痊愈的艾滋病人

梁知行

十几年前，蒂莫西·布朗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在绝望中生活多年后，他于4年前接受了一次实验性的移植手术。此后屡次检测都表明，艾滋病毒已经从他体内消失。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艾滋痊愈病例，专家们从中看到了希望。

    艾滋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自从30年前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被确诊，它已经感染了6000多万人，其中大约3000万人死亡。还有500万人虽然由于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感染受到控制，但病情依然在发展。直到4年前，蒂莫西·布朗都是他们中的一员。

    布朗45岁，是一名德语翻译，住在圣弗朗西斯科。他1995年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你可能只能活两年了。”当布朗拿到检测结果，前男友说。

    他错了——— 不久之后，能救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出现。接下来布朗在柏林住了十年，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着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他喜欢社交，十分健谈，总能成为人群的中心。“过去我是调情高手，”他告诉我，“在咖啡馆、酒吧或者舞厅里看到合意的人，就能吸引对方。”2006年，布朗依然住在柏林，和来自东德的男友迈克尔住在一起。那一年，在去纽约参加一场婚礼的途中，布朗开始感觉不适。他以为这是时差问题，没有在意，但回到柏林后，不适并未消失。他平时骑车上班，但现在要用很长时间，经常因为迟到而受老板训斥。迈克尔很担心，跟布朗的医生通了电话。

    检查结果出来了：白血病。除了艾滋，又一种疾病威胁着他的生命。迈克尔哭了。医生介绍布朗去查理特医科大学，负责治疗他的是吉罗·胡特，一位37岁的血癌专家。

    布朗接受了化疗，但白血病后来又复发。他只有最后一线希望了：接受干细胞移植。这时胡特灵机一动。他对艾滋病所知不多，但记得具有某种自然基因变异的人对艾滋病毒非常有抵抗力。这种名叫“德尔塔32”的变异基因能够阻滞CCR5蛋白———CCR5蛋白是免疫细胞表面一种受体，通常艾滋病毒要通过它才能侵入。天生携带“德尔塔32”变异基因的人几乎对艾滋病完全免疫，而这种人在北欧相对普遍———德国人中比例约为1%。胡特决心看看能否找到一位有“德尔塔32”变异基因的干细胞捐献者，通过手术一举治好布朗的白血病和艾滋病。

    胡特找到了232名与布朗匹配的捐献者，按照概率，其中两位应该有“德尔塔32”基因。胡特说服登记处为他们做相关检测，由他的实验室出钱。登记处同意了，最后结果：61号符合条件。

    胡特的同事和上司对此持保留态度。“主要因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内科医生———我在行内没有名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是都那么容易的。”胡特回忆说。布朗本人对此也不太热心。“那时我对艾滋不是那么在意，因为可以吃药控制它。”他说。

    在为捐献者做检测之前，胡特已经阅读了大量文献，并向艾滋病专家求教。他逐渐意识到，此前还没人做过类似尝试。“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错了。绝对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意识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作为艾滋治疗的外行，胡特没有艾滋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们的共识：艾滋是无法治愈的。

    1996年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大会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由三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组成的配方可以控制艾滋病。在会议闭幕式上，纽约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更宣称，通过18到36个月的治疗，可能从人体内完全根除艾滋病。同年何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但何太乐观了。采用药物治疗，无论开始得多早，都不能根除艾滋病毒，因为这种病毒隐藏得很深，它们潜伏在大脑、肝脏或者肠里，并不复制，不会被免疫系统觉察。它们一直等待，一旦治疗停止，就卷土重来。明白这一点后，多数研究者开始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转向艾滋治疗手段的改进，或者艾滋疫苗的开发。治愈研究经费枯竭了。

    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也让人们越来越不关注治愈。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及早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大幅度减少艾滋病毒感染，甚至高达96%。今天大部分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患者体内病毒载量都达到了不可测水平，也就是说，没有艾滋病毒在血液中流动。于是人们形成了一种信念：我们可以与艾滋病毒共存。

