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亚的归途：新疆5万流浪儿童的缩影

梁知行

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至5万新疆流浪儿童，数量10年间翻了10倍，且被犯罪组织控制程度更高、分布范围更广。

经济与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南疆三州是流浪儿童主要输出地。缺乏教育、就业机会和家庭温暖成为制造流浪儿童的根本原因。

“身上的痛总会过去，但心里的却很难。”从回家到融入社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这既是更难的部分，也是建设新疆民生、重构民族关系的契机。

喀什北郊，一个昏暗的房间内，17岁的伊力亚10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

他已离家流浪10年了，在这个年龄他本该长成一个强壮俊美的小伙子。但现在，蚯蚓般的伤痕爬满了他的脊梁，一条伤腿正在萎缩。他的阿娜（维语：母亲），37岁的阿尔孜古丽，因惊恐而捂住嘴巴，在黑暗中“呜呜”地低鸣。

悲伤的母亲伸出双手，轻柔地抚摸着久违的儿子，仿佛他刚刚出生。伊力亚显然已经生疏了这样的亲昵，他的身体在生硬地逃离。“我爱她，只是时间过了太久了。”他说。

无论如何，伊力亚回家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破碎的家庭。自新疆于2011年4月启动解救流浪儿童行动以来，到6月已有接近150名儿童被接回，伊力亚正是其中一员。

但在其身后辽阔的新疆大地上，等待这样的幸运降临的家庭还有更多。一份来自新疆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到5万新疆籍 （绝大部分是维族）流浪儿童，他们被犯罪团伙拐骗控制，在棍棒和饥饿的威逼下以偷盗为生。

“（群体数量）10年间翻了10倍。”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说，“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分布范围更广。”

每年，数量庞大的维族儿童因贫穷或失去关爱被骗离故土，带着恐惧或幻想来到繁荣的内地。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缺乏最基本的语言、生存和辨别善恶的能力。他们既要承受人贩子和被盗者的双重暴力，又要遭遇同胞和乡人的道德唾弃，而他们往往因为过于稚嫩而无力反抗。

新疆流浪儿童现象首先演化成严重的治安问题，继而妖魔化着新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形象和声誉。在很多城市，对于内地人来说，善做生意的“买买提大叔”的身影早已远去，犯罪与贪婪是新的标签。

新疆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在2011年下定决心。4月，趁新一轮对口援疆全面启动的契机，自治区政府宣布派出工作组分赴各省，接回所有在其境内流浪的新疆籍儿童，此举很快得到来自国家公安部和民政部的响应和支持，由举一区之力上升为国家行动。

这意味着，更多像伊力亚这样的新疆流浪儿童的命运将得到改变。他们将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归故里，让一个个家庭和村庄重获安慰。同时，他们也将获得机会，成为良好的新人。“身上的痛总会过去。”在投入阿娜怀抱的那个下午，伊力亚在镜子前久久端详，“但心里的却很难”。

闯“口里”

现在，17岁的伊力亚和母亲形影不离，住在喀什北郊一个破败的平房区里。这是外婆的家，灰墙黄地，捉迷藏似的缩在巷子的最深处。伊力亚刚会走路的时候，他就跟着外婆在一处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叫卖3元一把的手制扫把，人行道是他的操场。

阿尔孜古丽体弱多病，几乎无法填饱两个儿子的辘辘饥肠。比这更糟的是，丈夫艾力酗酒吸毒，将一家拖入暴力和贫困的深渊。“我17岁就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却天天打我们。”阿尔孜古丽说。

艾力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就连赋予伊力亚生命时都少给了他四根手指和外形正常的右脚，医生说这是父亲长期吸毒所致。然而艾力并没有为此而愧疚，他偶尔赚点钱，然后输掉更多，包括儿子3岁时一次重病的医药费。那一次，伊力亚差点死于肺炎。

1998年，伊力亚4岁，父母离婚，他被判给了母亲。很快，父亲带着哥哥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听说去了“口里”。自古以来，新疆人以哈密星星峡为界，东进中原为“口里”，西出西域为“口外”。

艾力1980年代到过“口里”的广州卖烤肉。此时新疆正兴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口里潮”，大批维吾尔商人进入富庶的内地，利用地域特色优势销售特产或倒运紧俏物资。“维族人老实厚道，还能歌善舞，很讨当地人喜欢。”一位维族老商人说。在很多城市，“买买提大叔”是人们一度对新疆人的亲切代称。

