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者朱清时：蔡元培式的教育改革家

梁知行

朱清时说，学校的办学是否成功，归根结底是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南科大不仅要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还要培养他们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特约记者/乌力斯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众多媒体记者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想目睹焦点中的45名南科大学生，是否会按照教育部要求，在学校参加2011年全国高考。

　　此前，按照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在教务楼里安排了304、305两个考场，学校也给学生发出通知，将在校内举行高考，学生可自愿参加。但在6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45名学生发出了公开信，拒绝参考高考。此时，朱清时已经离开深圳，回到合肥。

　　在教育部公开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后，朱清时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作为校长，他必须考虑深圳教育部门的压力和责任，所以他没有代表学校出面抵制，而是以个人身份站出来表示反对。“毕竟南科大是市政府办的，于是我只能让学生自己选择。为了回避，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在学校。”

　　在得知南科大无一人赴考的消息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自己很欣慰。社会的支持和学生的态度，让他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也给了他支持下去的勇气。

　　但南科大的问题仍然存在。至今为止，南科大还不在教育部公布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高校的名单内，这也就是说，原计划招收150名新生的南科大，按照教育部规定，并没有录取学生的资格。南科大如果招生，势必遭遇到和去年一样的“非法招生”问题。

　　此外，由深圳市委组织部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遴选已经进入9人大名单公示阶段，并明确表示2名副校长的行政级别是“正局级”。而作为校长的朱清时在设定南科大章程的时候已经对记者表示过，南科大系统内将取消所有的行政职务和职务待遇，去官化、去行政化，完全实行教授治校。南科大和深圳政府良好的关系也因此出现分裂，目前，双方就此问题的协商，尚未达成一致。

　　如今的朱清时，和3月21日开学时的意气风发相比，显得心事重重。

　　他一手制定的《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已经获批，但尚未开始执行。在问题频繁发生后，朱清时最担心的，还是那45名学生。“如果改革走不下去了，我最难割舍的就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响应我的号召，被我号召来参加这个教改的，我当然要对他们负责了。我希望把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安排好。 ”这话听来格外苍凉，可见朱清时面临的压力之大，足以让他心生退意。

　　接下来的问题是：——朱清时校长会不会辞职？不用多久，答案也许就会出现。

　　“对我来讲，我这么大年纪，家也在合肥，家庭成员都希望我尽快回去，如果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办一个普通学校，完全可以找比我年轻，年富力强的人，我就没有在这里做的意义了。”这是朱清时曾经说过的话，也可见他萌生去意的端倪。

　　改革总会有阻力，一直以来，对南科大以及朱清时本人的质疑都没有中断过，最近几日，原南科大筹建团队成员、香港科技大学的几名教授公开发文，指责他的哗众取宠和为口号服务，并言辞激烈地称“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这让朱清时更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

　　我们关注朱清时，也是因为他的实验关系到中国教育的改革和未来。如果南科大能够走出一条教育新路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南科大之路。反之，如果朱清时“中途退场”，中国高校改革很有可能会再延后若干年，中国教育的一丝曙光也将消失，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局面。

　　读书上学不容易

　　朱清时，1946年出生在成都，父亲朱穆雍是当时成都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社会学毕业生，一直在原四川省政府中做职员。解放后，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参加革命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反”运动中，成为专政的对象，被下放到金堂县劳动改造，留下11岁的朱清时在成都十三中读书，独立生活。

　　“在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父亲的问题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沉重地压在我的心灵上。我还记得父亲被判管制一年的消息传来那天的情景，对于读书人家庭这是盆难以忍受的污水，当时全家人绝望地抱团大哭。”

　　父亲在管制期间无工资，管制结束后只有低工资，无力养家。“母亲就开始早出晚归干零活：为别人洗衣服，为被服厂缝衣服，为建筑工地砸石头，挣来一点钱养活一群子女。母亲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高中时，在数学老师周泰金的引导下，朱清时迷上了数学。尤其是周泰金老师讲述的法国数学家伽略华的故事，伽略华成了他当时崇拜的偶像。一次，朱清时写了一封信给华罗庚，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华罗庚先生看了他写的论文，还给他写了回信，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使朱清时备受鼓舞。

