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复合型的中国空气污染

梁知行

几乎每年的10月，空气污染问题都会备受关注，相关的研究人员对此并不陌生——有天气的原因，另外，大概秋高气爽的时候，人们就怀念起蓝天来了。

今年的焦点是北京。根据气象学家的解释，10月的大多数日子里，北京大雾弥漫，而雾气导致空气中的致污染物徘徊不散，形成“雾霾”，空气质量变差，导致呼吸道疾病频发。

然而，这个解释并不能令市民满意。一个名叫“北京空气质量”的手机应用程序正在年轻的手机用户中流传。那个程序每隔一小时，就会向使用者报告一次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细微颗粒物的浓度以及臭氧浓度，根据一些评级标准，软件还会给当时的空气质量打出几个标签，把当天标作“良好”或是“糟糕”。

这些数据来自安放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楼顶的一个微波炉大小的仪器，探测器安装于2008年奥运会之前，目的是“提供大使馆人员空气质量的信息”。麻烦就从那些“良好”或“糟糕”中开始了。

不一致的麻烦

主要问题在于美方的空气质量数据与中国的官方数据不太一致。往往，当后者宣布当天的空气质量“良好”或“轻度污染”时，前者会报告“糟糕”，甚至“坏得离谱”。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2009年7月，就曾有一位外交部官员抱怨过美国公布的数据跟中国不一致，把民众搞糊涂了，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后果。”不过，直到去年11月，美国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数据才第一次出了风头。

当时，仪器显示空气中的细微颗粒物浓度第一次超过了每立方米500微克。美国的空气质量评级中，指数在150-200为“不健康”，201-300为“危害健康”，301-500属于“危险的”，因此，对于这个超过500的读数，读表的人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定义。在当时的“北京空气质量”推特上，这类数值只能被归作“坏得糟糕”或者“破表”。不过，当天的中国官方数据仍然很乐观，官方说北京空气只是“轻微污染”。

也是在那一年的10月底，北京白领卢为薇发表了自己拍摄了一年的“北京蓝天日记”，她得到的365张照片中，只有180天里北京的天空呈现蓝色，而当年官方公布的“蓝天”数量则有285天。

一年多以来，空气质量究竟如何，一直纠结于一个“你到底信谁”似的中国式困局。直到2011年11月1日，环保部发布了《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很多人才开始意识到，官方的环境机构与美国大使馆测的并非同一个东西。

中国的官方检测机构检测的是微粒直径小于10微米，被称作PM10的细微颗粒物在空气中的浓度。沙尘暴天气的扬尘，很多就属于PM10的范畴，但经过这些年的一系列植树造林，北京的这类颗粒物浓度确实有所减少。另一种更小的、由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经过二次反应后产生的颗粒物正在成为空气污染的主力。

这些从中国官方检测机构的仪器中漏网的微粒直径小于2.5微米左右，吸入后可以直接抵达细支气管内壁，干扰肺内气体交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室外空气污染每年造成世界上130万人死亡”，而PM2.5比PM10“更具危险性”。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出过一个PM2.5的建议安全上限，年平均浓度10微克/立方米。

漏网之鱼

一夜之间，公众认识了那条被忽略的漏网之鱼——PM2.5。

与尘土飞扬时的粉尘不同，PM2.5的微粒并不是直接排放的浑浊的脏东西。本来无色透明的氮氧化合物和无色透明的有机氧化物在光照条件下，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就会生成粒径较小的有机颗粒物PM2.5。而且，因为太小，这些小颗粒并不是阳光下飘飘洒洒的一粒粒粉尘，却会影响能见度，像在人眼前罩了一层纱。

有机氧化物发生的光化学反应是PM2.5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个反应的另一个产物正是“北京空气质量”中提到的臭氧。事实上，中国的环境学学者对这些有机氧化物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

2004年，《环境科学研究》杂志曾发表过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邵敏与他的学生进行的“北京市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研究。这个小组在2002年11月和2003年11月分别在北京大学理科楼楼顶、定陵、东城区环保局、东城区小红门、宣武区区政府和通州气象站等地进行采样。他们的采样中检测出了108种有机氧化物。在这些有机氧化物的日变化曲线中，可以看到两个峰值：8:00和16:00——那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结合一些其他的证据，他们认为，“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北京市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结论中，他们提到：北京市大气中的某些污染物浓度“基本接近国外典型污染城市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污染水平”。在上海和广州也都有过类似的调查。在之后的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中，这些调查结果显然都起到了良好的参考作用，但在这些盛事结束之后，这些结论继续被束之高阁。