这些维族先行者带着财富衣锦还乡，传播着那些点石成金的传奇。更加庞大的淘金大军由此催生，“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

广州火车站一位退休员工回忆，大概从1987年开始，站前广场就出现了新疆人的身影，他们剽悍好斗，敢于和雄踞多时的东北人争地盘。立足后，他们又叫来更多的同乡，以偷盗或收保护费为生。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曾研究过新疆不法分子在内地作案方式的历史演变：起初由成年人进行偷窃，遭严打后，19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为利用未成年人掩护作案，随后又演变为成年人幕后操纵未成年人犯罪。

这奠定了新疆流浪儿童的群体需求。“在很多新疆农村，由于贫穷和过度生育，很多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就业机会和家庭温暖。”吐尔文江说，“他们最容易被诱拐，带着对华丽生活虚幻的向往。”

研究者们发现，经济最落后、生育率和离婚率最高的南疆三州（喀什、阿克苏、和田）是最大的流浪儿童输出地。那里的父母负担沉重，终日劳碌，对孩子最大的关爱往往只是睡前清点一下炕上的人头。这些孤独且失去约束的孩子终日流连于乡间台球场、赌博机和免费公园，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戒备心理。统计数据显示，近九成孩子是被诱拐离家。

而犯糊涂的不仅仅是孩子。一些贫穷而单纯的父母听信了坊间传说和人贩子过于美丽的诺言，也自动送上他们的孩子。

古老的星星峡迎来了这群浩浩荡荡的童子军。他们出疆后，分化成涓涓细流进入几乎每一个内地城市。1990年代后期，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渐成规模，成为危害城市治安的恶性标志之一。

1999年夏末，艾力回来了。他在“口里”认识了几个人，并在怂恿下动了坏脑筋——找孩子到内地“办事”。1980年代艾力的那次闯“口里”以失败告终，他沦为小偷，每月获利两三百元，比教授还多。他非常了解这个行当的暴利，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两个儿子。

艾力在学校门外拦住了伊力亚，说带他去玩，随即把他抱上一辆面包车。伊力亚什么都没带，只有一张从书包里抽出的妈妈的照片。

他见到了哥哥热依木。在欢喜和不安的交杂中，两个小男孩坐着火车一路往东，穿越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进入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千里戈壁，但恐惧却取代了新奇——车上的面孔变得越来越东方，“他们盯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吃掉，我害怕得两天没有合眼”。

伊力亚跟着爸爸经上海进入浙江某市。他惊叹于那里宏伟的建筑、汹涌的车流和璀璨的霓虹。在一个灯火辉煌的购物广场品尝完一碗牛肉面后，他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偷钱，或者被打死

伊力亚跟着父亲住进了一家维族人聚居的宾馆。最初两天，父亲带他们去步行街、美食城和儿童乐园。新鲜感驱散了乡愁，甚至有那么一刹那，他充满幸福。

但第三天，那个熟悉的父亲回来了。艾力摊着手对两个孩子说：“钱都被你们花光了，你们必须弄点回来。”伊力亚瞪大了眼睛，仿佛没有听懂。爸爸张合着两个手指伸入上衣口袋，说：“偷。”伊力亚拉开门就跑。“我要告诉妈妈。”

艾力像拎小鸡一样提起儿子的衣领，用一条浸湿的视频线狠狠抽向他的后背。哥哥热依木在弟弟的嚎叫中屈服了，他摇着爸爸的腿，说愿意为弟弟做一切事情。

艾力喝得烂醉。两个孩子蜷缩在黑暗中，捧着妈妈的照片在呜咽中睡去。

暴力阴影几乎贯穿于这些儿童的流浪生涯。他们皮肉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盗窃财物的多寡和人贩子的心情。来自喀什莎车的亚力昆仅仅因为人贩子输了钱而成为出气筒，铜制的皮带扣子使他的脚踝永久性变形，从此无缘任何有帮的鞋。“我无法决定命运，只能偷钱，或者被打死。”亚力昆说。

天亮后，艾力抱回一个塑料模特和一盆放有硬币的开水。对伊力亚的训练开始了，他需要掌握如下技能：从开水里夹起硬币而不烫伤，熟悉上百种手袋提包的开关方法，刀片的使用和识别各种真假钞票和手机。当然，还有和警察赛跑的本领。

两个月后，伊力亚出师了，他需要独自偷回一部手机。一天清晨，他穿上蓝色的窄袖运动服，徘徊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他的手指已足够敏捷，眼睛也足够锐利，但他仍感到害怕。小时候妈妈教过他，如果偷盗，真主会夺去他的手。