　　1962年，成都市举行第一届中学生数学竞赛，朱清时等4人获得一等奖，这次获奖给当时的“白专典型”朱清时带来了好运，第二年，经过一场辩论，学校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艾淑斌亲自拍板，吸收朱清时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之一是当时校团委副书记，我的同班同学谭廉志，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再后来成了我的终生伴侣。”高中毕业，朱清时考上了中国科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文化革命大串联”开始，朱清时和另外几个同学背上背包，从北京步行，走了3个月时间，穿河北农村，过河南兰考，渡淮河，越湖北大别山，到武汉，渡洪湖，从城陵矶过长江，经湖南岳阳、长沙，朝韶山，然后步人江西，登上井冈山。“这三个月的经验使我明白了人生的一个真理：做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日积月累，就能做出外人眼中的奇迹。这为我进入社会开始一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朱清时回忆说。

　　1968年12月，朱清时大学毕业，去了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炉前工。“我的工作是每晚炼完铁后爬进炉膛，把炉腔壁被烧坏的耐火砖敲下来，换上新的。炉腔里余热有70-80度，还得穿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会儿就汗如雨下。更令人担心的是敲壁上坏的耐火砖时，说不定何时四周的砖会一起掉下来，把人埋在里边，不死也残。对这些我全然不在意，只是拼命地干活，一心一意想好好地改造自己。”

　　厂长是个爱才的人，见朱清时数学很好，就把他调到供销科，负责厂里的原材料和设备维修用零配件的采购、库存和使用计划，同时兼作采购员。当时分来厂里的大学生们常在业余时间聚会，多为喝酒，打扑克，海阔天空聊天，发发牢骚。“我也时有加入，但很快就感到空虚。我总觉得光抱怨怀才不遇没意思，中国这么大，总是需要人才的，现在把时间荒废了，一旦需要时，我们有什么呢？我仍然像在大学里一样，抓紧时间学习。翻译了一本《相对论的再审查》，稿子被山东大学油印出来，在国内流传。写了一篇论文《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随时间变大》，197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原子弹给了他出国机会

　　当时的中国，陷于“文革”混乱之中，国际上科学技术却在迅速发展。中国科学院一边应付“文革”，一边为造原子弹组织技术攻关。原子弹和氢弹的主要原料是235铀和6锂，制备它们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把它们分别与238铀和6锂分离开。国外的研究已表明，激光可用于有效地分离这些同位素。当时地处西宁的青海盐湖所也想参加这一重大项目，急需学物理的人才。

　　“得知这一信息，我即去拜访该所的室主任康靖文，他拿了很长的一篇英文文章(题目是《化学中的激光》)让我翻译。几天后，我就把译文交给了他。他们马上就决定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铸造厂不放我。厂长态度十分坚决，一再说我是个人才，决不能放走！”最后，厂长下基层蹲点劳动，同情朱清时的供销科长和人事科长，迅速为他和妻子一块办好调动手续。

　　朱清时就这样去了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为激光分离同位素课题研究项目小组负责人。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了美国华盛顿的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进修期满后，朱清时又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半导体激光光谱红外线多光子离解等的研究。

　　“初到美国，我出过许多洋相。偌大一个华盛顿市，我全靠两腿到处走。中午宁肯饿一顿或花一个多小时走回使馆吃免费饭，也不肯花钱买点东西充饥，更不愿出5角钱坐一次地铁。宁肯花一两个小时一件件用手洗衣，也不愿花几角钱用一次宿舍的洗衣机。我还专门买过美国人不要的净肥肉来吃，就为了省钱。很久以后，这种穷怕了的心理才慢慢转变过来。我们终于明白，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健康远比省下的那点钱重要。”

　　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工作中。在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从事激光激发荧光光谱研究时，实验室的设备多数他都没见过，连用途都没搞清楚，更无从下手使用。因为他中学和大学学的是俄语，英语比较薄弱，读不懂说明书。“对研究的课题，我只有一些科普知识，几门主要基础课未系统学过。相关参考文献更像天书般难懂，差距多大！还有口语不流利，不能进行较深入的讨论。原以为出国是进天堂，却不料来到地狱之门。”每周的小组讨论会，是朱清时最难受的时侯，讨论的问题听不懂，自己更无话可说。那种尴尬的局面让他很受伤。别无选择，只能是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息时间，集中精力迅速填补实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空白，投入到实验中去。

　　“我列出一个问题清单，包括我不知道的仪器的功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请教别人，把他的介绍一一记下来，自己再练几次，熟悉之后，就能找出每台仪器的关键点，然后再读说明书的有关部分，很快就能掌握。两三个月之后，我已能熟练地操作整个复杂的系统，做出了一些漂亮的结果。终于有一天，当看到记录仪画出期待已久的曲线时，我深切感受到了探索科学真理的快乐！”

