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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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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 23:35: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没社保、没医保、执业空间越来越窄,养老问题没着落,杏坛97个赤脚医生奔波数年未获解决

核心提示

“每次开完会,兄弟们都会很火大,社保、医保、养老一样都无。”2月23日,又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每月一次会议的日子,会议结束后,副理事长陈伦初摇着头说。

他口中的兄弟,是一群乡村赤脚医生。他们曾是村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救命恩人,如今却都成了上了年纪的“”闲人“,曾经门庭若市的卫生站,也已变成昏暗破旧的老房子。

杏坛镇卫业会是由赤脚医生组成的协会,每个月23日,都会组织各个卫生站的负责人开会,有时请老师讲课,充电。现在杏坛有30多个卫生站,10年前有100多家,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合作医疗。镇内原有的108个赤脚医生,随着年纪增长部分人已经过世,现仍健在的有97个。

“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

顺德杏坛97名赤脚医生正面临这样的窘况: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寂寞的麦村卫生站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24小时轮班不休息,相对于医生的数量,由于没被纳入医保,来这里看病的病人已经少之又少。

2010年11月,杏坛麦村卫生站。泛黄的招牌,发霉的账单,和尘埃一起挂在墙上的卫生站营业执照,这些还不是卫生站里最为古老的物品。走进卫生站,一阵浓烈的混杂着各种药味的气息扑鼻而来,主诊的医生在问诊的时候,还偶尔扯上一两句家常。旁边的凳上摆着一个水烟筒,带孙子来看病的爷爷,还不忘抽上一两口。

药房里有4个柜子,以浅绿色为主色调,药品摆放得很整齐;另外两个有些凌乱,放着不少报纸,账单。那张盛放药柜子的灰黑色木桌,被摩擦得光滑油亮,见证着这里的悠长岁月。挂在墙上的那个时钟,是屋里最年轻的东西。

注射室内的洗手盘,电风扇,都与粉墙一样,斑斑点点。浅绿色的摆放药物的桌子,四条支柱已发黄。木凳靠背深深刻着“卫生”二字,“这些桌子、凳子都是以前公社、生产队给我们造的。”具体时间,这些乡村医生也记不得了。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3女一男,年龄也都大了。男的是负责人,年纪最轻,入行最晚。

过去的卫生站,由村委会负责提供卫生站的场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体承包制。“所有药品、器械、建设费、管理费由我们自己负责。以前都是免费看病的,现在要收群众的钱,群众不习惯了,我们收入也就少了。”赤脚医生们抱怨着。

近年来,政府规定只有医院基本门诊医疗能报销,卫生站由于条件所限,并未纳入合作医疗范畴。不能报销,来的人自然就少了。“不能吊针,不能出中药,不能接生,外伤要送到医院,慢慢来的人就少了。”59岁的赤脚医生苏瑞红说,村委会要她们交场地使用费,为了回本,即使没有病人,她们也会天天守着。

百余米外是麦村卫生所。卫生所被纳入杏坛医院基本门诊合作医疗机构,虽然开门时间很短,但那里有电脑,纳入了合作医疗,看病可以报销。2007年,顺德普及基本门诊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的境况更加凄凉。据称,2010年中的几个月,麦村的赤脚医生没有发出工资,有工资的几个月,每人也只发了几百块钱。

“坐得屁股都疼了,也挣不到几个钱。如果凑不够一年5000元的场地费,这一年又白干了。”这种窘状已经持续多年。但他们对自己的医术却又很自豪,“我们现在看一个重感冒,总共就15元左右。极少有看不好的,甚至有些在大医院怎么都看不好的,回到我们这里搞定了。”

在这种对比之下,对于一直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加入社保,卫生站也不能加入合作门诊机构,这些赤脚医生觉得很不公平。

赤医中的蛇医圣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同样是赤脚医生的蛇医陈伦初的情况则相对较好。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赤脚医生陈伦初的马宁卫生站情况则相对较好。

一座小铁板桥横跨小涌,卫生站就在桥的那头。入门处有个小天井,门楣上贴了张写着“祝君健康”的红纸,左侧墙上挂一块大黑板,板上是“卫生知识宣传栏”,小天井右侧是陈伦初的起居室,隔成了客厅和卧室。

至2012年,陈伦初已入行44年,他医治蛇伤很有一手,颇有名气。广州等外地都有慕名而来的患者,陈伦初一个月的接诊量在10到20人左右,多以毒蛇咬伤伤寒大热症的患者为主,患者中顺德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半,一年下来,超过200人。