但父亲在后面挥舞着拳头。伊力亚别无选择，跟上了一个穿红色棉衣的年轻女人——她刚往兜里放进一个新式电话。伊力亚和猎物保持着距离，心跳和脚步一样凌乱。犹豫了两个小时后，他终于伸手摸到电话的装饰绳，伴着对方的一次颠簸顺势取出。

妈妈的话没有灵验，没有人来取他的手。伊力亚又作了几次案，技术渐渐娴熟起来。一个月后，他偷一个钱包已经只需20秒。爸爸开始给他和哥哥下任务：每天1000元。

伊力亚所住的旅馆一带是外来维族人的聚居地，有很多新疆餐馆和干果车。其中不乏做正规生意的，但更多的是罪恶的幌子。人贩子们在店前做买卖，店后开设为藏匿场所。这些团伙少则几个人，多则上百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除小孩外，还有头目、管家、监工和厨师。每个小孩都有一定数额的偷盗任务，完不成就打；如果逃跑，还会被挑断脚筋。

恐怖的场景无处不在。伊力亚曾见过一个监工抡着木棒打一个小孩。“他已经不动了，身上的血也开始发黑，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这里每天都有孩子消失，又有新的孩子补充进来，俨然一个私刑泛滥的独立王国。

伊力亚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为一流的高手。他很聪明地用弹力带将钳子绑在袖子里，夹了东西后松手就自动回缩；他把手术刀片藏在指甲和嘴巴里，除了割包，还能在警察面前自残要挟。

和其他流浪孩子一样，伊力亚也是警察局的常客。他们有着各种对付警察的办法，装聋、不懂汉语、吞铁片、撞墙甚至由人贩子围攻派出所，而办案人员往往因为顾虑民族团结问题而放人了事，无形中纵容了情况的恶化。

逃亡者

伊力亚孤独地成长着，身体悄悄发生着变化。他冒出了胡茬，肌肉像吸饱了水的海绵一样膨胀起来。他将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现实的困惑统统变成青春期的愤怒，他开始去酒吧，找人打架，还偷拍姑娘的裙底。

父亲因为长期吸食海洛因，挥鞭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弱。伊力亚已经不那么害怕了，他已经13岁了，可以公开顶撞父亲，或者偷他的钱去网吧和肯德基。一次，父亲叫他去医院里偷，伊力亚拒绝了，说在那里偷钱等于偷命，还推了父亲一把。

然而威胁不仅仅来自父亲。作为无依无靠的偷盗“个体户”，维族和当地的团伙势力常常掠走了他们相当部分的收入，一些腐败的警察也加入这个行列，如果遇上特别正直的，就要穿街过巷地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当地人恨透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次伊力亚到菜市场购物，两三个当地人喊着“小偷”就上来打他。他的右额被狠狠地踏在地上，鲜血糊住了眼睛。当他推开附近所有诊所的门时，医生都说：“走开，小偷。”

那次之后他跟了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维族大哥。“我需要一个靠山。”在这些资源有限的城市里，团伙间的群殴和火并时有发生。伊力亚去过几次，将其形容为一场“残肢飞舞的血腥大片”。

伊力亚成了一名小混混，言行变得更加粗鄙和放荡。一次夜市中他和一个汉族青年发生口角，拿起可乐瓶就砸了对方的头。后来青年带人到旅馆寻仇，伊力亚光着上身从二楼窗户跳下，赤脚跑了大半个城。

父亲艾力觉得再也管不住这个儿子了，他想要钱而不是惊险的生活。为满足越来越大的毒瘾，艾力联系了一个团伙，以9万元的价格卖了伊力亚。

这个少年彻底愤怒了，他以罢工和绝食表示抗议。一个中年男人以一轮棍击宣示了权威，并且把伊力亚发育不良的右腿打断了。在床上度过了绝望无助的两个月后，伊力亚又被催促着上街作案。他想到了逃。

几乎时时刻刻都有流浪儿童在尝试这样的事情，只是成功率很低。除了由于他们的生存能力有限，还有人贩子层出不穷的防范手段。14岁的南疆儿童巴图尔，流落信阳的时候被人贩子在右臂上文了电话号码。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宣示私有权，二是一旦逃跑，其他兄弟团伙能把他送回来。