　　在美国两年多的时间里，朱清时与他人合作研究的用激光做出的氢氧化钙自由基的高分辨光谱被美国宇航局和法国科学家用作确定星际空间中存在氢氧化钙自由基的依据，他还发表了有关半导体激光光谱等前沿方面的科研论文7篇。

　　“在一次学术会上，我的老师向与会者介绍我说：‘他几周内做完的工作，美国学生通常要干上一年。’这句话给我的自尊心带来的快乐，补偿了第一年生活中的全部苦恼。”1981年6月，第36届国际分子光谱学讨论会，邀请朱清时做分会讨论的主席。“那天，站在主席的位置上时，我已完全忘记了因家庭出身而遭受过的种种屈辱。”

　　两年进修期满之后，麻省理工学院要聘请他做“博士后”研究员。“我当时很犹豫，在美国从事科研，各方面条件优越，但只能在别人指定的框框内工作；回国则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的独创性，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朱清时还是选择了回国，与同事们一起建起了激光光谱实验室。国际著名的激光杂志《Laser Focus》曾在1984年12月号上专文介绍中国的激光实验室，朱清时在盐湖所的实验室被看作是世界两个水平最高的实验室之一。

　　在事业起飞的同时，朱清时也遭遇到因名利导致的人际关系问题，朱清时发现在盐湖所无法再深入开展激光光谱学研究。1984年，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此他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成了选键化学的国际权威。

　　中科大校长十年

　　1994年，朱清时调到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选键化学实验室，走上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的道路。1996年，他当上副校长，199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校长。

　　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朱清时先赶上了教育部的“扩招”政策。2001年的时候，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中科大的本科生从原来1300人增加到1860人。虽然他们只多招了560人，可是学校教室变得很紧张，老师上课量也增加了，课程排不过来。

　　“当初大学扩招的时候，我受到很大压力，校长面临决策，一个是不捞白不捞，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两千万。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

　　思前顾后，朱清时后来停止了继续扩招，这导致学校里很多希望通过扩招增加工资收入的教职工都骂他。“他们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但我相信，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你没有扩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实力，其他学校大扩张了，但是它质量下降了。你教师队伍没有加强，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

　　而且，由于扩招，“教室和宿舍不够用，大学开始在本部以外的郊区建设新校区，圈了非常大的土地，建了许多教学楼、科研楼、宿舍，建的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学生身上来，一部分是土地置换和银行贷款。”朱清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迫于经济压力，很多大学和企业合作，新办了各种名目的独立学院，目的就是偿还银行的贷款，增加教职工收入。“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他们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我付了那么多钱，你要教我本事，然后去工作了把这些钱再挣回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你教得不好，不一定值这个钱。那全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在那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看中了大学扩招的机会，纷纷利用地价差异，搞土地置换，让大学搬到郊区，或者在郊区建设新校区，以“大学城”的名义开发新城区。中国科技大学当时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也打算在合肥郊区建设新校区。但朱清时在对其他已建新校区的调研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原来老师都住在学校内，家属生活区和教学区很近，十几分钟走或者几分钟骑自行车到教室、实验室。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学校，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非常多。有时候到了五六点钟，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还可以见到学生和老师在讨论问题。”而在那些新校区里，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了。偏远郊区，因为交通不便，住在城区本部的老师一天就得花两个小时在路上，精力会受大的影响。“很少有学校在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时候，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长此以往，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就会下降。老师和学生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很少，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慢慢减小了。”

　　另外，朱清时还反对“教育产业化”。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

　　“这个观念一引进，就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为了商品。中国的教育系统受市场化的影响，学校教育彻底商业化了，教育领导人的观念也这样认为，于是这些年里，学校动不动就收高学费，借学校来增加收入，学校不再只是教书育人的所在，不再是象牙塔，和很多社会上的单位一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员。老师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学生成为了教育的消费者，师生之间成了一种买卖关系和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成了一种经济关系后，教师的形象就不再神圣，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看法自然就变了。”

　　不过，朱清时高兴地看到，“ 现在，教育部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一个进步。我始终认为，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中国科大的办学经费排在全国30位左右，招生规模50年几乎未变，实际学费仅为2000多元，在一流高校中排名列后。”

　　校长改变不了学校

　　“我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想当科学家改造世界；上大学以后我发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太小，就想做一个研究员改造这个国家；等到毕业工作以后，一路遇到很多问题，发现我只能改变一部分；做到大学校长的时候，发现很多想法都很难实现，就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朱清时对记者说。

