷静，粮食生产维稳仍被列为明年“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

平心而言，对于中国，用世界9％不到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的旧压从未轻松，而粮食安全的新忧已经次第而来。比如极端气候频发，甚至南北同旱同涝的生 态环境，比如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免扭曲耕地的占补平衡政策，比如灌溉危机、土壤污染、农药化肥的依赖从未缓解，当然还比如国际粮价波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等国际国内、社会政治因素无不困扰。粮食盛年需奇迹，更需警言。

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们将2010年年度绿色调查锁定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求面面俱到，只观绿色维度，我们不进谀词，只提诤言。

我们深入中国粮仓一线，传递稻香谷粒真实的忧虑；我们多地辗转，面聆权威学者清醒建言，我们还扎进历史，知过往得失，方晓今日忧患。

因为中国只有粮安天下，才能继往开来。

种粮者吃不上粮？

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

纵然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74岁的响塘乡长安村农民黄运升如今却得祈祷：吃上自家种的稻米。

在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湖南省湘潭县，这本不应成为奢侈的愿望。这个传统的双季水稻栽培区，拥有耕地面积101.4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偏爱的示范基地之一，这里还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

11月正是晚籼稻收割的时节，湘潭县早早开始了收购。但黄运升今年收成不好，每亩地只收了三百多斤，最后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出去，“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收，自己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

他认定这一切都与近在咫尺的锰矿区有关。黄运升回忆说，自上世纪50年代湘潭锰矿开发以来，原本宁谧干净的山区，“整天灰蒙蒙的，空气不干净”。在他的田地旁，三四条陈旧的铁轨横亘而过，沿铁轨两侧，烟囱和挂着锰业公司标记的厂房赫然包围着村庄。

工业带给这个乡村的烙印，并不仅限于天空。黄运升说，种地也开始出不了谷子，长安村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陷入倒退状态。以自己为例，作为最早使用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农民，“早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现在只有两三百斤”。他的田地离矿区尚有一定距离，“离得最近的，常常颗粒无收”。

产粮大县，竟有村民吃不上自种的粮食，湘潭市一名政协委员为此专门提出了议案。响塘乡政府很快查明了原因，在2007年递交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秘密被第一次揭开。

报告称，由于“水系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无法耕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减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其中长安村便有549.3亩，完全绝收的面积又几占一半。

由于长期矿产开采，当地的灌溉水源严重缺失。长安村的村民回忆，村中原有个清水塘，水面面积有30亩，为周边良田提供灌溉。但2000年池塘开始渗漏，到2005年夏天便完全干涸，导致周边农田无法灌溉，颗粒无收。现在，人们不得不从混杂着工业废水的沟渠中取水浇田。

“土壤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矿山、冶炼、污水灌溉与污泥的施用。”中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其中尤以污水灌溉和矿山冶炼的累积为重点，“可以断定，长安村粮食的绝产与此有很大关系”。

2009年发生的浏阳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让村民们将自己种出来的稻子与新闻中所说的“镉米”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炼锰或许不会带来更多的镉污染，但矿区长期存在的非法炼镍却可能是元凶。

“重金属一旦进入环境，尤其是进入土壤—水稻系统中就很难排除。过量的重金属在水稻的根、茎、叶以及籽粒中大量积累，不仅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及整个农田生态系统，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及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有村民甚至找到了一篇题为《土壤—水稻系统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现状和展望》的学术论文，越对照越笃信。

政府只能实行补偿，但黄运升说，即使按照乡上建议的每亩1440元补偿标准，“拿到的钱还是不够买米”。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他们先是将收获的谷子卖给粮食收购站，然后自己再去购买外地来的商品粮，“自己种的稻谷即便能卖，也就百斤120元，而一斤东北米的价格至少是1.8元，但我们只能照买。”一位村民无奈地说。


“镉米”暗涌，等待无期

“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

古语云，“湖广熟，天下足”，但现今在稻谷丰收时，湘潭部分村民们的忧虑挥之不去。

毗邻响塘乡的响水乡，稻田的重金属污染亦颇为严重。湘潭市国土局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2008年曾做过专项调研，结果显示，响水乡稻田重金属污染面积占水田总面积的68.84％，其中尤以镉污染为最重，“镉污染导致水稻产量和品质下降”。而其中的规律是，“距工厂或湘江越近，污染越严重”。

位于湘潭县城易俗河镇的红燕山矿区，现在已被列为湘潭重金属土壤修复试验区。矿区52岁的村民张新民，以他工作的湘潭红燕化工有限公司为例，“过去洗压滤布、漂洗氧化锌后的含镉废水，就曾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农田”。

与工厂为邻的人们，开始将所有的田地抛荒，宁愿将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安全的粮食。

不要说稻谷，连易于生产的蔬菜也罕有人敢吃。由于重金属污染，当地的菜园中，总会结出些奇形怪状的变异果实——瓜架上的丝瓜会突然爆裂，黄嫩的丝瓜心从里面探出头来；连湖南人最爱吃的红辣椒，也出现了一个个朽洞，干瘪得毫无滋味……