巴图尔讨厌这个牲口般的待遇，他偷偷把手臂抠得鲜血淋漓。人贩子把他重新带到刺青房，并恐吓会把电话号码刻满他全身。

伊力亚很幸运。一个阴沉的夜晚，他成功跑了出来。他步行离开团伙的势力范围，白天躲在网吧，晚上换过路车，逃到了数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

“阿娜”的眼泪

这座城市位于浙江南部，有浩瀚的大海和繁荣的市镇。30岁的陈峰是这座城市的一名警察。2007年盛夏的一天，他在派出所拘留室里看到一个满身污秽、衣服破成了碎布条的维族男孩。

他是伊力亚。陈峰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伊力亚说跟爸爸来这里做生意。陈峰交代同事，如果没证据就放了吧。离开前，伊力亚拿到了陈峰留下的一件衣服和吃面的钱。

没有钱和身份证，伊力亚没法回家。他在附近一家新疆烧烤店找了一份工作，偶尔也到街头当扒手改善收入。出于感激，他和陈峰很快成了朋友。伊力亚请他吃烧烤，他教伊力亚讲汉语。

脱下警服，陈峰常常流露出伤心的往事。一次喝了酒，他向伊力亚讲起他夭折的儿子，竟不能自已地在大街上哭起来。伊力亚扶着他，用维语说：“你是个好人，胡达会保佑你，再给你一个孩子的。”

伊力亚在这个城市迎来了他人生第14个生日。陈峰请他吃大盘鸡，玩鬼屋和到海边游泳。换泳裤时，陈峰看到伊力亚身上的伤痕，然后微笑地保持沉默。在余晖闪耀的海浪里，陈峰说起小时候的农村生活和外婆朴素的人生哲学。

伊力亚羞愧极了。“他一定在暗示我要做个好人。”后来，在陈峰的帮助下，伊力亚和喀什的妈妈通上电话。当他喊出第一声“阿娜”时，话筒那头已经泣不成声。由于多年的悲伤、焦虑和绝望，阿尔孜古丽过早消耗了健康，晕厥症和皮肤病让她失去了劳动能力。

伊力亚归心似箭，但首先要找到哥哥。被父亲卖掉后，他们失去音讯。出发前，他和陈峰告别，说要回新疆读书。陈峰送给他一部掌上游戏机，叫他一定要再回来。“那是我人生中最伤心的日子。”伊力亚说。

伊力亚在一个清晨上路了，除了勇气，他一无所有。凭着零碎的信息，他先后到了上海、福州和厦门等地。2008年2月1日，他在一家宾馆里被警察发现并送回乌鲁木齐接受教育。在这里，他联系上哥哥热依木。1年零7个月后，他们被送回喀什老家。

归途，畏途

岁月消磨了母亲的风华，大面积的牛皮癣和关节炎让她行动迟缓。伊力亚离开后，她流干了眼泪，一天祷告五遍，祈求用生命换回两个儿子。

伊力亚的变化让她既欣喜又担心。虽然历经磨难，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孩子。然而每当谈及离家的日子时，他却总是说谎。“我是不想让她难过。”伊力亚说。

还有一个不好直言的原因是，他害怕别人的目光。新疆流浪儿童现象不仅激起内地人的愤怒，也引起新疆人的不满，他们到内地做正当生意却被拒绝住店、乘车，就连在路上散步，都会遭到警察的盘查。“我们也是受害者。”一位内地新疆籍大学生说。

这种带有连坐色彩的“歧视”让新疆人和内地人一道，成为“接回流浪儿童”工程最积极的响应者。“背后的内涵就是重构新疆的民族关系。”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说。

尽管伊力亚回家后减少外出，但再坚固的门也挡不住流言蜚语。邻居见了他总是下意识地捂着包，更避免邀请他们去做客。伊力亚仅有的一次朋友聚会也因为秘密的泄露而败兴，有人即时离席。伊力亚曾经做过保安、网管和热水器安装工等工作，但总是不长久。长年的漂泊让他缺乏专业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

新疆流浪儿童的善后救助引起各方力量的关注和参与。2011年，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社会工作站对包括伊力亚在内的24个流浪儿童个案进行了跟踪，结果只找到14个，而且只有7个明确表示了进修学习的意愿。

社工柴雪与喀什一所技校接洽，希望让他们插班就读。校方表示，这些有“前科”的孩子还是自成一个班好，不然别的同学和家长会有意见。“社会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纳这些流浪儿童。”柴雪说，“他们随时可能会因失去希望而反复流浪。”担忧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在最近的一次回访中，7名孩子里又有两名离开了喀什。