    但事实并非如此。医生会告诉你，许多病人治疗失败，最后死亡。随着病人老去，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治疗最成功的患者，寿命也要缩短数年。2008年刊登在《柳叶刀》上的一项大型跨国研究说，一位病人从20岁就开始接受治疗，但预期寿命只有63岁左右。次年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一组中位年龄为56岁的艾滋病人，其免疫系统与88岁的健康人相仿。潜在的艾滋病毒是首要风险，它们使患者容易感染老年疾病。研究还发现，抗艾药物本身也会导致心脏病、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症发病率提高。

    药物治疗成本极为高昂。在美国，二线药物(主要用于那些靠标准药物情况没有改善的患者)成本可达每年3万美元，各州手头拮据，计划削减相关支出，如今在美国排队等着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患者超过8300人。在发展中国家，药物要便宜得多(某些非专利药每年只用67美元)，但富国已经厌倦了帮忙买单。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在第三世界，有1000万患者根本没有得到治疗。至于艾滋的扩散速度，看看冷酷的数字吧：每3个人开始治疗的同时，就有5人被感染。而艾滋疫苗的研发，据默克制药公司高层达利娅·哈祖达说，可能还得几十年。总之，现在我们靠药物和疫苗都无法告别艾滋，但有另外一种办法，或许可以终结它。

    2007年2月，布朗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手术开始前，他已经停止服用抗艾药物。手术后他活了下来———这可不是小事，因为接受陌生捐献者干细胞移植的病人有不少会因排斥反应死去。他一开始恢复不错。“我重新工作，开始到体育馆锻炼，又开始骑自行车。”他说。

    然后他旧病复发。2008年2月，胡特又为他做了一次干细胞移植手术，捐赠者还是61号。这次白血病消失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停服抗艾药物四年后，布朗体内没了艾滋感染迹象。布朗绝对是地球上接受活检最多的人。人们从他的血液、大脑、肝脏、直肠内取出样本，一遍遍检测。靠抗艾药物控制病情的患者体内仍潜伏着艾滋病毒——— 可能有上百万个。但是在布朗身上，即便是最敏锐的检测都没有发现任何病毒。虽然不可能每个细胞都取出来检测，但即便还存在痕量，也没有意义了。没有CCR5受体，任何艾滋病毒都无法入侵细胞。他被治愈了。

    接受陌生人的干细胞移植成本高达25万美元，而且只有病人濒死时医生才会冒这样的风险。显然，治好布朗的方法并不适合其他艾滋病人。但它证明艾滋是可以治好的，并让艾滋治愈研究重新复活，上世纪90年代之后被放弃的治愈研究现在又被拾了起来。

    要想使布朗接受的这种治疗具备广泛意义，必须在无须捐赠者、不进行移植的情况下创造出“德尔塔32”变异基因，最好通过注射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在朝这个目标迈近，其中之一就是南加州大学的保拉·加农。保拉使用一种新的基因编辑工具锌指核酸酶，由加州的Sangam o生物科技公司研制。这是一种合成蛋白，起到“基因剪刀”的作用。它可以瞄准一段基因，剪下其中一部分，比如切掉产生CCR5的基因，制造有艾滋抗体的细胞。

    加农用老鼠做实验。正常的老鼠无法感染艾滋病，加农取出人体干细胞进行处理，使之具备CCR 5变异，然后注射到一组老鼠身上，与此同时给另外一组老鼠注射未经处理的干细胞，作为控制组。然后她让两组老鼠都感染艾滋病毒。结果于2010年刊登在《自然-生物技术》上：控制组感染后死去，对照组击退了病毒，依然生龙活虎。

    要想把锌指核酸酶直接注入病人体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已经是重大飞跃。基因治疗将让世界充满布朗一样的幸运儿，而且他们无须忍受他曾忍受的一切。

