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起子宫内受辐照病例

梁知行

2011年3月24日，张京生年满18岁。

　　她给自己化上淡妆，长头发扎了马尾，穿着短上衣、灰呢裙和亮片丝袜，脚踩高跟皮靴，走出家门。在熙熙攘攘的山西省忻州市大街上，她是个美丽婀娜、回头率颇高的青春少女。

　　谁能想到，她在母亲腹中长到19周时，就受到放射源的辐照。这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她们一家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

　　在家里，张京生是母亲和继父的宝贝女儿“京京”；在街坊邻里的议论中，她是横遭惨祸的张家遗腹儿“京生”；在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她的代号为“京”，成年后智商只有46。

　　张京生一家在忻州市南关村，向北走十多分钟就可看见忻州市的标志建筑“晋北锁钥”城楼，那里曾经是老城区所在地。十几年来，随着新城建设渐渐往北推进，南关村被越抛越远，“这里现在是贫民区”，母亲张芳说。

　　42岁的张芳盘起一头卷发，显得格外黑亮，但每当她低下头，头发根部却露出触目惊心的白色。“都是染的……从30岁起，我的头发就全白了。”张芳喃喃地说，“要是当年一切没有发生，我家现在应该特别好……”

　　19年前的惨剧

　　张家人无法忘记那一天的故事。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张有昌像往常一样出门干活。当时，小两口新婚不久，23岁的张芳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不到中午12点就回来了。”张芳的父亲张丑寅回忆起女婿那天的样子，“当时他说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

　　在忻州地区医院，医生无法确诊。带着身孕的张芳回家休息。张有昌的二哥张有双继续陪护，四天后也病倒，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

　　一个星期后，张丑寅和亲家张明亮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有昌开始脱发，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张丑寅第一次听说“放射病”这个萦绕他后半生的名词。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

　　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12月3日，长达14天的折磨结束，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也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

　　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19年后，提起亲家一家几乎灭门的惨状，张丑寅哽咽起来。而张明亮去世后仅几天，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

　　父女俩离开后第二天，当地防疫站工作人员宣布要隔离所有与张家父子接触过的人员。“再晚一天，我们就没法走了。”张丑寅说，“到了北京，张芳已经虚弱得不能走动。”

　　辗转奔波于几家医院之后，他带着张芳来到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市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室。这时，张芳的白血球细胞数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

　　张丑寅提起急诊室主任楼滨城教授时依然满心感激，“当时押金就要4万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都买了回去的票，楼教授叫住我们，说有多少钱，先按多少钱治。”

　　“我们技术一般，就是‘良心’较好。”已于2000年退休的楼滨城回忆说，他当时担心，白细胞只有400的张芳回去感染死亡、一尸两命。

　　时任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后变更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下称辐射安全所)所长的王作元还记得，楼滨城紧张地找上门，告诉他有一个疑似放射病例的情景。12月20日，他们组织了专家会诊，经过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于12月30日确诊张芳患有骨髓型中度急性放射病，放射源为钴-60。

　　放射病通常由人体短时间内接受大于1戈雷的辐射导致，而骨髓型放射病的特征为造血功能损伤。楼滨城后来与同事发表的论文指出，粗略估计张芳受照全身平均剂量为2.3戈雷。

　　寻找放射源

　　尽管已经退休，当年的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每天都会去位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研究所小楼上班。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翻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关于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种资料。回忆起那场搜寻钴-60放射源的“战斗”，王作元说，“真比侦探电视剧还离奇。”

　　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他们要拆除宽1米、深10米的井。在井口，张有昌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貌似日光灯管的启辉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就是这个金属块发出的射线，让张有昌父子三人丧命黄泉，也伤害了张芳和腹中胎儿，并前后影响100多人。

　　卫生部派出工作组排查放射源。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此时有人回忆，张有昌住院期间，上衣口袋掉出过一个小金属块。小金属块随后被扔进医院废纸篓，被两位环卫工人拉走，本应送去太原郊区的垃圾堆放站。但工人偷懒，走了一半，便将垃圾倾倒在公路边。

　　“我们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处，看到堆满垃圾的巨大深沟时，大吃一惊。”王作元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这么多垃圾中找到沧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机关的盘问之下，两个工人承认了偷懒违规行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到倾倒垃圾的现场，用工程车配合人力，搜寻出了肇事元凶。

　　耐人寻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带着上级寻找钴-60的命令，在当地一些部门却得不到配合。而且，当他们第一次就放射病例与山西省有关方面联系时，竟然遭到对方反驳。

　　十几年后，王作元随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组来到当地，拍摄有关放射病的科学专题片。尽管栏目组带着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批示，还是在当地医院等处吃了闭门羹。

　　放射源凶猛

　　对楼滨城来说，这是他多年从医生涯中惟一一次遇到放射病病例。但专业从事辐射安全的王作元知道，中国近年来的放射事故时有发生。

　　在中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拥有成千上万枚放射源，广泛用于医疗、科研、农业、工业等用途。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由于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叠加，其伤亡或许堪比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5级核事故。