会诊室有30平方米,隔成诊疗室、大厅、中西药房三个部分。大厅靠近诊疗室一角摆放了一套木箱音响,晚上马东的村民会来跳舞。

一张桌子被摆在入门的右侧。桌子上放置了看诊时常用的器物:一个算盘,一份门诊日志,一个放有血压计的白色长铁盒。桌旁墙上,挂有一份《杏坛镇乡村医生门诊医疗常用药品目录》,另有一个听诊器,由于使用年月已久,橡胶已经发黄,铁已锈损。

马宁卫生站所在物业属于马宁村委会,是个鱼苗场旧址。7年前,村委会给他做卫生站之用,陈伦初花了8万多元重新修葺,“村委会不收我的租金,但将来要是不再营业了,就得无条件把物业交还给村委会。”

这是陈伦初的第五个“窦口”,在粤语中,“窦口”有谋生地盘的意思。在大厅的墙上有个玻璃橱窗,里面放置了不少证书和牌匾,来头最大的一块,是1993年获得了国家卫生部、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与大多数默默无名的赤医相比,陈伦初是幸运的。40年来,他坚持免费为贫困群众治病送医送药,还带头募集了近200万元善款,用于马宁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在1993年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在1996年更被评为顺德市第一届文明市民,其后也当选顺德好人。

2011年11月18日,陈伦初很忙,凌晨2点接诊了一位被毒蛇咬伤的重患,治疗到早上5点多,才躺到床上算眯个眼,电话又响起来了———一个龙江人被蛇咬伤,正被送过来。

下午接近4点时,有个姓苏的小伙子开着摩托车来到。他住在附近的南华村,听了朋友介绍专程过来。他前几天有些感冒发烧退烧咳嗽不止。陈伦初给他号脉,看舌苔,细问情况,开药,并叮嘱要复诊,如果加剧,得到大医院去。小伙子是第一次来,对陈伦初有好印象,“病人都希望被重视,陈医生做到了。”

陈伦初说,忙碌只是偶然,大多时候,他会喝茶看报过一天。如果没有接到接诊电话,他一般早上8点钟才从家里过来,中午还回家吃趟午饭,傍晚6点半回家,看完珠江台的《今日关注》才又出来。

收入如何?陈伦初的说法比较含糊。他说,好的时候有2000元。他解释,这与卫生站不能打点滴有关。卫生所、卫生站,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卫生所,代表医生是由镇医院派下来的;卫生站,则是乡医,也就是赤脚医生。

陈伦初的执业许可证还没到期,但他表示自己不会再去考,“我跟卫生局说过,你要我去考试,我绝对不去。”说这话时,陈伦初有一种自傲,他说,一个刚从医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参加考试肯定过,但实际行医,就肯定考不过我。

根正苗红当赤医

入行稍晚,走专业化路线,这是其他赤医觉得陈伦初目优于他们的原因。不过,对于赤脚医生来说,昔日的辉煌才是最难以忘记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在国家的号召下,赤脚医生(即乡村医生)应运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红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1968年,当时年仅15岁的苏瑞红因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个人政治表现好,属于“根正苗红”的代表,被推荐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

“必须经过贫下中农代表、学生代表、领导三结合组推荐选拔,才能被选上。”苏瑞红说,在杏坛医院培训半年后,她进入麦村赤脚医生站工作。1975年,她又通过考试到了佛山卫校参加复训。回到村里后,她才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学校曾让我进去做老师,考虑到赤脚医生为全乡的人民服务,要顾全大局,我还是选择了当赤医。”苏瑞红回忆说。

大约7公里外,杏坛马宁卫生站。现年65岁的陈伦初的入行经历与大多同乡类似: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头脑也灵活。

学医之前,陈伦初在马宁村委会当出纳,马东一带多种植甘蔗,“甘蔗地里多蛇虫鼠蚁,每年都很有很多人被毒蛇咬伤,1972年,大队决定送我去学医,好救治那些被咬的人,我就入了行。”

在那个年代,卫生医疗防疫工作共设有三级医疗网(村,镇医院,县医院),赤脚医生处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村里的防疫工作。

赤脚医生中,女医生普遍比男医生入行早,年纪大,苏瑞红说,到了现在,女赤医的身体状况普遍较男赤医差。“除了接生、看病,打防疫针等,我们还要宣传计划生育,全面普查寄生虫等等。我们无法治疗的,才往上一级送。”说起那段经历,除了光荣,苏瑞红只说一个苦字。