今年春节过后，在一次户外轮滑活动中，伊力亚甚至找到了女朋友。姑娘叫阿尼帕，是一名16岁的高三学生，理想是当一名医生。纵使前程远大，阿尼帕仍然在伊力亚潇洒雄劲的身影前虔诚得像个小学生。伊力亚也很喜欢她，“她的眼睛让我感到安详”。

一个晴朗的黄昏，怀着巨大的忐忑和不安，伊力亚向阿尼帕交代了过去。他低着头，像等待审判的罪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过后，阿尼帕叫伊力亚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胡达会原谅你的，我也会原谅你的。”

看病归来的阿尔孜古丽，则在同一个傍晚看见两个轮滑少年在广场上划着华丽的弧线，她认出了伊力亚。“这是我见过他最快乐的时刻。”


记者：叶伟民

来源：南方周末

yangyangboo

社会主义好啊。

大漠孤狼

为什么将这篇文章放在这里？

梁知行

新疆流浪儿童回归之难


离开家乡喀什的时候，亚尔还不满8岁。他是被哥哥的一个朋友骗走的，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行迹遍布上海、合肥、深圳、厦门等一共7个城市。天黑的时候，他是烤肉摊前追逐嬉闹的娃娃；但在大多数白天，他每天要上街“拿回”800～1000块钱才能免遭毒打。

　　今年4月21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宣布，将派出8个工作组分赴19个援疆省市走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接回在内地流浪的新疆籍儿童”。几天前，10岁的亚尔终于见到了分别两年多的奶奶。不过，对于数以万计像他这样的新疆流浪儿童来说，回家固然简单，但心灵的回归之路才刚刚开始。

　　记者◎魏一平

　　扭曲的童年

　　直到现在，看着追逐打闹和大声说笑的小伙伴们，亚尔还是会不自觉地低垂下头，站在院子的一角若有所思。虽然从上海回到乌鲁木齐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但显然还没有完成心理上的适应，他目光游移，略带警觉与恐惧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除了点头、摇头和微弱的应和声，一直不肯多说一句话。

　　位于乌鲁木齐市郊的新疆工读学校，自从2009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专门负责新疆流浪儿童收容救助与教育矫治的机构。这里聚集了400多个从全国各地遣送回来的流浪儿童，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曾有过或轻或重的偷窃行为。

　　亚尔还记得，那天傍晚自己是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被便衣警察抓住的。当时，他瞄准了一个妇女的小挎包，甚至已经抓到了露在包外面的手机挂绳。他被带到了派出所，虽然心里害怕极了，但仍然强制自己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任凭警察怎么问话，都装作听不懂汉语的样子不理不睬。这也是“老板”天天念叨给他们的应对之道，自己的“师兄弟”也有不少人以此脱身，他心里一边默念着“老板快来接我”，一边偷偷琢磨着警察们对话的意思，在上海的两年多时间，他甚至连方言都能听懂一些。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曾经许诺来接他们的“老板”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警察很快联系上了新疆警方。亚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登上了回乌鲁木齐的火车。在火车上，随行护送的警察告诉他，他们的“老板”，因为近期“严打”风声紧，已经自己先跑回喀什去了。

　　这个故事，亚尔现在还不可能亲口讲给我们听，倒不是因为他的汉语不流利，而是他绝不会向陌生人敞开心扉。在这里担任了两年多教导员的王军，也是刚刚摸清了娃娃们的性格。从全国各地的城市角落来到这个大门紧闭的院子里，自由散漫的生活一下子被严格的作息所取代，老师们处处遭遇逆反。装病、谎报年龄、虚报家庭情况，面对眼前这些八九岁的小孩子，退伍兵出身的王军也只好脱掉严肃的教官服，换上便装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打扑克。就这样天天在一起泡了将近一个月，王军才断断续续听到了有关亚尔的遭遇。

　　亚尔出生在喀什郊区一个小村子里，哥哥比他大6岁。院子里的20多只羊，几乎就是全家最大的一笔财富了，有时候父亲会杀掉一只，靠卖肉来维持着一家的生活。几乎天天都喝得烂醉的父亲，从小对他们哥俩只有拳脚相加，甚至连母亲都打。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双方谁也不想要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跟着年过七旬的奶奶生活。哥哥自然无心上学，每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看见富人住的大别墅，一帮人就开始吹牛如何去“口里”(新疆方言，指内地省份)赚大钱。终于有一天，哥哥跟随一个叫“老板”的中年人走了，一个月后，哥哥的一个朋友找到亚尔，说带他去上海找哥哥。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被骗了，哥哥并不在上海。

