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2 12:36 编辑
Draft assessment report contained damning evidence “评估报告草案”包含令人诅咒的证据 德国1998年“评估报告草案”对草甘膦获得目前欧盟的批准具有关键性。 除了由生物技术产业档案的研究报告得出“草甘膦不造成致畸形”（“glyphosate does not cause teratogenicity”）外，1998年的该报告指出更高剂量的草甘膦在老鼠与兔子的胎儿造成“降低骨化以及骨骼和/或内脏异常更高发生率”（“reduced ossification and a higher incidence of skeletal and/or visceral [internal organs] anomalies”），实在不知这怎么成为他们结论的依据。 1998年的该报告同时指出，生物技术产业自己对草甘膦更高剂量的研究表明，老鼠与兔子产生的“能够自行发育的胎儿”（viable foetuses）的数量有所减少，这与生育缺陷增加一致。生物技术产业早期进行的这些研究中发现的骨骼异常（skeletal anomalies）与最近由（阿根廷政府科学家）Carrasco及其同事们研究中的发现一致[5、。 然而，1998年的报告基于欺骗性的理由对这些异常“不予考虑”：该报告认为更高的剂量对母亲（母亲般的毒素剂量）造成中毒，因而可认为对人类风险评估不相干，因为以任何物质毒害母亲都能影响胎儿并导致生育缺陷。独立的科学文献对这种荒谬的假设提出挑战，而且在生物技术产业内部对此也有争论。 A history of manipulation and near-deception by German and EU regulators 德国与欧盟监管机构操控和近乎欺骗的历史 德国1998年“评估报告草案”明确，德国使用不同的使用各种手段欺骗困扰，置预防原则全然不顾。 生物技术产业提交到研究中用草甘膦处理的动物实际上全部表明，在20mg/kg体重剂量水平下，用草甘膦处理与未处理的动物相比的效应。这种效应如此明显以至英国的“农药安全理事会”（Pesticide Safety Directorate - PSD）对这些数据发表看法支持草甘膦导致畸形的意见[1]：“如果孤立的来看，这些兔子畸形研究中的任何发现并不构成明确的担心。然而，从总的情况来看确实显示了一种趋势。” 德国人采用了另外的方式，他们诉诸于包括其他的（无关的）未发表的研究资料起到将变化量扩大的作用，因此将生物技术产业提交的实际试验中任何有统计意义的发现剔除出去。英国的“农药安全理事会”（PSD）要求德国人提供这些历史性的对照数据，但是，英国PSD最终看没看到这些数据，以及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些数据他们又如何回应，都不清楚。而且，到今天为止，这些历史性的数据依然对公众隐瞒。 如同非政府组织“开放地球资源”（OES）的研究报告的看法那样[1]：“使用历史性的数据，而非目前试验的对照的数据，其目的是对变量加以控制，掩盖草甘膦的致畸形作用，并得到偏袒性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使用历史性的对照数据引起争议。在评价用于除草剂批准所用的动物毒性试验或其他研究中不应当允许这种做法。” 用于一项试验的有效对照组必须使用相同基因类型与年龄的动物，并且处理的动物同样的环境下同时饲养。此外，“对动物进行检查与评价的方式，以及所记录的数据，也必须相同。” “开放地球资源”（OES）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在一项独立的科学研究中揭露出这样的做法[使用历史性对照组数据，他们将被认为是‘科学欺诈’。” 总的来说，生物技术产业与监管机构看来在批准草甘膦除草剂方面合谋上演一部操控科学证据的丑剧。
生物技术产业（包括孟山都）自1980年代就知道高剂量草甘膦造成动物生育缺陷 生物技术产业自1993年以来知道低剂量至中等剂量的草甘膦也造成动物生物缺陷 德国政府从至少1998年起就知道草甘膦造成生育缺陷，德国政府于1998年向欧洲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草甘膦的 “评估报告草案”（‘draft assessment report’ - DAR）。 欧洲委员会的专家科学审查小组自1999年就知道草甘膦造成生育缺陷。- 欧洲委员会自2002年以来就知道草甘膦造成生育缺陷，该年“健康与消费者保护”理事长(Directorate General of SANCO -- Health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对草甘膦目前的批准提交了最终审查报告。
在整个这一段期间，公众始终处于“不知情”的黑暗中，独立科学家们提请对草甘膦与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的致畸形效应引起注意的工作一直被忽略、不予考虑，或遭到诋毁。 通过选择老鼠作为“最敏感的物种”仅选择其“慢性暴露”的花招，德国政府采用类似方式鉴别的草甘膦“最低观察到负面效应水平”（LOAEL - lowest 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s level）比生物产业数据表明的水平至少高3倍；独立的研究依据老鼠内分泌扰乱与肝脏损伤情况确定的“最低观察到负面效应水平”（LOAEL）则低达5mg/kg体重。“最低观察到负面效应水平”（LOAEL）用来确定“每天摄入量”（ADI - acceptable daily intake），即LOAEL的1%。作为这样做的后果，目前采用的“每天摄入量”（ADI）0.6mg/kg/天的水平，比确定该水平时当初已经存在的数据所能够担保的水平至少高10倍。 Bad science shielded by industry’s own questionable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生物技术产业自己令人质疑的指导原则与标准掩盖的“坏科学” 除了彻底操控科学证据，生物技术产业在“良好实验室规范”（GLP --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指导原则伪装下构造了掩盖其“坏科学”（bad science）的有效保护罩。该“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是“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为发展与贸易建立的规范，而不是为科学及其组织建立的规范。 