　　在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最初，他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在于教学大纲、教材太落后，于是带着同事去麻省理工等高校调研，回国搞教学改革，引进优秀人才。

　　几年后他才发现，教育体制和考评制度才是大学的核心问题。“现在的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所有的大学从教材、课程到教学评估，从招生到考试，从教授到学生，都在教育部的统一管理下，大学没有特色，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样。如果不给大学校长权力，不让一线教授参与学科建设，还是靠教育部事无巨细地抓，想改变确实很困难。”

　　以中科大为例，在现行的学术科研考评制度下，大学老师脑子里都想着提职称，要经费，写论文，不在意讲课。“即使有教授在一线上课教学，大家也是应付了事，他们的心思都在课题上，他们跟学生接触和对学生的热情都在减弱。光讲好课学生喜欢，如果没有科研成果，没有评文发表，老师的职称、待遇都上不去。现在的科研评价、考核的方式机械、不合理，让许多老师喘不过气来。学术带头人都很忙，天天忙着做计划，跑项目，或者忙特聘教授和特聘学者……平时大课都不开了，偶尔开个公开课或者做演讲，在家里带带硕士、博士，哪里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沟通？”

　　“真正优秀的老师很喜欢给学生上课，学生能启发老师自己，对问题看得更深。在学校做教授就一定要上课，不然就做研究员。美国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要上课，在美国学校不上课就不能当教授，只有退休。在评职称的时候，不是按照数量统计来考评，数专著发论文，而是由学术委员会看论文的品质和成就。”

　　朱清时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教师公务员化。“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老师的工资待遇，像国外和公务员一样执行待遇标准，让老师无忧无虑地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大学肯定会比现在安静——老师的心静下来，从容起来，才能让教师把更多时间花在教书育人上，提高教学质量。”

　　中国传统的书院曾经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书院的老师经常是几个人，学生也不多，老师们和学生都住在一起，除了上课学知识外，老师和学生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朱清时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后来他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教育部当时下文禁止，要求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然后，学生宿舍里住满了辅导员，通常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和他们缺乏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最后，朱清时发现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制度和体系问题。“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这些在1917年由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当朱清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直到离开中科大校长的位置，他发现自己手上没有权力去做改变。

　　夺回来的办学自主权

　　“我一直跟他们讲道理、去沟通，让他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是为自己。” 在今年 “两会”会场上，被重重压力包围的朱清时一直在为自己的改革解释，寻找同盟和支持。

　　“他们”是教育主管部门。在“他们”眼睛里，这位浓郁书卷气平时在办公室里喜欢穿一双布鞋的校长，是一个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人，更是一个给他们出难题的人，一个冒犯和挑衅者。

　　这一切都是因为南科大。2009年3月，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提出放弃行政级别。

　　在给深圳政府递交的方案中，朱清时提出要在深圳的改革试点权，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以去行政化回归教育本源，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把南方科技大学办成“全世界华人学者乃至世界一流科学家最向往的工作地方，培养中国未来需要的精英栋梁”。

　　在未来的南科大，朱清时把对自己的定位是CEO。理事会负责日常管理，大事由理事会投票决定。学院的运营团队不设行政级别，从朱清时开始，学校里的所有人，他的功劳与贡献靠本事，按岗位拿薪酬，而不是靠他的行政职别或者官位。

　　朱清时和他的教育改革，如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在教育层面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把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也让南科大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的另一次改革尝试：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的一系列教育改革。

　　但这次的改革完全不同。南科大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办”。2007年6月，深圳市就向广东省和教育部递交了关于申办南方科技大学的相关报告，但南科大一直没有取得教育部认可的“名分”。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赴深圳上任，9月15日，教育部在南科大校区施工现场，批评他们“未批先建”，又表示根据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和“南方”等大词，南科大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对此，朱清时先是大量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又借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时，与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沟通，接着又参加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座谈会，汇报南科大的教改情况。

　　“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当这些讯息被朱清时通过媒体放出后，南方科技大学校名的争议便平息了，连教育部的审批官员也没有意见了。2010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到深圳，对南科大的筹建工作表示肯定。

　　但朱清时还是遇到了钉子。一份1986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根据规定，南科大成功获批筹建的前提条件是，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万册。而朱清时想办的是那种小而精的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生少老师多，培养的都是对人类科技进步有卓越贡献的精英知识分子。“我们首批招生计划50人”。因此，教育部的这些制定于20多年前的规定，就显得陈旧和过时。