    2008年2月，在波士顿举行的逆转录病毒及伺机性感染研讨会(C R O I)上，“柏林有位艾滋患者康复”的消息首次公布。胡特向大会组织者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交了论文，要求介绍这一成果———布朗停止治疗一年后体内仍未发现艾滋病毒。杂志驳回了他的论文，而研讨会也只是给了胡特一个张贴宣传海报的空间。

    也有少数人认为他的研究很重要。加州大学医学教授、圣弗朗西斯科总医院医生斯蒂芬·迪克斯是其中之一。“我说：哇，这真有趣。为什么别的人不在意呢？”另一位是杰弗瑞·劳伦斯，康奈尔医学院艾滋病毒研究实验室主任，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高级顾问。“这是发现艾滋病毒以来我听到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他说，“难以相信人们居然没有注意到。”

    2008年9月，劳伦斯让胡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一次顶级艾滋研究者会议上介绍这一成果，还让他把布朗的样本寄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实验室，以便接受更细致的检测。事实再次证明，所有样本都是阴性的。获邀与会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马克·舒弗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此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随后在2009年2月号上刊登了胡特的论文。

    此事吸引了一个名为“艾滋政策计划”的小型组织，它一直致力于恢复艾滋治愈研究。2010年6月，“艾滋政策计划”和圣弗朗西斯科的官员一起，给胡特颁了一个奖。该组织成员斯蒂芬·勒布朗载着胡特去参加仪式。当胡特说这是他第一次接受此类荣誉，勒布朗大为惊讶，他记得《柏林晨报》曾把胡特选为“年度柏林人”。胡特微笑“我是第九名。”他说。

    和许多行业一样，艾滋病研究界对外来者持不信任态度。作为一名年轻医生，胡特在其供职的医院都不算有名，对艾滋几乎一无所知，却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团体知道胡特的事情，他们首先问的是：这家伙是谁？

    在2009年12月的一次大型研讨会上，艾滋病毒发现者之一罗伯特·加罗对胡特的成果大加抨击。他就是不相信一个外行能治愈艾滋病，并且说只有病理学者才能宣布病人是否治愈。胡特也在会上发了言，面对一大堆质疑者，他不停地放着幻灯片：“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位病人切成一片片的，才能证明他好了呢？”

    美国艾滋病基金CEO凯文·罗伯特·弗洛斯特曾想利用胡特的成就筹款，他发现潜在捐赠者想法不同。“他们说，如果那位病人真的存在《纽约时报》头版肯定会登的。”

    事实上，《纽约时报》的确报道过布朗，只不过是在A 12版。作者采访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 IA ID )主任安东尼·福西。和其他专家不同，福西接受布朗已被“治愈”的观点。他只是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激动的事“这事很棒，但并不让人惊奇。”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把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拿走，再给他一副新的，那治愈艾滋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它只是不具备实际操作性。”

    这是一种没有诚意的漠视：新治疗方法开始往往都是危险、不便和昂贵的。只是随着相关研究的进步，才逐渐变成普遍的治疗模式，就像现在的抗艾药物一样。

    关于基因治疗的一大疑问就是：是不是要阻滞所有相关受体，才能达到完全的抗艾效果。目前来说，CCR 5是最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在布朗身上，其他受体似乎作用不大。这可能是因为他接受过消融治疗：在移植手术前，化疗和放疗已经把他的免疫系统破坏得差不多了。但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消融治疗是不是治愈艾滋的必要条件？全消融治疗是痛苦的体验，就算是部分消融治疗也需要住院。如果必须这样的话，就很难大规模应用。

    当然，科学总是能找到办法。基于加农的研究，圣弗朗西斯科和费城正在进行临床实验，看能否不动干细胞，而是对T细胞(免疫细胞)下手，对它们进行CCR5变异改造同样可以产生艾滋抗体。使用T细胞有一些缺点，但它一大优势是不需要事先接受消融治疗。

    基因治疗只是一种可能的治愈手段。事实上，它可能不是最好的。还有一种方法，听起来不是那么尖端，但之前已经探索过：清除。给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病人加服一种药，可以唤醒潜伏的艾滋病毒，在它们出动时将之清除。科学家已经确认了好几种可以关闭或开启艾滋病毒的成分，只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对人体是完全安全的。