麦村赤脚医生站最多的时候11个人,其中有3个人(女医生)负责接生。“忙起来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法上床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要出诊。记得25岁的时候,我背着1岁的儿子去帮别人接生,当时大风大雨我们母子都被打湿,一日一夜接生了5个。”苏瑞红说,遇到难产之类,她们还要负责把病人送去杏坛医院,甚至广州。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缺资少药,她们还要亲自上附近的马陵山采药,山上还会有蛇。对于蛇,陈伦初很有一套。在其他赤医(尤其是女赤医)看来,陈伦初有专治毒蛇咬伤这一门手艺,才使得他不那么容易被淘汰,也是他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

陈伦初这样形容赤脚医生:做你唔死,发达无份。除了极少数真的发达了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收入都很一般,最低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是他承认,当救治了一些危重病人时,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回家,满足感会很强烈。

陈伦初三女一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学医,在医学院校毕业,现在在大良的同江医院工作。“对我这些手艺她不感兴趣,年轻人怎会跟你死守?”

据统计,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赤脚医生的贡献广受认可。上年纪的村民大多十分敬重赤脚医生,甚至有人视她们为救命恩人。

惊觉被时代抛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技术的发展,赤脚医生的身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曲线,一直在下行。

“后来要我们经常考试,一年考几次,什么乡村医生证、接生证,要交各种费用。”苏瑞红说,然而,即使一次次地通过了考试,还是无法避免被政策淘汰的命运

“大概从85、86年开始,卫生局规定有些业务不让我们赤脚医生做了,例如接生。”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但是对于老一辈赤脚医生来说,这样的现代化培训基本上是很难通过的。

对于政策的变化,赤医们说自己能够理解,然而在调整自己心态的同时,赤脚医生也隐隐开始感觉一丝不安,而这一丝不安,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他们已经被时代抛弃。

当“民办教师”待遇问题获得解决时,被抛弃的感受变得更强烈。和赤脚医生一样,“民办教师”也是一定时期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得到解决,让赤医们想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养老问题。

她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的界定,可以确认他们跟民办教师一样,是应该获得同样对待的。文件中说,“他们(赤脚医生)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文件还建议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据此,以苏瑞红等人为代表的近百名杏坛的赤脚医生,开始找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

我们没有养老金

“我们没有养老金。”这句话不停地在这些女赤医口中重复着,在这方面的抱怨,她们远多于男赤医。关于要争取的权益,赤医有两点要求:解决身份问题,至少能被视为职工待遇;纳入社保。

一直以来,对赤脚医生顺德未有明确的政策,只有部分镇街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辖区内的赤脚医生进行安排。而苏瑞红等人所在的杏坛镇同样一直没有动静。

她们自称是“被遗忘”的群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大家的代表去争取权益,苏瑞红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跑遍了几乎所有市、区的相关部门,搜集了一大堆全国各地关于解决赤脚医生问题的报道和政策。几年来,她用尽了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四处奔波、给当官的写信。

与其他赤脚医生一样,她也是没有文化,同样要照顾家庭,但她热心敢言。“我有一儿一女,都不宽裕;我老公68岁了,身体差,丈夫也没有养老金,我们家也未够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当年,工作量又大,工资又低,一年365日,没有一天是假期。没有过一次妇女节,没有过一次劳动节,没有过一天春节,全部节日都要工作。“苏瑞红眼带泪水说,”只是希望政府和社会不要忘记我们。“

2009年底,《佛山市农村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试行)》出台,并在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按这个政策,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不含当月)之间的本市户籍农村居民(在校学生除外)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大社保。“参保人按月缴费到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申请‘延后缴费’。”

“这个政策,只对男的有利。”杏坛高赞的乡医潘肖明对“退休年龄”不满,她1975年进入赤脚医生行列,政策出台时快满49岁。虽然当时她依然有补缴资格,但她没补缴,她认为成为乡村医生是自己响应国家号召,自己辛苦为公一辈子,“这养老保险还要我们自己买,这让我觉得不被尊重。”而当时已经过了50周岁的苏瑞红没资格补缴,只能看着这个政策叹息。

陈伦初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副理事长,苏瑞红等人认为他维权“不够给力”。在她们看来,这或许是由于陈已补缴社保、还挂着头衔所致。