　　在朱清时的再三争取下，教育部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根据条例，即使南科大获准筹建，也仍要等几年时间，到正式建校时才可得到招生资格。朱清时再次进京跟教育部协调，教育部的建议是让南科大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但招来的学生必须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籍。这让朱清时无法接受，“改革的结果就是建一个分校，这还叫改革吗？”

　　另外，根据中国教育现行制度，南科大要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至少要3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朱清时已经105岁了，他显然不能等。在频繁通过新闻媒体给教育部喊话，最终无果的现实下，去年10月，朱清时决定南科大在国家计划外独立招生，自办大学发放不被国家承认的自办文凭和学位，强行闯关。此举被媒体称为朱清时从教育部“夺回”了招生权和文凭发放权。

　　在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的朱清时“逼宫”的行为面前，2010年年底，教育部选择了妥协，在南科大招生考试后，下发批文同意未经教育部批准就擅自进行自主招生的南方科大进行筹建，学校代码为14325，筹建期间可以试办本科专业，给朱清时主导的这场改革实验暂时给予了一个模糊的承认。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教育部公开表态支持南方科技大学在教改方面的探索。即便如此，朱清时还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教育部对南科大自行发放文凭学位的行为，仍然没有表态。也就是说，南科大的学位和文凭，不能和国家现有认证体系接轨。

       首批录取的50名学生，最后只来了45名。一些家长也担心，南科大的自授学位，没有经过教育部批准，最终不能被社会承认。在开学注册前夕，他们还是退缩了，没有前来报到。

　　更多的时候，朱清时是乐观的。在开学典礼上，朱清时强调说，南科大的校风和文化，一是要崇尚真理，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二是要以学生为本。他说，学校的办学是否成功，归根结底是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南科大不仅要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还要培养他们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来源：新民周刊

yangyangboo

朱先生是冒天下之大不纬啊，敢于天朝对抗？让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创造，学会了判断，不是危及到天朝的统治了？

梁知行

南科大，红灯停？


朱清时曾说，南科大没有绿灯放行，也没有红灯叫停，一路遇到的全是黄灯。这一次高考事件触碰了“红灯”开关，来自内部的预警甚至比外部更猛烈。高擎改革旗帜的南科大再启程之前，或许应该先回到一所大学的出发点。

　　记者◎贾冬婷

　　“不高考”

　　6月7日，南方科技大学304、305教室，特殊的高考考场里空无一人。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45个学生用行动表示了对高考的拒绝。

　　请假回到山东的学生李方(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班20多个同学都“躲”回家了，为了避免在学校“被高考”。在他看来，高考是底线，“参加高考，就意味着迈出妥协的第一步，以后象征性的妥协就会变成实质性的，一步步地被拉回到体制里”。

　　“高考”以及它背后的“体制”，成为学生们心中“教育改革”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似乎“考”就是背离改革，“不考”就是支持改革。“在学生们看来，他们是壮士，甚至会成为烈士，我们则是改革的叛徒。”南科大一位内部工作人员无奈地对本刊记者说。其实，南科大并非在真空中，作为一所公办大学，深圳市政府是“老板”，教育部是监督方，建立一个三方互信机制也是为改革赢得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在6月3日一封学校老师给学生们的信中写道：“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教育部一直对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亮“黄灯”，其实就是一种默许，而亮“绿灯”是要看成效的。一年多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曾表态：“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不过，南科大在实际运行中发现，“高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南科大首届实验班45人中，一批人和李方一样，没有读完“高三”，就参加了南科大今年春天的“自主招生”考试，而另一批，则由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考落选的学生中挑选而来，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在进入南科大时签下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南科大“自授文凭”的准备，但他们甚至都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毕业后没有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如何与户籍、医保、公务员、就读研究生等一系列社会体系接轨？

　　出钱办一所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型大学，深圳市显然也不期望它一出生就陷入不被承认的境地。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深圳市就高考的问题一直在与教育部谈判，5月中旬教育部令下，仍然要进行高考，但采取一个变通之法，这次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也就是说，这次高考只是补一个“注册”手续，南科大已录取学生只需走走形式，不管考分如何，依然是南科大的学生，毕业后的文凭即可获得认可。在教育部看来，这已经是在高考红线下的最大让步，没想到南科大不买账。这位校内工作人员说，如今南科大陷入一种“可怕的寂静”，他们都在等待7月1日理事会制度的实施，或走，或停。

　　高考风波暴露出南科大内部的危机。漩涡中的校长朱清时选择了回避，但他显然与校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并未达成一致。他侧面通过媒体表达：“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那3天，李方说他徘徊在本来会身在其中的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场门口，问门口紧张等待的家长们，“除了高考，你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们其他的选择？”家长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没想过”，这让他感到孤独，又隐隐有一些超越感。

