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疾病政治的进程与反复

梁知行

文/郑渝川


饱含侮辱性意味的词汇“东亚病夫”，曾长期为欧美日国民用来指称中国人。这个词首先指的是一种生物现象：晚清、民国时代的中国国民绝大多数疾病丛生、健康水平低下，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很低，1932年人均寿命只有30岁。在可见的身体疾病之外，“东亚病夫”更是一种关于国家及其民众的政治隐喻和象征，包括国运衰败、国力衰微，以及民众精神上的麻木、意志上的散漫和不团结。可以说，百年前的中国、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

自晚清起，无论是维新派（立宪保皇派），还是致力于开创共和的革命党，都意识到诊疗国家和国民同等重要。当时的人们就意识到，“强国的政策，首在强民，强民的方法，必须注意民众的健康。人民有了强壮的身体，才有高尚的志气，勇敢的精神，雄厚的魄力，奋斗的决心”，才能参与对国家的救亡图存。反过来，国家也被要求对民众的身体健康担负基本的责任，保卫生命职责具体体现为政府力量主导的控制疫病、兴建公共医院事业、培育医疗人才、推动医疗技术研究、抢救危重病患。此项职责履行的成效，直接决定民众舆论对国家组织形式的承认态度。

按照新近出版的社会学著作《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一书的叙述，民国时期，国家（政府）力量介入几千年来除控制疫病外均属民间自为的疾病、医疗领域，带来了复杂的变化影响。首先，被认为对解决近代中国人身体健康没发挥作用的中医，遭遇了一轮又一轮冲击，民国时期，政府采取了多项明确的抑制乃至裁撤中医的政策；对应的，则是大力鼓励易于用国家（政府）力量组织开展的西方医学。

其次，开展大规模、持续化的公共卫生建设，推动国家转型。吊诡的是，西方医学带来了医生、医院、病患诊疗关系的彻底变化，引入了类似于军队的纪律规训，患者必须服从医生，否则不仅可能导致自身的疾病，也危及他人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强调国民群体的纪律规训，改变散漫，恰恰也是近现代中国各党派、各路知识精英认为国家转型所必需完成的重大任务。

第三，借复兴农村的知识分子努力、政府政策，推行现代医疗等公共产品下乡（即所谓“送医下乡”）。受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国力影响，民国时期的“送医下乡”仅在国内不多的一些县乡实现。

“疾病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体现得尤为突出。新政权缔造者生长于“东亚病夫”及其隐喻带来民族伤害的年代，也认识到国民政府未完成将医疗卫生纳入国家管理、塑造体格健康新国民职责所造成的严重合法性危机，确定了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原则。这四项原则中，后两项值得单独提及。团结中西医是新中国领导者和卫生部门根据国情，特别是匮乏的财力、复杂艰巨的城乡医疗任务、国家和患者均无力承担全面西医化医疗体系、传统中医经改造可服务于公共医疗等因素出台的高明决策。而运动动员的方式如今虽然在各项公共管理与服务工作中暴露出巨大弊端，但在六十多年前，却使新政权一举禁绝了烟毒，废除几千年沿袭的娼妓制度，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发动的空投细菌、病毒携带物的“细菌战”中大显身手，并因此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爱国卫生运动体制，为解除千百年来危害人民健康的多项地方病奠定了基础。

尽管“疾病政治”、国家卫生体系、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却同样暴露出让人无法忽视的严重问题：前述运动通常在城市发起，主要资源也投向城市，现代医学不断细化的学科分工及临床诊疗均只能在城市进行，广大农民无法享受运动之外常态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由新中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个人推动，两种不同形式的送医下乡应运而生，一种是至今仍然沿用的巡回医疗，即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定期到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口岸等区域，专门服务于医疗条件最差的农牧民；另一种则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巡回医疗的医务人员在广大农村培养了一大批不脱产的卫生人员，后者们只需掌握常见轻微病症和地方病的诊疗，并负有配合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基层开展的职责，这些人的另一个称呼叫做“赤脚医生”。

依托于“赤脚医生”，1960-1970年代，全国90%以上的农村都成立了合作医疗组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预防保健网。毫无疑问，彼时的“赤脚医生”唱主角现象，及合作医疗制度本身都存在隐形的持续成本较高等问题，但不容否认的是，正借助这套看似并不严密的制度，使得在一定时期内，农民群体得到了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障，数千年来在农村地区死亡率高发的一些病症、伤患得以控制，并且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致力于预防疫病发生，有效实现了深入的卫生宣传和卫生教育，提升了许多地方农村地区对接现代生活方式的水平，从源头上控制了发病率和平民死亡率。到1970年代末，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合法医疗以占全国20%的卫生总费用，初步解决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问题，这是当时轰动世界并被普遍认同的真正“中国模式”，被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高度称赞，经验输出到大量发展中国家。

《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一书提到，现代中国疾病政治的发展，是沿着国民-人民-公民的路径行进的，不断从危机政治、动员政治走向日常政治和生活政治。改革开放后，依托于“赤脚医生”的原有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存续的基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中的政府力量和集体意志。再加上，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形同“经济人”，以利益（利润）最大化为考量，不断收缩在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布局，不再给已经完善建构的教育、医疗网络“输血”，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欠账，可以称为一个逆向的“送医下乡”。

广大农民无法承担市场化医疗的巨额成本，只能以最消极的“拖”、“抗”来面对病患，由此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倒逼政府对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地区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重建。但这番重建由于缺乏基本的组织依托、无法应对加速流动的乡村人口需求、筹资和运作成本高等因素，屡有反复，难言成功，时至今日也仍未找到破解上述难题的周全之责，疾病政治顽固的弥留在中国的乡村，一遍又一遍的证明着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文章来源地址：

http://blog.southcn.com/u/zhengyuchuan/archives/2011/4772.html

励杏老人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教育、医疗的不均是最大的不平等！

梁知行

<改革开放后，依托于“赤脚医生”的原有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存续的基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中的政府力量和集体意志。再加上，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形同“经济人”，以利益（利润）最大化为考量，不断收缩在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布局，不再给已经完善建构的教育、医疗网络“输血”，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欠账，可以称为一个逆向的“送医下乡”。

广大农民无法承担市场化医疗的巨额成本，只能以最消极的“拖”、“抗”来面对病患，由此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倒逼政府对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地区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重建。但这番重建由于缺乏基本的组织依托、无法应对加速流动的乡村人口需求、筹资和运作成本高等因素，屡有反复，难言成功，时至今日也仍未找到破解上述难题的周全之责，疾病政治顽固的弥留在中国的乡村，一遍又一遍的证明着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此文中的最后这两段话说出当今社会的一些实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