其实,对于现状,陈伦初同样有抱怨,只是他认为,让医院“收编”不现实。

“我没有走上访这条路,但我一直在争取。我们向杏坛镇和顺德区的卫生局申诉过,但得到的答复就只有‘研究’、‘研究’。”陈伦初介绍说,2007年,广东省实行“一村一站一万元”补贴政策,全省有1.5万多个卫生站得到省财政补贴,但这个补贴未落到顺德区内。

“我们这类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民办教师都上晒岸了,而我们打拼几十年,连最基本的医保都没有。”陈伦初抱怨说。


仍在苦苦等待

资料显示,国内多个省市都已经就解决村医养老问题制定了措施,如上海、北京、浙江、陕西、青海、福建等地,但广东省内未见有大动静。

顺德相关部门态度如何呢?苏瑞红表示,2010年,顺德区信访局已经组织卫生、社保部门开会,同时也邀请了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卫生局的人说,他们已经把方案交到区政府,但一直未获审批通过,方案被打回重新修改。”

对于整个顺德地区赤脚医生的数量,社保、医保、身份转变等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及苏瑞红的说法,顺德卫生局暂时没有回应。

我个人看来,政府可以参照社保标准,让社保局帮忙算一下金额,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发放。目前顺德区内发放的退休金是人均1300多元,缴费年限约为28年左右,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以100人算,那么财政一年大约要拿出156万元……———顺德社保局某负责人

我们这类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民办教师都上晒岸了,而我们打拼几十年,连最基本的医保都没有。国内多个省市都已经就解决村医养老问题制定了措施,但广东省内却未见有大动静。———赤脚医生陈伦初

我们当年,工作量又大,对社会贡献又大,工资又低,一年365日,没有一天是假期。我们没有过过一次三八妇女节,没有过过一次劳动节,没有过过一天春节,全部节日都要工作……我们只是希望政府和社会不要忘记我们。

———赤脚医生苏瑞红

■ 对话

顺德社保局某负责人建议:

参照社保标准

财政承担发放

对于赤脚医生纳入社保的要求,顺德社保局一个负责人回应表示,之前一些政策没有执行,在这一点上顺德政府要负责,但必须明白的是,有些问题并不是一个区级政府能解决的,比如说15年社保的一次性补缴,要让乡村医生进入社保体系,这个在顺德区层级上没有拍板的权限,省一级才有。

社保补缴补缴15年即可领退休金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顺德社保金的缴交是每人每月缴费300多元,其中200多元被纳入统筹基金,其中100多元被纳入个人账号。目前顺德区内个人账户总额有100多万元,但这个钱是不能动的。如让乡村医生现在进入社保体系,对原来已经缴交多年的人来说不公平。

这位负责人认为,补缴的门槛并不算高,“一次性补缴足15年进入社保体系,按照3000元一年,15年则是补缴4 .5万元,他们大多补缴后不久就达到退休年龄,马上就可以领取每月700到800元不等的退休金,如此一算,一年就有1万多的收入。此外,每个参保人在过世后都能获得一笔1万多元的丧葬费。那就是说,补足的部分,3年多就回本了。”

解决编制就是解决社保?该负责人说,二者关系并不能绝对,因为政府承担的责任和社保基金承担的责任不能等同。

解决建议财政承担100人一年约156万

该负责人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个人看来,社保的问题虽然不能打社保基金的主意,但政府可以参照社保标准,让社保局帮忙算一下金额,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发放。医保这一块,则可以建议乡村医生参加居民医保,这居民医保是比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要低一些,这些低出的部分,可以由政府政策估算后补足。”

该负责人作了个估算表示,“目前顺德区内发放的退休金是人均1300多元,缴费年限约为28年左右,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以100人算,那么财政一年大约要拿出156万元,”医保就不好算,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些年 走在农村的赤脚医生们

摘要:“希望有人记得我们。”女赤脚医生梁顺婷的眼里隐忍着泪水说。由于经营“无贡献”,她坚守了45年的卫生站即将面临关闭,而辛劳一辈子后,她将失去本已不多的收入来源,而且也没有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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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在特定时期为农村医疗做出贡献,一些诸如邮票等收藏品见证了那个时代。

“希望有人记得我们。”女赤脚医生梁顺婷的眼里隐忍着泪水说。由于经营“无贡献”,她坚守了45年的卫生站即将面临关闭,而辛劳一辈子后,她将失去本已不多的收入来源,而且也没有退休保障。像她这样的赤脚医生,在全国不少,在顺德也有一个群体。