　　李方之前是山东省最好的实验中学“实验班”中的尖子生，最佳辩手，校报记者，原计划是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或者香港大学。他还清楚记得3月12日的情景，他已经作为南科大新生参加军训，晚上23点还做了80个俯卧撑，因为那一天是香港大学面试的日子。让他改变这一既有轨迹的，是2月份看到了朱清时慷慨激昂的南科大自主招生启事，还有铺天盖地的媒体赞誉。“记得那时看到一篇《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出格’和‘难’的事都是我喜欢的。”李方说。考试时接触到一些院士级教授和他们出的新鲜考题更让他义无反顾，对公务员父亲喊出来“我以后不会做啃老族！”“我或许会为这一选择放弃很多，但不这样，怎么能行驶在现在这样一艘船上，与校长、与南科大改革绑在一起，经历风浪，上吐下泻呢。”

　　南科大教工食堂热闹的午餐时间，朱清时校长一个人在落寞吃饭。内外交困的校长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做下去：“《易经》中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他觉得，“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在得知组织高考几天后的5月30日，李方曾以“一个南科大学生”的名义发出一封公开信。他对本刊记者说：“小白鼠有两种，一种是伤了亡了，被人扔到焚尸炉里；还有一种是金贵的，生活在一个理想环境中。我们当然想做第二种，但如果失败了要做第一种，我也甘愿。”他的那封网上公开信以“殇”作为背景音乐，他后来觉得有些不吉利，“‘殇’的意思是未成年就死去”。

　　一场事先张扬的改革

　　从一开始，南科大就被视为教育改革的探路者。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关于办这第二所大学已经讨论了十几年，统计过的名字就有20多个，一个1300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就一所大学？香港700万人，已经有8所了。而且扩张至3万人的深圳大学已经沦为一所替深圳学生“兜底”的地方性大学，不能再重蹈覆辙。2007年，深圳市政府终于开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期望甚高，“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张克科告诉本刊记者，南方科技大学颇有些“生不逢时”，当时教育部正处在“扩招”过后的反思中，“大学只能用地名，不能用虚名”，“整顿期不再批新大学”。但这并未浇灭特区的改革热情，比如动用猎头公司全球招聘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十几年来一直作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推动南科大筹建，也是这次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他对本刊记者披露，这一“与国际接轨”的遴选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说是全球招聘，但因为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所以必须是中国公民，很多海外华人都被排除在外。说是几百人候选，但遴选委员会在第一轮并没有主导权，因为猎头公司拿给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上只有6个人。放在国际上，遴选委员会要开无数次会讨论，但委员会只开了一次会就确定了最终人选。”吴家玮说，他当时觉得，由教育专家占70%的委员会遴选，不是像以前那样由党委拍板，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所以没再坚持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做法。“现在看来，就像轨道只铺设了一半，这时候开动高速列车，有脱轨的危险。”

　　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列在6人候选名单中，吴家玮认识他有20多年，觉得他敢想敢干，况且又有中科大10年校长经验为保障。吴家玮说：“当时应该多问问他：‘除了口号外，有哪些具体计划？’”

　　彼此朱清时已经62岁，打动他再出山的，是这些年从未放下的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他说，“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完全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朱清时一上任就抛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并给出自己的答案——“高校去行政化。”

　　作为一所历经3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招生就是一步迈不过去的坎。“按照制度，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1到5年时间。再从专科开始，升到本科，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朱清时说。中间也有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办学、中科大协助招生等方案，但都不了了之。“比如联合招生的学生规定必须是中科大学籍，那我们改革实验的意义就很小了。”朱清时决定“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进而绕开高考及背后的整个教育体制。

　　南科大和朱清时的改革者形象赢得了外部舆论的支持，但曾加入这场改革实验的朱清时老友、物理学家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战术上需要人辅佐。改革是寻找更完善的更具可行性的方法来替代，这一次，朱清时太急功近利。”

　　因理念不同撤出南科大核心团队的香港科技大学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在发给本刊记者的公开信原件中指出，这些喧嚣的改革口号严格来论，也是哗众取宠的。比如，任何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去行政化”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概念，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也绝对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他们说，臭名昭著的“西太平洋大学”与誉满全球的哈佛大学，最大的相同点是二者都有“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最大的不同点是哈佛大学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管理体制并提供一流的教育，而“西太平洋大学”没有。因此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 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本质。