    也许几年后，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只是直到不久以前，甚至还没有人提出问题，没有人相信艾滋可以治好。而现在他们开始行动了———国际艾滋协会刚刚成立了一个关于艾滋治疗的工作小组。美国艾滋基金会的弗罗斯特说，尽管早期受到一些质疑，但事实证明，布朗的故事标志着科学界的一个转变。

    如果治愈艾滋不再是一种幻想，那么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滋养这新的希望？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基因治疗研究几乎完全靠两大机构资助：一是Sangam o，二是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简称CIRM)，后者从2007年开始资助艾滋治疗研究4000多万美元，包括给加农的1450万美元。

    虽然制药业往抗艾药研发上投入了数亿美元，但大部分制药公司对治疗研究袖手旁观。这并不奇怪。“这个领域缺乏有效的商业模式，”圣弗朗西斯科活动家、CIRM董事杰夫·西赫说，“从公共服务角度讲，治愈艾滋可能很有意义，但对企业来说不是这样。”和每天进行并要坚持一生的治疗不同，治愈是一次性的干预。“不是企业不想患者病愈，但这不是它们的利益所在。”

    制药公司的漠不关心可能使潜在的治愈手段走向末路，因为一个公司拥有的专利别人就不能使用。Medarex公司研发的一种物质有可能根除艾滋病毒，这让研究者很兴奋，但2009年该公司被施贵宝收购，施贵宝正在检测这种物质治疗癌症的效果，但在治疗艾滋方面毫无行动(该公司一名发言人说他们正考虑将这种药用于艾滋研究，但还没有实验计划)。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研究资助者，NIAID也没将治愈研究放在首位。根据它自己提供的数据，该机构2009年在治愈研究上投入4000万美元，仅占其艾滋研究总预算的3%。

    但它的态度正在改变。福西说，他希望未来一年能在治愈研究方面投入6000万美元。从2013年起，NIAID资助的研究必须都有治愈方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NIAID开始关注治愈研究。“托尼·福西绝对是相信艾滋能治愈的人。”迪克斯说。

    但在和我聊天时，福西看上去不像是相信艾滋能治好的人。他说，基因治疗“很有前途，但并不容易。”那么唤醒潜伏病毒呢？“那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

    弗罗斯特说，NIH在治愈研究上的投入远远不够。“我们的进展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只要有合适的资助，我们可以做到。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钱做这件事？”

    第二次移植治好了布朗的白血病，但造成的痛苦也比第一次大得多。化疗和放疗可能具有神经学方面的副作用，医生还怀疑白血病感染了他的大脑，于是进行了活检。结果是阴性的，但检查带来了新麻烦“医生在我的大脑中造成了气泡，只好紧急手术减压。”布朗说。他暂时失去行走和说话能力。胡特说CT扫描显示布朗脑袋内部有个伤疤。他不能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

    布朗接受了一年多的物理治疗。他的智力未受损害，但有时说话费劲，走路仍然有点跛。“我的外部人格发生了改变，”他说“我不像过去那么外向了，这说不清是好是坏。不过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今年一月，布朗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他的新医生是迪克斯，对他同时进行治疗和研究。布朗很高兴被研究，“希望我能帮上忙。”他说。

    布朗的神经损失跟如何治愈艾滋关系不大，但它们的确提醒我们两件事：一是消融手术很可怕，二是病情是反复无常的。我问布朗，遭遇了这些特别的事情后，感觉如何。“我的确想过这是为什么，”他说，“但就跟我一开始想自己为什么会得白血病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他两次被诊断出绝症，结果两个都被治好了，只是身体机能部分被削弱———可能是生活本身造就的，也可能是治愈他的东西造就的。不知道布朗算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还是最不幸运的人。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有了他，是一件幸运的事。

   
编译：Dawn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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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报道更加体现出，西医“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本质，难道不是吗？

ian_g

还是良好的生活习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