　　根据卫生、公安部门出版的公开资料，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所1972年购入一枚铯137放射源，1988年移交工作时发现已丢失；1990年6月25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钴-60源室工作人员违章操作，两人不幸死亡，另有五人患上放射病。

　　王作元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放射事故数来看，中国与美国相近，但如果与放射源拥有数结合起来看，中国的事故发生率约为美国的40倍。

　　1998年后，辐射装置监管职责由卫生部门移交至环保部门，监管进一步加强。但放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例如，1999年4月26日，河南一枚钴-60放射源铅罐被当成废金属出售，其间致多人受到辐照。2004年10月21日，山东济宁一家私营辐照厂自行建造的钴-60辐照装置出现故障，两名工作人员未经监测即进入辐照室工作，后分别于33天和75天后因多脏器衰竭身亡。

　　2008年4月11日，山西省亨泽辐照科技有限公司五名工作人员在未将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况下，携带不能正常使用的剂量仪进入辐照室，其中一人死亡，另外四人患上放射病。

　　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放射源管理依旧隐患重重。例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青海省环保厅牵头对海西州辖区内中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等单位的放射源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诸如操作人员未训上岗现象严重、健康监护工作存在漏洞等。

　　辐射后遗症

　　2009年，张芳领到了最后一笔赔偿款，赔偿已去世近17年的张有昌6万元。但她不觉得这几万元能给她的生活带来改善。

　　她后来再婚，怀孕过两次，都没有生下来。“我怕生出来再有问题。”张芳说。而研究显示，她在2000年怀孕的那一次，胎儿六个月时宫内死亡，与她以前受到辐照有关。

　　18年前孕育京生的时候，张芳同样面临挣扎。京生在腹中一度停止生长，头围小于正常胎儿，医生们劝张芳放弃孩子，而且提醒她放射事故可能给孩子带来后遗症。但她始终不忍心，也想给丈夫张有昌留下骨血。

　　京生刚出生时，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张芳一人抚养着体弱多病的婴儿，生活陷入困境。

　　京生满八个月时，肇事放射源的所有方忻州市科委、放射源所在地忻州环境监测站和迁源责任方太原中国辐射防护院仍然没有任何赔偿表示。眼看要过为期一年的诉讼时效，请不起律师的张丑寅，自己把这三家单位告上了法庭。

　　1997年，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三家被告应赔偿合计近78万元，其中张芳和张京生获得赔偿款共32万元。

　　第二年，历经三家被告上诉等系列波折后，二审判决下达，明晰了三家被告的责任比例，数额没有变动。

　　二审判决后的三年中，张芳多次生病致体弱无法工作，此时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赔偿款也没有落实一分钱。

　　2000年前后，张丑寅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外孙女，踏遍了各个单位的大门，三个人还曾因堵住机关大门被送进收容所呆了两夜。在多方努力下，他们拿到了省里关于落实赔偿的批文，但批文在地方上仿佛不起效力。

　　2002年，在放射事故发生近十年之后，忻州市科委终于松口，答应“先给付80%的赔偿款”。之后几年间，张芳陆续拿到了几笔赔偿款，但索偿的同时也需要多方打点。“这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想再提了，反正最后就拿到了20多万。”张芳无奈地说。

　　她更担心女儿京生的智力发育。京生八岁上小学，在学校里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功课经常不及格，尤其是数学，哪怕对着作业本思考很久，也无法进行两位数以上的加减法。京生坚持上完了初中，虽然大部分时间并不能听懂老师们在讲些什么。

　　辐射安全所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表于2010年第五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的论文显示，推算京生当年受到辐射的生物剂量为1.85戈雷，宫内受照没有影响她出生后的体格发育，但对其智力发育有严重影响。根据中国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京生的全量表智商仅为46，低于99.9%的人群。

　　如今，京生已经长得和母亲一样高。曾经有美容院的老板招她去做学徒，“京京形象好，同事和客人都喜欢她。”张芳说，“可她不会卖产品，一涉及到数字就不行。”

　　张丑寅经常算账，多年前定出的赔偿标准今天看来实在太低。“忻州去北京的硬座火车1992年是19块，现在是72块，这中间涨了多少倍？”张丑寅说。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

　　京生是农村户口，没有低保，暂时也找不到工作。握着北医三院出具的智商鉴定书，张芳非常犹豫，要不要给京生办一个伤残证，这样女儿或许能在福利部门谋一份工作。“可是京京一个女孩子，很快要成家，办了智商有问题的证明，谁还会喜欢她呢？”


来源：《新世纪》周刊

yangyangboo

心痛啊，中國人當自己人是人嗎？再想想日本怎麼對待自己的國民？
當遇到問題時想到的都是推卸，卻不想解決問題，再發展100年也是趕不上日本的。
專制，地方保護主義，這種體制下能解決的了問題嗎？沒錯，中國是在發展，但永遠跑不出這個圈子。只是依舊照著以前的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