2011年两会,关于赤脚医生养老待遇的提案,也一度成为议论的热点。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本身就是一名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对于乡村医生的待遇也非常关注。面对代表的建议,陈竺作了回应,他表示北京、上海已经出台政策比较好地解决了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其他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能跟上北京和上海。

顺德的经济在全国来说是数一数二的,但是顺德赤脚医生的境况,却跟西部欠发达地区差不多,能否善待这些赤脚医生,或者可以为全省做出一个示范。

1

梁顺婷64岁杏坛南朗

一个人一间屋一个心酸结局

赤医45年,她的卫生站“无贡献”将关闭

“我也不解,有什么巨大的力量驱使我坚持45年。”一个人,一栋屋,互相都在记录彼此的历史:1967年,医疗培训一年的梁顺婷在崭新的杏坛南朗卫生站开始工作,改革开放后,村里要求赤脚医生承包“赤医站”,梁顺婷和两位赤脚医生经营“赤医站”自负盈亏。

45年,梁顺婷从青春少艾到如今鸡皮鹤发。接下来,她面临着许多赤脚医生最后的结局———结束乡医生涯,但没有养老、医疗保险

“没退休,靠自己养自己。”自负盈亏后的卫生站,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病人基本都是老一辈的村民,还有在村里租房的外来工,开点药、或者打针,卫生站就靠药费、针剂的费用维持卫生站经营。尽管经营上无人过问,但从用药、剂量、收费都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在行业竞争中,老去的卫生站无任何优势可言。

梁顺婷靠每月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没有养老保险,而现在又传来噩耗,卫生站即将面临关闭。她解释,乡村医生开设的卫生站要有法人担保,而梁阿姨需要村书记写“应聘书”来担任该卫生站的法人,“可是村委不批‘应聘书’,还说现在村里已经不需要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贡献。这样真的令我很心酸。”

梁顺婷感叹,她们的贡献已经被磨灭“政府不能忘本。”

当年每个村的卫生站只有3名赤脚医生,两女一男,而梁顺婷所在村共有21个生产队,“赤医站”的3名医生就要服务3000多名村民。而且,女赤脚医生还被变相规定不能外嫁其他地方,“因为村里出资源培训我们,如果我们嫁到其他村就不能对这条村做贡献。”她被选中之前,就默许不会外嫁其他村。

“希望有人记得我们。”梁顺婷的眼里隐忍着泪水,这不仅仅是心酸,更是一个时代特征被遗忘的泪。

2

尤少珊62岁杏坛北水

一次转行一个难受的对比

没做民办教师做了赤脚医生

1968年,18岁的尤少珊初中毕业,当了一个月的民办教师,随后被推举到“赤医站”工作。她首先要到杏坛医院速成班学习。尤少珊记得老师对她们这些学员说:“你们好本事啊,我们学5年的东西,你们要3个月学会。”也因为这样,这个速成班被老师叫做“速速速成班”,学员们被叫做“万金油医生”,也就是什么都会。

尤少珊说,那时候有句话叫“四术不出村”。所谓四术,是指接生、上环、除环、人流,这些都由女赤医们在村内就完成。她说那时候,跟大队里的接生员一起,每个月差不多要接生8到12个孩子。

此后,“万金油医生”尤少珊还到过顺德院卫生学校和佛山卫生学校进修。1984年,她通过全国统考,次年获得《乡村医生证书》;1995年,再次通过统考,获得《医师执业证书》。

改革开放后,原行的记工分制度改变,尤少珊所在的北水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站里的工资按级别发,“我领的是二级工资,500、600块一个月吧。”不过,到了1997年,因为医疗合作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下去“便散了。”

“常有病人问我,为什么还不退休?”尤少珊说她也想退休,不过退了休也没有退休金,唯有一直做。但从前能做的工作已经被禁止做了,“社会在进步嘛,我们现在人老眼花,就算给我们做,我们也不敢做,怕出事。”

但是对于没有退休金,她依然心难平。“我当年也是做教师的啊,是大家推举我当赤医的。我们也吃过很多苦,也付出过很多。现在呢?好像是用完了,就把我们扔了。”

现年62岁的尤少珊早已过了补买社保的年龄,也就无法领取养老金。尤少珊曾与其他女赤医一起到医院,到卫生局上访,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真不想别人将我们当怪物看,这个不理,那个不睬。”