　　不幸的童年，残缺的家庭，大多数新疆流浪儿童都有着类似的起点。自治区救助站一份统计材料显示，由于父母死亡、离异，或者因继父母虐待等极端原因造成的儿童主动离家出走，约占到全部流浪儿童的1/5左右，而另外4/5则绝大部分是被人贩子诱拐而走。就在亚尔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开始，他有了自己的“老板”。

　　“老板”也是喀什人，30多岁，在上海经营着两个烧烤摊。刚开始，“老板”对亚尔嘘寒问暖，还带着他和另外两名差不多大的孩子去了外滩，给每人买了一身新衣裳。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三四天，他们3个小孩子就被一个20岁左右的伙计带到了地铁站。“去把她的手机拿回来！”伙计吩咐道。亚尔刚开始还不明白，但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小孩熟练地尾随、开包、取手机之后，他的心开始害怕得扑扑跳起来。回到出租屋，亚尔就开始了自己偷窃生涯的第一堂课，从一盆开水里夹出五角硬币。他反抗过，遭到一顿皮带猛抽之后就再无力气了。没过两个月，亚尔就成了附近公交车站和地铁站的“熟练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亚尔每天早晨都会从伙计那里领到800～1000元不等的任务，如果完不成，除了不让吃饭以外，还会遭致一顿拳脚，甚至用烟头烫他的胳膊。动手的都是伙计，“老板”充当着监工的角色，组织里已经有了明确分工，“老板”一直是一副笑脸模样，只有在亚尔钓到“大鱼”的时候才会出面，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塞给亚尔。

　　如果说亚尔比别人幸运，那就是他在一年多时间里一次也没被抓过。“老板”手下的十几个孩子，大多都有过进派出所的经历，不过，由于当地警察既不懂维语，又对民族政策多有忌讳，大多也就是待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自己人”领回了。从眼神里就能看得出，亚尔是那种机灵谨慎的孩子，“宁肯完不成任务回去挨打，也不能冒险被抓”。他曾经跟自己的带队老师说：“万一被抓了送回家去，奶奶年纪那么大，拿什么养活我？”这听起来多少有些讽刺，一个10岁大的孩子，一个仅仅读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虽然已经对偷盗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却仍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他不愿意看到奶奶为了自己而受苦。

　　在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看来，这也是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所面临的独特处境。他告诉本刊记者，与世界范围内所公认的“流浪儿童”概念所不同，一提到新疆流浪儿童，就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地域上来自新疆，绝大部分来自更为贫困的南疆地区；二是绝大部分是未满14周岁的维族男孩，种族特征明显；三是绝大部分被犯罪分子拐骗离家并控制利用，大多从事轻微的偷窃活动。“自己既是犯罪的工具，又具备一些犯罪行为，在道德评判方面很模糊，但归根结底，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吐尔文江向本刊记者强调说，“所以，张春贤书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注意遣词造句，不是抓捕、不是遣返，也不是救助，而是接他们回家。这样基本方向就定了，他们不是罪犯，而是受伤的孩子。”

　　“贼头”二代

　　吐尔文江也是喀什人。他1985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读书，当时的北京，新疆人的代表形象就是卖烤肉的“买买提大叔”。“能歌善舞，会做生意，热情好客，一副正面形象。”吐尔文江告诉本刊记者，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内地闯荡的新疆人。但是，4年之后，等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苗头不对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经商潮兴起，北京的甘家口和魏公村一带出现了一小撮靠偷盗为生的成年人，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有的是因为生意失败，有的是本来就有恶习。

　　伴随着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这一批最早开始偷东西的成年人，很快成长为第一代“贼头”。根据吐尔文江的实地调查，他们最初想到用小孩子来偷东西，只是考虑到作案方便，便于隐秘，但很快就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这正好钻了法律的空子，未满14周岁免于刑罚。有了这一优势，“贼头”们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拐卖与诱骗行动。