由30位科学家合作撰写的论文对“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指导原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良好实验室规范”（GLP）对“研究设计的质量、技术的技能、分析试验的敏感性，或者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目前已经过时等没有做出任何规定。” 欧洲委员会与欧洲食品安全机构（EFSA --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都接受“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指导原则并且为评估目的籍此忽略任何不相符的独立研究。因而，凡显示草甘膦或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Roundup）有危害的（阿根廷政府科学家）Carrasco及其团队以及其他独立研究，均可以忽略，因为他们的试验系统“非证实”以及这样的研究“对人类健康评估目的而言不适当和不相关”（因为这些试验没有使用经过批准的动物进行，例如老鼠、小鼠和狗），换句话讲，这些研究不符合于“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指导原则。 正如非政府组织“开放地球资源”（OES）的报告的评论那样[1]，这“提出了问题：如果政府部门忽略他们提供经费支持的几乎每一项风险评估的研究的话，政府部门为什么还要为科学研究提供经费？” 事实上，“良好实验室规范”（GLP）的毒理性研究曾受到过批评，因为它们使用过期规范与近乎投毒水平的非常高剂量，与真实世界中暴露的水平很少有关，而且试验动物通常在晚年前就杀死了，对绝大部分正在发展中的疾病进行掩盖。简单的讲，“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所采用的规范使它们很少发现毒性反应。 对于产业与独立研究对数十种化学品进行的试验获得的“未观察到负面效应水平”（NOAELs - no observable adverse effects levels）进行比较，在所有情况下，独立研究所监测到的重要毒性效应的水平远远在产业声称的安全水平之下。然而，监管机构忽略了独立研究的数据而赞同产业的数据，因为他们认为产业的试验符合于“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的“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指导原则。他们拒绝（阿根廷政府科学家）Carrasco及其团队的最新发现，这种拒绝僵硬遵循“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指导原则，根本站不住脚，“开放地球资源”（OES）的报告对此进行了长篇论述。（请亦参看[5]）。 此外，“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对毒理性试验中的剂量反应确定了僵硬的科学上不正确的临界值。他们未能考虑内分泌扰乱以及其他一些效应往往在低剂量下比高剂量下更为强烈的事实。 欧盟新的农药法规坚持在农药评估中必须采用同行评审的独立科学研究，因此具有终止“良好实验室规范”（GLP）的专横的潜在性。然而，新的法规要求产业界在准备一项农药剂量时他们自己的科学文献搜索，因而让产业对于他们选择哪些研究文献包括在内的充分控制，这可能继续强化“良好实验室规范”（GLP）的专横。 Human evidence of health concerns is mounting 对于健康担忧的人类证据在积累 由于对人类进行试验的明显的限制，在实验室条件下难于获得草甘膦毒性的人类数据。然而，已经有来自人类细胞系的试验结果。其中一项这样的试验是2009年期间有法国科学家Giles-Eric Séralin与他的同事们进行的，发现草甘膦除草剂造成脐带（umbilical）、胎儿（embryonic）与胎盘（placental）细胞在24小时内全部死亡[3、。 此外，随着草甘膦在诸如阿根廷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广泛使用，草甘膦对人类危害的证据现在也在增加。阿根廷一个地方政府的报告记录了当地农业化学品使用的区域儿童癌症从2000年到2009年增长为原先的三倍，生育缺陷同期增长为原先的四倍。（参看[12]阿根廷的孟山都草甘膦人类灾难，SiS48号报告[Argentina’s Roundup Human Tragedy, SiS 48]）。（阿根廷政府科学家）Carrasco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强调[9]“实验室中的发现与怀孕期间暴露于草甘膦的人类中观察到的畸形一致。” 加拿大安大略进行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在使用包括草甘膦的农药的农业户女性成员中的早产与流产率的水平高。 负责生物技术产业与欧洲委员会之间联络的“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ood Safety - BVL）机构对于这些问题的反应是，这些情况与欧洲的情况无关，即便欧洲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规划已经准备：“即便在南美表明广泛暴露于农药因而生育畸形增加，这些国家的当局有责任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考虑 到非常不同的应用条件以及植物保护产品与人类暴露相关的不肯定性，这样的发现并不能增加在欧洲对于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安全性的担心。” Additional concerns 额外的担忧 Conclusion & recommendation 结论与推荐意见 非政府组织“开放地球资源”（OES）的报告的作者们的结论：对于草甘膦与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的现行批准已经过期而且科学上缺乏支持。” 他们推荐应当立即撤回草甘膦，直到进行了独立审核向公众公布的全范围最新试验为止。 我们完全同意他们的结论与推荐意见。 Referen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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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9 21:1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