整个湘潭市的情况一度很不乐观。湘潭市农业局一位退休干部称，2002至2003年，市农业局曾对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等下属七个乡镇27587公顷耕地的主要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进行了检测评价。

这一至今未对公众完全公开的结果是，稻田土壤污染严重——雨湖区重金属镉超标，岳塘区镉、汞严重超标，荷塘、昭山两乡5个土样汞超标1.63倍，镉超标4倍……“虽屡经治理，但情况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善。”上述干部坦陈。

“湖南耕作区的土壤多为红壤和山地黄壤，都是酸性或强酸性。重金属污染更容易在酸性土壤中被吸收。”湖南一位土壤专家说，“重金属污染在稻田中累积，因为水稻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而传递到稻草和稻米中。”

湘潭市环保局一位人士透露，市环保协会曾牵头与湖南省农科院、中南大学一起负责一项全市重点镉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当时的申请报告给出了一个骇人的数据，“湘潭市境内湘江两岸至少有5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镉污染，在被污染的土地生产的不少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食用这些农产品的群众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而据更早前的权威部门检测，受湘江水灌溉影响，湘江两岸的土壤、作物镉含量最恶劣时超标1倍至11倍，检测的稻米样本中已形成“镉米”的占50％。

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十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担忧，“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

最后，湘潭启动的修复项目建议，对业已超标淀粉类的农产品加工成燃料酒精；而受镉污染的农作物枝叶秸秆则用于生物质发电，竭力避免进入食物循环链。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前的2005年，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首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调查数据仍未见公布。

而问题在于，等待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并无相关的稻米检测机制，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新民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黑土不存，“北大仓”将消失

一道算术题：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需要400年，那么形成1米厚的黑土需要多少年？答案是4万年。如果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流失，那么1米厚的黑土流失殆尽需要多少年？答案是100年。

这不仅仅是道数学题，而是东北黑土地上正在上演的残酷一幕，而且，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没有100年。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下文简称松辽委）的数据显示，目前黑土区坡耕地黑土层厚度已由开垦初期平均80-100厘米降到了20-40厘米，以每年0.3-1厘米的侵蚀速率，如不及时治理，40-50年后大部分黑土层将流失殆尽。

这是一个箭在弦上的时间表，中国最肥沃的土地危在旦夕。

黑土病了

满目葱茏的风光甚至让人产生错觉，认为一切还好。

二十年前，林场职员王峻峰走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山坡上，一脚踩下去，松软的黑土层会没过脚脖子，“青烟缭绕的，能闻到树的香味。”没有多少文化的他忆起当年仍诗意满满。

二十年后，当年的柞树林大半已被漫山遍野的玉米茬子取代。此时，已是梨树县水保站站长的王峻峰，主要任务是带领大伙在庄稼地里筑田埂，在侵蚀沟里建谷坊，尽可能地留住日渐稀薄的黑土地。

这个位于我国黄金玉米带上的产粮大县，地变薄了，想要找到一把黑土已经变得艰难。在孟家岭、苏家村、何家村等多个村庄，拨开田里的积雪，映入眼帘的色彩和黄土高原已无二致。

梨树县色彩的变迁不过是可感知的案例之一。事实上，每年0.3-1厘米的流失速度并不易为人发觉，尤其夏天，满目葱茏的风光甚至让人产生错觉，认为一切还好，然而，“黑土地已经患上了慢性病。”松辽委水土保持处处长沈波说。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刘宝元教授调查了典型黑土区的949个剖面后发现，在整个黑土区33万平方公里的典型黑土带上，48.6%的剖面黑土层厚度已经低于40厘米。

一个更不易被察觉的现象是土壤有机质的下降。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张兴义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开垦到现在，黑土有机质的含量下降了60%。高含量的有机质曾令黑土成为“土中之王”，“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黑土甚至被运往山东等地直接作肥料。

辉煌已成往事。如今，松辽委的数据显示，东北黑土区土壤有机质每年以千分之一的速度递减，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价值5亿到10亿元。黑土区每年流失掉的黑土达1亿到2亿立方米，流失掉土壤中的氮、磷、钾元素折合成标准化肥达400万-500万吨，相当于四五个年产百万吨的大庆化肥总厂的年产量。“庄稼和动物一个理，也要吃东西。”梨树县孟家岭村村民刘金锋说。然而，黑土病了，北大仓的庄稼还能吃饱吗？

粮仓何安？

“科技进步可以修补饭碗，但这种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

2010年岁末，东北粮食生产捷报频传：黑龙江粮食总产跃过千亿斤大关，创历史最好水平；吉林省也比去年净增了100亿斤。又是一个丰收年。

黑土退化影响粮食安全似乎是个伪命题。但在松辽委水土保持处处长沈波眼里，年年增产的数字却近乎危险的信号，“这会让人觉得水土流失无所谓，因为粮食毕竟丰收了。”

“你家的地和以前比有什么变化？”“变薄了。”“变薄了怎么办？”“上化肥呗。”