　　在南疆重镇阿克苏市，虹桥社区和王三街，一度成为这些“贼头”们的根据地。在那里，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口里齐”，也就是专门靠往“口里”贩卖儿童牟取暴利的人。这些曾经的城乡结合部，已经逐渐被城市扩张所取代，早在10年前，吐尔文江前去调研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那些最早发家的“贼头”已经盖起了豪华别墅，当地百姓流行着“一个孩子顶4辆桑塔纳”的说法，因为当时的桑塔纳出租车每天可以挣150块钱，而一个孩子每天的偷盗任务就是500～800元。如此暴利，自然让“贼头”们肆无忌惮，他们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整日游荡在学校周边和孩子们的玩闹场所，用巧克力糖果和几十块钱零花钱就能带走一个孩子。当然，他们最拿手的把戏还是对外面的世界进行一番吹嘘，毕竟在孩子们眼里，这些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999年，在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的资助下，吐尔文江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对新疆流浪儿童问题进行了系统调研。除了自治区内调查外，他们还分成三组人马赶赴全国各地，结果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都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新疆流浪儿童，最后得出的大概数字是3000～6000人。遗憾的是，最后的报告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今年4月6日，吐尔文江对新疆工读学校的流浪儿童又进行了一次小型调研，结果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问题不仅没有减轻，在地域上更广了，除了大中城市，甚至连小县城都有；根据估算，数量上几乎是10年前的10倍，达到3万～5万人；更糟糕的是，犯罪团伙在组织上更加严密与成熟。”在社科院办公室里，吐尔文江说起这些禁不住扼腕叹息：“别小看了这些小娃娃，他们极大破坏了新疆在内地的形象，破坏了维族在汉族中的形象，对民族团结造成了深远影响。”

　　看着“贼头”们回到家乡风光的样子，甚至有些父母也打起了孩子的主意。17岁的伊拉姆，早在7岁大的时候就被父亲艾力带到了浙江，跟他的哥哥一起，靠偷为生。他们的家也是在喀什市郊，艾力的弟弟艾孜孜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个家庭故事。他们的父亲老实本分，依靠种地和卖扫把养活着全家，大哥艾力从小就深受娇惯，好吃懒做，整日游手好闲，酗酒成瘾。在一场冲破了家族反对的自由恋爱后，艾力与在市里上班的女孩结婚，先后生下了伊拉姆两弟兄。但是，除了偶尔去医院门口卖点冷饮和烤鸡外，艾力并无更大的能耐，整日沉醉在酒精之中，最后不得不以离婚而宣告家庭解散。

　　生性暴躁的艾力南下广州，帮别人烤肉。其间，他回喀什带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任凭家人怎么劝说都没有拦住。“我们知道他带着孩子们去干什么，但是没办法，路是他自己选的。”艾孜孜双手一摊，无奈叹息道。他挑起了养家的重担，16岁就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做工，后来又做起卖布的生意，中间还回家乡卖了4年家电，到河北帮人家烤肉4年，一直到2009年，艾孜孜回到乌鲁木齐开了一家小火锅店，才算终于站稳了脚跟。

　　火锅店开业没多久，艾孜孜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小伙子叫他叔叔，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小侄子伊拉姆。“他告诉我他被抓回来了，在劳教所里。说实话，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早点来并不是什么坏事。”艾孜孜经常抽空去劳教所看伊拉姆，今年春天，伊拉姆结束了在工读学校的教育矫正，到叔叔的火锅店来帮忙。“我不让他用手机，就怕外面那些人再联系他，要去网吧我只给10块钱。”艾孜孜托人找了一份小区保安的工作给伊拉姆。“这是他喜欢做的活儿，他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现在，艾力带着伊拉姆的哥哥还在上海，虽然暂时做着烤肉生意，但艾孜孜还是放心不下。“我努力打拼，在乌鲁木齐开个饭馆，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安稳谋生的机会。”

　　艾孜孜的话不无道理。出乎意料的是，根据10年前自治区社科院那次调研，在被拐骗而出的维族流浪儿童中，竟然有超过50%的来自城镇或者近郊地区。就像艾孜孜所在的村子，因为城市扩张，昔日赖以生存的耕地渐渐流失了，年轻一代既没有在土地上生存的能力，更没有靠天吃饭的愿望。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都十分落后的家乡，无法消化这些游荡的年轻人，毕竟，像艾孜孜这样能够靠自己的打拼来到城市立足的同龄人，少之又少。

　　利益刺激之下，更加凸显了警方的打击力度不足。2007年，已经退休的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警肖庆华到内地旅游，在庐山、井冈山等地方，除了看到亲切的新疆烤肉之外，还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仅仅在庐山的一个“老板”，就控制着手下64个流浪儿童，在4个县城以烤肉为掩护进行偷窃。回到乌鲁木齐，他和退休的老同事们商议，以新疆预防犯罪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780个市公安局发了信函，表示愿意派人协助当地破案。很快，他就接到了来自河南开封的邀请。肖庆华会维语，又在新疆公安厅干了一辈子刑警，到开封后，他召集在开封的所有维族商人开了个座谈会。“算是见个面，他们知道内地警察犯难，也知道害怕新疆去的警察。”果然，座谈会后，肖庆华每天去步行街溜达一圈。只要看到他在，“小巴郎”们一溜烟就跑。8个月后，当地的维族偷窃犯案数竟然从当初的每天上百起降为零。