2011年11月开始，北京的环境NGO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几个志愿者也开始了逐日在网上公布自己的检测结果。这些结果来自于一个卷筒纸大小的探测器，达尔问该项目的联络人王秋霞告诉本刊记者：测量北京的大气并非他们的本意。测量PM2.5的初衷本来是“让不吸烟者知道二手烟危害”，因为“香烟是北京市室内PM2.5的主要来源”。

目前，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和可靠，达尔问公布的监测数据旁都会附上“最近的气象站发布的实时气象信息”。不过，王秋霞也强调，因为他们不是“具备专业检测资质的权威机构”，所以，虽然所用的仪器为专业检测仪器，公布的数据也要求测量者附上，但结果仍只是“仅供公众参考”，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公众“对空气环境现状有个更清晰的认识”。

规范之困

尽管已经有了“PM2.5的测定重量法”，但PM2.5能否写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成为一个强制监测项目，却仍悬而未决。

何时把PM2.5引入我们的常规检测？11月中旬，一位刚参加完上述标准修订会议的科学家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解释：“这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他认为，因为仪器需要配备、更新，人员需要重新培训，这都需要时间。

不过，会议现场就有听众对这个答案并不赞成。西北地区某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成为常规检测项目，就需要制定相关的标准。而划定PM2.5的标准线是更大的问题。线划得过低，与WHO的推荐标准相差太多，不合适；但如果划到某些推荐标准的位置，大家都达不到，标准就不会起效。”

一位环境类跨国企业代表赞成后者的观点，不过他认为，“问题同样是设备要更新，人员要培训。但并不是检测的设备和人员，而是污染源企业的设备和员工。”

在11月中旬的一场学术会议中，当一位具有官方背景的演讲者提到希望把空气质量指标“更多地作为公众与政府的通讯工具而非考核手段，对政府的考核需引入更多指标”，一位在座者发问：“能否把空气质量与对官员考核完全分开？”演讲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具备资质的中立第三方提供检测数据是未来的方向。”

环境效益

中国的空气污染正在经历一个由燃煤型污染向燃煤和机动车尾气的复合型污染的转变。然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车多了吗？

一位绿色和平的成员向本刊提供了另一批数据，北京的机动车总量约为450万辆，而伦敦、纽约和东京的机动车总量分别为：700万、800万和800万。显然，问题不仅来自机动车的数目。“石油和煤的脱硫，中国都做得很不够。”清洁空气行动亚洲分会委员、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P 沃尔什指着自己的一组数据解释道。

而引入石油和煤的脱硫，需要投资，对于没有效益的环境进行投资，投资者信心不大。美国环保署的资深科学家张志诚博士提到：美国的环境投资都会计算环境效益。

一项环境方面的改善，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节省的公共卫生支出，便是这项措施的环境效益。2005年，由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数家机构联合进行的一次研究显示，在中国，燃烧一吨煤，释放空气污染，影响居民身体健康，最终将导致我们需要在公共卫生方面多支出44.8元钱。

“我们从来不算环境效益，所以就觉得保护环境的工作只是在花钱，但事实上，带来的是更大的环境与公众健康损失。只有立即开始污染治理，才能避免全民为污染企业买单。”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说。

不过，即使不计算环境效益，蓝天对一些人而言也是无价的。那个拍摄过蓝天的女孩卢为薇深信：“不需要什么精密仪器来告诉你空气质量如何，你抬头看看天空，如果是清朗的，那就是个好日子，你就感到快乐，或者不快乐。”

在2002年递交给美国环保部的一份88页的科学报告中，美国沙漠研究所的约翰 G 沃斯顿博士说：“能见度是一个不算完美、却还客观的评价空气质量的标准。”他把控制空气污染视作“能见度”，为了蓝天的一场战斗。

还是在11月中旬的那场学术会议上，30分钟讲完北京市空气中的有机氧化物和那些屁股冒烟的汽车后，邵敏把幻灯片翻到最后一页，湛蓝的天空下明澈的未名湖。


记者：李珊珊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北京未名

竟然是我师妹写的
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