在黑龙江省海伦市前进乡光荣村，村民和记者的这段对话似可印证这种“无所谓”。光荣村以前一垧地（一垧等于一公顷，约合15亩）的大豆用三四百斤化肥就了不起了，现在却至少要用600斤。

“化肥就是强心剂，一打上能立马见效，但来一场大水就全没了。”梨树县水保站站长王峻峰说。沈波也担心，“科技进步可以修补饭碗，但这种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与黄土高原不同的是，东北的黑土层就是薄薄一层，黑土以下即是成土母质，而这种有机质含量几乎为零的母质连草都供养不了，“没有黑土，东北几乎就是不毛之地”。

在光荣村的一块面积为五亩的坡耕地上，教授张兴义曾做过一个在圈内颇为有名的模拟试验。当人为将黑土层剥蚀掉30厘米时，纵使施了化肥，大豆也会减产四到六成，而玉米则几乎绝产。现实世界如出一辙，光荣村村民高波家的1.4公顷黑土上的大豆，大豆产量一度仅为每公顷1000公斤左右，是正常产量的一半。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等人的推算，到目前为止，东北黑土区因水土流失形成的沟蚀和面蚀已造成每年粮食减产1921万吨，而这相当于目前整个东北黑土区的粮食产量的近四分之一。

如若不加控制，粮食减产的幅度还会加大。“不治不行，刻不容缓。”松辽委前副主任武龙甫呼吁。

谁是罪人？

以粮为纲和林区经济不景气导致了大面积的毁林开荒。

“我也算是一个罪人。”二两半一杯的白酒一口下去，刘金锋的话匣子打开了。刘所说的“罪”，是指1986年，当时还是梨树县孟家岭村村支书的他下令将28垧林地拍卖，包给农户种粮。

保水固土的林草植被一消失，结果就是黑土加速消亡。“以前下雨，坡上的水是坐着牛车来，清的，现在是坐着火车来，全是泥汤子。”水保站站长王峻峰说。

在与孟家岭毗邻的苏家村，相同的场景也在上演。1990年耕地有450垧，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变为了388垧。消失的62垧地被环绕该村的六公里长的张谷河冲走了。

苏家村的这一幕是整个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的缩影，吉林省水土保持局局长马凤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急剧的水土流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开始。以粮为纲和林区经济不景气导致了大面积的毁林开荒。调查显示，整个东北黑土区的林地面积上个世纪后四十年，共计减少了近480万公顷，这些林地被破坏后，大部分转成了坡耕地。原本疏松多孔的黑土层靠植被固土防蚀的功能丧失，这些漫川漫岗的坡地成了土壤侵蚀的重灾区。

水土流失从来就存在。“没有水土流失，也就不会有华北平原，”松辽委前副主任武龙甫说，“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人为因素带来的水土流失。”

在103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区上，水土流失后的沟壑纵横已经成为一个和林海雪原一样的典型景观。2005年，经过层层上报，最终汇总到松辽委的数据是，在东北黑土区，大型侵蚀沟的数量是25万条，吞噬的农田达到47万公顷。

而目前，这个数字估计已经增长到了41万条，“41万条是什么概念？黄土高原的侵蚀沟也就是40多万条。”松辽委前副主任武龙甫说。

特事怎能特办？

“村民拿根玉米秆挡在推土机前面，你能有什么办法？”

黑土流失如此严重，能治吗？“完全可以治理。”张兴义肯定地说。2007年，他还在光荣村村民高波家的1.4公顷坡耕地进行了治理试验。顺坡垄改成横坡垄基本可以遏制水土流失，120马力的大拖拉机深耕20厘米将土层耕软，每亩施一吨牛粪，再加上优质种子和复合肥，原来亩产不到百斤大豆的低产田当年产量就增加了88%，达到了中产田的水平。

这个有科研经费支撑的试验看似轻易，在现实中要想如法推广却是阻力重重。

2008年开始，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工程项目启动，这被认为是史上投资力度最大的治理黑土项目。从2008到2010年，国家下达给吉林省的计划总投资达2.28亿元，吉林成立了由省长挂帅的黑土治理小组。

力度不可谓不大，三年下来，共完成了603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治理，但吉林省水土保持局局长马凤君却称，进展并不算很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工程占地问题，由于在坡耕地上修建地埂植物带、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要占用6%-10%左右的土地，而国家投资中并没有列入占地补偿的资金。

没有补偿，推进之难也就可想而知。“费老大劲了，”梨树县水保站站长王峻峰有些无奈地说，“村民拿根玉米秆挡在推土机前面不让你弄，你能有什么办法？”

金钱之外，另一个掣肘的因素是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任何对土地的改变都变得举步维艰。黑土区的坡耕地开垦之初大多即是顺坡垄的走向，要想扼制水土流失，顺坡垄改成横坡垄必然涉及重新分地，这显然非水土保持部门一己之力所能达成。

张兴义等人曾经建议国家针对东北黑土区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参照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给予东北特殊待遇，其中一条即是黑土治理能够不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束缚，特事特办。然而，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之后，三十年不变的铁律令试图从体制上为黑土治理松绑的要求近乎幻想。


来源：南方周末

qisee

这个国家连粮食都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