　　各地的邀请如雪片般飞来。已经70岁的肖庆华，现在还在安徽滁州协助当地打击新疆犯罪团伙，老爷子一腔愤慨。“内地警方怕引起民族问题，不愿意深入打击；新疆警方力量有限，再说新疆流浪儿童的犯罪问题在疆内并不严重，打击积极性自然不够，两者相加，犯罪分子几乎是一路绿灯。”前几天，肖庆华协助办理的一个案子，逮捕的“贼头”才刚刚26岁，竟然就是十几年前被拐骗出来的娃娃，现在也干起了老本行，手下已经带出了4个孩子。“贼头都已经有了第二代，这个问题非一朝一夕就能消灭的。”这也正是艾孜孜所担心的，虽然现在轰轰烈烈的专项行动可以暂时打击他们的气焰，如果大侄子仍然在外面混世界，过不了几年也很可能会走上这条路。

　　救助的困境

　　如何把短期的“专项行动”转化成长期的解决机制，这也是吐尔文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根据他们对遣送回来的流浪儿童的调研，甚至有将近一半的孩子有二次流浪的经历。伊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几年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送回喀什老家待了没几个月就又回去了。“他过惯了城市里的生活，过惯了不费力气赚钱、大手大脚花钱的日子，家乡自然留不住他。”叔叔艾孜孜跟我们分析道，他现在所想的，就是努力让伊拉姆恢复“劳动养活自己”的观念。

　　但是，这样的观念转变谈何容易。去年，深圳援建新疆喀什的社工站正式成立，他们开始展开一个对流浪儿童回归家乡后的跟踪观察项目。来自深圳的社工张军跟踪了十几个已经回归社会的流浪儿童，但效果并不理想。他告诉本刊记者，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联系的只有一个人了，其余均失去了音讯。

　　在研究者吐尔文江看来，整个救助理念和力量的不足，也是造成这些年流浪儿童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新疆自治区民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2009年新疆工读学校成立以前，民政系统的救助站只是承担了一个“帮助联系家人的桥梁”角色。根据民政厅透露的数字，每年有大约3000个孩子被送往新疆各级救助站，但他们每一批在救助站停留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天。

　　几乎每个月，在喀什救助站上班的杨兵(化名)都要来乌鲁木齐自治区救助站接一次流浪儿童。因为喀什是全疆流出儿童最多的地区之一，所以，每趟少则近20个，多则40多个，到了冬天，甚至每个月要来接两次。他们大都刚刚从流浪的城市回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倒在其次，关键是还保留着曾经的恶习，甚至在从乌鲁木齐回喀什的大巴中途停车上厕所时，还出现过趁机逃跑的孩子。

　　2009年成立的工读学校，本意便是延长他们的行为矫正和再教育时间。前任校长肖瑞告诉本刊记者，首次救助的孩子期限是一年，二次救助则是一年半，自治区按照每人每月300元的生活费发放专项资金，经费有了保障。但是，差距仍然很大，比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对工读学校调研之后发现，其教育方式主要侧重以情感人，仍沿袭了原有的劳教式思路，并没有对这些特殊的学生进行细致的类型分析。“有调研结果表明，若在流浪的三个月之内得到救助，矫正起来就比较简单；若流浪期超过了一年半，矫正工作就难多了。”上述专家强调，对流浪儿童的再教育，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现在，上级已经批复5000万元在乌鲁木齐建一所流浪儿童教育、培训与安置中心，加快从短期救助向长期教育的方式转变。

　　这两天，因为母亲生病，伊拉姆回到了喀什，叔叔艾孜孜每天都要给他打个电话，他担心刚刚回家的侄子再被同伴们带坏，也盼着轰轰烈烈的援疆建设能够给这些年轻人搭建舞台。亚尔则开始了在工读学校的新生活，前几天远在喀什的奶奶赶到乌鲁木齐与他见了面，在这里，亚尔第一次哭了，留给他适应并且重新融入正轨社会的时间并不多，只有一年。

　　
(文中未成年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