3

吴常芳64岁杏坛东村

一份缘一次生离死别

赤医夫妻和他们俩等不到的福利

一份正常稳定的退休金,丈夫梁浩桂已经等不到了,妻子吴常芳还在苦苦等待。

虽然是早上,但东村卫生站内依然昏暗,墙角积满了灰黑的蛛网,木桌的边缘磨得光滑,桌上的玻璃已经满是刮痕。64岁的吴常芳和丈夫梁浩桂都是杏坛东村卫生站的赤脚医生,两人在此相识相爱,梁浩桂负责内外全科,吴常芳负责接生等妇幼保健工作。2002年,当时只有55岁的梁浩桂死亡。

踏入2000年后,梁浩桂除了腰椎、腿脚不适之外,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胃痛。“饮食不定时,工作时间不稳定,其实我们都知道原因,但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吴常芳称,直到2002年某日,梁浩桂在卫生所内倒下,才因此第一次去了医院。

梁浩桂在医院没有呆够一天,当晚就在医院死亡。吴常芳只是知道,由于丈夫长期服用止痛酊,胃部严重溃疡。当时梁浩桂在卫生站每月能够领到2000多元,吴常芳则有1800多元,家里还有3个女儿。

尽管已64岁,但赤脚医生吴常芳每月依然有固定任务,就是到东村各个孕妇的家里做产后访视,这是她现在唯一的生活来源:每访视一个产妇,她能收到30元。为了省下交通费,她常常选择步行。“有些月份,大肚婆会多,运气好会有十几个,但有时是一个都没有。”

此外,吴常芳每月还要交50元的乡村医卫协会会费,到杏坛医院学习“最新的医疗技术”,尽管无论学了什么她唯一能做的还是只有产后访视,但她仍然交钱,“如果不交,我怕会取消了乡村医生的资格,到时有政策下来,我也享受不了了。”

4

梁天有62岁伦教仕版

一次响应号召一次放弃

与医生身份擦肩而过,他说有时做人就是这样

相对于女赤医买社保的政策障碍,今年62岁的男赤医梁天有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前年一次性购买了社保,如今每月除了在村卫生站有一份工资之外,还有退休金。

梁天有的家离伦教街道仕版村的奋扬医疗所很近,步行不过3分钟。奋扬医疗所是一栋三层高的白色小楼,楼外正中高挂着一个红十字,门外还有一些计生保健的宣传栏,骤眼看,要比其他乡村卫生站要显得崭新许多。

2011年12月某日下午,医疗所内只有梁天有一个人上班,“这里一共三个医生,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个要年轻点,还有个刚毕业,最多就两个人回来,轮流轮岗。”

一个人值班,工作比较繁琐,挂号、看病、开药、打针,都是梁天有自己一个人一脚踢,每天都在这3间小房子内外穿梭。

对于自己的状况。梁天有不觉得困窘或是幸运,只是觉得一切都是机缘巧合,错过了也不能怨什么。

1969年,19岁的梁天有和村里另一个人一起到伦教医院培训。“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当医生,但当时这很光荣,响应号召,那就去吧。”一年内培训结束,梁天有回到仕版卫生站当上了乡村医生。回想起那段日子,梁天有最大印象就是“忙”,最初卫生站只有两个人,每天背着药箱都在田间、村民家里跑,到1972年,又来了个女医生负责妇幼保健、接生等“四术”。

1998年,梁天有收到通知可被收编到伦教医院,谁知天不遂人愿,当年香港顺德联谊总会捐款43万港币的仕版奋扬医疗所落成,于是他又被调到了医疗所。

“当时仕版就那么几个医生,伦教镇领导说如果医疗所空置了,香港同胞捐款的积极性都会受到打击,这么大的乡村医疗所不能空置了。”

梁天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归到乡村医生的轨迹中。如今,奋扬医疗室属于仕版村委管理,梁天有是法人,每月定期都会参加专业培训。“我们已经对社会没用的了,只能怪自己当时的认识不够,错过一次次机会,不过也不能埋怨什么,有时做人就是这样。”梁天有笑着说,社会已经不再需要赤脚医生,自己当了一辈子医生,要是什么都不干,天天在家里反而不习惯,“不做的话回家也有子女养,现在能做就做,有工资就足够。”

2010年,梁天有在60岁之前,用4万元一次性购买了全部社保,如今他在医疗所属于留职身份,每月工资加奖金大约能够有2000多元,加上近900元的退休金,每月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

记者:何帆燕 陈宇 吴曦 宋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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