　　在张克科看来，南科大面临着和当年深圳大学类似的问题，“南科大的创新和当初深圳大学的改革创新不是一样的吗？20年之后深圳大学走过的怪圈，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走出去？”

　　事实上，如今被视为失败案例的深圳大学在建校之初颇有突破，甚至是当年邓小平口中“深圳速度”的代名词。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指着南山后海湾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

　　某种程度上，如今南科大的创建条件还不如深大当年。深圳大学创校校长罗徵启对本刊记者说：“1983年初深圳向中央提交建大学的报告，5月就得到批复，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还有清华大学一批人的协助。这次南科大等‘准生证’就用了3年多，我也觉得很奇怪。”

　　在罗徵启看来，“黄灯”不是坏事，意味着还有很大改革空间。“比如当年我们想给高校职工办一所夜大学，可是报上去广东省高教局没批，我们就想了另一个名字，‘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对教育局辩解说，这个不是夜大学，在教育序列里没有的。但实际中采取‘宽进严出’，在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加锁把好出口’。一直到1987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里离蛇口开发区很近，照袁庚教的办法，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这个学院的事。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罗徵启告诉本刊记者，“某种程度上，‘准生证’是自己给自己加的。”

　　“中国的改革走的是边缘路线，你不注意，我走出去一步；你咳嗽一声，我再退回一点。慢慢地‘黄灯’就变成‘绿灯’。南科大这几年说得多，做得少。”罗徵启说。

　　张克科认为，南科大要办一所“在深圳的大学”，而不是一所“深圳的大学”，如今的优势在于深港教育合作。吴家玮也曾给朱清时建议：“可以先考虑跟香港高校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南科大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

　　“不要做英雄，也不要做烈士，改革是为了把学校办好。”南科大一位内部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否则，谁来为45个孩子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水土

　　“听到学生说要做小白鼠，我觉得很心酸。”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想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愿意他规规矩矩、漂漂亮亮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段路。最基本的一点，不能用孩子们做实验。”

　　与学生们关系很好的陈应天即使在离开南科大后，也不断有学生找他咨询，“为什么我们进了大学还要高考？”陈应天劝他们去考，“考一考没关系”。他说，国外研究生进不进来是老师说了算，可是要拿博士学位，也是要参加基本资格考试的。而且南科大作为公办学校，不是私人实验室，也要考虑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也认为：“统一考试的成绩是英美所有大学‘择优录取，自主录取’的基本依据之一，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在美国，是SAT 成绩，在英国，是AL 成绩。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环节，不能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本身的合理性。”

　　高考事件成为导火索，让已离开南科大数月的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下决心指出南科大那件“皇帝的新装”。2010年2月朱清时上任不久，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李泽湘就来到南科大，主动请缨成为建校团队的一员，随后他又把港科大同事——化学系主任李晓原、数学系主任励建书也拉进来。在建校20年已位居QS亚洲大学排名第一的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李泽湘对本刊记者说，他们三个人都是从内地出去读书的，对内地高教改革总有一份情结在。早在1986年，李泽湘就和很多同学自发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教育部。他对朱清时说，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愿意回来帮忙。

　　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三人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参与人才引进、学科架构、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设计等工作。20年前也曾参与港科大筹建的李泽湘说：“虽然一直说南科大要以港科大为模板，但我们并不是照搬港科大，而是把港科大和其他学校的各种经验、教训都详细列举出来。”

　　李泽湘、励建书对本刊记者说，大学创建的基本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这也是港科大走过的流程，用了4年仍觉太紧张。吴家玮回忆说：“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就是找人，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压力非常大。”

　　朱清时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做法，“一个萝卜一个坑”。两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先有计划，还是先有人才。“以我在中国做10年校长的经验看来，这种做法行不通。现在南科大找人难得多了，远没到想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的程度。全国都在抢人才，清华、北大、复旦，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条件不比我们要好吗？所以来了一个人才，我就要赶紧抓住，由他来设计学科。”他说，“民国时期都有很多兼职教授，鲁迅在日记里面就写几点钟去哪个学校上课，几点钟又去另一个学校上课。只要请到好的教授，不管他归谁所有，用这种方式来过渡一下不也很好吗？”

　　李泽湘说，南科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张白纸，没有老大学的包袱，这对于踌躇满志要回国的青年学者来说很有吸引力，现在内地的大环境也比当时“97”来临前的香港要好多了。况且，深圳给学科领军人物开出了110万元年薪，这在内地是很有竞争力的。他认为，支撑一所研究型大学根基的，不是耀眼的大师，而是一个扎实稳定的中青年教师群体，这需要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去评估和监督。

