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沃尔夫正弯腰检查空笼子,他也是丛林里的猎人,不过是另一种猎人,他追踪的对象是未被发现的新病毒,喀麦隆的森林显然是“狩猎病毒”最合适的地方。内森是“全球病毒预警先遣队”(G lobalV iral Forecasting,G V F)的创始人的领导者,已经在非洲、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建立了几十个研究点,以上地方都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的热点,在森林陷阱、动物屠宰棚、潮湿的鲜活市场,病毒能轻易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身上。
内森的野心很大,理念却很简单:引发新一轮恐慌的传染病大暴发往往发源于新病毒,这种新病毒多半是在动物身上发生突变,然后传染对它没有免疫力的人类,艾滋病、SA R S和猪流感都起源于动物。与其被动地等待下一个新病毒出现在人类身上,不如主动出击,利用像朱利尔这样的猎人,在森林里收集野生动物的血液样本,检查是否有新的危险病原体。这就是内森成立G V F的初衷。
要预防新病毒导致新传染病爆发,内森并不是唯一的应对者。2003年在亚洲暴发的SA R S病毒后来证实最初存在于蝙蝠身上,后来转移到麝猫身上,通过麝猫传染给人类。禽流感同样通过动物感染人类。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在2003年后都针对新病毒成立预警监控系统,美国的外援机构“国际发展署”还展开一项全新计划,监控世界各地从牛肉中感染病毒的情况。类似G V F这样的组织也提供病毒学领域的新概念和情报,通过病毒过滤试图阻止酝酿中新的全球生物威胁。内森这样的“病毒猎手”是整个保护网络的第一层,他们的工作能决定成败。
2000年内森在喀麦隆成立了一家“小店”,当时他一个法语单词都不会,而喀麦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讲法语的,这家“小店”就是G V F的前身。很快内森就利用自己的说服能力招兵买马。今天,拉吉负责G V F的“数字病毒学”计划,他在斯坦福大学遇到内森,内森当时在那里任教。内森劝说拉吉加入,拉吉为此放弃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学业,立刻投身研究。
G V F在喀麦隆全国范围内,向所有村庄的村民发放滤纸,要求他们在屠宰动物的时候将几滴血滴在滤纸上,说明物种、时间和地点即可。经过10年努力,内森已经收集了2万个血液样本。
付出很快就有了回报,2004年内森和同事发现猴泡沫病毒(Sim ina Foam y V iruses,SFV )已经传染到喀麦隆猎人身上,被SFV感染后的细胞组织会变成泡沫,虽然这种病毒和当时已知的任何症状都没有联系,但是令人不安的是,这是一种全新的、和H IV来源于同样基因树的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病毒的发现证明G V F通过野生动物预防新病毒理论是正确的。
预防传染病要针对基础生存问题,这就牵涉到更多发展话题,需要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内森希望有组织能向村民介绍可替代野味的蛋白质来源,例如驯养牲畜,养殖牲畜目前在喀麦隆还非常少见,此外G V F还大力推广安全狩猎的概念。
在南部喀麦隆一个小村子里,G V F的职员约瑟夫正召集村民参加他的“安全狩猎”讲座。讲座上主要应用死亡和生病动物的图片,提醒村民由此能理解接触到野生动物血液和其他体液,可能对猎手本人和家人带来生命、健康威胁。他用法语对听众说:“有时候很难一眼就鉴别健康动物和生病的动物,就算你认为自己的猎物很健康,它们身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病毒,所以在从陷阱中取出猎物或者屠宰它们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手上细小的创口,此外动物被遗弃的骨架应该用塑料布或者树叶包裹,目的是阻断血液传播病毒的下一步路径。”
人类的全球联系使我们面对新疾病更加脆弱,但是也给我们对付病毒的全新有力武器。因为有了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病毒学家能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追踪到,哪怕是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类似G V F这样的组织以及总部在纽约的EcoH ealthA lliance和全球很多政府建立了紧密合作联系,在疾病易发地点建立很多科研机构,帮助当地人更好应对可能的疫情。就连美国国防部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知道美国陆军最近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研究过传染性疾病,为确保海外士兵的人生安全和杜绝可能的生物武器来源,国防部和很多“脆弱国家”的病毒实验室建立了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这里的“脆弱国家”不是指军事实力上的脆弱,而是那些病毒、疫情多发国家,例如埃及、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
对于技术和病毒的角逐,内森视其为一场生死竞争,我们的技术能否战胜全球病毒的生物和地理联系?为此在G V F内部,内森推进了“数字病毒学”,这在该领域尚属先锋。“数字病毒学”的原理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工具,过滤在野外发现的新病毒,预测其可能造成真正威胁的几率。负责这个领域的拉吉现在是G V F的首席创意总监,在成为医学院学生之前,他自己设计出一种医用移动电话,帮助在非洲等落后国家的医生和卫生工作者,在偏远野外能和当地医院取得联系。现在拉吉的团队正在建立一个生物信息战略,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和其他社交网站上过滤有关新病毒的信息,及时找到最新的新病毒传染爆发,并判断这种新病毒是否对人类整体健康构成真正威胁。内森表示,这种方法和中情局通过网络查找潜在恐怖分子的原理一样。
“数字病毒学”并非仅在G V F出现,在哈佛大学,生物信息专家约翰提出了“病毒地图”。他通过搜索各种信息来源,预测潜在疾病和病毒,并把他们按照地理方式表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卡姆郎博士也建立了一个名为Bio.D iaspora的系统,这个系统跟踪所有全球旅行者身上发生的病毒感染和传播。不过还是总部在三藩市的G V F因为和硅谷有更紧密联系,在“数字病毒学”领域处于明显领先地位。
内森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病毒学全面带进数字时代,不再追踪病毒,而是实现预测并预防病毒。他说:“相对于心血管疾病领域的快速进步,传染病学还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水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理解疫情发生的阶段,而不是被动应对。”目前需要确保的是,在所有热点地区,无论是东非的丛林、东南亚的雨林还是中国南部的鲜活野味市场,都要有当地的“G V F型组织”监测新病毒的出现,判断新病毒是否从动物传到人体。病毒并不尊重边界线,无论是国界还是物种之间的界限,2009年发生的猪流感最终没有造成重大伤害,这是人类的幸运,但是在今天,当飞机航线好像血管般密集,全球健康因联系紧密变得脆弱,我们的好运还能维持多久?
内森说:“我们在这里拿着一块无形盾牌挡子弹,左挡右挡,但是不可能永远挡住子弹。”
原作:BryanWalsh
原载《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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