　　开学临近，按照朱清时校长的思路，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临时拼凑请来的老教授大多来自中科大，多为兼职或者帮忙。

　　“这不是水土不服或者模式之争，而是基本常识。南科大说要学港科大模式、加州理工模式、普林斯顿模式，其实只是看到了它们头顶的光环。”李泽湘说，“比如一个城市的高科技园区要引进企业，首先要把基础设施建好，电子、生物、制药等工业区域先有清晰规划，再请专家进行筛选、评估。现在不像20年前，无论多么污染的企业想来都可以，不考虑工业结构、环境代价等。而且，摸着石头过河，也得有石子，也得有章法啊。”

　　“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20年前港科大第一批学生进来时，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就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过后又一学期的开始。”吴家玮说，“现在看，南科大没有按照港科大模式，甚至走了100%相反的路。”

　　“朱校长一直说要‘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但现在‘砖瓦’都没垒好，怎么能请‘住客’入住？”即便在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之后，看到课程体系、教师聘任、实验室等都漫无头绪，3位港科大教授做了离开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上、中、下三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但是，45个学生仍然在3月来到了南科大。

　　教育的原点

　　李方第一次看到靠近二线关的这4栋棕红色小楼，印象中“荒草遍地，楼不高大，有点像个中学。活动室甲醛可能超标，去隔壁科学院借羽毛球场用”。这里原是深圳“拿来主义”思路下大学城的一个校园——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后来废弃了。

　　未来的南科大校区离这里几百米远，占地1.94平方公里。中标校园规划的建筑师冯果川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市原计划南科大的规模是1.5万人，首期5000人，但朱清时校长上任后决定，首期一两千人，又希望采用低楼层、“书院式”，全盘更改了他的方案。朱清时期望一种加州理工式的“小规模效应”，“他们每年只招生2000人。因为如果教师队伍没有扩大，而学生迅速扩大，就像盐放在水里，水扩了很多倍，那么盐就淡了”。在朱清时的个人理想中，好的大学是像这样拥有“小楼”与“大师”。

　　但在南科大实际运作中，却逐渐偏离了教育的原点。陈应天还记得朱清时亲自去锦州他搞太阳能产业的基地送聘书的情景，打动他的，是朱清时当时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培养尖子生的土壤。现在重点学生没有得到重点培养，都大批量生产了。”陈应天觉得他这一点看得很准。陈的儿子13岁半就考上北大少年班，后来考美国大学，虽然受英语影响SAT总分不高，但因为数学拿了800分满分，仍然被加州理工物理系录取。陈应天本人当年在剑桥大学也深有体会，对好学生的培养不计代价，什么规则都可以打破，比如他还是学生时，已经是学院研究员，博士论文只用了1年3个月就拿到了，虽然规定最短是2年。

　　陈应天已经回国七八年，也希望带一批学生年轻时就进入科学研究。他很喜欢这一班45个孩子，他在面试时出的考题涉及马赫原理、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和应用，没想到绝大多数的人都回答得很好。最小的11岁苏刘溢的答卷，竟是满满一页纸的英文阐述。“我的课只要考试通过了，不想学也可以，想去搞科研没有设备或者没有经费，我都可以帮助。如果是好的苗子，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出成就。”

　　他最看重的，是帮南科大建16个物理实验室，每一次见到校长都问：“实验室东西买了吗？”却一次次失望。他把自己好几千万元的实验设备拉过来，用了10辆卡车装运，但实验室一直没踪影，只好又失望地拉回去了。陈应天不明白，南科大本来要创造培养人才的土壤，后来怎么不去循序渐进做事，而是越来越陷入改革口号中了呢？”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李方在公开信中写道。但是，第一次出现在名单中的耀眼名字，很多已经在开学前消失了。作为朱清时的老朋友，陈应天也最后一个失望离开。

　　港科大3位教授在公开信中说：“完全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几个早已身兼多职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70的院士，南科大挂名只是使他们的兼职又多了一项而已；另一类则是几个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

　　本刊记者了解到，除了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其余教师全是兼职。比如陈国良院士教授计算机课程，但他还有其他兼职，于是又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临走前，看到数学最重要的基础课程微积分面临无人开课的尴尬，励建书仍帮助南科大找到一位靠得住的教授，“按课时，认认真真上”。

　　前几天，一个学生已经退学。陈应天很担心，“南科大不要半途而废，也不要一下子又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